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工业资本优势格局的形成
1930年代前期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以政治诱使、军事威胁的手段，谋划“华北自治”，迫不及待地向中国华北地区渗透。伴随日本分裂华北活动的展开，其经济扩张的步伐也益加急切，而工业投资则成为经济势力扩张的重要领域。山东在华北的地位，政治上虽不及北平、天津，但却是日本进入大陆最早的地区之一，青岛、济南等地的日资工商业经过多年经营已有相当基础。因此，当日本“由历来以山东省为中心的经济扩张转变为以整个华北为对象的经济控制”之时，山东在其“经济开发”战略中仍起着桥头堡和聚集地的作用。
在1935年前后形成的日本资本“华北进出热”中，日本对以天津为主的河北工业投资，其力度和规模因“支那驻屯军”的支持而超过山东，然而由于山东为其多年经营之地，累计投资额仍居华北首位。据战前（1937年6月）调查统计，在山东、河北两省主要工业（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资本系统中，山东有日本企业61家，资本总额1.5亿日元；民族企业162家，资本总额3220万日元。河北有日本企业32家，资本总额2175.6万日元；民族企业90家，资本总额4347.3万日元。
依行业划分，日本资本占优势的有纺织、丝织、淀粉、清酒、冷藏、麦酒、橡胶、骨粉等行业；其他外国资本占优势的有毛纺、打包、卷烟、蛋粉加工、木材加工、饮料等行业；中国资本占优势的有精盐、制碱、水泥、面粉、火柴、染料、皮革加工、造纸、肥皂、罐头、洋酒、制糖、机械加工、金属制品等行业。详情和。
以上行业反映了日本工业投资以下特点：第一，由于日本工业资本进入山东时间较长，并且凭借各种权益，进行了领域广泛的持续投资，所以到战前山东仍是华北地区投资最为集中，数额最大的地域。主要轻工业制造工厂数量为河北的近两倍，投资额为7倍多。第二，日本在山东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投资，整体资本优势远远超出民族资本和其他外国资本。日本企业数量不到民族企业的半数，资本额却达近5倍。6家其他外国企业平均资本额虽高于日本企业（每家304.8万元比246万元），但总体资本实力无法与日本抗衡。第三，日本对华北地区工业投资主要是纺织业，占两省轻工业投资的91%以上。民族资本投资的重点领域亦是纺织业，说明日本企图利用雄厚资本、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压倒民族资本纺织业，以建立和保持其优势地位。
战前日本以纺织业为主的工业资本对山东的渗透，经过长期的投资活动，形成了规模优势。据战前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日本工业资本在纺织业中占据绝对优势，在橡胶、酿酒、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形成一定优势。详。
1930年代中期，是青岛工业发展相对比较快的一个时期，工业投资已达9400余万元，速度和规模在当时国内都居前列。据1933年5月前的一项调查统计，青岛纺织、化学、机器、水电、印刷、饮食6类工业共有机器工厂174家，除10余家企业资本不详外，其余各厂资本共计94224210元，工人33173人。其中华商工厂共有125家，占72%；日资工厂42家，占23%；欧美工厂7家，占4%，中日合资1家，占1%。华商企业资本总额1759万元，占19%；外资企业资本总额7663万元，占81%，而日资又占外资九成以上，可见当时“所谓外国工厂者，实际即日人工厂”。日本工业资本在纺织、化学工业中占据优势，华商资本在机器、水电、印刷、饮食工业中占据优势。但由于纺织工业资本占6类工业资本的近80%，而其中日本纺织资本占近76%的份额，因此华商工业总资本远远落后于日本工业资本，比例接近于2比8.详。
另据1933年7月至1934年8月的调查，青岛使用动力的工厂中，华资企业113家，资本总额9988415元；日本企业78家，资本总额228833500元，前者不足后者的1/20.日本工业资本在纺织业拥有最多投资，且占据绝对优势，除机械器具工业（四方机厂）外，其在能够比较的各类产业中均具有资本及技术优势。具体情况。
制造业直接投资是指日本除重点开发山东纺织业、矿业外，由日本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一般工业投资，构成了这一阶段日本对山东经济领域范围广泛的扩张。1920年代后期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日本在山东的一般工业投资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仍以一向视为“独占地带”的青岛为大本营，同时在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也有若干投资，投资规模和行业分布均有所扩大。据1933年统计，山东省资本金5万元以上的62家工业企业中，华资39家，日资23家，而其中50万元以上的工厂华资为13家，日资为17家。
第二，与此阶段日本以山东等地为重点的华北谋略相契合，日本军政当局制订了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自由进出”华北的政策，促使日本工业资本不断加快进入的速度，扩大进入的规模，在“华北事变”前后形成热潮。到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6月，日本在山东开业的主要制造业工厂有61家，资本总额15006.7万元，民族资本则有162家，资本总额仅为日资的1/5强。
第三，民族工业由于此时期社会相对安定、政府经济政策引导、数次修订关税等因素的刺激，亦处于发展较快的态势。另外，英美资本在烟草、蛋品加工等行业仍处于优势，对日本资本构成竞争压力。对此，日本民间各类资本为提高竞争力，利用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政治优势和各项殖民权益，在增设和扩大纺织工厂的同时，将工业投资扩展到电力、橡胶、化工材料等行业，并在若干行业形成“群小企业进出”的局面。关于日本在山东的一般工业投资（除纺织、煤矿以外），据战前及战时日本人的统计，估计为2000万～2300万日元左右。
第四，日本在山东的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于青岛，也是战前日本工业资本在华北最大的投资区域，使青岛工业构成呈现日本资本支配的局面，即：以棉纺织业为基础，带动染料和染色加工业；以山东特产农作物为原料，开办榨油、烟草、蛋品加工、面粉、酒精等工业；利用港口城市的便利条件和廉价进口原料，开发橡胶、煤、染料、啤酒等工业，以及开办服务于上述行业金属机械器具工业，产品行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据战前（1937年4月）日本人统计，其在青岛的台东镇、四方、沧口等地租用的工厂用地达到990693坪。
2.纺织业
日本工业资本在山东最具优势地位的为棉纺织业。棉纺织工业是近代中国发展最快的机器工业，到1930年代中期已有了替代进口洋布洋纱的生产能力，但却始终未能顺利地走出一条以民族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华纺织业次于英国居第二位，此后通过新设、兼并、扩建等多种方式扩大规模，形成了与华商不相上下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工业资本在青岛设立了6家纱厂。此后，日本在关内的投资重点地域由华中转向华北，其方式在青岛是极力增设新厂和扩充设备，在天津是低价收买华商纱厂。“上海的日本纱厂已经接近饱和点，与此相反，青岛不论从工厂用地的选择、经营工厂的适合条件、原棉的取得、产品贩卖市场的关系以及政治条件等等关系来看，它的发展可能性是较大的”。
日本纺织业资本由华中向华北地区转移扩张中，青岛以其优越的条件成为“首屈一指的纺织地带”。日商看中青岛并投入大量资本发展纺织工业，主要基于以下有利条件：第一，纺织业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本，青岛虽不像上海拥有租界所提供庇护条件，但治安状况优于上海，并且可以由日本海军加以维持，30年代为镇压青岛纱厂工人罢工，日本海军曾数次登陆青岛即是明证；第二，生产所需棉花和煤炭的供应充足而便利，山东及周边省份美棉种植的推广和产量增长，使纱厂可以获得大量质优价廉的棉花原料，而所需动力煤可从日本控制的淄川、博山煤矿获得，并有胶济铁路运输价格上的优惠；第三，毗邻产品消费地，拥有销售上的便利。青岛日本纺织产品中棉纱在山东省内销售约占七至八成，棉布约占四成左右，其余绝大多数销往华北、西北地区，恰与上海日资纱厂形成市场分工；第四，山东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费用低，且具有质朴勤勉的特性。这些条件是日本纺织业资本不断在青岛增加投资的重要原因，并由此形成长时期内执青岛纺织工业牛耳的状况。
青岛是日本纺织业资本进入较早的地区，也是除上海之外其投资最为集中的区域。日本持续扩大在青岛的纺织业投资，采取了原有工厂增加生产设备和筹建新厂两种方式。1918～1923年创办的内外棉、大康、隆兴、公大、富士、宝来等6家日资纱厂，在1928年之前，纱锭总数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该年纱锭总数为247080枚，比1924年（216399枚）增长14%。但是1929年之后，日商纱厂的纱锭开始大幅度增加，当年有2家纱厂共增加纱锭22500余枚。1930年内外棉、日清纺、钟渊三家纱厂共增加纱锭7.3万余枚，几乎相当于增加了一家大型纱厂。
如果说在1934年之前日资纺织业的扩张采取的是扩充设备的方式，那么在这之后，投资开设新厂便成为其扩张的重要途径。在经过1918～1923年第一轮投资高峰后，1934年后日商又掀起了第二轮投资高潮。“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实施华北政策中，极力谋求经济扩张，并逐渐改变了在该地区“不许财阀染指”的做法，倡导“民间企业自由投资”，实行以促进纺织业为主的各项产业投资。随着1935年前后日本军事、政治力量渗入华北，日本工业资本（包括官方和民间）再度膨胀。与在天津低价收买华商纱厂的做法不同，日本纺织资本在青岛的工业扩张以新建和扩建纱厂为主。
1935年和1936年日本纺织企业转移资本，由原在上海设厂的3家公司在青岛筹设新厂。1935年3月，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在青岛开设上海纱厂，该厂纱锭40488枚，织机720台，使用工人1300余人，年生产能力为棉纱1万捆。同年6月，丰田纺织株式会社投资1000万元在青岛设立丰田纱厂，该厂纱锭35600枚，织机540台，使用工人1200余人，年产棉纱可达1.4万余捆。1936年7月，同兴纺织株式会社投资1500万元在青岛设立的同兴纱厂开业，该厂纱锭30720枚，织机1152台。到1937年，9家日本纺织企业共有分厂19处，拥有资本金2.2亿元，纱锭523214枚，线锭38762枚，织机8790台，年产棉纱近21万捆。
从1936年到1937年8月中旬，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日本纺织业资本在青岛的投资扩张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所有9家纱厂都进行了大规模设备投资，纱锭、线锭、织机都有大幅度增加，精纺机总数达662524锭、线锭58296锭、织机12616台，分别比一年前增长了27.3%、93.9%和43.6%。
在济南开设纺织企业，后因山东各界反对、地方政府未准而作罢。已在青岛设立公大纱厂的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利用与韩复榘的私交，1937年2月在济南市郊凤凰山购地300亩，建设中日合办织布厂。此事公开后，社会舆论一致反对，韩复榘未敢应允，该会社被迫将已购土地退还。
在青岛投资设厂的日本资本，既有未在上海设厂的富士纺、日清纺和长崎纺等日本国内实力雄厚的纺织业资本巨头，也有原在上海的丰田纺、上海纺、同兴纺和裕兴纺等转移资本，落户青岛。日本利用青岛优越的设厂条件，扩充设备，增设新厂，到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前青岛与上海比较，厂数及设备虽仍有较大差距，但增设计划数则大大超出。日本在山东青岛的纺织业投资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集中投资区域。
日本在华纺织业投资六成以上集中于上海，1930年代中期青岛日资纱厂投资加快的趋势，使在华日本纱厂的地域分布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上海所占比重下降，青岛、天津所占比重上升。1937年与1925年相比，日本在上海纱厂纱锭所占比重由79.1%下降至64.9%，青岛则由19.3%升至28.3%；纱厂织布机比重由83.8%下降至56%，青岛则由17.5%升至36.2%。三地情况。
青岛日资纺织企业不断投资扩张，加强了其优势地位，华商纱厂为此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华新纱厂作为青岛的唯一一家华商纺织工厂处在日商的包围之中。1936年华新纱厂共有纱锭44332枚，仅占9家日资纱厂拥有数（523204枚）的8.47%；线绽8960枚，占日资纱厂（38763枚）的23.1%；布机211台，而日资纱厂为8990台。当时除青岛华新纱厂外，济南尚有3家民族机器棉纺织企业，即鲁丰纱厂、成通纱厂和仁丰纱厂。1935年统计，山东日资纱厂有纱锭489620枚，华资纱厂有纱锭104684枚，为日资企业纱锭数的21.4%；日资纱厂有线绽16940枚，华厂10640枚，为62.8%；日资纱厂有织机7114台，华厂611台，为8.59%；日资纱厂年产棉纱205255捆，华厂79489捆，为38.7%，日本纺织业实力明显占压倒优势。
在华北两大纺织中心的青岛和天津，均形成日本独占的态势。在天津，日本通过借款、清偿债务、合办收购方式从1931年还无任何自办纱厂，发展到1936年拥有5家纱厂，控制了该市的棉织业。在青岛，日本则凭借优势资本，通过扩大规模获取了垄断地位。1931年青岛全市共有纱厂7家，日资纱厂有内外棉、富士、公大、隆兴、宝来、大康等6家，华商仅华新纱厂。日资厂共有纱锭363652枚，织机4436台；华资厂43564枚，没有布机。1932～1936年期间，日本纱厂除不断扩充原有厂的设备外，又新设富士、隆兴两家布厂、同兴1家纱厂和上海纺织、丰田纺织会社2家分厂。5年之间，日资厂纱锭增加到520340枚，布机增加到8784台；而华新纱厂纱锭48044枚，布机500台。日资厂纱锭总数比1931年增加43.09%，织机增加98.02%；纱锭总数占青岛全市纱锭总数的91.8%，织机总数占94.3%。
日本纱厂不仅资本金雄厚，而且重视公积金留存，以确保企业资金周转。如内外棉纱厂历年分红一般只占盈利的50%，盈利高的年份分红率在30%～40%。华资企业则与此不同。1933年日本在华29家纱厂统计，平均每厂资金478万元，公积金64.7万元，同期81家华资工厂资本金平均187万元，公积金6.1万元。当时华新纱厂资本金270万元，内有公积金81万元；鲁丰纱厂186万元，公积金41648元；成通纱厂150万元，公积金1.7万元；仁丰纱厂150万元，公积金2500元。济南成通纱厂简章中规定：纯收益的1/10作为机器折旧，“其余共作二十成，以二成为公司公积金，以二成四为董事长及常务董事之花红，以二成二为监察人、董事之花红，以一成四为经、副理及事务员之花红，下余十二成按收到股本数目及日期平均分配于各股东”。华资企业公积金留存少是导致资本薄弱、流动资金短绌的重要原因，不利于设备更新和扩大再生产。
日本纺织工业资本优势还体现在生产规模上。1935年，华新、鲁丰、成通、仁丰4家华资企业与隆兴、丰田、大康、内外棉、上海纺、宝来、富士、公大8家日资企业比较。
1930～1934年山东6家日资纱厂与4家华资纱厂棉纱产量比较，华资企业虽由最低年份（1931年）的占13.79%升至最高年份（1934年）的26.2%，但5年之中有4个年份未超过20%。详情。
日本纺织工业资本优势地位不仅表现在资金雄厚、生产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方面，而且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高于华商纱厂。日资纱厂劳动生产率高于华商纱厂有多种原因，如资金充裕，利息支出低于华商纱厂；设备和管理先进，用工和工资支出少于华商纱厂；统税税则中粗纱重于细纱，日资纱厂细纱产量比重高于华商工厂，因而税负低。以上因素降低了日厂产品的成本，经得起跌价竞销。据30年代初调查，华商纱厂20支纱每包生产成本43.7元，日资纱厂仅20.4元。1935年调查，华商纱厂平均每人占有纱锭数19.19枚，日资纱厂为32.39枚；华商纱厂人均年产纱15.07件，日资纱厂为26.19件。1922～1936年纺织企业纯益率（纯益与实有资本比），青岛华新纱厂最高17.5%，最低-2.3%，年平均为7.35%；全国16家华商纱厂平均最高22.3%，最低-2.8%，年总平均为9.28%；在华日本纱厂平均最高51.3%，最低7.9%，年总平均为18.78%。
1930年代中期，日本在青岛的纺织企业年利润额约为1300万元。总体生产经营情况为：年产棉纱25万捆，价值约银5000万元，棉布550万反，银3850万元，合计产值8850万元；年消费原棉120万担，价值约银6240万元，年消费煤炭15万吨，银150万元，年工资支出银400万元。纺织用品年购入费约银300万元，年统税额330万元，年关税（美棉及用品输入）130万元，合计成本7550万元。对纺织业的投资是日本在山东最大的工业投资领域，也是其工业资本优势最为显著的领域。
由于机织纱替代农村手纺纱过程的加快，纱厂自行织布变得更为有利可图，于是日资纱厂开始增加布机，以动力机织布挤占土布市场。青岛日本纺织企业从1923年钟渊纱厂28台动力布机开始，1925年达到1015台，1930年达到4865台。到1935年9月，青岛棉纺织企业共有动力布机7366台，除华资华新纱厂有211台外，其余均为日资纱厂所有。此后华资纱厂虽增加织机，1937年华新纱厂拥有371台，仁丰纱厂拥有240台，但日资纱厂也不断增加，同期增至9620台，棉布产量占到90%以上。
动力机织布以低廉的价格冲击土布市场，以潍县为中心的山东棉织业30年代以后逐渐受到冲击。动力机织布替代手工机织布在当时中国虽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日本纺织资本的优势则是显而易见的。时人曾对日本纱厂与手工织布的关系这样分析：
一面廉价倾销棉纱，促成潍县织区民国廿一年至廿三年的迅速的进展；一面又将潍产各种布匹的样子，运去青岛，用机器仿制，运来潍县，廉价出售。……青岛日本纱厂这种倾销棉纱，使潍布去压迫内地手织业，开辟新市场；同时仿制潍布，暗地里把潍布所开辟的市场据为己有的政策，对于潍县区织业前途，乃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青岛日资纺织工业的迅速扩张，带动原棉消费的急剧增加。1930年山东棉纺织企业（日资6厂、中资4厂）原棉使用量为783365担，1931年突破百万担，此后三年分别为1099510担、1054734担、1141105担。此时山东的棉花生产在达到历史最高产量2170658担（1930年）后，由于多种因素产量连年下滑，1933年产量下降至1389859担。而同期青岛日资纺织业仍在持续扩展，原棉需求量不断攀升，因山东及周边地区棉花生产无法满足供应，使其不得不从美国、印度等地大量进口。为确保原料供给，日本纺织业资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棉花生产及收购。1933年青岛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发起设立山东棉花改良会，会员有9家日资纱厂和东棉洋行、日本棉花、江商洋行、瑞丰棉行、和顺泰、东裕洋行等棉花经销商，华商会员有华新纱厂和复成信、庆丰和等花行。1934年改良会从朝鲜购入“金字棉”良种3.5万斤，以张店为中心，在胶济铁路沿线地区以及高苑、博兴等地推广。此后两年又分别购入6万斤和10万斤，配发范围除张店周围地区外，又向临清、高唐、夏津、武城、长清、章邱、高密、沂水扩展。1936年日本外务省指派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具体负责山东棉花改良事务，表明日本政府为巩固本国纺织业在山东的优势地位，极其重视利用山东棉产区带来的便利，并对纺织业资本的改良活动予以了直接支持。
3.其他日资优势工业
（1）橡胶工业。1920年代后，山东城市对胶鞋的市场需求逐年增长，据1933年业者估计，全省每年的需求量约在2000万双以上，其中由青岛港进口60万双，其余由上海、天津等地运入。基于胶鞋的市场消费与销售状况，华商资本曾于威海等城市兴办胶皮（橡胶）工厂，但生产经营水平都处于原始状态。从1929年开始至1936年日本资本在青岛设立了5家橡胶工厂，投资213万元，生产胶鞋、车胎和胶管、胶带，在当时山东橡胶工业中占有优势（）。当时青岛、烟台、威海有4家华商橡胶工厂，投资额共计6.2万元，仅为日资的2.91%。日本工业资本在青岛集中开设橡胶工厂有以下有利条件：第一，治安条件良好；第二，劳动力供给充足，且薪金低廉；第三，原料输入运费低，生产胶靴用的原料布，可由当地棉纺厂供应；第四，产品市场需求量大，运输便利；第五，电力供应可有所保障。日本在山东发展橡胶工业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投资办厂，如日本橡胶、青岛橡胶、鑫和橡胶、大裕胶皮4厂；二是利用资金、技术优势兼并华商工厂，1936年日商川岛熊吉在青岛以2万日元购买华商富字胶皮工厂，改为泰安胶皮工厂。
日本橡胶企业在资金、技术、产品上占有优势，华商企业仅青岛同泰胶皮工厂能够生产自行车轮胎、胶管，其余只能生产胶鞋、胶鞋底。就生产胶鞋的中日企业比较，1936年青岛各厂产量为3703929双（包括华商山东胶皮工厂），同年烟台同成胶皮工厂产量8万双，威海卫中威胶皮工厂151914双，以青岛华商山东胶皮工厂资本金为威海中威胶皮工厂的1/3计，扣除青岛各厂产量中的华商厂部分，日资工厂胶鞋年产量约为360万双，占中日企业总产量的9成。
（2）制胶工业。日商在青岛开办的制胶工厂主要以畜骨为原料生产骨胶。1926年在青岛成立了中日合办的肥田骨粉公司，资金20万元，中日股份各半，以生产骨粉为主，产品主要销往日本。1932年该公司出资2.5万元收购济南日商安泰骨粉厂，改称青岛肥田骨粉公司济南营业所（亦称北厂）。1936年该公司又出资2.3万元收购青岛日商兴亚骨粉厂。各厂均采用机械动力生产，设备主要有锤式砸骨机、蒸胶机、盘管式蒸发机等。抗战前山东市场畜骨资源丰富，骨胶产品销售旺盛，当时肥田骨粉公司青岛、济南两厂合计，年生产骨粉1400吨，骨胶40000斤。骨粉主要向日本出口，1936年北厂出口900吨，翌年达到1000吨；骨胶除在省内消费外，主要向上海等南方市场销售。
（3）酿造业。日本对酿造业的投资主要包括啤酒、日本清酒、酱油、汽水等，投资区域集中于青岛。日占青岛时期，日本以50万银元收买了德国人开办的日耳曼啤酒青岛股份有限公司，改名为日本麦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场，生产黄、黑两种啤酒，商标注册为“札幌”、“太阳”、“福寿”、“麒麟”等品牌。1922年产量达到4300吨后，由于设备老化，原料供应不足，产量逐年下降。1920年代后期，日本麦酒株式会社投资对青岛工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扩建，新建和扩建了贮酒室、冷却房、前发酵室、锅炉房、制冰室等，添置了各种设备，1936年啤酒产量达到了3208吨，产品畅销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及香港等地，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啤酒生产企业。随着日本侨民不断涌入青岛，以符合其生活习性的食品企业也多有设置，日本麦酒生产即是其中主要项目。1915年池崎商店开始在青岛经销日本麦酒，1921年金水、氏家两家开始在青岛设厂酿造麦酒，1925年后又有角政、坂田、丰国等商社开办麦酒工场，投资额一般为10万元以下。1932年中井商会投资30万日元开办麦酒工场，1936年船桥酒造场开办，投资额10万元。为加强联络、协调，1934年在青岛的日本麦酒工场组成青岛酒造组合，有7家商社加入，年产量可达20万公升以上。
1919年日商投资4万元开办富士食品加工厂，开始在青岛生产酱油。1929年、1930年、1934年、1937年先后又有星光号、荒木商店、松岛出张所、岩木酱油店开办酱油酿造工场，投资近20万元。当时日本厂家生产的酱油不仅在本地销售，还销往省内其他区域，连同日本进口酱油对山东市场影响甚巨。山东全省每年酱油消费额约在数百万元以上，“仅日本酱油之行销于本省者，年以数十万计”，青岛日商岩木酱油店、富士食品加工厂等，“出品甚多，推销亦几遍全省”。
（4）榨油工业。花生是山东重要的经济作物，据1934年《农情报告》第9期所载，该年度全省种植面积占全国的17.6%（4504千亩），产量占全国20%（13252千担），居全国之冠。青岛则是中国花生油主要输出港，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半数左右。“一战”时期日本开始在青岛设立工厂，至1933年共有5家，资本额240万元。日商兴办的榨油工厂均采用电动榨油机，资本和生产规模占有优势。其中吉泽油坊资本30万元，工人50名；东和油坊资本50万元，工人100名；三菱油坊资本10万元，工人30名；大杉洋行制油厂资本100万元，工人33名，4家榨油工厂各有电动机1台；峰村油坊资本50万元，工人100名，电动机3台，柴油机3台。而此时华商资本榨油企业28家，资本最多的为36万元，有4家在10万元左右，余为3万～6万元之间。日本企业的生产效率远高于使用人力木榨机和螺旋铁榨机的华商企业。
（5）木材加工业。使用电动机具加工木材的日商企业集中于青岛，1919年创办的日商和田木厂，主要从事各种木材加工和各种建筑木材及木器的贩卖。1927年该厂新增电动锯2台，扩建厂房，人员增加到30多人。1930年又得到日本三井、三菱洋行的资金支持，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员增加百余人，生产能力不断增加。1936年，日商开办柳岛木器制作所，从事木材加工和木制器具的生产经营。当时青岛还有日商投资生产火柴梗的和合工厂。
此外，主要为日商机械工厂服务的金属器具工业，这一时期在青岛也有数家工厂设立，成为当地工业结构中的一个方面。1934年4月，日商投资1万元的广田铁工所开办，主要从事纺织机械的修理和附属品制作。同年7月，田中铁工所青岛工场设立，投资额3万元，主要从事纺织机械、汽车的维修。1935年7月，中尾铁工所开业，投资额1万元，主要修理纺织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