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侵华期间，日本在山东占领区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其突出特点是排斥资本的自由竞争，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实施国家资本的绝对统制，建立“日满支”经济共同体，重点掠夺煤炭、矿石、原棉、原盐等重要资源，发挥“兵站基地”的辅助作用。
战时日本在山东及整个华北地区所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由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其在中国战场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同时也与日本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分不开。19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在经过激烈动荡后做出了如下选择：政治体制方面否定宪政政治，实行军事独裁，变天皇立宪制为实质上的天皇法西斯制；经济体制方面否定自由放任，限制自由竞争，变自由经济体制为统制经济体制；以此为基础，在对外关系方面，放弃一贯奉行的对英美协调主义，转而大力推行亚洲门罗主义，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扩张。1931年日本商工省通过《重要产业统制法》，统制经济体制由此开始出现。随后在军部积极主张与推动下，日本政府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旨在加强对经济的统制。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进行统制经济试验，建立“日元经济区”。1936年底日本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进口激增导致外汇储备告罄。而此时的广田内阁提出了以军费为主的30多亿日元的庞大预算，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1937年6月，近卫内阁提出“财政经济三原则”，着手研究对经济实行直接统制的具体政策。“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于7月和8月先后提出5亿日元、20亿日元的临时军事预算，几乎相当于当时的国家预算。在此背景下，对经济的统制立即变为现实。1938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国防目的”，政府可以“统制、运用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一法律以敕令或省令的形式在日本国内付诸实施，并推行至“日元经济区”，标志着日本统制经济的形成。
1938年上半年，日本军队已占领了山东大部地区，并建立起殖民政权，开始了对占领地经济的经营与开发。由于其在伪满洲国实施统制经济的试验和战前对山东经济资源、产业开发的调查，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掠夺一开始就表现出计划性和统制性的特征。战前，满铁经济调查部（1936年10月改组为产业部）和中国驻屯军（即后来的华北方面军）就曾在山东进行过广泛的资源产业调查，在山东的日本民间机构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查，而调查的出发点是把山东作为“中、日、满联盟经济”的一环。日本对山东经济开发构想随着其政治军事的扩张步步深入，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将山东纳入其华北经济开发计划之中。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中国驻屯军、满铁、兴中公司制订了实行统制的产业开发计划，主旨是将日本殖民地、占领区以及势力扩张区域联系起来，建立由其控制的大经济区，而将山东及华北地区纳入“日元经济区”，则是整个统制开发计划中的重要内容。1937年春，日本决定在同年秋召开中央经济会议，以“综合研究朝鲜、满洲、华北的产业五年计划”，并预定当年8月先期召开大陆经济会议，满铁经调会5月18日决定在满铁产业部设立大陆经济会议筹备小委员会，负责为会议拟订计划方案。同年6月满铁经调会提出了《山东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案》，在“开发方针”中指出：“山东的贸易和投资与日本有紧密的联系，日本必要的军需物资不应由第三国支配，因地理关系和与满洲的密切经济关联更应引起注意”；“应确保日本在山东的既存权益并不断扩大，确保准战时体制下的资源和市场，尽量避免日本国内事情及国际关系引起的摩擦，排除中国中央政府的支配”；“在山东省目前的政情下，应着眼于将来基础地盘的培植，倾力于日本所必需的棉花、羊毛、小麦资源的流通机构，以期顺利获得”。与此同时，大陆经济会议筹委会还分别制订了《山东省经济开发计划要纲案》（下称《要纲案》）、《山东省矿业开发五个年计划大纲》（下称《计划大纲》）、《对山东投资机关对策案》（下称《对策案》）等。
《要纲案》对开发山东经济提出两项目标，即：“为对苏作战获得利用国防资源的培植地域，以及为日本产业确保必要的原料资源”；“协力推进与山东联系的依存度，抑制英美和苏联势力的渗透”。关于开发的方针亦提出两点，即：“以日满支依存联系紧密化为主轴，诱导山东方面协力助成”；“援助、指导为开发国防资源而进入的企业，帮助其解决困难”。《要纲案》还对省财政、金融、农林渔业、矿业、电力、盐业、一般工业、交通通信、债券发行以及引入日本资金等，制订了计划要领和对策，体现了日本对山东经济开发的大致构想。
《计划大纲》则对开发山东工矿业制订了五年计划，主旨是从日满集团资源补给出发，扩大强化日本在山东已有的势力。其主要方针是：第一，扩大强化日本资本经营的铁矿、煤矿、盐场的开发，依据增产计划向华商企业渗透；第二，在日本势力下扩大电力、采金等重要产业；第三，在日本势力下开发纸浆、矾土等重要工矿业；第四，以日本势力进入为原则，鼓励日本企业投资一般加工工业，由当局给予适当援助。具体开发计划为：在金岭镇附近建设年产20万吨炼铁厂，由鲁大公司经营，产品输出日本；扩大胶济铁路沿线日资煤矿的采掘，并逐渐向华商煤矿渗透；利用新设计的高徐铁路，开发沿线煤矿；博山矿区以博东公司为中心争取年产达400万吨以上，其中250万吨向日本输出；鲁大公司所属各矿争取年产达320万吨以上，南定（大仓）、旭华（山东矿业）、明水（三菱）、坊子诸矿争取年产80万吨，两者每年向日本输出200万吨；依据青岛盐输日协定，山东盐业会社每年对日输出盐20万吨，并可突破输出限额；在招远玲珑金矿设立日处理矿石300吨的精炼所，对胶东和鲁中地区金矿资源实施调查，并制订开发对策；以淄川、博山煤矿为中心实施火力发电，并完成15万千瓦发电设备的安装；由兴中公司和满化负责设立年产5万吨的硫铵工厂，为华北棉花增产生产肥料；在张店设立工厂，利用棉花结秆生产纸浆；开发博山、淄川等地矾土矿资源；当局给予必要援助，促使日本民间资本自由进入包括纺织、橡胶、染料在内的一般工业。
《对策案》中对经济开发中投资机构作了规划，其方针是将山东作为特殊权益地区，利用金融机构和华商资本，成立银公司作为投资管理机构。银公司资本构成，满铁和兴中公司持股1/4，华北地方政府持股1/4，日中民间资本持股1/2.投资区域分为日人居留地区域和山东内地。在居留地，由横滨正金、朝鲜银行、济南银行等日本银行负责一般商业金融，由东洋拓殖或满洲兴业银行负责长期金融投资；统制事业投资和经营，由兴中公司负责，其他行业由日资企业自主经营。在山东内地，金融投资和事业投资经营，由兴中公司负责其中的统制事业，其他方面由日资企业自主经营。
大陆经济会议因“七七事变”爆发未能召开，但这些方案却为后来日本在山东经济掠夺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奠定了基础。上述计划方案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日本的华北经济开发方案相配合，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日本“日满华一体化”经济圈的构想；第二，以重要的战略资源开发为重点，针对山东主要煤矿、铁矿、原盐以及农产品资源，建立以日本国有资本为主，吸纳财阀及民间资本，利用地方华商资本的统制经济，增强日、满与山东及华北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三，通过成立专业投资公司，谋求对各重要行业的控制；第四，贯穿“满铁至上”的原则，各方案均体现了满铁的主导地位，力图以满铁为中心来从事各项开发。总之，尽管方案还相当隐蔽和粗糙，但可以看出此时日本建立日满华一体化统制经济的构想已经成熟。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山东及华北占领区建立起配合其战略推进的殖民地统制经济，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开发和掠夺，广泛而有重点地攫取资源，以支撑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在山东及华北地区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视该地区为兵站基地，其经济统治机构的设置、方针政策的确立、开发计划制订补充、产业开发的实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处于不断演变之中，每个阶段的特点都有所不同，然而其“征服中国并利用其资源”的主旨则是既定不变的。
“七七事变”前，策划对华北经济侵略，制订产业开发计划的主谋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满铁和关东军，“直接实行机关”则是由满铁设立的兴中公司。事变之后中国驻屯军扩编为华北方面军，成为战时华北占领区内日本最高军事指挥机构。1937年9月该军设立特务部，其职能之一就是策划、主持华北占领区经济统制。同年11月，日本内阁秘密设立的第三委员会也在策划将国内统制经济扩展到中国占领区的具体方案。期间，华北军特务部联合满铁等机构制订了一系列针对华北的经济开发计划。12月底，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华北经济开发的根本方针”，其要点为：华北经济开发的总目标是使日、满、华北三方经济形成“共存共荣”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力促进日本、“满洲国”政府和民间资本向华北投资，为此华北开发计划必须依照日、满产业开发需要和可能来制定，使之成为日、满、华北产业开发计划之一部分；对华北交通、港湾、通信、电力、煤铁、盐业等基础产业和资源产业，必须加以统制，方法是在各行业设置相应的特殊投资公司来统一管理，每一行业委托日本国内相应行业的专业团体和大公司来经营，承担经营的专业团体和公司自行筹措资金，提供技术和物资保障；为对统制产业进行总体调控，设立进行统一计划、投资、监管的最高统制机关，即垄断性的特殊投资公司——“国策会社”。统制产业的一切事宜须由该会社审议通过后才能实行；对各项统制产业，日本政府将给予资金及其他经营上的保证以及相应的特权；在“国策会社”成立前，作为过渡办法，仍由满铁设立的兴中公司主持华北经济开发。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决定成立以战时经济统制决策机关企划院为中心，由华北军、关东军参加的“华北开发委员会”。1938年3月26日，日本成立日华经济协议会，由该会负责审议有关开发的指导方针，并决定金融、工商业、贸易等部门的紧急政策。“所有政策经该会审议后，交由中日各机关协同执行，为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一目的，并令伪组织成立实业部从旁协助”。该会成立后，制定通过了“对华北的综合开发计划”，以及一系列与之配套的金融货币、工商贸易、农业等方面的紧急对策。是年11月，经日本国会批准的华北开发公司正式成立，成为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实施经济统制的中枢性“国策会社”。
随着战火由华北向华中、华南扩展，战线的延长使日本的经济开支愈益庞大，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国际收支状况愈益恶化。日本所制订的山东及华北经济开发计划，所设定的战略资源的生产和输入数额极其庞大，但其计划却因资金匮乏而难以实现，在占领区从事经济扩张所需的资金、设备等物质条件并不可靠。战争初期，兴中公司和日本私人资本在华北的经营活动，主要是对未内迁中资工厂的军管理、委托经营和恢复工矿企业的生产，并未投入大量资金，开发计划也只是处于制订阶段。
1938年10月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面对业已显现出的战争长期化趋势，日本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治经济策略，设置统一对华政策的机构，以协调陆军省、外务省等各方关系。11月30日，日本内阁制订《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确定了“以战养战”的经济策略。与此同时，内阁还决定扩大兴亚院在华机构设置。兴亚院除本院设于东京外，在占领区设立华北、蒙疆、华中、厦门4个联络部，并在华北联络部下设立了青岛办事处。兴亚院主旨在于统一负责对华政治、经济统制，然而政务方面由日本“现地军”掌握，其工作重心实际在经济方面，即实施经济统制的最高指导机关。兴亚院在中国各地所设置的联络部及事务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上看，华北、青岛作为战前日本的“特殊权益地区”，其地位受到特别的重视。
兴亚院及其在占领区各联络部的设立，标志着日本经济统制的国家指导机关在中国占领区已有了统一设置，而对华北占领区负责具体统制的则是同期设立的华北开发公司。此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日本又重新修订山东及华北的经济开发计划，并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1938年6月，日本企划院第三委员会决定由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满铁和兴中公司共同制订“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草案”，实行期为1938～1942年。后来因计划迟迟不能进行，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又将其修改为“华北产业开发四年计划”。这些计划的制订，带有明显的“速战速决”、军事殖民化色彩，计划指标异常庞大，缺乏实际可行性，“开发”项目实际大多无资金开工，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当时，华北占领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各地抗日活动愈演愈烈，加之物资短缺，物价暴涨，大量粮食和日用品不得不从日本国内及华中地区调入；另一方面，军管理工厂的委托经营效率底下，原有的日资企业也只是刚刚开始恢复，躲避战乱的华商将资金集中于城市；同时，日本在华北的贸易外汇统制、铁路港口运输等也存在诸多问题。日本当局在占领区面临的困境，迫使其不得不重新修订计划，对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加以修补。
1939年6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根据日本和伪满洲国生产力扩充和物资动员计划，将第一次五年计划修改为“华北产业开发修正三年计划”，实行期为1939～1941年。该计划与以前计划相比，各种战略资源的产量指标均有降低，但突出了对交通运输和电力的投资和利用。之所以如此，是与日本决策部门对华北经济地位的认识分不开的。华北资源开发是为了弥补日、满资源的不足，扩大电力生产和提供便捷的运输，是扩大华北煤炭、矿石生产输出的前提条件，因而开发计划的重点便转向交通和电力。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同盟，从而构成对英美的挑战。当美国对日本的威胁采取报复措施，限制对日资源出口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日本殖民地政策发生变化，促使其在殖民地加紧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1940年4、5月间，日本企划厅提出华北产业开发应实行“重点主义”，7月企划厅制订了“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综合调整要纲”，将原先的全面开发调整为重点开发。要纲将1941～1945年定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强调开发要实行重点化、综合化和具体化，开发目标以增产煤炭和粮食为重点，交通、电力等部门要围绕目标重新调整。同年11月，日本政府制订“日满华经济建设要纲”，提出用10年时间将日满华经济连成一体，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按地区实行产业分工，关内占领区重点发展矿业和盐业，确保粮食及棉花增产。由此可见，日本对占领区经济开发的目标和重点有了明确的调整和规定。1941年10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重新制订了“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该计划仍坚持“重点主义”的开发方针，并将重点产业加以扩展，其原因是“为着节约海上输送力”。计划中煤炭增产及运输能力提高仍是重点，所需资金数占计划总数61.7%。该计划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大东亚经济建设计划”所替代，但基本原则和重点仍被坚持下来，并对华北经济开发产生重要影响。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冻结了日本所有海外资产，对日实施全面的物资禁运政策，使日本军需生产与物资供应受到很大打击。在此背景下，日本把建设“日满华自给自足共同体”扩大为包括东南亚诸国在内的“大东亚经济共荣圈”。1942年8月末，日本兴亚院制订了“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策”，计划以10年为期，前5年配合战争，后5年全面建设。华北地区“要随着资源的开发，完备重轻工业和交通通讯设施”。
同年11月，日本内阁成立大东亚省，将原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及南洋局撤销，其职能全部归入大东亚省。在中国关内占领区，将原来的兴亚院联络部及领事馆合并，设立日本大使馆办事处，作为大东亚省的派出机关。青岛事务所等归入当地总领事馆。12月，华北开发会社制订了“基于大东亚经济建设基本方策的华北经济建设十五年计划”，实行期为1942～1956年。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庞大计划，以每5年为一期，第一期发挥华北兵站基地作用，为日本的战争需要服务，后两期建设旨在使华北变为向日本提供资源和加工品的殖民地。此时华北开发公司经日本政府允许，已可以直接经营统制事业。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虽夺占了东南亚资源地区，但要将各种战略物资运回日本国内，必须保障海上运输线畅通。1942年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战败，丧失了对海上运输的控制权，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海上物资运输急剧减少。在此情况下，日本不得不修改其经济开发计划，在华北采取“超重点主义”产业政策，集中人、财、物力，提高优质煤产量；同时，将单纯发展重化工原材料产业和对日满出口，转变为在占领区有重点地发展某些重化工原料加工业，如炼铁、炼铝、炼焦、液化煤、耐火材料、制碱等工业，变出口原料为出口成品或半成品，以减轻运输压力。1943年7月，华北开发公司根据日本内线作战计划，制订了“华北产业建设要纲”，实行期为1943～1957年。该计划谋求以黄海、渤海沿岸地区为中心，建设稳固的经济体系。其实施结果不仅导致占领区迅速产生出一批小型重化工加工业，而且普通生产和生活物资进一步受到控制。日本对产、供、销、输出、配给实行了全面统制，使占领区经济呈现出典型的殖民地化特征。
日本在山东的经济侵略活动被纳入到对华北的经济统制之中，构成其在华北占领区建立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期间，日本各机构林林总总的华北调查与开发计划中，山东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资源而占有显要地位。日本军事占领山东后，迅速在山东建立起殖民地经济统制，并开始了以国家资本为主、吸收民间资本、利用华商资本的大规模经济“开发”，重点获取煤炭、铁矿、棉花、原盐等战略物资，从而使山东占领区经济成为“日满支经济共同体”的一环。根据战争需要和基于调查所制订的各种开发计划，既有纳入华北综合性计划之中的，也有专门关于山东的；主持制订者既有官方机构，也有民间工商团体（如青岛、济南商工会议所）；既有关于某一地域的，也有关于某一部门的。计划庞大，头绪繁多，且中间夹杂着若干复杂变化。
日本关于山东经济的开发计划与其华北经济开发计划密切相关，以向日本、伪满洲国输出物资为战略目的。如何快捷、有效地获取和输送战略物资，是日本制订华北掠夺性开发政策的出发点。当时，日本占领当局对以天津还是以青岛为物资主要输出地，或者说华北经济开发是以天津为主还是以青岛为主，存在不同的认识。大致而言，陆军系统及在平、津的日本人主张前者，海军系统及在青岛的日本人主张后者。战前日本在天津、北京的政治、军事势力强于其经济势力，在青岛则反之，全面侵华战争沿续了这一态势，并造成天津为主说在前、中期占据优势，太平洋战争后青岛为主说影响增大。这种争执反映在山东及华北的开发计划方案中，对具体实施过程也造成了重要影响。归纳日本在山东的开发计划，主要有交通、矿业、农业、工业等几个方面。
（1）铁路计划。铁路计划以提高胶济铁路输送能力为核心。战前胶济铁路年运输量约350万吨，青岛港进出口货物主要靠该路输送。日本要控制山东乃至华北经济，必然会围绕胶济铁路大做文章。铁路计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改建扩建，提高胶济路运输能力；二方面修筑支线，向周边地区辐射。日本曾设想将铁路单轨改为双轨，以成倍提高运量。修筑支线的计划则更为庞大，一是修筑济南至彰德的胶济铁路延长线，与平汉铁路相连，向中原地区延伸；二是修筑高密—莒县—兖州—济宁—兰封支线，与津浦、陇海铁路连接，深入至河北、河南平原地区；三是修筑高密至徐州支线，解决中兴煤矿外运问题，吸收陇海铁路附近物资；四是修筑潍县至烟台支线；五是修筑潍县至天津的支线。在山东和华北的开发计划中，围绕胶济铁路的预定修建线路最多，受以天津港为中心观念的影响，这些线路的开发未付诸实施，最后只是新建了几条短距离的运送煤铁的专用线。
（2）青岛港扩建计划。日本曾就青岛港扩建制订过庞大计划，并与胶济铁路改扩建相衔接，试图将青岛港吞吐能力提高数倍。计划设想待铁路改建新建项目完成后，青岛的物资集散量达到1770万吨，其中煤炭一项达810万吨。青岛港扩张计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现有防波堤内的扩建，后期为在防波堤外增筑新港。主要工程包括码头维修、扩建，修筑煤炭专用码头，筑造新防波堤，建造5个新码头。前期工程完成后，吞吐量达1000万～1200万吨；后期工程完成后，吞吐量可达2000万吨。日本认为，华北港中最具价值的是天津港和青岛港，两港比较，港域条件、扩建条件及前景，后者优于前者；腹地范围和资源，前者优于后者。日本既要利用前者的优势向本国输送战略物资，又要利用后者增加山东物资的输出。1939年8月，兴亚院通过《青岛港扩张计划案》，拟定投资3900万日元，修扩建防波堤内港口工程，施工期为1939～1943年，竣工后港口通过能力要求达到695万吨。工程计划从1939年底至1940年陆续开工。
（3）煤炭开发计划。山东煤炭储藏量在华北不及山西等省，但因有便利的铁路运输条件，在日本有关山东及华北的各种开发计划中，山东原煤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七七事变”后日本第一个华北开发计划，即1938年3月兴中公司“华北产业开发计划要纲”，就决定以河北、山东为中心开发煤炭资源，由当时年产1300万吨增至5年后的3000万吨，山东煤矿区则由460万吨增至1418万吨，几占半数。1938年6月，日本企划院通过了“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将山东煤矿区划为中兴煤矿、大汶口煤矿、山东煤矿（淄川、博山）三大矿区，拟由华北开发会社、山东矿业、三井、三菱共同投资开发，计划到1942年产量达到890万吨（不包括大汶口煤矿）。1940年7月，企划院通过“华北产业开发第二次五年计划”，采取以煤炭、食粮为中心的“重点主义”开发方针。计划1940～1945年出口至日本的山东原煤，自150万吨增至420万吨，占中国煤炭对日输出量的30%左右。日本开发山东煤炭，看中的是炼焦煤的对日输出，因而海上运输至为关键。战争后期，随着日本制海权的丧失，运输能力急剧下降，山东原煤对日输出不断减少，煤炭开发计划也因此变得难以实施。
（4）农业计划。在日本占领初期，对农业原无开发计划，重点集中在商品性农产品的收购与抢夺上，特别是对棉花资源的夺取。由于受长期战争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山东农业生产出现严重衰退，农作物大幅减产，造成占领区严重的食粮危机。1938年，小麦、玉米、稻谷、棉花、烟草5种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平均比战前减产50%以上；1939年小麦等6种粮食作物平均减产40%，棉花减产38%，烟草减产37%。农业减产造成严重粮荒，日本当局不得不从海外进口粮食，或从伪满洲国、华中调集粮食。由于外汇短缺，从1940年秋开始，已无力向山东及华北地区输入粮食。在此形势下，日本当局要求军队及相关人员采取就地自给方式，解决食粮供应问题，有关机构也纷纷制订农业开发计划。1940年兴亚院制订了“华北主要农产物增产方策实施要纲”，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据此制订了“山东省农产物紧急增产方策”。该方策计划用10年（1941～1950年）时间，通过采取凿井灌溉、种子消毒、增施肥料、土地改良、设立推广机构、提供贷款等措施，来促进农业增产。该计划以1932～1935年平均产量为基准，谋求分四期恢复和提高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参。
（5）棉花增产计划。棉花是战时日本在山东及华北竭力获取的重要农产品。战争初期日本便对棉花生产与获取给予了高度重视。1938年10月，日本有关机构制订“华北棉花增产计划”，预计1939～1946年，华北四省棉田面积达到3000万亩，纺织用棉达到1000万担，1940年恢复至战前（1936年）水平。为扩充植棉面积和提高产量，计划采取的措施包括：整顿扩充农事试验和指导机关；在提高粮食单产的同时，腾出土地改种棉花；开垦利用盐碱地植棉；推广优良品种；改善水利设施等。1941～1942年，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政务委员会为中心，华北棉花协会、华北棉产改进会、华北农事试验场进行动员，开始扩大棉田推广工作，推进计划实施。然而，在战时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状况下，棉花增产计划的实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加之日伪当局收买统制造成价格的不合理，推广工作资金匮乏和使用混乱，华商资本退缩等原因，计划与实际推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参。
日本的农业开发计划，其目的是要保障战时情况下粮食等物资的供给，确立紧急自给体制，发挥占领区兵站基地的作用，克服食粮危机。但是，由于存在资金、资材、输送、劳工等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农业开发计划实施仅一年时间，便从生产转向了流通，如何收买、获取农产品成为日伪当局考虑的首要问题，农业增产归于失败。
（6）工业计划。占领初期，日本在山东的工业开发计划主要是获取矿产资源，避免山东工业的发展与日满发生冲突，以确保日本商品对山东市场的占有。太平洋战争后，由于日本海上运输能力下降，转而实行“适地适产”和“重点开发”政策，在山东开始发展以煤炭、铁矿、原盐、矾土矿为原料的加工工业，改原料输出为成品、半成品输出。列入统制开发计划的项目有：以金岭镇铁矿和淄川、博山煤炭为原料，由日本制铁会社、日本钢管会社、华北开发公司共同出资，在当地建立制铁所，并在青岛设立钢管厂；以煤炭为原料，由日本帝国燃料会社、华北开发会社投资建厂，采用低温干馏工艺生产沥青和煤液化产品；以张店附近矾土矿为原料，设立铝加工工厂，制成半成品供给日本及伪满洲国；利用胶州湾原盐建立制碱工厂。日本对山东的工业开发还曾有过更大的设想，提出沿胶济铁路建立工业带的计划，即在青岛建立钢铁工业；在淄、博地区开发煤、矾土、铁矿等矿产资源，建成制铁、硫铵、铝粉、水泥、煤炭液化及发电在内的重化工业地带；以济南为中心，设立纺织、酿酒、肥料、制药、烟草、造纸、染料等轻工业产业地带。上述计划设想，是日本华北产业开发由以平津为中心，向以山东为中心转变的产物，只不过尚处在酝酿阶段。日本在山东的工业开发项目多数尚未建成即因战败而中辍，少数建成后也未能正式投产。
（7）盐业计划。1937年10月，日本大藏省专卖局提出了开发中国海盐的完整计划，其中包括华北的长芦、青岛两大盐区，实施期为1938～1945年，计划完成后青岛盐田面积将达到13.5万亩，预计盐产量55万吨，其中对日输出能力45万吨。为此，日本在青岛设立了山东盐业股份有限公司，由经营青盐输日的三家公司联合投资，专营山东盐业开发和对日输出。1937年12月，该公司成立之时就制订了“山东盐五年增产计划书”，提出通过直接投资、贷款盐民、恢复旧滩等方式，共投资350万元来扩大盐田面积，计划完成时达到年产75万吨的目标，其中15万吨供日本、朝鲜居民食用，45万吨供日本工业之用。1938年3月，该公司吸收三井、三菱财阀投资，资本额由原100万日元增至1000万日元，于是又制订更为庞大的开发计划，开发区域由胶澳盐场扩展到金口、石岛盐场，计划到1941年完成新辟盐田12万亩。在日本占领时期，公司所控制的盐田生产能力虽超过了以前，但与计划数仍有较大差距。
整个侵华战争期间，从日本政府到占领地各种殖民统治机构，针对包括山东在内的华北地区制订了许多经济开发计划和方案，这些带有战时经济统制特征的计划方案，与日本对华经济的殖民扩张有着极强的关联性。战前，日本就曾在华北区域内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为其制订扩张计划和实施方针提供了基础；战时，日本各种机构仍不遗余力对占领区进行调查，为其实施经济统制政策和开发计划服务。各种开发计划虽因局势变化而不断有所更改，但贯穿其中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始终以获取煤、铁、盐、棉等战略资源为重点，旨在通过扩大上述资源的开发生产，将占领区变成为其提供战争资源的“供出地”。在经济统制政策和相关开发计划的指导下，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所推行的一系列统制措施，使山东及华北日占区经济走上了具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经济统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