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商业资本的扩张
1914年日本占据青岛后，德国洋行全部停闭，英、美洋行也受到影响和损失，营业状况大不如前。华商经营同样受到日德战事的冲击和破坏，不少华商倒闭歇业，其中尤以即墨、黄县、沙河诸帮商人受害最甚，期间歇业倒闭的土产商号多达五六十家。当时“民三以前为华商致富时期，以后则为衰落时期”的说法，反映了战争所导致的并非华商一二人经营上的失败，而系同帮同业根本之动摇。经此劫难，华商经营曾一度出现衰落，数年之后元气才慢慢得以恢复。
从1915年起，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庇护支持下，大批日本商人涌入青岛，并由青岛沿胶济铁路向内地城镇渗透。日本占领青岛后不久，神户贸易商就通过兵库县知事向占领军当局提出到青岛经商的请求，并筹划成立“山东商业公司”，专做日本—青岛间贸易。战时一度停业的三井物产、江商、铃木、嘉纳合名等大商行，也于此时相继恢复营业。此后，日本商业资本以其政府为奥援，在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城镇开设了为数众多的商行、商社、营业所、商店等各类商业机构。
1913年，日商在青岛新设营业所的大型商社只有明治制革一家，1915～1918年，在青岛新开张的日本大工商企业计有34家，总公司资本合计达23630万元，其中1915年8家，1916年9家，1917年6家，1918年11家（）。此时，在上海设立支店的日资大商行会社有2/3在青岛开设了营业所或事务所。1919～1920年，是日本利用“山东问题”悬案竭力扩张期间，单是1919年，在青岛开设的资本30万元以上的日资工商企业就有31家，注册资本总额达11000万元。
1916年，青岛共有欧美洋行13家，日本洋行36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资本5万元以上的欧美洋行为16家，资本10万元以上的日本洋行则增加到116家，第二年又增至147家（参）。当时在青岛著名的日本贸易商有三井洋行、铃木商店、东和公司、吉泽洋行、江商合资会社、清喜洋行、日信洋行、峰村洋行、三重洋行、三信洋行、协丰洋行、柽村洋行、正昌洋行、小林洋行、山田洋行、尾野洋行、穗积洋行、三共洋行、三原洋行、伊关商店等20余家。
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企业中，无论经营业户或就业人数，占最大比重的都是商业和贸易业。从各地日侨的职业构成上看，约有超过1/4的日侨其职业与商业贸易或服务业经营有关。1920年3月，日侨总数26524人，其中经营商业者2287人，加上家眷4640人，商业人口约占日侨人口总数的26%。同期，资本5000元以上的日资商业企业已达550余家，大型会社（公司）开设的支店、营业所总数达70余家，经营的商品种类200余种，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商业行业。1922年，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日商共有80家之多，日本贸易商及商行经纪人共383人。
日本经营对华贸易的大公司商社，一向是日商在山东商贸经营扩张活动的先导和中心，而大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影响力又首推三井、三菱这样的财阀。
三井物产总部设于东京，资本1亿日元。在华商业机构以上海为中心，分号遍布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厦门等重要通商港口，经营着中日间大部分门类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并代理承办一部分中国同第三国的贸易，日本国内不少大制造公司与三井有着长期商贸代理关系。三井物产有自己的轮船公司、码头和仓库，并直接经营纺织、食品、化工等工业企业。三井很早就开始在山东从事商业贸易与工矿业经营。1899年三井在烟台设立办事处，经营纺织品与土货贸易。1907年又专门派人考察青岛市场情况，后于1909年11月在青岛设立隶属上海分店的营业所。随着业务的逐渐发展，营业所规模亦日益扩大，1919年7月升格为分店。分店内设杂货、船舶、粪肥、煤炭、机器、保险等6个部门，各部门业务兴旺，颇有睥睨内外大小诸商之势。
能够与三井物产匹敌的是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菱商事的前身是三菱商会。三菱商事成立于1918年4月，系在三菱合资会社营业部的基础上建立。三菱商事改组成立之时，在中国开设的分支机构有上海、汉口、香港三个支店，广州、北京、天津、济南等办事处。后济南办事处撤销，改设青岛办事处。
除了三井、三菱这样的大财阀外，日本一些大的资本集团，如泷川财阀、大仓组、东洋拓殖等，在山东也有范围广泛的投资经营活动。神户的泷川财阀在青岛、济南设有工厂，青岛燐寸就是该财阀经营的企业。青岛的另一家火柴厂——华祥燐寸，系日本颇有名望的财阀宇田川贤次郎投资开设。大仓组对华投资源自于其创始人大仓喜八郎。日占青岛后，大仓组在山东的投资活动有显著进展，开办的独资企业有鸡蛋公司，合资企业则有南定煤矿株式会社、青岛冷藏株式会社等。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最早在满蒙经营金融不动产业，1920年4月在青岛开设支店，开始向华北扩展。东洋拓殖在山东的经营活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向日侨提供不动产贷款资金，支持他们兴办工商企业，二是对各种日资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推动企业生产日本国内急需的原料。到1922年底，公司在山东投放出的贷款总额达1158万元。
日资大公司、商社的总部通常都设在日本国内，据1921年4月调查，青岛日资商社共有152家。其中总部设在东京的商社支店36家，总部设于大阪的12家，总部在神户的7家，设于日本其他城市的16家。这些会社的经营范围包括商业贸易、运输、工业、建筑、房地产、盐业、保险、纺织、农业等数十个行业，会社总部与青岛分支机构的注册资本总额达63407万元。
像三井，三菱这样的大贸易商，几乎经营所有的外贸商品，但是具有这种综合贸易能力的大型商社毕竟只是极少数，一般日本商行公司大多是按经营商品门类划分，专门从事某类商品的贸易。例如东洋棉花、日本棉花、伊藤忠、江商等洋行专营棉花和棉制品贸易，住友、岩井、古河电工等公司专营工业制品，此外，经营对日输出农畜产品、手工业品的商行，大部分也是以经营某几类专门商品为主，有固定专门的经营范围。这些贸易商基本由日本内地的大贸易商采取设立分号或办事处的形式成立，其中有不少拥有相当雄厚的资本实力。
大综合商社或专业公司不仅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商品交易上也占有优势。日占时期，日本大商业资本的经营基本呈逐年增长之势，若干企业的年营业额甚至成倍增长。1920～1922年部分日本大商社的年交易额统计。
与早期欧美商人使用买办或通过行栈从事购销活动不同，除个别大商社外，日本商行从一开始就很少使用买办，但是却雇用了大量的中国员工。据1923年日本青岛商业会议所调查，208户商业企业共使用日人1095人，雇用中国职工2509人，平均每家企业使用日本人5人，中国人12人。中国员工的身份只是工薪收入者，被雇用者，而不是合作者，通常中小商业使用3～5人或十数人，大商行雇用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日本商业资本与欧美在华商业资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相当数量中小商业的存在。除与贸易有联系的代理商、批发商这类大商人外，在青岛、济南等城市还存在着的众多不同形式、规模和组织的日本商店。日侨经营的这类中小商业，基本都是以当地的日侨为主要营业对象。这些小商号店铺投下的资本虽然不多，但赖以生活的人口却为数众多，构成所谓“积少成多地累计起来的日本在华的重大权益”。坐落于青岛、济南等城市街面的日本中小商业，“它的特征，不消说大部分是接近个人商业，资本信用都很微小，用一句话来说，就在于它的零星性上”。这些小资本经营的商业，经营基础薄弱，往往靠日本军政当局的政策扶持和日资金融机构的低利贷款来维持。为了扶持这类日本小商人，日本当局不仅为之提供贷款资金、给予各种经营优惠，还在青岛专门为其设立了“公立市场”。
公立市场始建于1917年11月，1918年12月竣工，共耗资19.3万元，市场建筑规模为当时青岛各市场之冠。但是在日商的控制下，“市场经管之积弊丛生，亦为我国市场之绝无而仅见者。市场开设伊始，即为日人捷足先登，本国商贩往往不得其门而入，甚或仰恳日本人为之出名承租，坐分其利”。日占时期，劝业场楼上日商有55家，而华商只有5家；楼下日商29家，华商45家，其中有8家由日本人代为具名承租；场内露天店铺日商占18家，华商27家。楼上市场属于劝业场性质，由具有一定规模的杂货商经营，华商一开始就无力插足其间，“纯粹为日本之劝业场”。日商又组织市场组合，组合长、副组合长、顾问均由日本人担任，20名评议员中日本人占了16名，并享有红股特权。
三类日商及其所经营的商业贸易与服务业，按照与市场流通的不同关系，构成由上中下三个层级组成且相互关联的经营网络，网络的中上层与大宗商品的批发流通以及华商的经营活动发生关系，日货与内地土特产品的购销活动集中于这一层级；网络的基础层级则与普通日侨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起着维系日侨社会日常生活消费的作用，并具有分销日货的功能。从横向地域空间关系上看，青岛、济南无疑是日商经营网络中最重要的两个节点，有实力的日商及其经营活动集中于这两个城市，并通过这两个市场来影响乃至控制相关市场的运行。
在日本商业资本的强势竞争势头下，能够维持经营的欧美商业金融机构，多为资本雄厚的银行、专业公司和老牌洋行，如汇丰银行、美孚石油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英美烟公司以及和记、怡和、太古、开治等洋行。欧美商行的经营业务一般集中于金融、保险、航运以及具有优势的烟草、煤油、丝绸等少数行业，而日商的经营范围则要广泛得多，几乎遍及所有贸易和一般商业行业。日本商业资本的这一特点，使其在青岛商界占据着重要位置，当时曾有人就青岛的欧美、日、华三类商人做过如下比较：
欧美人在青岛者，不过居商户十分之一，然皆一时巨商，无小本营业者，可称为一等商人；若日商人居十分之三，殷实巨商虽多，不及欧美之富，而小本营业者，间亦有之，只称为二等商人；若华商居十分之六，小本营业者极多，而殷实巨商之数，更不逮日本，只可谓之三等商人，一等者世界之商业也，二等者本洲之商业也，三等者本国之商业而已。
日占青岛时期，济南商埠的日资商业服务业经营规模亦呈增长之势，发展规模仅次于青岛。日德开战之前，济南的外国洋行以德国洋行势力最大，日商开设的店铺只有寥寥数家，虽有三井、汤浅、大仓三家洋行的营业所经营土洋货贸易，但是规模远不能与德国洋行相比。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济南外国商人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商全部停业，日商开业家数跃居首位。据1918年6月的一项调查，济南欧美籍侨民共120户，当中进出口贸易商18户、杂货商16户、餐饮旅馆业5户；增加最快的为日侨人口和经商业户，当时济南日侨人口已由1913年时的79人猛增至2770人。在执业人口中，经商人口占了很大比例，其中贸易商536人、代理商12人、医药商23人、纺织品商6人、豆腐商6人、肉类商3人、酱油商3人、果品商11人、古董商8人、典当商8人，另有钟表商2户、运送业25户、煤炭商5户、照相业5户、杂货商32户、旅馆业6户、木材商1户、洋服业6户、印刷业3户、饮食业14户、玻璃业1户。
许多日商大洋行在济南设立了支店和营业所。1916年初，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原田汽船在济设立营业所，日本邮船、大阪商船在济设立了代理店，在济南从事贸易的大综合商社已有三井洋行、东和公司、汤浅洋行、岩城商会、山田出张所、大东公司等。到1917年，铃木商店、柴仁洋行、泰利商店、吉泽洋行、安部幸洋行、汉口的黄泰洋行以及天津的二三家洋行也在济南开设了营业所。由日外务省补助的东亚同文公所在济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日本商品的陈列宣传和推销，以扩大日本产品的影响。此外，在济设立营业所或支店的日本贸易商还有清喜洋行、久原洋行、中村组、梶野洋行、茂木洋行、白鸟洋行、吉田洋行等。贸易商的经营范围包括土产收购出口与日货运销，经营方式以批发为主。济南主要日资贸易商概况。
在济南从事物品贩卖的零售商和服务业经营业户大部分集中于商埠一带，另在商埠外的老城区有日本商行店铺50余家。零售业与服务业虽不参与大宗商品贸易，但其经营却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当地日侨及城市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对城市经济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反映了1920年前后济南零售业与服务业日商的基本情况。
除青岛、济南外，在铁路沿线的博山、张店、青州、潍县、坊子等城市，日商也投资开设了众多的商业和服务业店铺，这些城市成为日本中小资本拓展经营的重点，日资商行店铺多达320余家。在周村有日资商店10家，其中药房6家，这些药房往往兼营烟土等毒品贩运；在张店，日商租房开店者有繁荣洋行等83家，并设立了商会组织；淄川煤矿附近有日商开设的商店24家，“零星日用杂货皆由日商贩卖，盖煤矿附近之景象，宛然日本内地矣”；在博山，日商租屋开店者有大仓洋行等62家之多，“大规模之殷实商店与手艺营生之小店，无不具备”，另有日资焦炭厂2家，制砖、缫丝工厂各1家；青州有泰东等26家日商以及日资工厂3家；潍县日商多至80余家，另有屠宰场1家；高密有日商12家，“零星小贩无所不营，甚有开押当店者”；至于距青岛较近胶县、即墨一带，日商也开设了多家商行店铺。
在扩展工商贸易的同时，日人还在胶济铁路沿线城镇开设了为数众多的料理店、饮食店及娱乐服务业设施，艺妓、酌妇等也随之而来。据当时有关调查，日人在这类日资餐饮娱乐业中的消费额每年约30万元。另据1921年统计，在张店、博山、淄川、坊子、高密五地，共有日人料理店26家、饮食店9家，日人当年用于饮食及艺妓、酌妇身上的花费达252336元。
对于日商在山东内地的经营扩张活动，当时曾有评论指出：
按条约上之规定，外人设肆营业，只准在开埠通商处所，商埠界外即属内地，概不得开放店铺，整发零售卖买货物。山东内地惟济南有商埠，但章程所规定，只准外人在界内居住营业，并未准许开厂制造，商埠界外更无论矣。今日人在胶济沿线，不论商埠内外任何处，欲开商店即开商店，欲建工厂即建工厂，条约章程俱非所承认。中国官吏虽亦抗议，但日人置之不理，亦复无可如何。
2.日商在山东内地的商业经营
日占青岛之前，日商从事贸易业以输出日货为主，对棉花、花生、花生油、生丝等若干重要商品的输出，参与的程度并不高，土货对日输出额只占日货进口额的1/4.日占青岛后，日商对于内地的出产品，“几于无物不取，如五谷、花生、盐、煤、丝、棉花、豆油、豆粕、皮类、毛类、木料、牛羊等物，每年自青岛之运往日本者为额甚巨，他如菜类（如黄芽菜、萝卜等）、果类（如梨、枣、核桃、西瓜等），亦按时就各产地收买”。日商在内地的商业活动最初两年集中于铜钱走私贩运，但不久后即转向农畜产品及矿产品的收购经营。
（1）铜钱走私贩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各种军需物资的需求大增，铜、锌作为军火生产原料，需求更是激增，价格也随之陡涨。中国铜钱（制钱）含铜50%、锌25%，按当时市场铜锌价格，铜钱含铜锌的价值已高于其币值，这一状况很快便吸引了日本国内商人的注意。在日军占领青岛后不久，就有日本商人私入内地，收买贩运铜钱出口。1915年春，日商及形形色色的日本移民纷纷到山东各地收购铜钱，把贩运铜钱作为一项“特种事业”来经营。
根据当时调查，日商每收买制钱1000斤，若提炼铅和黄铜，去除各项成本后可得净利172.9银元；若熔炼紫铜，去除成本可得净利180.9银元。另据当时调查，在胶济铁路车站，每袋（100斤）铜钱售价为21日元，铁路运费约0.5日元，由青岛至神户运费约1日元，在神户出售每袋售价28.5日元，可获毛利7元。由于“凡买者、卖者均有相当之利益”，制钱走私遂成为日商极为热衷的投机活动。1916年，在青岛专营此业的日本人共约2500余人。“此等日本人，各雇用中国一人，向中国内地收买制钱，有时且互相竞争，甚为激烈”。铁路沿线“恒有二、三百人来来往往，势力不小”，“输出、输入均在其势力范围之内”。而几家大的日商则控制了大宗制钱的交易，尤其铃木商店营业所与中松洋行，“实制钱市场之二大中心点，于制钱输出界几握霸权。其他稍有资财之人，无不争先恐后染手于制钱事业，现从事于此业之资本家及介绍之买卖人，人数非常之多”。
为了协调各洋行的利益，青岛、济南等地从事走私的日本商人还组织了铜业组合或实业组合。参加青岛铜业组合的日商有三井、峰村、岩城、吉泽、铃木等38家洋行，参加济南铜业组合的日商共103人，另外，坊子铜业组合47人，潍县实业组合82人，青州实业组合32人，张店实业组合65人。利用各地日商贩运组合，铃木、古河、久原、三菱等几家商行以青岛为基地，组织收购网络，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铜货贩运商。
铜制钱的走私贩运主要经由胶济铁路由内地运至青岛，然后输往日本。从1915年6月开始大规模走私贩运，到1917年3月，由胶济铁路运至青岛的制钱共37932余吨，铜块35633吨，总数达73566吨，相当于载重15吨的货车4904节。这一时期，胶济铁路沿线的张店成为日本收买商的根据地。走私最盛时，张店火车站每天要卸下10个能装5000元的银元箱子，收买的铜钱有时一天可以装满15吨的货车10～15车。
1915～1916年，胶济铁路沿线城镇几乎遍布从事铜钱走私的日商，从各处汇集于张店从事铜钱贩运的日人达1500～1600人。伴随走私活动的扩展，日人在铁路沿线市镇开设的旅馆、料理店也盛极一时。不仅如此，走私活动还从铁路沿线蔓延到远离铁路的广大内地。“购买制钱之买手已深入内地，离济南三十里以外之腹地，买手遍布”。即使是远离铁路的临朐也有走私者的行迹。
1915年8月以前，青岛海关在日本军宪统治之下，铜钱贩运没有任何障碍，而在此后海关交还中国政府，铜钱的走私贩运便受到限制。按照中国法律，私自售卖制钱者，要处以一个月监禁。为了逃避稽查，走私商人变换花样，采取将制钱破碎熔炼的方式，将铜钱化铸为铜锭（每锭重40斤），贩运出境。起初，改铸集中在青岛进行，在青岛一地共有熔炼工场20处。后来贩运者为了躲避沿线检查，改在铁路沿线各集散地设置熔炼工场。到1917年，在青岛、岞山、坊子、潍县、青州、张店、黄台桥、济南等地，先后建起了35处铜钱熔炼工场。
日商在铁路沿线的活动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引起了北洋政府和山东地方当局的严重关注，中国政府以日本人往来走私频繁，在地方滋惹事端，曾多次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禁止日本人制钱买卖。但在日本占领当局看来，禁止制钱收购买卖，“至少亦有数千日本人顿失生活基础”，“实非小问题”，因此自始至终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上由日本领事传知日商禁止制钱买卖，但实际上却纵容支持其到内地收买，而日商“买卖手段异常巧妙，每难禁止”。为了阻止地方政府查禁取缔，走私者往往携带武器，组织卫队；而为搜掠铜钱，走私者甚至不惜用胁迫手段。据当时有关文献记载：
某国[日本]人之在胶济线者，多服华服，赴四乡收买铜钱，乡人初不敢应，则胁之以兵，临之以威，乡人不得已而为之买收，稍久则习为惯利，惟命是从，旋四乡制钱收买略尽，乡人不得已却之，于是某国人复施前技，肆行威逼。
铜钱走私给当时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首先，走私活动导致基础流通货币大量外流。1916年，青岛港共出口铜制钱（铜锭）67万担，货值890万海关两，占同期青岛各类货物出口总值的53.7%，出口铜税占海关税收的30%。当时由青岛驶抵日本的货船，每船至少装运铜块300吨。其次，造成流通货币短缺。民国初年的货币以银元、制钱为主。由于毁钱铸铜，大量外运，致使冀、鲁、豫三省的铜钱日渐减少，青岛一度铜辅币极为短缺，严重地影响了市场流通。另一方面，因铜钱短少，促使代替铜钱行使的铜钱票、银钱票等钱庄钱票逐渐盛行，以兑换辅币、日币及发行钱票为业的钱庄急遽增加，使胶澳地区钱庄业出现了畸形发展。
（2）农产品收购。经营农产品收购与输出贸易的日商集中在济南、青岛两地。
济南棉花市场兴起于清末，民国初期因国内纱厂对原料需求的增长，棉花交易量迅速扩大。迄1919年，济南已有10家花行，经由铁路和传统车马运输方式运入市场的棉花达17700吨，同时由胶济铁路输出10901吨，由津浦铁路向上海方向输出3400吨。自胶济铁路运出的棉花约有一半在铁路沿线地区消费，另有一半作为纺纱原料供应青岛纱厂。1917～1919年，济南市场经由胶济铁路输出的棉花分别为23340担、12571担和181695担，三年间增长了8倍。
日商在济南市场的棉花贸易，以1918、1919年之交三井、铃木、东和三家日商在当地收购棉花为嚆矢。当时济南的棉花年贸易额约为10万～15万担。1921年，日商在济设立隆和公司，开始代东洋棉花株式会社办理棉花采购业务，第二年秋，日商同文商务公所也开始为日本棉花株式会社代理收买业务。与此同时，日商还深入到产地集散市场，直接从当地花行手中收购。如三井、山积洋行就在临清设立了营业所，从当地23家花行处收购棉花。另外东洋棉花和日本棉花两家商行还分别在济南、周村设立轧棉工厂，就地加工收购来的籽棉。
在青岛从事棉花购运输出业的日商有内外棉、三井、大文、铃木、安部、茂木等洋行，华商则有立诚、复诚、元诚等12家行栈。青岛日商在济南设有营业所或代理商，通过营业所直接与济南花行交易，或委托代理商购买。据当时《农商公报》所刊调查，因为市场出口棉花大部分输往日本，大阪市场行情的变动对济南市场亦有相当影响，因此为了解日本市场情况，“济南重要之花行，有每日打电报大阪询问行情者”。
大规模的花生出口贸易，始于德占胶澳时期，当时德国洋行是花生市场最大的输出商。日本占据青岛后，“日商即取德国而代之”，除三井、汤浅外，峰村、东和、铃木、岩城、泰利、新利、柴仁、山田、祭原、吉泽等洋行“无不争先恐后，群起经营，或派员于产地，或用买办，努力收买”，不久便超过了德商以往的经营规模。1919年，青岛花生及加工品输出额达1380万海关两（合3750万日元），相当于战前（1913年）的5倍。
日商在内地收购花生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派员到集散市场，寄住于当地行栈或车马店内，从当地商人处收买。如在大汶口花生专业市场，战前只有汤浅洋行派驻人员设庄收买，而到战后派驻店员的日商洋行有十几家之多。但是采用这种方式，日商因对内地市场不熟悉，费用明显要高于华商，而且货品鉴别、运输安全性及货款支付等方面都有许多困难，往往容易招致损失。因此日商最通行的方法是通过华商行栈来收买，尤其在口岸城市更是以华商行栈代理收购为主。在济南，从事花生收买的日商有三井、铃木、东和、大东、吉泽、汤浅、安部等7家洋行，经营代理收购业务的华商则有立诚、复诚等37家，正是依靠华商行栈的代理收购，日商的采购规模才得以迅速扩大。1917年各家日商洋行的花生及花生油贸易额。
1920年代后，山东花生流通贸易逐渐向青岛集中，全省花生产量的60%最后要在青岛市场集散输出，因而青岛也成为日本花生输出商的麇集之地。当时在青岛从事现货交易的日商有东和、铃木、三菱等13家，在交易所从事期货交易的日商有泰利、中川、吉泽、大杉等19家。为了适应欧美口岸进口花生标准的提高，东和、三井、铃木、峰村、汤浅、泰利、长濑、青岛物产商会等日商还在青岛设立了花生筛选工场。日商收买输出的花生“多转由神户运销美国，由青岛经中国商家运往上海、广东、香港者，花生米不过总额五分之一，花生油十分之一而已，余均由日商经理”。虽然“经理花生业号称大栈”的华商行栈也有20余家，如东泰、丁悦记、复诚、立诚等，但是华商经营基本以委托代理为主，自营批发业务受到资金实力的限制，“而每年批发之额，不及日商十数家经理等额十之一二”，结果市场大宗贸易很大程度上为日商所左右。
山东烟草出口始于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7年英美烟公司最先在二十里堡设立永久性收买场，这一年日商中户川忠三曾在坊子替东洋烟草公司收买烟叶。第二年，日商中裕公司和山东烟草会社在坊子，南信洋行在潍县正式从事美烟收买。1919年南信洋行、合同烟草会社相继在潍县设立永久性收买场，1920年日商米星烟草会社（瑞业公司）在虾蟆屯设立永久性收买场。1921年，在胶济铁路沿线各烟叶市场“日商活动实堪注目”，从事烟叶收买的日商有山东烟草公司、瑞业公司、中国叶烟草株式会社、东方公司、三信公司以及烟草商中户川等。瑞业、中国两家烟草公司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前者以铃木洋行为背景，后者以资本1000万元的亚细亚烟草公司作奥援。1922年，中国叶烟草会社的营业额达80万元。作为英美烟公司的竞争对手，当时日商收买烟叶的方式是“乘英美销路不良之际，先买占上等品”，造成优级烟叶求过于供，“致英美托拉斯颇陷于困苦地位”。然后再转而收购英美烟公司不遑顾及的次级烟叶。
山东既是当时国内三大美烟产区之一，又是英、日等国卷烟工业激烈竞争的重要销售市场。一次世界大战后，“山东需要烟草，日见增进，每年常达千五百万元之巨额”。最早销售于省内的纸烟为英美烟公司产品，后华商南洋兄弟公司和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的产品也开始行销。东亚烟草株式会社1906年由23家小烟草公司合组成立，资本1000万日元，成立目的旨在同英美烟公司竞争。1917年该公司在青岛设立工厂，并以三信公司、一致商会、福兴裕等商号为代理店，在胶济铁路沿线推销日产卷烟，1920年销售额45万元，1922年38万元。
（3）畜禽产品及桐木贸易。青岛港自日本占领后，大量牛肉、鸡蛋等畜禽产品的对日出口，成为港口贸易变化的一项明显特征。日本是当时物价最高的国家之一，面对国内肉蛋产品短缺和消费价格的不断上涨，不得不从中国大量进口食品。为扩大进口品运量，日商专门建造了几艘有冷藏舱位的船只，往返日本与山东各港之间运载冷冻畜禽产品。畜禽产品贸易最初以活牛、牛肉、鸡蛋为主，后来延伸扩展到皮革、羊毛、猪鬃等畜产加工品。
山东活牛和牛肉的出口始于1898年。最初以烟台为输出港，输出目的地为俄罗斯远东城市和辽东地区。随着输出数量的增加，活牛价格大幅上涨，内地农村逐渐盛行饲育肉牛，乡村集市的活牛交易也渐趋活跃。1904年烟台出口活牛2000余头，这一年烟台道台曾宣布禁止活牛输出，但两度禁止，又两度解禁，输出贸易反而越来越盛。1909年输出活牛达5252头，牛肉88万斤。胶济铁路开通后，肉牛出口逐渐转向青岛。尤其在青岛屠宰场复工后，青岛更是取代烟台成为山东肉牛加工输出港。日德交战期间，活牛出口转经津浦铁路向浦口方向输出，迄1915年6月，输出达2万头之多。当时在青岛经营畜产品出口的基本为俄商，主要商行有世多、滋美、海茂、华顺等洋行以及美商开治洋行。
在青岛成为肉牛加工输出港的同时，济南则发展成为内地最大的牛只集散市场。当时济南经营牛只贸易的洋商有永昌、滋美、哈唎、海茂、盖兴等洋行，各家洋行均拥有大型牛栏、饲草仓库，并有兽医、买办等较完备的人员组织。德国盖兴洋行的牛栏可一次圈栏1000头牛。日商介入牛只贸易较晚，起初只是代欧美洋行收买。1915年7月，日商原口新吉经营的义生公司就曾与俄商滋美洋行订立合同，为其在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收买活牛，到当年10月，共为之代买牛5800吨。1915年4～12月，济南市场共向外地输出活牛23500头。以全年计，单是三家洋商在济南的活牛收买数即达24000头，其中英商和记洋行15000头（运浦口），日商义生公司5000头，滋美洋行4000头（运天津）。
日人占据青岛之初，曾一度禁止牛肉输出，但在1916年底又实行解禁。这年1～8月，济南牛商从内地运往浦口、青岛的活牛计13281头，其中运往浦口11146头，运往青岛2135头。这一时期，济南市场在交易旺季，每月交易活牛大约2500～3000头（每头重360公斤）。嗣后日本利用德国以前兴建的青岛屠宰场，大量宰杀加工活牛，每日的屠宰量多达200余头。比较德占和日占时期屠宰场肉牛屠宰统计，不难看出当时肉牛出口之盛（）。
1918年后日商见山东肉牛价廉物美，开始独揽经营，大量活牛从各地经由铁路向青岛集中。当时集中于港口的牛只数量之多，以致使运送船只来不及装运。为增大运量，日本邮船会社甚至专门将“西京丸”轮船甲板改造成能容纳200头牛的牛栏。1914年后活牛出口由8000头逐年增至六七万头。1920年代中期，牛为青岛出口之大宗商品，牛肉、牛油、牛皮三项出口值合计约六七百万海关两。经营牛只出口给日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日商每输出一头牛获益30～50日元，1921年，日本在青岛的牛肉出口业所获纯利约175000日元。与此同时，每年向本国输出大量肉牛和牛肉，使日本京阪地方成为山东肉牛最大的消费地。出口牛的来源起初仅限于山东，后来随着对日输出的大量增加，贩运地逐渐扩展到河北大名、广平、顺德，河南彰德、卫辉、怀庆以及山西泽州、潞安等地。日占时期共出口活牛20余万头，而山东全省当时有牛不过六七十万头，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会刺激农村养牛的发展，但华北农村畜牛一向是役用、肉用兼用型，在市场价格的驱动下，牛只的大量贩运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山东及邻省的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
战前，山东鸡蛋通常由天津、上海输出，战后转由青岛输出。当时因日本国内需求增加，由青岛运往日本的鸡蛋数量骤增，出口鸡蛋大部分在神户、大阪、横滨等埠口交货。根据日青岛守备军调查，山东全省家禽总数不下200万只，其中家鸡180万只，按蛋鸡150万只、每只年产蛋80枚计，年产鸡蛋总数约1.2亿枚。以往由于运输成本和价格等因素，只有城镇周边农村的鸡蛋能够进入市场，而在鸡蛋出口和蛋厂采购的刺激下，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与市场价格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鸡蛋进入市场。据1917年一项显然不够全面的调查，单是周村和鲁东11个县的市场鸡蛋集散量就达1920万枚。
山东市场每千枚鸡蛋平均价格14.3元，价格低于国内其他地区，更低于国际价格。“外商见在山东可以最低价购得鸡卵，故无不尽力收买，以图周转”。1918年青岛港出口鸡蛋为8982箱（每箱320枚）；1920年出口167552箱，增长近18倍；1921年出口859248箱，比上年增长了4倍多；1922年出口达971662箱。这一年，“日本鲜蛋商异常踊跃，营是业者成绩绝优，交易最畅”，共购运鲜蛋3.62亿枚，价值448.6万海关两，在直接出口货物中占出口货值首位。同样从事输出业的欧美洋行，因运输距离遥远，“途间需时甚长，颇为危险”，成本高于日商，在收购市场上难于同其竞争，于是“皆转移其精神，致力于制造蛋粉”。
蛋品输入对日本国内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1922年日本国内鸡蛋年总产值约为555万元，而从中国输入的鸡蛋8.1亿枚，价值达1700余万元，相当于其国内产值的3倍多。日本国内生产的鸡蛋一般仅供上流社会食用，自中国输入的鸡蛋基本供国内中下层社会消费，如大城市蛋品消费量的93%为进口品。1921年青岛对日输出鸡蛋约3亿枚，按当时日本人口6000万计，每人约合5枚，由此可见，山东鸡蛋的出口同日本国内的鸡蛋消费有着很高关联度。
日本是一个毛纺织原料进口国，羊毛一部分从中国进口，一部分从澳洲进口。欧战爆发后，日本由澳洲的羊毛进口中断，而日本国内毛纺织厂对羊毛原料的需求又急遽增长，迫使日本增加从中国的进口，山东的羊毛遂吸引了日商的注意。山东羊毛产地分布于胶济铁路沿线和鲁西地区，根据当时对生产、消费和集散输出数量等方面的调查估计，羊毛年总产量约100万斤，其中省内消费约20万斤，运天津出口45万斤，运青岛出口35万斤。另外，在山东周村等市场集散交易的尚有直隶顺德、辛集、大营等地的羊毛，总量约20万斤。原先山东羊毛主要由欧美商行经营出口，日占青岛后，“日商以羊毛为业者，群集青岛”，而以往在青岛经营毛货的外商则全部歇业。为便于输出贸易，日商在青岛设有三家长期经营羊毛输出业的商行，即山口商店、铃木商店、三崎组，规模以山口为最大，专供日本千住制绒所、东洋莫斯纶会社、日本毛织物会社、日本毛布纺织会社、大阪毛织物会社生产原料之需。据青岛日商调查，1915年1～11月，由青岛输出的羊毛共计11363担，其中90%输往日本。
在羊毛贸易业中，华商因掌握着大部分国内业务，同时又能独立开展国外业务，所以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在全部输出额中，华商约占七成，日商约占三成。主要华商有同泰和、协成春、立诚、大有恒、德源盛、元诚、同益恒等行栈，其中以同泰和、德源盛两家交易量最大，两家行栈都在日本神户、大阪设有分号，不须借助日商即能经营出口。
山东桐木质地优良，自1896年日商尝试收买输出后，在日本市场销路渐广。后来日本商人以烟台为基地，在附近地区收买桐木输往日本，致使桐木出口量大增。日军占领青岛后，桐木转由青岛出口，收买范围也随之扩及到胶济铁路沿线各地。当时从事桐木出口的日商共有9家，收购业务主要通过华商中间商来进行。其中注册资本50万元的大桐木商有山东物产株式会社（1918年12月设立），株式会社南海公司（1920年4月成立于济南）；另外，还有青岛桐材株式会社（资本5万元，实际投入1/4）、林田洋行、巽洋行、福祥号、复信洋行、清桐洋行等。1918年青岛桐木出口13.3万担，1922年达82.9万担，增长了5.23倍。收买范围也扩展到河南、直隶等省。1920年胶海关报告中曾说：“运往日本之梧桐木……日形踊跃。据云鲁省之梧桐，业经用罄，现时贩运者，皆河南、山西之出产”，这说明山东的桐木资源已基本被购运一空。
3.日商在口岸贸易中的地位
受1914年日德战事影响，青岛港贸易额曾连续两年锐减，1915年减至1250万海关两。战后，青岛港贸易得以恢复，1916年贸易额回升至4760余万海关两，此后每年以20%～30%左右的增幅递增，1922年贸易总额达9835万海关两。
青岛港的统治权从德国转到日本手中后，港口对外贸易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一开始就将青岛视为“中日贸易的中介所”（外务省官员坂田重次郎语）。由于日本商业资本的扩张活动，日本与山东沿海通商口岸的贸易规模逐年扩大，对日贸易在山东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战后，无论输出贸易或输入贸易，日本均高居首位，而青岛无疑是山东对日贸易最主要的口岸，在省内各港对日贸易中的比重高达80%以上。
在欧战期间，青岛和欧洲之间的直接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但是与日本的贸易额及所占比重却大幅度上升。1916年，由于日本工商资本以及移民的大量涌入，日货进口陡增，在直接进口货中，日货所占比例高达78%，而居第二、三位的香港、美国只占9%和5%。1918年，青岛对日输出商品货物总量为36万吨，占输出总量的59%；1920年对日输出为67.4万吨，占总量的69%。
航运方面也发生了类似变化。日本占据青岛后，“对于本港物品之出入极为奖励，而往来日本者，税关尤特为便利，至进出青岛之日本船舶运费亦复特别低减，以与他国之船竞争”。1913年，日本轮船进出港数与载货吨位排在德国、英国之后，1916后日本轮船数和载货吨位大幅上升，1916～1922年，日本航运势力已在青岛港独占鳌头，平均占艘次的70%、吨位总数的86%。
截至中国收回青岛前的1921年，日本对青岛的直接贸易额已达3000万海关两，相当于德、美、俄、荷、英、法诸国贸易额的2倍。这一时期，“土货出口多藉外力发展，其中生货大宗，如花生、棉花、牛肉、鸡蛋、煤、盐之类，恒假手于外人，始得贩运国外”。“本国商人仅对本国沿岸贸易稍有经营，至于土货之运往外洋，洋货之运入本口，则罕有问津者。盖运输机关、金融机关以及一切设备，均不能互相应照，以致太阿倒持”。1916～1920年，胶海关关税约80%属于日商交纳。1920年代前半期，日商进出口关税缴纳比例降至54%，英商则上升至34%，而华商所占比重不足10%。从不难看出日本在青岛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
同一时期，烟台港对日贸易表现出与青岛极不相同的趋势。在青岛港贸易崛起而烟台对外贸易停滞不前的背景下，烟台商业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盎斯、捷成、哈唎等德国洋行相继撤出烟台，而英美商行除在航运、保险、银行业和茧绸、花边、发网、草辫等传统土货输出方面尚占优势外，在一般日用品贸易上已让位于华商。1911年烟台共有外国洋行29家，其中日商洋行占13家。到1921年，洋行总数增加到40家，其中英国洋行13家，美国洋行8家，法国、俄国洋行各2家，德国、丹麦洋行各1家，日本洋行仍为13家。
其次，日商的商贸经营活动重心转向青岛，在烟台的势力有所减弱。根据1919年末日本领事馆的一项调查，当时在烟台从事一般贸易的日商只有三井洋行上海支店营业所、岩城商会支店、大连大信洋行营业所及明大公司；经营桐木输出业的有复信、稻原、大信3家洋行；经营日本杂货和日用品零售业的有白石、川上、中山等洋行及齐藤商店，白石洋行还兼营铁工业；另外还有经营金银细工、典当业的上野商店，经营药品销售的大连洋行支店和陛恒洋行以及菊水亭、东旅馆2家旅馆。除三井、岩城两家商行经营范围和规模较大外，其他日商经营的主要是本国纺织品、火柴及日用杂货，土产输出基本只限于桐材和烟叶输出，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出口规模极为有限。
再次，华商实力进一步增强。烟台开港初期，国内外百货商品的进出口，悉在外商控制之下，华商全然只能处于中间商的地位。然而，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华商力量的成长，华商在许多领域逐渐摆脱了外商的羁绊，除了缺乏经验的船舶、保险、银行及特殊输出品（如茧绸、发网、花边等）的交易之外，有相当一部分的土产贸易转入华商之手。
新兴手工业品的生产在烟台以至整个胶东地区原始工业化进程中发展最快，且与市场联系最为密切。这类商品的产值和输出值在整个地区产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经营此类商品的外商在口岸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自然要大于其他外商。而在这些行业和贸易领域，除了三井洋行有少量参与外，其他日商很少涉足。例如在草辫行业，烟台有英商和记、太古等洋行以及法商百多洋行，青岛有英商怡和、和记、太古等洋行，华商有恒盛隆、通聚福等行栈，而惟独没有日商的身影。再如茧绸行业，据1917、1919年两个年份的调查，胶东栖霞、牟平、昌邑三县共有织机6000多台，茧绸年产量98万匹。茧绸是欧美商人贸易经营的重点，输出商中有仁德、敦和、和记、克隆、连纳、太和等英国洋行，百多、汇昌等法国公司以及希腊商永和公司，另外，华商裕丰公司、仁记公司、同德恒行栈也参与直接贸易，而日商仅三井洋行每年约有1万元的贸易额。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20年代中期，烟台港输入的日货主要为棉纱、棉布、棉线、火柴、砂糖、卷烟、肥皂和煤炭等。原先进口额一直居首位的棉纱进口呈递减之势。战时和战后英印棉纱进口断绝，来自上海的国产棉纱进口大增，日货因质量不如华纱，加之价格每捆比上海纱贵5银两，进口量也在减少。1919年后，在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下，华纱进口一举超越日纱，日货进口则几乎完全停顿。一次世界大战前，烟台棉布、火柴进口基本以英美为货源地，战后英美货的进口减少，到1922年时已变得无足轻重。1914年日本棉布的进口占到进口总量的一半，1918年进口量又增加了2倍；日产火柴的进口也是逐年增加，并逐渐将其他外国货挤出市场，在烟台占据了优势地位。
综观日本对青岛、烟台二港的贸易，有以下突出特点：第一，就全国而言，日本对华贸易呈长期出超趋势，且出超状况逐年加剧；但就山东一省而言，对日贸易因本省大宗土货出口的增长，山东土货的出口额大于日货的进口额。
第二，日本在山东各港的贸易货品，按经济性质分类，对日输出品以原料和经过粗加工的原料为主，多为农林畜产品、矿产品和手工业品；自日本输入的商品则以制造品为主，多为纺织品、五金、机器、药品、日用百货等工业品，其中棉纱是最重要的进口品，居进口品第一位。从贸易性质上看，山东一方面供给日本所需要的原料，一方面消纳日本的工业产品。
第三，青岛日资工业的扩张，尤其是纺纱、火柴工业的发展，使得相关部门工业品的生产出现了“进口替代”效应，棉纱、棉布、火柴的进口量逐年减少，而兴办企业所需的各种机器、机械、五金产品的进口则逐年增长。“日本国内机器遂乘机勃兴，各种简单机械、机器零件及制造机器工具之产品，不但已足供给国内市场之需要，且有余量可输出国外”。日本输出之机器大部分为纺织机器、电机及机器零件，销路以华北各埠为主，尤以青岛为最多。1921～1923年，因日商在青岛兴设多家纱厂，青岛进口的日本纺织机器价值达960余万海关两，天津与青岛的进口值占全国日本机器进口总值的37%～46%。
4.日商经营活动对城乡经济的影响
日本商业资本在山东各地的扩张与商贸经营，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表现主要集中在贸易控制权、市场流通与消费等方面。
德占青岛时期，外商势力仅限于通商口岸，华商通过与内地行栈以及旅日华商的联系，掌握着贸易中介和部分贸易的控制权。民国《胶澳志》对当时贸易特点曾做过如下概括：
其时外人势力限于通商口岸而止，洋货由通商口岸以入内地，土货由内地以运至通商口岸，必经华商之手，故进出口之贸易权虽操诸外人，然洋行终须用华人为买办，以与内地之行栈、商贩相互交易。例如土产之花生、棉花、草帽辫等项，由乡人售于小贩，小贩售于庄客，庄客售于号商，号商售于洋行，始得出口。
日占青岛后，上述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日本洋行起初以经营本国商品的输入业为主，推销本国生产的廉价棉纱、棉布和火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政局不宁，华商对土产贸易大都观望不前。日商则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以金融机构为奥援，不仅兜销日货，而且还“包揽华货之进出，以贩给中外之用”。经营土货出口业的日商，因持有三联单与领事馆护照，得以深入内地采办土货，而日商在通商口岸设厂生产的土产加工品，可以自行承办出口。有实力的日商“大都派员径赴内地之济南、泰安、大汶口等处设庄，直接收买花生、棉花、牛脂各项土货，于是日商之势力范围扩充至于胶济、津浦两路，向来华商、德商所把持之山东贸易权，乃转移于日商之手”。
战后，日商成为青岛贸易市场上势力最强的外商，花生、棉花、畜禽产品的出口，“大部分已操于日本人之手”。日商在青岛贸易市场的扩张，也给旅日华商的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后果，原先青岛华商曾在日本神户、横滨、长崎等地设有分号，从事土货转运业和日产棉纱、火柴及杂货的进口，后来由于日商竞争，渐次歇业停闭。对于日本商业资本在青岛经营势力的扩张及影响，当时曾有人这样评论：
德人租借时，商务之大者十之八九属诸德人，今日之商业，几全为日人所握持，华人之经营者，固暗淡无色，若萤火之与日光，不足与比；即西人之货物，亦因成本昂重，不能与之颃颉也。日商善于揣知吾国之情形，以有易无，而投其好。
随着日商在青岛、济南等商品集散市场贸易份额的迅速上升，其对市场的影响力也逐年增强，在某些行业甚至成为能左右市场供需的商业势力。以济南市场为例，1918年济南市场的商品年集散额大致在9000万元以上，而同期（1917年度）日商在济南的土产交易额约为340万元，日货输入额约1910余万元，这其中有相当部分为日商经手输入。在土货输出方面，1917年，济南市场的花生集散量约为2万吨（每吨1680斤），其中日商交易量约占市场的30%，广东帮商人约占40%，即墨帮商人约占30%。按当时年度统计，日商1917年度的贸易经营情况。
另据日人调查。1918年济南年输入棉纱货值约1500万元，其中有五成为日本棉纱，印度棉纱占二成，国产棉纱只占三成。济南市场年输入机制纸（洋纸）100余万元，其中有六成为日本货，四成为上海国产纸。济南市场上销售的火柴，除部分为当地振业火柴厂产品外，其余大部分为日本进口的火柴，或青岛燐寸会社、山东火柴公司两家日资火柴厂的产品。由三井洋行代理的日本得宝牌火柴，山东火柴公司的三兽牌火柴、青岛燐寸会社的双喜牌火柴，在山东各地有着广泛的销路。
除青岛、济南外，日商的商业经营活动对省内各大集散市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在集散市场周村，经营棉纱的大行栈有十几家，资本总额32万元，其中8家大行栈在上海、青岛派驻外庄，由上海、青岛输入棉布，输入货中有7成为日货。平均每家行栈的年交易量约500件（每件约值200银两），交易总额约150万银两。行栈以批发的方式向200余家零售商分销，再由零售商分销给手工织户。另外周村城内许多商家与日商保持常年交易关系，还有几家商店专门经营大阪日用杂货。
鲁西南重要商品流通市场临沂，在地区市场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该地区消费的大宗商品要靠临沂市场转运分销。临沂市场每年经由青口从青岛输入火柴5000箱，几乎全部为日本制品，日制地球牌火柴尤占优势；此外，日制蓝鱼、扇面、红月等牌号的棉纱也十分畅销，年输入约3000捆；每年输入的1000件机织布大部分为日货；自上海、青岛输入的杂货大部分也是日货，年输入额约20万元。
鲁西区域集散市场临清，年输入火柴1600吨、棉纱2000吨，有相当部分为日货；每年经由天津输入洋杂货约2000吨，除上海货外，其余多为日货。输入市场的日货包括卷烟、肥皂、颜料、涂料、化妆品、镜子、保温瓶、药品、伞、毛巾、腿带、毛线等日用品。与临清毗邻的聊城，日制棉纱、棉布、火柴自济南、天津输入，市场行销的肥皂、洋钉、牙粉、香水、纽扣、钟表、腿带、袜子、镜子、保温瓶、药品、绸布、毛线、蜡烛、铁制品等杂货，大多为日货。
在次一级的地区或城镇市场，日货同样成为当地重要的流通消费品。日货通过通商口岸和区域集散市场进入腹地，对腹地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商品流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日货在内地若干城镇流通消费状况。
日商在沿海与内地的商业经营活动，以及与这种活动相关的大量日货的行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先洋货的流通与消费格局，“东洋货”在某些消费领域超过甚至取代了“西洋货”。与来自欧美的西洋货不同，来自日本的东洋货其特点是：“骤观之，颇精致，似与欧美者无二致；细审之，终较西洋货有逊色，其耐久又不及我国国产也。所胜者，定价廉，易招主顾”。正是凭借这一特点，日货输入逐年增加，不仅日本纺织品如棉纱、布、缎毯、内衣等大量进口，而且纸张、瓷器、火柴、纸烟、糖、颜料、金属器具等日用工业品也成为大宗消费品，另外日本产的灯具、皮包、石版、墨汁等文具，海味、药料、玩具、牙粉、肥皂等杂货类商品，在青岛、济南“亦充斥各肆中”。
作为日商经营的一个直接后果，种类繁多、低档价廉的日货行销于各地，改变了以往“洋货”在流通消费中的含义和性质。原先洋货基本只在城市社会上层消费，所形成的消费时尚因受价格因素限制，很难传导至社会中下层；日货则以廉价大众消费品的面目出现于市场和消费领域，随着进口量的增加，舶来品价格变得便宜起来，于是，洋货消费也随之由上层社会消费进入到中下层日常生活消费之中。对于洋货市场的这种变化，当时青岛海关报告曾做过这样的报道：“进口货表内，向视为奢侈品，今已认为必需品，来自外洋之布匹、糖、纸张、煤油、化妆品，皆其例也。”进口商品由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的转变，消费市场的扩大，消费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大众的下移，一方面使广大内地成为日货的消纳市场，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消费需求基础和市场前提。
日本商业资本的经营活动不仅对城镇消费产生影响，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部分农村的集市贸易。据1920年代初山东农会调查，日商对土货的购运活动已扩展至内地城镇和农村，如桓台所产羊毛，由“日商在张店收买”；齐河出产的花生，“由济南商埠贩卖于日本”；东平肉牛“自济南商埠卖于日本”；而博山的牛皮、牛骨、羊毛等，也“多贩卖于日本”。这种范围空前广泛的农畜产品采购活动，势必影响到传统农村集市最基层最原始的交易活动，导致若干原始产地市场的交易规模出现异乎寻常的扩大。以牛只贸易为例，与日本商人收购相关联的买办、牛栈、牛贩的活动直接刺激了农村集市牲畜的交易，一些重要牲畜市场的日交易量达到几百头乃至上千头。如出产鲁西黄牛的茌平，每逢牲畜大集，来集交易的活牛多达2000头，平度崔家集一集交易牛只500头，昌乐、莱阳、河疃等地集市的交易量在三四百头。鲁南地区的沂水县，每逢牲畜大集上集交易的活牛多达800头；郯城牲畜集市重沟，普通集市日上集交易的活牛约300头。
尽管日商已从口岸深入内地，并在内地开设了形形色色的商业机构，直接从内地市场收购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先对华商中介的依赖，但是商品流通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完全改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内地花生、棉花、畜产品等的大宗贸易，日商的购销活动仍然无法完全绕开华商，全然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同样，许多日货尽管越来越多经由中小日商店铺销售，但仍有不少日货需由华商行庄代理分销。
在日商所处的商业贸易层级关系网络中，日商与华商行栈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环节。日商的贸易经营活动与各地华商行栈（花行、牛栈、蛋行、皮行、粮行等）的经营互为表里，有着一致性。行栈的业务经营与土产贸易密不可分。行栈的代理购销活动形式上看是服务于日商的购销活动，实际上是追逐市场利润主体的自主市场交易行为，因此他们又是日商的竞争对手。华商行栈通过代理和自营，获得了可观的经营收益，壮大了自身的实力，事实上，日占时期恰是行栈资本发展最快的时期。青岛、济南、烟台等地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经营，与日商在口岸和内地的扩张经营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以下结果：一方面日商控制了农畜产品自口岸向国外的出口，另一方面，农畜产品自内地至口岸的运销过程基本仍是华商占主导地位，并对日商的活动起到了阻隔作用，使日商在取得一定优势的同时仍无法全然控制土产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