做人处世，无刚不立，但过刚则易折。如何克服这一矛盾呢？外圆内方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就是说为人要品性刚正，但又要讲究谋略，如此才是做人的至高境界。
“方”，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指一个人做人做事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不被外人所左右。“圆”，圆滑世故，融通老成，指一个人做人做事讲究技巧，既不超人前也不落人后，或者该前则前，该后则后，能够认清时务，使自己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也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
外圆内方的人，有忍的精神，有让的胸怀，有貌似糊涂的智慧，有形如疯傻的清醒，有脸上挂着笑的哭，有表面看是错的对。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人仅仅依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无论是在商界、仕途，还是交友、情爱、谋职等等，都需要掌握“方圆”的技巧，才能无往不利。
“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现实生活中，有在学校时成绩一流的，进入社会却成了打工的；有在学校时成绩二流的，进入社会却当了老板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成绩一流的同学过分专心于专业知识，忽略了做人的“圆”；而成绩二流甚至三流的同学却在与人交往中掌握了处世的原则。正如卡内基所说：“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是依靠专业技术，而85%却要依靠人际关系、有效说话等软科学本领。”
真正的“方圆”之人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威力，有沉静蕴慧的平和。真正的“方圆”之人能对大喜悦与大悲哀泰然不惊。真正的“方圆”之人，行动时干练、迅速，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能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真正的“方圆”之人，没有失败，只有沉默，是面对挫折与逆境积蓄力量的沉默。
在强大的对手高压下，在面临危机的时候，采取藏巧于拙、装糊涂的样子，往往可以避灾逃祸，转危为安。面临险境，或遇到突发事件却装傻看呆。这比临危不惧和视死如归的壮烈要明智得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拙诚与对手周旋，确实不失为一种高明之术。
《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当时刘备落难投靠曹操，曹操很真诚地接待了刘备。刘备住在许都，在衣带诏签名后，为防曹操谋害，就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此迷惑曹操，放松对自己的注意。
一日，曹操约刘备入府饮酒，谈起以龙状人，议起谁为世之英雄。刘备点遍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张绣、张鲁，均被曹操一一贬低。曹操指出英雄的标准——“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问：“谁人当之？”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刘备本以韬晦之计栖身许都，被曹操点破是英雄后，竟吓得把匙箸丢落在地下，恰好当时大雨将至，雷声大作。曹操问刘备为什么把筷子弄掉了？刘备从容俯拾匙箸，并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说：“雷乃天地阴阳击搏之声，何为惊怕？”刘备说：“我从小害怕雷声，一听见雷声只恨无处躲藏。”
自此曹操认为刘备胸无大志，必不能成气候，也就未把他放在心上，刘备才巧妙地将自己的惶乱掩饰过去，从而也避免了一场劫难。刘备在煮酒论英雄的对答中是非常聪明的，他用的就是方圆之术，在曹操的哈哈大笑之中，才免去了曹操对他的怀疑和嫉忌，从而最后才能如愿以偿地逃脱虎狼之地。这正是“鹰立似睡，虎行似病”。
清代的张之洞为官几十载，两袖清风，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同时他又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在晚清黑暗腐败的官场里入阁拜相，成为一代名臣。
张之洞的成功，不仅是源自他的学识，还得益于他做人老道，进退有度，刚柔并济。
张之洞是一个成熟老到的政治家，他老谋深算，进退有术，处处为自己留下退路。他不结宗派、树私党，常常标榜自己“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既和又不能同，既群又不能党”。在从政之中，由于政见趋同，很自然地会有至交好友。众所周知，当初在京纵论时政时，张之洞附着李鸿藻这样的阁臣，成为清流党的“牛角”，而且在1876年底至1881年的四年多时间里，其笔锋所向、触角所至，也无可辩驳地显示他是清流党的重要成员，但他却时时处处竭力否认自己是清流党。
在被人视为“清流党”的头面人物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张之洞确乎遭人攻诘不多，这正是因为他这个“清流党”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张佩纶、陈宝琛，今天弹劾这个，明天弹劾那个，积怨甚多。而张之洞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是虚与委蛇，尽管他纵横捭阖，但尽量不贸然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张之洞，本有分李鸿章之势的用心，避免李鸿章集大权于一身。张之洞虽然与李鸿章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如甲午之战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李鸿章视张之洞为“书生之见”。但张之洞表面上还是表现出对李鸿章的极大推崇，据说当李鸿章七十寿辰时，张之洞为他做寿文，忙活了两天三夜，这期间很少睡觉。琉璃厂书肆将这篇寿文以单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张之洞如此处理与李鸿章的关系，显然包含着深刻的外圆意识。
他的外圆谋略还表现在对光绪帝废除与否的问题上。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鉴于西太后的威严，对废除光绪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态，总是含糊其辞，既不明说支持，又不明说反对，常常推说这是皇室家事。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上，更可看出张之洞的聪明老练、圆滑狡黠。正是因为张之洞做人的成功，他才能在官场上既如鱼得水，又出污泥而不染，既能让朝廷赏识自己，又运筹帷幄为百姓办实事，成为名震中外的“圣相”。
当时清流党中的张佩纶、邓承修等人受一系列直谏成功的鼓舞，热血奔涌，愈加放肆。他们纷纷上疏，弹劾一系列贪污受贿或昏庸误政的官员。而张之洞并不欣赏他们的这些做法，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一味刚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不仅容易惹火烧身、招致祸端，而且常常有性命之忧。那种逞血气之勇、图一时痛快的做法，绝非智者所为。身处你死我活、激烈竞争的官场漩涡之中，谁敢说自己能够永远做官场上的不倒翁？
柔与忍的做人哲学在张之洞的身上得以充分地体现，其运用之精妙令人赞叹。
古往今来，有许多自诩机敏之士于风雨飘摇中遭遇不幸，这往往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左右逢源、圆滑处世，且行为脱俗、锋芒毕露而招惹嫉妒。如果能学会外圆内方，以柔忍之术做人，想必就不会那样不幸，而是可以更好地展现才华，为国为民尽心尽力了。
总之，人生在世，运用好“方圆”之理，必能无往不胜，所向披靡；无论是趋进，还是退止，都能泰然自若，不为世人的眼光和评论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