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类日资商业的变化
日占青岛时期，日本商业资本按资本额、经营范围、经营规模以及销售利润水平划分为三类，1920年代中后期，商业资本的划分基本仍保持了旧有的格局。
第一类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综合性大商行、商社或专业性大公司，这类公司数量不多，只有一二十家，但却拥有中小商人无法比拟的雄厚资本实力，控制着大部分的商业资源。中国收回青岛之初，尽管日资中小工商企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一些有国内财阀背景和支持的大公司及其营业所、分店，经营状况并没有受到致命性影响，业务继续有所扩展。进入“昭和时代”（1926年后），其资本规模和经营范围甚至有相当程度的扩大。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情况相同，日资商社经营规模仍是首推三井洋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井在青岛的年贸易额高达2000万元，贸易范围涉及数十个行业和上百种商品。其次为三菱商事株式会社。1918年6月，三菱商事在青岛设立营业所，1923年后，专门经营花生油、花生仁及各类土产、煤炭的出口和一般杂货的进口，并代理经营明治制糖、旭玻璃、三菱内燃机、三菱电气、三菱造船等企业的产品，同时兼办火灾保险业务。在青岛设立营业所的铃木洋行，同样在日资商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营业所经营土产杂货贸易，尤其注重煤、花生、花生油、棉花、骨粉等产品的出口，以及棉纱、砂糖、铁器和机器设备的进口。营业所还在台西镇设有骨粉工厂、精制油工厂，并投资20万元，费时3年建成一座规模仅次于交易所大楼的营业大楼。
随着市场贸易的回升，一些原先未在青岛开业的大商行公司，也陆续在青增设分支机构。1923年瀛华洋行（总部在上海）在青岛开设支店，后又在临清设立营业所，从事棉花收买业务。同年，神户第一水产株式会社在青岛开设第一洋行，并投资250万日元建造“海龙丸”冷藏船，定期航行于青岛、门司、大阪、神户间。到北京政府统治末期，几乎所有著名的日本大商行公司都在青岛、济南设立了分（支）店或营业所，另外，所有在上海的著名日资商社几乎都在青岛有分号。这些分（支）店和营业所的设立是大商业资本在华布局的重要一环，也是其对华商业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分支机构是日商区域商业活动的中心和枢纽，在山东乃至华北地区担负着收买土产和分销日货的职能。诸如三井、三菱、铃木、江商、日棉、东棉、伊藤忠这样的大商行，其商品购销量在日商贸易总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不仅与本国企业关系密切，而且经营的范围也极其广泛，从商业、服务业到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涉及贸易、生产、消费等诸多领域，所经营的商品从农畜产品、日用品到机械、化工产品，几乎无所不包。当时青岛年交易额100万元以上的日本法人公司有东洋拓殖、铃木商店营业所、三菱商事营业所、三井物产支店、江商会社支店、日本棉花支店、东洋棉花支店、伊藤忠商事支店等。是20年代中后期日资大商社在山东设立分支机构的概况。
第二类为一般贸易商行商店，这类商行的经营业务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推销日货，二是收买中国土产，如棉花、花生、烟草、油料、骨粉、皮毛等。此类企业既有独资性质，也有合资或股份公司性质。不少商贸企业有日本国内大财阀或大公司作后盾，如山东烟叶、山东窑业两家公司均为名古屋富商伊藤家族的投资；和田制材所有三井的背景；而米星烟草株式会社最初是铃木商店以瑞业烟公司为名开办。这类公司经营日货往往采取代理经销国内企业产品的形式，一些大的商行公司往往代理着十数家日本企业产品，成为日货进入内地的分流通道。如颇有名气的福成公司就是日本石油、东京制绒、日本油漆、丰国水泥、古河电气、九州水电、日本蓄音机、安川电气等十数家企业产品的代理商。由吉泽干城经营的吉泽洋行除拥有月产1000吨的榨油厂外，同时也是几家欧美大公司和满洲制麻、日本石油等日资公司的代理商，代理经营的商品包括机械、石油、棉纱布、麻袋、面粉、砂糖等，并占有山东大半个麻袋市场。另一家三信公司则为东京广江商会所属东亚烟草公司的特约代理商。而青岛4家最著名和洋杂货商——香川洋行、寺庄洋行、松冈洋行、白石洋行——也都是日本国内企业和知名商品品牌的代理店。当时青岛年交易额50万元以上的日商独资公司有吉泽洋行、大桥畜产商会、大杉洋行、有长商店、峰村洋行等。
第三类是主要以日人为对象、直接经营日货零售的小商行商店，另外还包括专以日人为对象的饮食店、菜店、肉食店铺以及各种服务业。在日商中这类商家店铺户数最多，且绝大多数经营者为小商人。
不少日本中小商店和服务业的业主，其出身原为日资企业或商行的店员，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业务关系之后，脱离与原店主的雇佣关系，自立门户，从事独立经营。尤其在1922年后，一批在青岛设立分店、营业所的日资企业，因经营不景气停业或收缩业务，将原营业所的业务转给其职员经营。这种关系使继承旧业的新经营者仍旧保持着与原来老东家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一些中小商行商店其业务从属于大商行，为大商行代理购销业务，依附于大商行从事经营。如青岛山田商店即为三井物产会社支店煤炭部的零售店。有些日本商行店铺的开设，则直接接受了大资本的资助和支持。如：木贞洋行依靠长崎石硷株式会社社长高田增次郎的支持；中村洋行代理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康记洋行）的客货运输业务；中井商店借大连山田洋行的支持而在青岛开业；日轮公司由大阪金谷弥吉出资支持；德田洋行有大阪野田洋行的支持。
192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在华日本工商资本的政策支持，日资商业经过兼并重组和扩大投资，重新恢复了在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扩张势头。据《青岛商工案内》载，1926年青岛共有日资商行商社312家，所用华籍职工1369人，另外日人所开小商店尚有645家。同期，华商在青岛经营的大商号有210家，人数约4000余人；小商店市内约有2300家，加上沧口、李村等周边市镇300余家商铺，共约2600余家。另据日本商工会议所和日人实业协会统计，1928～1929年间，青岛经营进出口商品的日本贸易商共398家，其中输入业246家，经营27个门类的商品；输出业152家，经营21个门类的商品。与过去相比，经营纺织品和杂货业的商家变化不大，而经营五金（19家）、机械（24家）、橡胶（4家）、自行车（9家）、电气材料（11家）、玻璃（6家）、钢铁（7家）的商家则有较明显的增加，这一变化反映了日本商业资本经营重心的结构性转变。
这一时期，由于日商的区域经营活动中心已完全转向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烟台日商势力进一步萎缩，大的会社商店只有6家，真正有一定经营实力的只有三井洋行营业所、岩城会社、大连汽船营业所3家；而同期英国商行为13家，美国5家，德国3家，法国、俄国各1家，其他12家。日货在当地市场的销路也不如以前。日本火柴每年由三井洋行、胜田洋行经营进口，虽然“运来甚多，但因其价格较高，销路反不如华商”。当地华商昌兴火柴公司出产的小盒火柴，价格只相当于日本火柴的一半，在烟台本埠和附近各县有很广的销路，每年生产约2万箱。
1920年代，济南已成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商品市场之一，商品流通无论对通商口岸还是内地市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新崛起的区域中心市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年代中期，济南市场有三点显著的变化和发展。
其一，华商资本的力量显著增强，据1927年统计，济南旧城、商埠两地工商业共计9100余户（商业6500户），较1914年的2300余户增加了6700多户，14年中增长了近2倍。
其二，市场规模明显扩大，商品吞吐量也有显著增长。1920年，济南市场向外发送各类货物24.3万吨，输入货物16.5万吨。1924年，经胶济、津浦铁路输入济南的货物计45.4万吨，输出货物44.6万吨；当年商品输出入总额为18618万元，其中输入10887万元，输出7731万元。1927年，商品输出入总额增至21295万元，其中输入额增至12498万元，输出额增至8797万元。
其三，土产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商业形态以及商人资本结构均有所变化。商品流通市场的中心已由西关转向商埠，占首要地位的已不是西关“五大行”，而是集中于商埠地区的粮、棉、油、牛、蛋等行业，与之相一致，各类行栈纷纷成立，在商贸领域崭露头角。
在济南市场，不论是土货输出还是洋货进口，都有日商的广泛参与，其商贸经营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一些大宗土产输出贸易行业，与日商经营有着很大的关联度。当时在济南设立支店、营业所的日资大商社、公司共28家，其中有三井、三菱、日本棉花、东洋棉花、古河合名、增幸洋行、高岛屋、伊藤忠、铃木、瀛华洋行等。日商因资本实力强，业务经销量大，实际已在若干类商品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928～1929年间，在济南经营进出口商品的日商共126家，其中输入业80家，经营15个门类的商品；输出业46家，经营14个门类的商品。这一时期在济从事各类土产和日货交易的日商行业分布如下：
小麦交易 三井、三菱、铃木等数家。
花生交易 三井、铃木、吉泽、安部等数家。
棉花贸易 三井、铃木、日本棉花、中外棉花、东洋棉花、安部、清喜、内外棉、吉诚公司、协昌棉行、瀛华洋行、华康洋行、协信号、隆和公司等。
畜产交易 清喜洋行、德盛洋行、三井洋行等。
桐材交易 山东物产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南海公司。
鸡蛋贸易 青岛鸡卵、日本鸡卵、东洋鸡卵合资会社、白鸟洋行、植松洋行、竹中洋行、三井洋行、浪华洋行、福明公司、有长洋行、高渊洋行、松川洋行、伊藤洋行等。
火柴交易 三井洋行、青岛燐寸等。
洋纸交易 三井洋行、吉田洋行。
铜锭交易 土桥洋行、新泰号、巴商会（1927年三家日商所定次年3月的期货合约达50万斤）、三井、铃木、大江等。
运送业 山东仓库株式会社、中和公司、协信号、通运公司、大丸洋行、茂泰洋行、泰平公司。
相对于日商在贸易领域的全面扩展，欧美商行公司的经营范围要小得多，据1926年10月济南外国商行调查，欧美商行公司集中在商埠区，主要经营煤油、烟草、染料、一般进出口贸易和金融保险等行业，当时华商企业所需的面粉加工、机械制造设备大多由欧美商行代理进口，欧美商行在这些行业比日商有着明显的优势。以下是济南欧美洋行情况：
英国 亚细亚火油公司、英美烟公司、卜内门洋碱有限公司、祥泰木行公所、南英商保险公司。
美国 慎昌洋行、友邦人寿保险公司、美孚洋行、德士古火油公司、大东洋行、南星颜料厂、瑞通洋行、花旗烟公司、恒丰公司。
德国 礼和洋行（设计承包、保险代理）、爱礼司洋行（一般进出口）、隆培洋行（一般进出口）世昌洋行（一般进出口）、世昌益利机器公司（承揽机械类）、大隆洋行（绒线毯出口、杂货进口）、义利洋行（杂货）、信利洋行、德成公司、石泰岩旅馆。
法国 陆版洋行（古董）、仪品公司（借贷）。
白俄 丰记洋行（面粉、牛油、土货贸易）。
日本洋行的优势在于土货出口和日本纺织品、火柴材料、一般化工产品的进口。1924年度，济南经由胶济铁路输出入的16种主要商品中，日商所占货运比重有7种高达100%，有9种占20%；若是以1925年度胶济铁路货运计，有10种承运商品全部为日商托运，有13种货物日商的托运量占50%，另有11种货物日商运输比重占20%。4-18是济南胶济铁路主要货运商品日商所占比重统计，统计情况说明许多重要商品的输出入交易已为日商所独揽。
1927年济南市场的商品吞吐量已达到相当规模，市场交易额已达2.2亿元，输出土货中有棉花50万担、面粉500万袋、花生8万吨，向日本输出鸡蛋50万箱，价值约2000万元；麦麸60万袋，价值1500万元；桐木1万吨，价值400万元；向日、德、美输出牛只3万头，价值300万元。输入商品中，火柴2000吨，全部由日本输入；另外部分由日本输入的商品有棉纱、五金、染料、糖、海参等，当时棉纱的年输入量为15万件，价值3750万元；五金500万件，价值500万元；染料1000吨，价值50万元；钟表5.5万件。这些商品总值4300万元，约占商品输入额的35%。
2.日商的土产贸易经营
1920年代后，日商在内地和青岛等口岸的商贸经营进一步向棉花、花生、烟草、畜禽产品集中，运往日本的农畜产品分别输往大阪、神户、门司、横滨等港，经营这类贸易的日商所占市场份额逐年扩大，对市场的影响也愈益凸显。
20年代中后期，青岛是山东花生流通贸易的终极市场，全省花生产量的60%最后要在青岛市场集散输出，因而青岛也是外国花生输出商的麇集之地。这一时期，德国洋行逐步恢复了花生输出业务，而宝隆洋行则超过日商，成为最大的花生输出商。当时经营花生出口业的欧洲洋行有瑞典的宝隆洋行、德国的大成、礼和、禅臣、美最时等洋行，英国的绍和洋行、峰村洋行（原为日资，后因资不抵债由汇丰银行接管经营），日资商行则有大杉洋行、吉泽洋行、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东和公司、小林洋行、大青洋行等。“三井洋行鉴于花生油业之发达，特备轮船数艘，由青岛装运花生油出洋”。三井洋行每年花生及煤的经营额约2000万元，大杉、铃木洋行每年的营业额也达四五百万元，而当时广东帮中的景昌隆、广有隆等8家行栈，每家年营业额约100万～150万元，8家总和不及日商一家。
由于日本在青岛设有六家纱厂，因而对棉花的需求量相当大，其中有一部分依靠从美国、印度进口。此项贸易“上海日商，实司其枢纽”，青岛港的进口也完全归日商掌握。华商因资本薄弱，不经营远洋航路，只能由外商左右市场。
日资纱厂所需原料大部分购自国内原棉市场，尤其是山东的原棉市场。为了确保其垄断地位，日商一方面派出调查人员对山东产棉区以及棉花产量、质量进行调查，并根据需要鼓励农民植棉；一方面在济南等地设棉行购买。据记载，日商在济南设有隆和、东棉、大同、瑞丰等十余家洋行。这些洋行有青岛日本纱厂作后盾，实力雄厚，每年购运量占上市原棉的60%以上。如1921年，济南市场上市棉花不过50万担，仅隆和一家就购去20万担，占40%多。在原棉上市时，“日商派人四处收买，种种利诱，而内地农夫亦利其现金，乐与成交。日商组织既佳，资本充裕，华商无可如何”。这样，无论输入的外国原料棉，或山东本省的原棉销售，其销量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便为日商所左右。
1920年代后，青岛日商纱厂及华商纱厂对原棉的需求不断增加，按1924年统计，6家日资纱厂和2家华商纱厂的纱锭总数为268660锭，年需用棉40万担，其中使用济南棉20万担。1922～1924年，济南向青岛发送原棉分别为14127吨、16327吨、29164吨（合19万包，每包重150斤），内中向日本出口3万～4万担。当时因长江流域棉产区歉收，迫使上海、无锡等地纱厂转向江北购买原棉，1922年济南经津浦铁路发往上海无锡的棉花仅1917吨，但是到第二年，发运量猛增至18780吨，1924年为17328吨（合16万包）。济南棉花市场的规模也随之扩大，1921年棉花集散量一跃达30万担，第二年上升至40万担，1924年7月突破60万担，济南由此成为北方地区仅次于天津的第二大棉花市场。
与此同时，经过几年的业务扩张，日商在棉花市场已具有相当的势力。从1920年代起，经营棉花收买及输出业的外国商业资本，几乎全部为日商洋行，其贸易经营基本集中在济南、青岛、张店三地。
济南市场的棉花，除部分供应当地华商纱厂及部分销往上海外，其余部分由当地和青岛的日商收买。“青岛之日商纱厂及洋行为济南棉花之大主顾”，在济南从事棉花收买业的日本商行有日本棉花栈、东棉洋行、瀛华洋行、东裕洋行、义昌洋行、瑞丰洋行、米仓洋行、吉诚公司、永荣洋行及大同洋行等，此外铃木、土桥、江商、日信、义昌、集成、立元、仪腾等日商洋行以及张店的永丰等洋行，也在济南设有临时收买机构。这些洋行从华商花行处购进棉花，然后发运给青岛的日商纱厂或日商洋行。在青岛经营棉花贸易的日商有东裕洋行、中村洋行、东洋棉花、高桥商会、大冢洋行、公记洋行等。另外在张店棉花市场还有和顺泰等8家日资洋行，洋行年棉花交易量14万担，成交后全部发运青岛。三处棉花市场的洋行主要服务于青岛日资纱厂。
在济南棉花交易市场，从事棉花收买的棉商和厂商共有三方，即以日商为主体的洋行帮、上海纺织帮、鲁丰纱厂与华新纱厂，与三者交易的卖方主要是花行。在交易额分配上，上海申新纱厂、广勤纱厂、振利纱厂约占30%，济南鲁丰纱厂与青岛华新纱厂各占15%，胶济铁路沿线占10%，青岛的6家日商纱厂及向日本出口占30%。20年代初，日商只有隆源等少数几家专业商行在内地从事收买，中期后虽有日本棉花、和顺泰、协昌三家日商在滨州等地收买，但是多数日商仍是通过济南的花行从事收买。在济南棉花市场，日商收花业务主要依靠华商花行代理。当时济南共有15家花行，其资本状况所示。
就资本实力而言，日商明显要优于花行。华商15家花行的资本总额只有64.5万元，尚不及一家大日商的资本额。在加工设备方面，日本棉花、东洋棉花、东和公司都有专门的大型仓库，而华商只有小仓库，多数是靠场院堆放；日商拥有打包机8台，华商只有阜成信、申新各有1台。因有青岛6家日资纱厂的常年订货，日商生意兴隆，门庭若市。1923年9月，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在济南开设营业所，在当地开办了两家棉花打包工场，有轧棉机6台；第二年7月又在地处鲁北棉区的张店开设营业所与棉花打包工场，扩大在鲁北的棉花收买规模。
日资纱厂“购棉多经洋行之手，而不直接与花行往来，故棉花交易以洋行为中心”，纱厂所需原棉均由日本洋行代为采购。洋行与华商花行间的交易大致如下：“当纱厂需用棉花时，通知洋行在某种价格之下需用棉花若干，洋行再转询各花行‘有事’‘无事’（即有无成交之意），有事者派人至洋行商议，洋行复与事先预定各种棉花之价格及需要数量，各花行代表互相商议认销数量（实际各花行每日均派人至洋行，询问交易及行情，因济南棉花行市决之于青岛之纱厂，而由洋行转达）。商妥后，即在洋行内定立‘批单’，然后洋行再派人至花行看样子，三日内过秤缴款”。
日商在内地城乡的棉花购运经营活动集中于两个市场，在鲁西棉区集中于临清，在鲁北棉区集中于张店。1923年临清棉花输出总量约3万包，日商的运销量占六成，其中三井洋行7000包、隆和7000包、大仓洋行4000包，而华商阜成信等5家大花行的经销量只有9500包。鲁北棉区包括博兴、滨县、桓台、高苑、青城、商河、惠民、沾化、利津、无棣等十几个县，张店因系胶济铁路枢纽，交通便利，自然成为鲁北最大的棉花集散地。1921年，在张店开业的日本棉行有和顺泰、日信、瑞丰等3家，后来增加到8家。据1925年统计，张店中日棉商共25家，年交易总量175782担，其中瑞丰等8家日商，年交易量140500担，相当于张店棉花交易总量的80%；华商复成信等17家的交易量只有35282担，占20%。最大的日商棉行瑞丰年交易量达6.2万担，而最大的华商棉行复成信年交易量只8390担，相差甚远。一些小花行的年交易量只有几百担，更是难与日本棉商抗衡。由此可见，张店棉花市场基本操控在日本棉商手中。
1920年代后，美烟种植在胶济铁路沿线两侧农村迅速扩大，1923年胶济铁路沿线美烟产区烟产量达1050万公斤，比上年增加了约3倍。因美烟品质优良，极适宜卷烟生产，结果吸引了中外烟公司争相前往收买。外国烟公司设庄收买烟叶，集中在潍县、坊子、二十里堡、虾蟆屯及岞山等地。1923年英美烟公司收买量达600万公斤，华商南洋烟草公司收买112.5万公斤。同期，另外两家华商公司的收买额只相当于外商的零头，中裕公司只收了82500公斤，东方公司只收了37500公斤。
日商在山东收买烟叶始于1917年，1920年日商米星公司和南信洋行分别在虾蟆屯、青州设立烤烟工场，日商山东农事会社、山东叶烟草会社则相继在青岛李村与台东镇设立烤烟工场。日商公司收买的烟叶大部分转售给日本专卖局，而“日本专卖局亦极注意山东美烟，每年必命青岛日商收买”。1923年专卖局委托日商烟公司代买56.3万公斤，而实际收买量大大超过此数，当年米星公司收买112.5万公斤，山东叶烟草会社37.5万公斤，南信洋行28万公斤，山东产业会社23.6万公斤。1925年，日商山东烟草会社、南信洋行又在谭家坊子、杨家庄设立临时收烟场，收烟活动扩展到胶济铁路沿线中部地区。
1920年代中期，英美烟公司与日本烟草公司在上述市场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势力范围，各自在势力范围内收烟，并对收烟地区的烟叶行情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英美烟公司势力最大，收买之数，恒居大半”；“日商或组织会社或由个人收买，一至烟叶上市，各方面互相争夺，盛极一时。收买之后，或送至工厂制造，或加以整理，转售诸日本专卖局及其他公司”。
日商最大的烟草收买公司为美星烟草株式会社，该公司虽然规模不及英美烟草公司和华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但拥有先进的烤烟设备，其势力与前二者成鼎足之势。公司成立于1920年，原由铃木商店以瑞业烟公司的名称经营，1921年12月改组为美星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实缴资本50万元。1920年4月美星公司选择胶济铁路沿线的虾蟆屯，投资35万元，建立大规模干燥工场，工场内安装有最新式的自动干燥机，年生产能力为3000吨，所加工的烟叶主要依靠日本烟草专卖局包销及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委托收购。同时，公司还在美烟产区开设了美国烟叶模范试种场，免费向烟农分发种子及肥料，指导改良栽培方法及烟叶烘烤技术，并出资奖励提高烟叶质量。公司自成立后，营业颇有盈利，年分红10%。1926年度利润为17053元。
从山东经由青岛口岸每年输出至日本的活牛约10万头。其中约有1/3，即3万～4万头系由济南车站发送。1920年发送总数为44080头，1921年发送32186头，1923年31015头。活牛输出由青岛、济南的外商来组织，当时济南有日商3家、美商1家。从事活牛输出的外商一般不到内地收买，货源基本依靠华商专营商号——牛栈来提供。济南市场的活牛大部分由本省（由泰安、禹城中转）、直隶、河南、山西而来，买卖完全要经牛栈之手，当时济南共有牛栈40家。山东地方政府对活牛输出只是采取了一些表面限制的措施，从1921年起，一方面以限制活牛出口的名义，对每只外运活牛征收2元输出税，另一方面，又不愿减少这项税费收入（年收入10万元），因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在输出活牛的同时，日商利用青岛屠宰场先进的屠宰设备和大规模加工能力，并制造数艘大型冷藏船，逐步将经营重点转向冷鲜肉输出。1928年在青岛有日本牛肉商35家之多，资本共计251万元（不明者除外），1929年出口总值达5595240元，出口牛肉在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门司等地市场销售。
3.山东商人在日经营活动的低落
1920年代，日本货在山东各地的销售范围和数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日货出售，一些商家销售的日货品种多达上百种。但是，在各地广为销售的日货却并非都由日商经营进口，甚至有若干商品的进口大部分不是由日商经手输入。从日占青岛到1920年代末，尽管日商在贸易上的扩张使其取代华商成为日货最主要的进口经销商，但仍有相当部分日本商品的贸易是由华商经营。从日本大阪、神户到上海及山东烟台、青岛、济南等城市，华商有一条内外衔接的日本商品营销网或进出口购销链，华商在这一链条中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们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汇率行市和资金周转情况来决定每次的进货，而无须假手日商。
从民国成立到20年代，尽管济南市场上的棉毛布大部分来自日本和上海，但是日商并不是主要的进口商和经销商，货物大部分系由华商自行进口。例如，济南批发商华庆号就在大阪设有分号华顺号，专门负责向总号发运日货，然后由总号在济南市场批发销售。济南当时经营此项商品的批发经销商共有13家，华商大商店大多在大阪及其他重要港口派驻营业员站庄，且对本地市场熟悉，因其有自行进货的有利条件，在价格上并不比日商卖价高。另外，华商进货一般根据条件分批陆续购入，而日商则因库存品占压大量资金和支付利息，造成经营成本高企。
1920年代，北帮商人集中于大阪，南帮商人集中于神户的经商格局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在大阪，北帮商人集中居住于西区的川口町、本田一町、二町、三町以及本田通、梅本町一带。据1925年当地警察署调查，居住区内共有华人业户96户，总人口1313人，其中商贸业1091人。据同期另一项调查，在大阪从事贸易的华商店号共约300家，属于南帮者26家，属于北帮者（北帮公所会员）265家，1927年北帮会员商共282名。1925年，大阪对华贸易输出额为34000万日元，其中旅日华商（川口帮）输出额12550万元，即占37%，另外对日输出土货250万日元。如去除上海、大连不计，天津、青岛等北帮商人经营的日货贸易额大致为6000万日元。华商自日本输入的商品主要为棉纱、棉布、杂货、海味、糖、药品、机器等。当时“日纱北方交易，概操之于我侨商之手，而输往上海者，殆全操之于日商之手”。而旅日华商所经营的杂货贸易，“尤为川口贸易之特色。输入我国者，几全部为我侨商，日商则瞠乎其后。杂货中最要者，为卫生巾衫、帽子、洋伞、镜子、玻璃器、肥皂、纽扣、刷子、化妆品、文房具、日用小杂货等”。
行栈商是北帮商人在日经营贸易的主体。行栈原指经营贸易代理业的商行，大阪行栈的职能一是为华商提供寄住寓所，并为住栈商提供贸易上的便利；二是自己经营行栈代理业，为国内各地的商家采买棉纱布、杂货。在行栈寄住的商人绝大部分为北帮商人，几乎没有南帮商人。1927年，大阪从事贸易的华商行栈共有16家，除2家经营者情况不详外，计有山东籍行栈8家，天津籍2家，宁波2家，营口、哈尔滨各1家。这16家行栈的大致情况。
旅日行栈商在日中贸易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国内行栈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烟台、青岛等口岸城市的大行栈商，有不少在日本大阪、神户行栈内派驻站庄，经营日货进口。如烟台东顺泰行栈就曾派人在大阪设庄，专门经营日本火柴采购业务，他们向日厂定制火柴，甚至指定商标，在产品上标注“东顺泰监制”字样。行栈经销的“三光”、“山狮”等日本火柴，行销于山东、河南等省。小行栈一般有客商十数人，大行栈寄寓客商多至五六十人。行栈经理从国内总店资东中选出，两年回国一次，向国内资东报告经营情况，同时调查国内市场需求以及住栈商在国内的信用状况。关于行栈的经营情形和作用，当时曾有调查做过详细介绍：
经营行栈者，概皆久居日本而又熟悉日本社会情形者。……其所营业务，除供旅客及庄客居住外，并为之绍介交易机关，充当翻译，运送货物，办理保险、银行往来及其他一切日常业务。如庄客归国，并为之代理交易。新往日本之商人，概皆不通日本商情，住于行栈，则不必支付食宿，由交易额提供给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五之报酬。……行栈有时居于行家地位，往来客户有数十处之多，故一等大栈，每年交易数达数百万元。然近来因竞争之故，看利较低，利益较少。但行栈主均有相当资产，营业范围颇广，且有对住客为资金融通者，则例外也。
日本杂货商为了协调同华商贸易的共同利益，自1913年10月就谋划成立商业组织，第二年3月正式成立大阪输出同志会。加入该会的日商共60人，主要为向上海及长江流域输出日货的日商。同年5月，经营对天津、青岛、营口、大连日货输出的日商，在大阪成立北支那输出同业组合，会员商160人。6月，经营对华南和南洋日货输出的日商成立大阪输出同盟会。1923年3月，以上三组织实行合并，共同成立大阪贸易同盟会。同盟会下设三个部，第三部承担对华北贸易。此外，与大阪华商做对手贸易的还有两个日商组织——大阪棉纱商同盟会和大阪棉布商同盟会。上述日商贸易组织的成立和运作，对旅日华商的贸易活动构成强有力的竞争，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缩小了华商的贸易活动范围。
华商向国内发运货物的业务，原先大部分由华商公司办理，但后来日商以低廉的承运价格，夺走了相当部分货运业务。20年代，大阪华商运输公司有同益股份公司、三益合伙公司，烟台籍行栈德盛泰也兼营运输代理业，代理大阪华商与日本轮船公司交涉货运业务。承揽华商货运的日商有日丸组回漕店、桥冈回漕店、三木运送店等，另外还有一家山东运送店，专门代理山东侨商货运业务。
经营大阪华商汇款业务的大阪日本银行最初为朝鲜银行、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后来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银行也开展此项业务，而汇兑额最高的为朝鲜银行。山东侨商汇款至日本主要通过朝鲜、正金、安田三家银行的大阪支店，汇出地为青岛。1925年，国内华商汇入大阪的采购资金共计12520万元，关外东北地区（满洲）为5160.7万元，关内上海4412.9万元、天津2273.3万元，青岛占关内第三位，计681万元。上海因系国内贸易和金融汇兑中心，故山东华商进口日货的汇款有一部分系经由上海汇出。华商从大阪承兑银行收取汇款后，通常存入大阪市内的业务往来银行。1920年代中期前，业务量最大的为日本十五银行、近江银行和加岛银行。1925年后，这几家银行关闭了在大阪的分支机构，于是，野村银行千代崎桥支店、山口银行九条支店以及山口银行、三十四银行、住友银行、三井银行在川口的支店，成为与大阪华商往来业务的主要银行机构。
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后，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日商在海外的贸易经营逐年增长，而在日本通商口岸经营多年，以对本国贸易为核心业务的旅日华商，却因国内政治动荡而蒙受经营损失。民国初年，内外形势对旅日华商的压力和竞争愈益严重，经营实力不断受到削弱，经营逐渐衰落。及至1920年代中期，一批历史最久且最具实力的华商相继凋零，不少华商被迫回国，只是在大阪、神户两地尚有部分华商勉强维持经营。“运华之日货，如精糖、印刷用纸、香烟、纺织机器、工业药品、面粉、酒、啤酒等，均由日本商人之手，侨阪之贸易商人毫无势力也”。
到1920年代末，对日输出入贸易，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国内口岸，绝大部分已操于日本商行之手。当时有论者曾就旅日华商与日商的不同境况和地位做过如下比较：
吾国在日侨商，虽有一二十家，亦营中日间之输出入贸易，但因资本不足，经营不良，既无势力雄厚之金融机关之援助，又无政府领署之奖励与指导，一任自然，不加闻问，数十年来，日见消沉；而日方经营中日贸易之商行，于数量日见增加，于资本日见雄厚，于管理日趋新颖，加以金融机关之援助，日轮公司之联络，繁荣隆盛，日进无已。
旅日华商商贸经营的衰落由两方面原因造成。就外部环境而言，自甲午战争后，中日国际地位的对比关系发生逆转，中国国势日弱，日本国力日强，跻身列强侵华阵容。在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庇护下，日商的经营竞争力和影响力迅速扩大，在诸多过去由华商控制的贸易领域，大的日商商行商社凭借其资本和经营优势，逐步取代华商。而国内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宁，对华商经营无异于雪上加霜，国内政府对侨商跨国经营很少给予关注和支持，这种漠视态度无疑增大了华商经营的风险，迫使不少华商退出相关贸易领域。就华商经营而言，由于日商的竞争，经营进口品的利润减少，经营者不得不收缩业务范围。加之华商过去一向以经营日货进口为主，对土货出口重视不够，国内产品对日出口华商不占优势，结果限制了自身经营的扩展。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外资在华工业的扩张，对进口品产生了某种替代作用，使得进口同类商品的经营优势减弱，利润下降，经营者不得不收缩业务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华商退出贸易经营，选择了回国发展实业的道路，利用在日本积累的经营经验和资本，在国内创办企业，从贸易转向工业。
在日经营日货进口的行栈商和住栈商，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日后回国开创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民国初期，旅日华商回国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成为近代工业的开拓者。其中丛良弼、王敬亭等人即是典型人物。旅日华商归国创办企业的若干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