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烟台港对日贸易
在甲午战争前的10年间，日本对华贸易还只是在初步发展中，规模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在烟台对外贸易领域，与日本的贸易也不占重要地位，年平均贸易额只有18.2万海关两。因为当时进口货中最重要的棉纺织品几乎为英、印所独占，而五金、煤油、染料等，又多为美、德等国制品，日货甚少，也就是说，日本国内产业能为其海外贸易提供的有竞争力的商品资源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商品，如丝、茧绸、农产品等，主要运销地也是以英、美等国为主，因这些商品与日本国内产品具有很大的同质性，故很少出口日本。
当时烟台港输入的日货主要为矿产品、海产品、药材三大类，内中包括煤、铜、海带、冻粉、鱼翅、鲍鱼、茶、茴香、五倍子、樟脑、香菌、陈皮等，另外还有少量陶器、漆器及手工印花布。煤和海带当时输入量最多。日本煤的输入始于1870年，但在1879年前，输入量一直只有一二千吨，1880年后，因北洋航线商船和北洋舰队的需要，自日本高岛、唐津、三池等煤矿输入的煤有了成倍的增长，数量超过了英国加地夫煤和澳洲煤。1883年烟台进口煤20884吨，其中日本煤19049吨，城市生活和手工业生产用煤基本为进口日本煤。海带作为价格低廉、易于运输的海产品，在山东沿海与内地以及华北地区有着很大的市场，是城镇居民重要的副食消费品。1880年烟台进口海带曾达10余万担。进口最多的为俄国远东地区出产的海带（在烟台称珲春海带），主要在登、莱、青等地销售；其次为日本海带（当年进口13298担），通常由风帆船从长崎、兵津等地运入，绝大部分转运内地销售。济南、武定、东昌等州府的销量约占全部输入量的四成，其余六成通过水路运销于直隶南部及河南、安徽等地。
1894年前的10年间，日本对烟台贸易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年平均只有18.2万海关两，其中海产品约三四万两。1893年，日本静冈县商业会议所曾委托日本驻烟台领事馆调查日本海产品在当地的销售前景，在对十几家华商调查征询之后，结果令其感到悲观沮丧。准备运来推销的海带因洁净度低、价格高，难以与当地市场销售的俄国货竞争；海贝类产品因山东沿海有大量出产，基本无需进口，销售前景同样暗淡。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日本尚无多少适合在山东推销的制造品和初级产品。与日货进口对应的土货对日出口，同样数量很少。当时烟台的土货输出业，在很大程度上为欧美洋行和华商所控制，土货大部分出口到南洋和欧美国家。1892年，出口土货“往香港者十之六，往俄国海参崴口等处十之三，往东洋者十之一”。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贸易形势与格局变化的分水岭。战后清政府对日本的巨额赔款，滋养了日本资本主义，日本的产业特别是工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据1896年10月日本农商务省次官金子兼太郎报告称，1894年末，日本国内计有工业企业508家，资本金总额6215万元，而到1896年9月末，则激增到930家和16443万元。投资占日本国内首位的纺织业进入了飞跃期，在国内工商业迅速膨胀的基础上，1896年后棉纱出口量和出口值先后超过了进口。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也迅速增加，尤其纺织品和日用工业品的出口逐年上升，渐渐取代了英美纺织品在华的地位。
最早在烟台销售洋货的为英国，美国紧随其后，英美货以布匹、棉纱、煤油三项为主，一度曾是烟台市场销售量最大的洋货。1895年之前，烟台英印棉纱的进口占绝对优势，一般年份所占比例高达95%以上。日本棉纱从1894年才真正有大宗进口，进口量虽然不大，但显示出迅猛增长的势头。受当年日纱进口的影响，原先独占市场的印度棉纱，价格下降了一成左右。当时日本驻烟台领事馆曾预计不出数年日纱将有望压倒英印棉纱。1897年是烟台棉纱进口变化的分界线，这一年，以本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为契机，日本棉纱的进口骤升至86256担，占棉纱进口总量的比重亦由上年的13%猛增到60%以上，而英印棉纱的进口则从上年的13.1万担跌落至56088担，所占比重不足40%。此后十余年间，日本棉纱对英印棉纱继续保持着优势，除个别年份外，日纱的进口量一直占烟台棉纱进口的70%～85%之间。
1902年以前，向烟台输出棉纱最多的日本企业为大阪、浪华、朝日、摄津、冈山、平野6家纺纱厂，其次为竺冈、钟渊、仓敷、野田、郡山等纱厂的产品。而在1904年，进口量最大的三个牌号的棉纱分别为钟渊（蓝鱼牌）、合同（双鹿牌）、冈山（花蝶牌）三家纱厂的产品。进口日纱的消费地几乎遍及省内各地，其中尤以周村、潍县、沙河、昌邑等地的销量为多。当时周村棉纱市场几乎为日货所独占，印度棉纱只占输入额的1/10.当地销量最大的为日本冈山纺织会社的“花蝶”牌和大阪纺织会社的“老象”牌棉纱；同时当地销售的火柴大部分亦为日货。此外，对岸辽东半岛牛庄以东、大东沟以西地区运销的日本棉纱，也多是从烟台由帆船运去，而这些地方订货合同的多少，直接影响着烟台当地市场棉纱行情的涨落。
1903年，烟台进口日纱12.3万担，青岛进口日纱11.2万担，两港进口总和为23.5万担。按清末（1909～1911年）山东户口调查统计，当时全省户口总数为538万户，人口2955万人，户均人口5.49人。若进口日纱全部在山东本省消费，平均每户约合4.37市斤；如按人均计算，大致约合人均0.8市斤。
1903～1907年，除棉纱、各种机织棉布外，输入烟台的大宗日货还有火柴、煤炭及各类杂货。日本火柴在烟台的经销量居各国之首。进口日煤大部分为三井洋行经售的筑丰煤，每年输入烟台约10万吨左右，而当地煤栈源昌号经营的抚顺煤，因需求不旺，销路远不如日煤。
神户既是当时日本对华贸易最大的港口，也是向烟台输出日货最多的港口。输入烟台的日本杂货有手巾、浴巾、棉纱、卷烟、钟表、煤油灯、镜子、肥皂、砂糖、阳伞等，虽然货值不大，但因价格低廉，与当地消费时尚一致，属于市场畅销货（）。以煤油提灯为例，1890年代“火油盛行内地，居家者因其价廉而光亮，相率用之”，煤油灯的使用也随之普及。神户出口提灯的离岸价每只仅0.15元，加上市场加价，每只也不过几角钱，适合中产家庭的消费水平，因此每年有相当数量的提灯自神户运至烟台。
大阪是日本与烟台贸易的第二大港口。早在1902年，大阪摄津港的日商小森贞次郎就与当地华侨商裕盛号订立合同，每月由该号向烟台输出“祧鹿牌”火柴400箱（每箱19200盒）。日俄战争后，伴随本地加工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大阪对华商品输出迅猛增加，所占份额不断增长。从大阪出口至中国各口岸和烟台的大宗商品计有棉纱、棉布、火柴、海带、冻粉、精制糖、啤酒、药品、绸缎、浴巾、袜子、帽子、纽扣、机制纸、连史纸、纸制品、铜铁制品、陶瓷器、玻璃制品、座挂钟、缫丝车、各类机械、木材、阳伞、化妆用品、香皂等数十种，货物之繁杂，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
大量日货的进口，改变了烟台进口商品的结构，原先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商品逐渐让位于日货。对于这一时期日货市场地位的变化，当时曾有人撰文指出：
尔时日货之行销，尚为幼稚时代，不过以玩物、药饵，赚我之钱财而已。孰意今竟居后来上乎。德之机器（如自行针等类），销路为所夺矣；俄之花布，销路为所攫矣；英美之船行事业，亦半为所袭取矣；其他若法之钟表、德之美酒等，销路亦无不为所攘据矣，而土货更不待言也。
至于日货竞争力强，市场销路广的原因，该文有如下分析：
盖吾国之性质，无论何物均恶贵而喜贱，至货物之美恶，在所不计。日本独能投我所好，故所来之货，无一不较他国为贱，实无一不较他国为劣。吾人但喜其贱，遂忘其劣，即深悉其劣，亦贪其贱，此其货物之销路，所以日益广也。
为了争得销路，日本工商企业极力迎合华商和中国消费者的风俗习尚，所用商标大都采用与中国民间文化习尚有关的商标标识。据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报告，日本商品在烟台当地所采用的此类商标标识就有金鸡、金龙、金鹿、双鹿、雀梅、花蝶、伏龙、飞燕、八蝶、美人鱼、牡丹花、美人、琴鹤、孔雀、凤凰图、月宫图、三仙乐、读书乐、田家乐、仙童执梅、仙女锦花、八仙饮、财神扣门、父子登朝、状元骑马、鲤鱼跳门等40余种。这类商标标识迎合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同时也方便了华商经营者的市场营销，从而为日货在内地的行销提供了条件。
2.青岛港对日贸易
德占胶澳前期（1899～1906年），对于青岛与德国间的轮船航运业以及胶济铁路运输，德国当局采取了补助德商的政策，使之在青岛的贸易独占鳌头。但是日本后来居上，航运贸易不断扩大，所占贸易比重逐年上升。1901年青岛港的日货直接输入额（净值）只有30.5万海关两，第二年增至121.5万海关两，增长了近3倍。同年进口日本棉纱37429担、货值108.5万海关两，火柴31万罗。日本纺织品已成为主要进口商品，1903年青岛纺织品进口货值520万海关两，占进口总值的65%，其中日本货又占了进口纺织品的60%。总之，日货进口的大量增加及其贸易地位的上升，已成为这一时期青岛进口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果扣除自德国进口的铁道及矿山建筑材料，日本对青岛的直接输出贸易占到了外国对青岛输出贸易的六成。易言之，在青岛一般商品的直接进口贸易中，日货已超过了半数。
与烟台港的情形相同，日本与青岛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港口为神户和大阪，输出货物大部分由神户港发运。由神户装载的日本货大部分为棉纱、火柴、肥皂、煤及杂货。一艘商船通常装载数千件此类货物，如1904年2月12日，大阪商船会社所属的“高洋丸”商船一次运抵青岛港的棉纱、火柴、肥皂及杂货总数计2750件；2月16日由神户开抵青岛的“日出丸”商船，共卸下煤600吨，棉纱等货物1712件。1905年从神户输往青岛的货物总额约200余万两，大致与烟台、牛庄相伯仲。同年由青岛向神户的输出额约66万两，与烟台、天津不相上下。1903～1911年神户与青岛、烟台二港的贸易情况。
1909年是德日在青岛贸易竞争中的强弱转折点，这一年德国在青岛的进出口贸易额为403万海关两，占青岛直接对外贸易的26%，而日本的贸易额达到413万海关两，占27%，首次超过德国。到德占胶澳末期，日本在青岛的贸易更是迅速增长，1913年包括转口贸易在内的贸易额已达到1042万海关两，占青岛当年贸易总额的1/6，远远超过了德国对青岛的贸易额（571万海关两）。在直接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日本占53.7%，而德国只占18.6%。
日本贸易额的增长与其国内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通过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从中攫取了大量赔款和权益，由此一跃而成为强国。日本国内钢铁、纺织、机器、化工等工业受此刺激，获得迅速发展，日本也由此初步具备近代工业化国家的色彩。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对华贸易顿形活跃，棉纺织品、糖、五金、水产品、化工产品等类，出口数量显著增加，而自中国输入的豆饼、棉花等农产品量也逐年增加。随着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外贸易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除海产、糖有大幅度增长外，其他传统的食品与原料出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工业品与半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日趋上升，棉纺织品、化工产品以及若干日用工业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品。
日本工业产品向海外市场的扩张，在青岛港日货进口结构上自然会有所反映——进口最多的日货为棉纱、棉布、火柴等工业品。1899年日本棉纱开始出现在青岛市场，但数量很少，全年进口不过4000余担。其后进口量逐年增长，1903年突破10万担，如果加上烟台港的进口，总量达到234853担，大大超过了英、印棉纱的进口量。此后日本棉纱的进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1913年，青岛港的日本棉纱进口超过了20万担，比10年前增加了1倍。1910年代前期，山东棉纱输入额约占全国棉纱输入总额的10%左右，而输入山东的日本棉纱有4/5系从青岛进口。这一时期，“日商力为经营，扩张其棉业贸易”，在青岛“已有日商行店数家，专运棉纱、布匹进口，亦因国界相距较近，船只往来便捷，故甚得力”。为此胶海关海关报告曾预言：“将不数年，由印度进口之棉纱恐堕落无遗”。
日本火柴最早自1894年开始输入山东。1898年日本火柴的输入额为130万罗，1906年后火柴输入集中于青岛口岸。1909年日本输入山东的火柴总数达670万罗，而同期欧洲火柴的进口量则从140893罗下降至171罗，日本对山东的火柴输出量约占其对华出口总量的20%。在德占胶澳末期的1913年，日本输入青岛的火柴达700万罗，其中大部分经由青岛输往济南，然后再由济南分销内地。此外，日本烟草的进口也逐年增加，并对英美烟公司的销售构成了有力的竞争。1915年前后，由于日本卷烟的进口以及中国自制卷烟销量的增加，英美烟公司在济南的月销量由原先的700箱减至500箱（每箱5万支）。
自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日本商品的影响便经由铁路扩散至沿线各商品集散市场。当时周村输入的日货主要为火柴、棉纱、棉布、海产品以及肥皂、毛巾、钟表等杂货。火柴全部由日本输入，价值达10余万银两；棉纱、棉布大部分亦为日本制品，1905年输入额约有200万银两之巨；杂货输入约30万两，虽然“大半是由广东方面输入的仿制品”，但日货也占相当比例。另一集散市场潍县的情况与周村相仿，当地市场棉纱全年输入额约为200余万银两，全部为英美两国及日本制品；日本制造的火柴，全年输入额约10万银两；此外，“花布被面等，与山东其他各地相同，几乎都是日本制品，需要颇大”。
在土货出口方面，日商主要从事花生、桐材、棉花等农林产品的出口。花生是近代山东对外出口的重要农产品。1909年德国商人首次从青岛将花生装船运往欧洲，在这之后，德、日两国洋行便通过买办和行栈从内地购进大批花生，转运国外。“德商中经理此业者，首推禅臣、捷成、美最时、礼和、瑞记、锐记等洋行，每年经理输出之额，各达数万吨”。日商经营花生出口业的为三井、汤浅两家洋行，但在德占时期，其输出额尚无法与德商抗衡。1911年9月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同时在青岛、天津开设营业所，以日信洋行的名义在内地从事棉花收买业务。
3.日商在山东经营活动的特点
大体言之，日本商业资本在山东的早期经济活动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19世纪末，日本在中国投资和工商业活动的地理分布，以东北、上海为中心，上海以外的商业经营活动，则集中在天津、汉口和厦门。1897年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约30万日元。这一时期，烟台日商及其经营只占极小的比重。德占胶澳和胶济铁路通车后，日侨和日商的活动开始转向青岛、济南两城市，但人数和经营活动规模都不及烟台。民国初年，日本在华经济势力迅速扩大，尽管经营实力尚不如欧美商人，但是扩展势头却远过于后者。到1913年11月，日本在华大小工商业户已达1329户，从业人员80562人，户数和从业人数超过了英、俄、德、美、法5国企业数（1301家）和人数（69670人）的总和。就山东而言，日侨和日商主要集中在烟台和青岛两地，约占总数的84%。
尽管日侨和日商是在日本对华侵略的大背景下来到山东，但是在早期这种活动的展开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大部分日侨与其政府并无直接关系，就移民目的而言，他们一部分是为谋利而来，一部分是为谋生而来。比较而言，谋生而来者占了大多数，大部分属于社会下层，谋生手段主要是靠从事服务业、手工劳动和经营零售商店，甚至有不少妇女从事皮肉生涯。就谋利而言，真正具有资本实力、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商行为数极少。
（2）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活动大都集中在航运贸易方面，工业投资还只是零星试探性质。在烟台、青岛等城市，随着日本侨民人口的缓慢增加，日商人数和经营门类虽然有所扩大，但仍以经营服务业和杂货铺生意的小商人居多，真正有实力的大商人和商行为数甚少。一般商行店铺多以初级产品和日用杂货为经销对象，经营范围限于消费品。与日侨社会的封闭性相关联，小商人和服务业大多以日人为服务对象，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20世纪初，日商资本开始在工业领域进行试探。当时烟台缫丝业曾兴盛一时，有缫丝工场34家，其中“华泰号”虽名义上为美国资本开设经营，但所属缫丝工场实际为三井洋行所有，其规模在各家丝厂中是最大的，平均使用缫丝工600人以上。
1902年10月上旬（一说1903年），日商小达与吉以祥达洋行的名义在烟台开设小达铁工所，以修建船舶为业。当时工厂使用的几座厂房系租借，厂内所用机器、原料统由日本输入，共有锻造熔炉2座，车床3台、钻床2台、刨床、冲床各1台，设备已能建造300吨的船舶。1903～1904年，工厂有日本技工21人，华工20～30人。迄于1904年2月，铁工所累计修理日本船10艘、外国船30艘，另外还为当地缫丝工厂修理机械和器具。
（3）在烟台开埠初期，日货因缺乏适销性，在山东基本没有市场。日货真正大量进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日俄战争之后，而这一时期由于日商势力薄弱，大的商行只有为数几家，因而对贸易的参与程度并不高。在对日贸易总额与日商贸易额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一差距实际是由华商贸易所造成。在进出口贸易上，除三井洋行外，其他日商洋行很少使用买办，他们的经营活动更多的是与华商行栈打交道，通过华商行栈从事土产收购和日货推销。不仅如此，在进出口贸易中日商的地位也远不如华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