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据青岛，攫夺德国在胶州湾与山东的权益，并不单从政治和军事价值出发，同时还具有多重的经济意义。日本在青岛建立殖民统治后，就把青岛作为其工商资本扩张的基地，进而将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影响扩展到广大腹地。山东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高于周边省份，这些条件都吸引着日本工商资本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或间接投资。在占据青岛的8年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对日本工商资本给予了各种政策扶持和经营优惠。正是在殖民扩张政策的支持推动下，伴随空前的日本移民潮，日本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在工业、商业、金融、盐业、矿业等领域的投资经营达到空前的程度，并在若干行业达到近乎垄断的地步。
自1864年烟台开埠到1913年德国在胶澳统治终结，这50年中，外国资本对山东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市场商品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消费方面；德占胶澳时期，德国在山东兴建的铁路、港口、矿山以及青岛市政基础设施，极大地改变了山东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但是工业投资还只是刚刚起步，除德国当局兴办的造船厂、发电厂和屠宰场外，民间资本投资的工业只有1家丝厂、1家啤酒厂和几家小型蛋粉厂。日本占领青岛期间，充分利用了德国兴建的交通、港口和城市基础设施，着力在产业领域投资扩张，日本工商资本的投资经营以及在山东的势力与影响，就程度和规模而言已远非英、德等西方列强可比。
在工业领域，日人经营的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达170余家，合办企业近20家，直接、间接投资达8000余万元，企业投资分布于几十个行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多达百余种。在商业贸易领域，日商在青岛设立总部的会社（公司）116家，资本1亿余元，设立支店、营业所的会社73家，母公司注册资本8.3亿元，个人经营者5047人，资本总额2850万元，以三井、三菱、铃木、伊藤忠、江商、安部、东和等大资本为中心，从通商口岸、开埠城市到内地城镇、乡村，从进出口贸易、大宗专业批发到店头零售，日资商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贸易经营网络，并通过这一网络，控制了若干重要商品的流通。以政府为后援的金融资本，充当了资本扩张“蓄水池”的作用。正金、朝鲜、正隆等大银行与日资大工商资本的经营活动合流，为之提供资金后盾，而日本中小资本在青岛、济南组成的“地方银行”，则为日侨的工商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提供了金融保障。与此同时，胶州湾盐业、胶济铁路沿线煤铁矿产也成为日本资源开发的重要领域，矿业开采投资占该国在中国矿产总投资的八成以上。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资本的活动从原先一般性的商品贸易和商业扩张，转向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资本投资与经济控制。金融产业资本在行业与地域、资本与商品、人员与技术诸方面的齐头并进，使日本资本在国民经济的若干重要部门行业独占鳌头，成为具有一定市场控制能力的垄断势力，在山东的殖民权益对日本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
日本资本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实际也是山东经济不断受到相关经济活动影响的过程。地区社会经济所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商业、传统工业、金融、生活消费诸多领域。工商业扩张使许多原先靠进口的商品开始在本地大量生产，就地销售，从而与传统产业发生连带关系，改变着原有的城乡手工业生产和劳动者就业格局。
1.工业投资概况
外国资本在华投资设厂由来已久，而明文规定允许外人在华设厂则是以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为起始。《马关条约》规定：“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又规定：“凡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业制造。”上述规定给日本工业资本提供了进入中国的机会，日本工业资本正是以这一不平等条约为背景进入中国的，但是其发展最活跃的时期不是明治时期，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商在华投资集中于商业、服务业及金融业领域，经营活动大部分与贸易有关。然而单纯商品输出性质的出口贸易，并不能满足工业资本扩张的要求以及与欧美在华经济势力竞争的需要。为此，日本农商务省书记官鹤见曾说：“日本果欲行对华贸易根本上之发展策，则日本国民当倾注全力于中国内地，添设工厂，以为经营出口商业之张本”。大战期间，欧洲各国一时无暇东顾，而日本自己又积累了巨额资本，有了充分对华输出资本的能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日本工业资本对华投资高潮。1917年，日资在中国设立的工业企业共61家，资本总额4551万元。到1922年末，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日本在华（不包括东北地区）各类工商企业共802家，投资总额12792.7万元，其中工业5601.8万元，商业4093.1万元，金融业937.3万元，矿业757.5万元。另有合办企业28家。
同一时期，随着日本对华经济的不断扩张，日本在山东的投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占领青岛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投资潮，不仅使得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的投资规模迅速膨胀，而且对投资结构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日资在制造业的投资额大大超过非制造业，企业投资主要集中于纺织、食品（榨油、面粉、酿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机械和化学工业也有少量投资。但是，在西方国家技术设备居优势的一些行业，日资企业的投资尚处于试探阶段。一般而言，除纺织行业技术较先进外，大部分日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较低，中小企业占了较大比重。
德占青岛时期，德国殖民当局主要忙于兴建港口、铁路、煤矿、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德国私人资本在青岛的工业投资刚刚开始起步，开设的工厂仅限于蛋粉、砖瓦、啤酒、肥皂等少数几种加工行业，资本和生产规模都很小。这一时期，适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当地华商制造业开始兴起，但投资经营还只是处于以手工生产为主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当时华商制造业共有30余家，资本和生产能力都很微弱，资本总额只有234900元，工人总数约740余人，年生产销售额380100元。企业分布于织袜、制盐、铁工、砖瓦、酿造等加工行业，大部分属于手工制造或加工修理性质，部分基本原料依赖进口。各家工厂的资本、工人数及生产状况。
从当时青岛制造业的状况看，对日本工业资本的投资经营无疑十分有利，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有力的市场竞争对手。日本占领青岛后，便对山东各地的工矿业资源展开大范围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刊行公布，以指导日本国内工商资本到山东投资。但是，日本政府机构对工业投资重心放于何处的看法却不尽一致。农商务省的意见倾向以济南为投资重心，理由是济南水源丰富、劳动力资源和原料供应充足，交通方便，产品可以就近在内地推销；而青岛日本军政当局为扩张在青岛的经济势力，巩固其统治的经济基础，则极力主张投资于青岛。为吸引其国内资本到青岛进行工业投资，日本守备军民政部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低价出租官有地；减轻工业原料的铁路运费；廉价提供工业用水和工业用电；减免各种租税。此外，在大面积强行征用收买民用地的基础上，日本当局还专门划出台东镇作为工场区，鼓励日商在区内投资设厂。当时划给日商的沧口工业用地每坪年租金仅2分，而市区近郊用地每坪年租金为2角，相差达10倍。上述措施为日本资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结果在短短的一段时期内，日商资本接踵到青岛开设各种工厂企业，并将投资范围由青岛向胶济铁路沿线地区扩展。
日商在青岛开设的最早一家工厂为肥皂工厂——信昌洋行，系1915年7月设立，次月开张（一说翌年8月开业）。该厂战前系德国资本开设，制造机械全为德制，日人接办后对生产设备加以扩充，20年代初，月产各种肥皂四五十吨。
在接手德资工厂基础上开设的日资企业还有青岛啤酒工厂。1906年“日本麦酒”、“札幌麦酒”及“大阪麦酒”三家啤酒公司合资开办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亦称太阳啤酒公司），资本560万元，公司总部设于东京。公司成立不久即在上海设立支店，经营太阳牌啤酒。1916年9月，经日守备军当局从中斡旋，公司出资50万银元收买英德合资青岛啤酒公司（Anglo-German Brewery Co。，Ltd。）所属的青岛啤酒厂，改称青岛工场。同年12月工厂恢复生产。1917年生产啤酒7万箱（1箱48瓶）。1920年代初，年产量增至14万箱。酒厂生产的“朝日”（太阳）、“札幌”（金星）、“青岛”三种啤酒，由三井物产公司负责在中国各省经销。
日资工厂的兴办高潮始于1917年，这一年，日人在青岛台东、沧口开办了一大批企业，其中建成投产的有铃木丝厂、向井化成公司骨粉厂、信昌洋行肥皂厂、大连制冰厂、青岛罐诘株式会社、东洋油脂工场青岛支店；新开须待次年投产的有青岛制粉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青岛工场、青岛盐业株式会社、大仓蛋粉厂、山东兴业株式会社等；“已从事建厂力图进行者”，有山东火柴公司、青岛燐寸株式会社、大星洋行蛋粉厂、三井油房、东洋油房、山东化学工业会社等。当年，日本资本在青岛开工投产的企业计有制丝厂1家、棉纺织厂1家、火柴厂3家、制油工厂2家、面粉厂1家、罐头工厂2家、再制盐2家、砖瓦窑厂4家、制皂工厂1家、铁工厂4家、蛋粉厂2家。
1918年5月，日本工业资本在青岛的投资已超过1045万日元，除内外棉株式会社青岛工场（200万日元）、东和油房（100万日元）、山东兴业株式会社（100万日元）、铃木丝厂（60万日元）、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50万日元）、大连制冰株式会社青岛工场（50万日元）、三井油房、青岛制粉会社（50万日元）、青岛盐业株式会社（50万日元）、青岛燐寸株式会社（30万日元）等大型企业外，还有60余家小企业分布于各类加工制造行业。
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资本在山东开设的工厂几乎遍及所有产业部门。1919年，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城镇中外资本开设的工厂共有200多家，这些工厂分60多个门类，经营资本共5400万银元。其中，日本资本开设的工厂占139家，资本5万元以上已开工的企业共88家，生产棉纱、生丝、油脂、火柴、皮革、精制盐、蛋粉、啤酒、清酒、面粉、罐头、砖瓦、五金等39种工业产品，年工业生产总值约2亿元以上；而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厂仅93家，无论资本规模或企业生产水平都远不及日商。日资企业按行业划分，计有纺织业5家、精制油15家、面粉加工4家、烟草加工3家、蛋粉加工7家、精制盐12家、酿酒饮料7家、火柴业6家、副食加工2家、畜产加工3家、皮革5家、家具制作10家、机械铁工13家、建筑材料20家、印刷5家、染料印染3家、采煤炼焦6家、其他加工工业13家。按资本规模划分：100万元以上的企业14家，50万～80万元的企业16家，10万～30万元的企业33家，5万～8万元的企业17家，另有9家企业的资本系由总公司投入（详山东日资工业企业一览表，附表统计与统计标准有差异）。
日资工业企业按投资资金来源、产品销售市场以及企业规模等相关因素区分，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以中国沿海城市以及内地为主要市场的“内销型”企业；第二类是以国外市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出口型”企业；第三类是围绕城市市政建设和城市日常社会经济生活需要开设的一般零星加工企业。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实际上有的企业兼具前两种特点。
2.“内销型”日资工业
在1920年代前期，以中国国内市场为基本销售对象的日资企业，实际主要是以山东以及华北地区为销售市场。这类企业包括纺织、面粉、火柴等工业部门，企业的投资者大多是在日本国内经营同类企业的工业资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过去大量从国外尤其是日本进口，但是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同类产品的进口逐年下降，改变了若干商品的进口态势，从而造成了某种市场“进口替代”效应。
（1）纺织工业。在工业投资方面，市场广阔、投资收益高的纺织业始终是日商资本的投资重点，1916～1923年，日商陆续在青岛建立了6家纺织工厂。
最先在山东设立纱厂的日本企业是内外棉公司，它也是打入中国的第一家日资纱厂。自日俄战争后内外棉公司就计划打入中国，1909年7月该公司决定在上海创办纺纱厂，1911年10月即在上海开设公司第三厂（第一、第二厂在日本国内）。此后，内外棉便开始把投资经营的重心转向中国，1913～1914年，又相继在上海开设第四厂和第五厂。日军占领青岛后，内外棉公司也随之进入青岛，1916年7月在青岛开设了第六厂，翌年2月纱厂投产，成为日本纺织业打入华北的前锋。
内外棉打入中国，是依据被当作日本纺织业界“恩人”的川邨氏积极政策的结果。川邨氏于1884年8月在松板屋任职时，曾被派到中国调查棉花情况，1887年再次到中国考察，就有了在中国经营纺织业的意图。川邨认为，“利用马关条约的权益，我们亲自打入中国去办企业，是另一个长策”。川邨主张的要旨是通过着手在中国设立工厂来确保日本“商权”，从而使纺织企业的“公司利益”与日本的“国家利益”相一致。1923年，内外棉在华工厂已达13家，纱锭数达30万锭以上。
当时日本工业资本之所以在中国投资兴建众多的纺织工厂，按照日人樋口弘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几项：原先中国关税是按协定税率征收，但从1918年起关税税率提高，因而成了日本向中国输出纺织品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纺织业进行竞争。从经营的观点看，在工资、税捐、作业时间以及原棉获得等条件上，在华纺织业都比日本国内纺织业优越得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工业急剧膨胀，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加之日本本币升值，这就为向海外输出资本提供了基础。日本的对华积极扩张政策，使日本纺织工业资本在对华投资上受到了极大鼓舞。
就山东而言，日本纺织工业资本选择青岛投资的原因还在于：山东为北方主要棉产区，企业能以低廉价格就近收购棉花；青岛气候适宜；当地劳动力便宜。当时在日本国内经营纺织业，工人之补充已极为困难，在京阪地方，招募一名织工需要投40元费用。一般说，中国工人的薪资只有日本工人的一半。实际上1921年青岛日本纱厂的中国童工的日工资只有0.16～0.18元，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0.35元，而日本国内女工餐费补助之外的平均工资为1.10元。20年代中期，日本驻青岛领事堀内歉介在调查中就曾说，山东劳动力的长处一是身体健壮，精力旺盛，适合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二是生活程度低，粗衣粗食，工资低廉。加上山东有着广大的纺织品消费市场，棉纱棉布价格在战后不断上涨，因而在青岛设立纱厂较其他投资更有利可图。
1920年代前半期，是日本纺织企业在青岛设厂的第一个高峰期，继1916年开设内外棉纱厂之后，日商又相继于1919年设立大康纱厂（1921年10月投产）；1920年3月设立宝来纱厂；1921年10月开设隆兴纱厂和钟渊纱厂（公大第五厂），11月开设富士纱厂；1923年3月富士投产，4月和5月，钟渊、隆兴、宝来相继投产。这些工厂资金雄厚，规模宏大，其实力远远超过青岛惟一的一家华商纱厂——华新纱厂。1921年，青岛日本纱厂的纱锭数已增至51888锭，其中内外棉纱厂的纱锭数为2万锭，大康纱厂为31888锭。1922年，内外棉的纱锭增加了1倍多，达42200锭，日资纱厂的纱锭总数则达75088锭。当时华新纱厂只有纱锭32000锭。
青岛纺织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棉纱尤其是日本棉纱的进口大幅减少。随着日本纱厂产量的逐年增长，20年代初青岛纱厂棉纱年产量达26万包或82万担，受此影响，到1920年，青岛棉纱进口由1916年的279822担减至139055担，减少了一半以上（）。其次，纺织机械进口大幅增加。日本纱厂的兴建带动了机器的进口，各纱厂进口机器1921年为190万海关两，1922年增至510万海关两。
日本资本在山东兴办缫丝工业几乎与棉纺织业为同一时期，而青岛铃木丝厂为日人在山东“攫取蚕丝权之先鞭”。铃木丝厂由日本长野县片仓组的铃木格三郎开设与经营。工厂设于台东镇，1917年3月开工兴建，同年7月部分投产。最初丝厂资本为60万元，只有丝车200部，工人350人，年生产丝仅150担。1918年4月丝厂增资至60万元，6月扩充规模，丝车增加至520部，厂房、设备、宿舍、试验场等项投资达37万元，工人也增至800余人，每月支付的工人工资约七八千元。1918年丝厂生丝产量已达4万余斤，购买原料约100余万斤，价值50余万元。后产量增至1000担（黄丝600担、白丝400担）。原料茧产地包括青州、临朐等地，丝厂特在青州车站设立丝厂分行，专事购茧烘茧。开工初，日产量仅400斤左右，后“日夕专事扩张”，日产量达3000斤。另外，丝厂还在张店设立分厂，专在周村一带收购烘制鲜茧。1923年5月，张店分厂购置缫丝车298台，开始转向缫丝生产。
1917年6月，铃木丝厂确立在华发展目标，创立东亚蚕丝组合，丝厂的业务管理转由组合负责，组合同时还负责管理在上海的制丝企业。1920年6月，东亚蚕丝组合得到片仓制丝会社的投资，改组为日华蚕丝株式会社，本社设于上海，资本500万元。会社继承东亚组合的业务，接管其在青岛、上海的丝厂。
日本丝厂的设立与扩张，夺占了相当一部分生丝市场，对华商丝厂的生存形成极大的压力。铃木丝厂投产不久，即有人撰文指出：该丝厂专收山东各地黄丝茧，缫成日本“扬返式”丝，“出品优美，颇得西商信用”，运往上海之货由三井洋行经售，华商自办之丝厂“对此反觉瞠乎其后”。1918年春，青岛丝厂的影响已渗透到青州、临朐等地。这一年青州等地茧价虽然低落，但除兴业丝厂和蚕丝劝业场购入少量蚕茧，勉强维持生产外，其余各丝厂因无力与日商丝厂竞争，“均将新茧购妥，干燥完毕，原盘尽售于日人，而实行消极的倒闭政策”。青州当地市场集散的蚕茧约300万斤，其中由青岛丝厂收买的蚕茧在50万斤以上。日商丝厂购茧缫丝后，丝价一路飙升，当年冬，丝价上升至每百斤2400余元，丝厂借机获得丰厚利润。与此同时，设在张店的铃木丝厂，对周村的机器缫丝工厂也构成严重的竞争压力和威胁。
（2）火柴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青岛当地及靠青岛供应地区的火柴消费量每年约5万火柴吨（每吨100罗）以上，如此大的市场自然成为外国资本觊觎的对象。日本占据青岛后，火柴工业便成为日本工业资本在青岛投资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1917年，两家日商火柴厂——山东火柴公司、青岛燐寸株式会社几乎同时开始筹建。1918年夏，两家工厂相继在青岛台东镇建成投产。
山东火柴公司前身为明石燐寸制造所，由大阪燐寸株式会社投资开办，资本开始为5万元，后增至15万元。工厂有制梗机2台（7.5马力），排杆机18台，职工370人，生产三星牌火柴，月产能力800～1000吨。青岛燐寸株式会社于1918年3月正式成立，由日本共同燐寸株式会社投资兴办，发起人为宇田川贤次郎，资本30万元，同年7月开工投产。厂内设备有排杆机23台，职工有日人53名，华工540人，生产三阳牌火柴，日产能力45～50火柴吨。1920年春，青岛燐寸工厂发生火灾，厂房机器全部焚毁。1921年4月工厂重建，同时在济南兴建分厂。次年4月两厂相继建成投产。但开工不久即遇到经济不景气，加之产品受到抵制日货运动的冲击，经营陷入困境。宇田为此辞职，火柴厂也改由神户富商龙川家族接手经营。企业改组后，资本增至57万元，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
在山东、青岛两家火柴厂开工后不久，日商村井八百吉、小林吉右卫门等人共同出资，在青岛成立第三家日资火柴厂——东鲁燐寸株式会社。东鲁名义资本100万元，实际投资25万元。厂内有火柴排杆机10台，职工275人，日生产能力为120箱（每箱240打），月产550火柴吨（每吨6箱）。工厂生产的“宝贝”、“驱马”、“三福”三个牌号的火柴，除在当地销售外，主要销往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并通过青岛华商之手销往莒县、即墨、海州等地。1918年东鲁曾计划将月产量提高到1500吨，年产值70万元。1920年3月，东鲁燐寸与山东火柴公司合并，但生产仍分于两处。
1919年，三家日资火柴厂的火柴总产量合计43000吨，其中青岛燐寸株式会社15000吨，山东火柴公司10000吨，东鲁18000吨，销售量约占青岛及其周邻地区火柴消费量的4/5多。三家日资火柴厂所需的大量火柴盒，全部交由李村附近14个村和即墨县的农户加工糊制，每月加工量达4000万盒，加工费4000元。
山东火柴与青岛燐寸成立后，据说曾请求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命令，规定在两厂周邻25华里范围内不许再增设新厂，即使日人也不例外。受此限制，日占时期华商一直未能在青岛开设火柴厂，日商福隆火柴厂也只好设在沧口。在青岛收回前的1921年，青岛、山东、东鲁、福隆四家日资火柴厂的日产量分别为45吨、30吨、40吨、15吨，日总生产量达130吨，另有一家齐鲁燐寸株式会社正在筹备中。
四家日资火柴厂全面开工投产后，“日本火柴受本地工厂发达之抨击，几乎绝迹”。1921年日本火柴进口为384800罗，1922年减至19900罗，而同期火柴材料的进口则大幅度增加，货值由1921年的421700海关两增至605900海关两。
（3）面粉工业。山东是华北小麦主产区之一，出于增加口粮和换取现金的考虑，一般农户通常将小麦拿到集市出售或换取粗粮，因而小麦又是重要的商品作物，在内地市场有着相当大的流通量。就城市消费而言，民国成立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使城镇对机制面粉的需求日益增长。以上两种因素为发展机器面粉工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次大战时期，日本工业资本利用占据青岛和胶济铁路的有利条件，开始在青岛、济南投资开办机器面粉工厂。
1916年9月，日本下关富商秋田寅之助等人投资成立青岛制粉株式会社，在青岛三日月町兴建机器面粉工厂，1918年1月工厂正式开工投产。面粉厂资本50万日元，实际投入25万元，建筑面积739坪，设备总动力275马力，原计划年产360万袋，实际日生产能力2400袋，年产量近34万袋。工厂生产所用小麦原料大部分来自山东本省，其次为安徽、河南等地，所产鹿头牌面粉行销于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开工头两年，工厂共有6名日本技工，43名中国工人。1919年后工厂股份由神户增田合资会社收买，但第二年又转到横滨平沼亮三家族手中。后来青岛制粉还在济南设立了分厂。
1918年9月，日商长川禄三郎租用前德商面粉厂的厂房，生产小麦粉，年产约6万袋。此外日商还在青岛设立了两家机器面粉磨房，一是灰塚于1919年设立的灰塚工场，一是盐川炼吉经营的共荣公司。
1919年，日商又在济南开设了一家机器面粉厂——满洲磨房（满洲制粉厂）。工厂有工人65人，日生产能力3200袋。但是这家面粉厂开工不久即因抵制日货运动影响，面粉销路受阻，工厂生产时开时停。在满洲制粉厂成立时，济南至少已有4家华商面粉厂和4家机器磨房，年产面粉47万担，另外土法生产面粉3万担。当时济南地区年消费40万担，剩余部分运销天津等地。在这种情况下，满洲制粉厂的产品很难有多少销路。1923年，该厂终因经营困难而停业，后改组为三吉磨房。
日资面粉工厂与日本贸易商有着密切的关系，除自行购入部分小麦原料外，所需大部分原料通常由日本商行为其提供。当时在青岛从事小麦收购的日商有铃木、泰利、共荣、吉泽、茂木、安部、东和、山田、汤浅、峰村、三井等洋行；在济南，除三井、三菱、山田、汤浅外，还有吉泽、东隆、茂木等日本洋行。华商在青岛从事此项交易的有东泰、万利源、悦来等53家行栈，在济南有19家粮行，收购的小麦主要供应华商机器面粉厂。山东小麦市场基本为华商所控制，日商的采购量远不能满足日厂对原料的需求，需要华商供应。满洲制粉等日厂生产难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日商购运小麦原料必须要依赖华商中介，自身无法控制市场货源与购运价格。
3.“出口型”日资工业
日资出口型工业大都与口岸农畜产品的出口密切相关，如蛋粉加工、精制油、冷藏加工、畜产品加工等，实际都是农畜产品出口在产业上的延伸。这类企业的原料市场在内地农村，而销售市场则在国外。既然企业的生存以出口市场的需求为前提条件，国外市场的消长便决定了企业的兴衰。此类日资企业大部分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企业的投资大多来自商业资本，投资人往往是贸易商社、商行的经营者。1920年是这类企业兴衰的分水岭，随着战后市场的急骤变化，原先兴盛一时的出口业务迅速萎缩，大部分企业因产品销路大幅度缩减，被迫停闭歇业。
（1）蛋粉加工业。山东有着丰富的鸡蛋资源，据民国初年青岛日本守备军调查，全省年产量大致约1.15亿枚，输出约6000万枚。最初日商只是从事鸡蛋的收购输出，后来将经营扩展到蛋粉加工业。
成立最早的日本蛋粉厂为青岛鸡卵加工组合。加工组合以大仓组投资为主，资本10万银元，1917年9月在青岛兴建工场，次年2月竣工。1919年由于蛋粉市场需求旺盛，为扩张业务，组合改组为股份公司——日支鸡蛋公司（日华鸡蛋公司）。新公司总资本50万元，实际投入资本25万元。厂内有日本职员4人，使用中国男工62人，女工60人，月加工鸡蛋360万个。同年，日支鸡蛋公司还在张店收买原怡昌洋行蛋厂，成立张店分工场。张店蛋厂使用男工和女工各20人，月加工鸡蛋90万个。
1918年1月，大连日商大星公司在青岛成立支店，投资兴建新式蛋粉加工厂，当年9月蛋厂正式开工生产。蛋厂最初注册资本9万元，后增至20万元。厂内有厂房6座，安装有50马力蒸汽机2台，厂房设备投资26万元。有日本技工3人，华工100人，年产蛋粉近45万斤。
同一时期日商还在济南开设了中华、东亚两家大型蛋粉加工厂。1918年日商在济南五马路收买土地2000坪，兴建株式会社中华蛋厂，蛋厂以日商伊藤忠兵卫商店为中心，纠集青岛、济南两地日本工商资本参与投资，资本100万日元，实际投入25万元。东亚蛋粉公司总部设于上海，资本50万元。济南工厂于1917年10月动工兴建，翌年5月开工生产。厂内有搅拌、发酵、机械、干燥等车间，日打蛋能力为30万个。东亚蛋厂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蛋厂有日本职工21人，中国工人200人，其中男女固定工各30人，男女临时工各70人，固定工大部分从南方招雇，临时工则招雇附近农村的农民。
第二，东亚蛋厂平均月消耗鸡蛋500万个（按月开工26日计），1918年4～12月，蛋厂共消耗鸡蛋3000万个。蛋厂原料通常购自周围方圆60华里范围内的农村，也有来自百里外的。在原料供应淡季，周围农村的上市量远不能满足工厂生产的需要，为此蛋厂还在泊头、桑园、徐州、宿州、德州、济宁六地设立收购点，派人常年收买。蛋厂在山东地区的鸡蛋收购价格为每千个35吊铜钱，本省收购量约占2/3；外省收购价每千个39吊铜钱，收购量约占1/3.如按1918年消耗量计，收购成本约110万吊钱。按每家农户平均出售200个鸡蛋计，山东大约有10万农户的家庭副业受到影响，平均每户收入7吊钱，约合银元1.8元。
第三，对华商蛋厂的影响。1919年初山东全省共有10家蛋厂，除东亚外，日商在青岛还开有2家蛋厂，另在洛口、济宁、兖州、德州、桑园、张店等地有7家华商蛋厂。但这7家蛋厂都属于没有多少资本和设备的小厂，生产规模远不如日厂，在资金、原料收购等方面面临日商的竞争压力。与东亚蛋厂同处济南的洛口湖荫堂蛋厂，资本只有2万元，日打蛋能力只有1万～3万个，1918年终被东亚蛋厂压垮。
1919年蛋粉加工业最盛时，青岛、济南及张店共有日本蛋厂5家，中日合办蛋厂1家，华商蛋厂10家，日产蛋白100担，蛋黄250担，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以机器生产。华商蛋厂分布于津浦铁路沿线，日商蛋厂则集中于胶济铁路沿线。华商选择在津浦沿线设厂，一方面是因这一地区鸡蛋集散规模大，另一方面也可避开日商竞争锋芒。日本蛋厂的产品主要出口至美国和日本，产销赖于国际市场的需求。1921年，日人在山东开设的蛋粉公司共4家，蛋厂6家，蛋厂日打蛋能力为126万个（日华商蛋厂生产能力比较）。正当蛋粉加工业发展最盛之时，美国市场的需要大幅减少，致使日厂“大受顿挫”，生产开始由盛转衰。1922年11月农商务省在青岛调查时，青岛2家日资蛋厂已全都停产关闭。
（2）精制油加工业。德占时期，外商只是沿铁路线从华商手中收买花生油出口，从未自行建厂榨油。日占青岛后，花生、花生油输出贸易出现了较大增长，1907年青岛花生油出口10万余担，1912年增至23万担，1919年达到71万担。输出贸易的扩大是推动日商投资榨油业的直接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新式机器榨油业在青岛和济南兴起。1915年日商峰村洋行率先在青岛设立精制油工厂，1917年又有日商东和油房成立，随后不久，三井洋行、泰和商会、东洋制油及汤浅洋行也相继设立精制油加工厂，从胶济铁路沿线收购花生油和豆油，在青岛精制加工后向海外输出，各家日资工厂的年总产量达3850万斤。迄于1921年，日商在青岛共开设了17家机器榨油工厂和精制油工厂，其中茂木洋行、东和油房、青岛制油、东洋制油、山东制油5家企业为榨油工厂，其余为精制油工厂，山东化学工业所则专制植物油硬化油脂。日资企业资本、产量情况。
东和油房是当时生产规模最大的日商榨油企业，年加工能力为1.5万吨，东洋、山东两家产量合起来共1万吨。东和一昼夜生产消耗的原料为50吨，生产油26000斤（400箱）。但是按东和经营者所言，其经营受到当地土制油有力的竞争，加之原料供应不足，无法做到全年满负荷生产（1921年东和油坊的花生消耗量为8000吨），生产经营遇到困难，没有利润。
（3）畜产品加工业。青岛肉类、禽蛋产品及水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对装船外运前的保鲜贮藏条件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而当时青岛只有德占时期屠宰场安装的一台冻罐式制冰机，日制冰能力只有1.5吨。为了改善冰藏条件，1916年石桥洋行与美商合资开设石桥冷藏工厂。1917年日商大连制冰会社也在青岛开设分厂。该厂资本50万元，厂内有制冰机1台，20年代中期又新增制冰机1台，日制冰可达40吨，除制冰外，还生产饮料，日产饮料600打，销售于青岛市区和胶济铁路沿线城镇。青岛畜产品冷藏加工业的兴起，给畜产品的大量出口提供了条件。随着1916年石桥洋行、1917年大连制冰会社青岛支店成立，1920年大阪商船“嘉义号”冷藏船始航青岛，冷冻牛肉的出口也随之大幅度增长，到日占青岛末期，屠宰场年加工屠宰活牛6万头、猪1万数千头。
青岛冷鲜牛肉等畜产品的大量出口，为相关畜产品加工业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这类加工业主要包括骨粉加工、皮革加工、牛脂加工以及罐头加工等企业。
日商开设的骨粉工场主要有山东采油骨粉商会和向井化制公司。前者成立于1916年9月，由高桥丑吉经营，资本15700元，主要生产用作肥料的骨粉。1918年共生产骨粉200万斤，产值12万元。后者由日商向井龙造经营，资本3万元，工厂有10马力电动粉碎机、干燥机各1台，工人15～30人，年产骨粉2000吨。两家企业的产品全部出口日本。内地加工工场的产品基本由三井、滨田等日本洋行经营输出，输出地为日本九州和鹿儿岛等地。
日本国内皮革工业的发展，使其对牛羊皮的需要大幅增长，每年进口额1400万～2000万元，进口皮革大部分由中国输入。在青岛、济南有多家专门从事皮革贸易的日本商行，每年从内地或屠宰场收购大量生皮，经过简单盐制加工后出口。1920年前后，日商在青岛开设了3家皮革加工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为德盛洋行。德盛皮革加工厂设立于1916年4月，由石井久次投资经营，资本10万元，雇员有日人6名，华工17人，厂内有3马力动力设备，年制革3000张，销路远至蒙古。1920年代后，皮革输出港转向天津，青岛经营输出业者“失败居其多数”，原先居垄断地位的三井、汤浅、大文三家洋行退出经营，后“殆以清喜洋行为独占事业”。
青岛周边农村有着丰富的畜禽蔬果资源，不但运输方便，而且价格远低于日本。利用这一原料资源，日商在青岛开办了3家罐头加工厂，即山口商会支店、南条正吉、青岛罐诘株式会社（企业内有华股）。3家企业“皆用新式机械制造物品，制造成装于铁罐之内，包以华美之纸，其上绘以所装物品形式，印以商标，输出于欧美各国”，同时“销于本地及内地者各埠者亦不少”。
4.普通日资加工工业
普通加工业包括市政房屋建筑材料制造、机器设备修配、家具制作、酿造、印刷等诸多行业，业内的日资企业户数最多，约占全部日资企业的半数以上，投资经营者大多属于个人投资性质，除水泥、啤酒等个别企业外，大部分企业资本在5万元以下，其中6000元以下的小工厂占了20家，1万～1.5万元的企业有10家。多数企业生产规模都很小，一般雇佣工人在20人以下，生产过程普遍采用手工劳动，工艺落后，只是在工艺环节使用机器。
在普通加工工业中，工厂数和投资额最多的当属陶瓷玻璃工业。实际上在日占青岛之前，日商资本便已悄然渗透到博山窑业之中。1914年末，日商渡边逸次郎在博山租借当地民营窑厂，试验烧制陶管和耐火砖。窑厂由渡边与华商姜子歧二人合办，起初规模很小。1916年2月和4月，渡边先后以东华公司的名义在博山下营购买土地，兴建烧窑场和营业楼。当年5月工场开工，对外称日华窑业工场。当时窑业工场有烧窑2座，雇工60人，专门为日本青岛军政署水道部试制输水陶管，生产基本为手工操作。
日本占领青岛后，日人“多注意于山东，来山东参观者、旅行者、调查者，络绎于途”。日本人在山东的工商业，“着着进行，颇见发达”。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中村康之助和商人田中惟一郎也专程到博山调查窑业。二人在博山见当地原料丰富，又多耐火材料，对经营窑业极为有利，回国后便竭力鼓吹投资开发，结果很快便得到了国内资本的响应，招集到一批日商资金。1918年12月，日商大隈信常、田中惟一郎、林十次郎等人与华商林长民、王克敏等人合作，成立日华窑业株式会社，将募集资金全部投到渡边经营的窑厂。企业名义为中日合办，实际为日人控制经营。田中和中村分任总理和协理，经理为林长民、林十次郎、岩崎清七，监事也全部由日人担任。
日华窑业会社名义资本200万日元，实际投入约50万日元。会社利用渡边窑业工场为基础，投资扩充，成为当时博山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厂内由日人担任技师，工人总数约330人，其中陶管部80人，耐火砖部40人，建筑材料部10人，其他杂工约200余人。工场有烧窑6座，生产所需的试验室、烧窑厂、粉碎室、成型室“皆有相当之设备”。窑厂制品为直型或异型陶土管、耐火砖、低压电磁壶及砖瓦，主要产品陶土管年产约5000～6000根。所出制品多运往青岛、济南销售。另外，公司还经营煤炭开采运售。1919年“五四”运动后，窑业工厂的制品因各地的抵制，销售受到相当影响。
日占青岛时期，日商资本在青岛、博山开办的窑业工厂共计16家，除日华窑业会社、山东窑业两家企业外，其余多是资本只有几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小型砖瓦工厂。详。
1917年9月，日商田中末雄、秋襄二发起设立山东水泥公司。公司资本100万日元，实际投资25万元，总部设于大连，工厂设于青岛附近，生产经营由山东兴业株式会社控制。工厂主要设备为日本自制直窑1座。原料取自工厂附近，燃料煤取自淄川煤矿。公司日产水泥300桶（每桶170公斤），并曾计划将产能扩充至700桶。但工厂实际产量并不高，1921年年产量仅为7000桶。
同一时期，受日资企业开设的刺激和影响，华商也开始尝试投资经营水泥工厂。1919年，华商投资的济南致敬水泥公司成立，公司股东全部为本省人士，资本20万银元。工厂采用比利时式石灰炉型直窑，水泥磨压机购自德国，机器设备也由德国人管理。工厂日产量250桶，产品全部供济南及邻近地区建筑所需。1920年生产9万桶。1922年华商还在烟台创立荩臣水泥公司，资本50万元。
山东传统玻璃生产集中博山地区，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玻璃制品的消费量逐年增长，传统生产已难以满足城乡需求，因而不得不仰给外货输入。1914年前，由青岛输入的玻璃概为德国货，1915年后，进口玻璃“悉归日货独占”。1916年青岛港输入玻璃1852吨，其中从日本进口1412吨，占76%。
1916年6月，日商在青岛成立山东玻璃制造所，由金森甚助经营，资本15000元。工场实际只是一家手工工场，主要生产药瓶、灯罩。另外，青岛还有一家和洋硝子制造工场，由日商杉兼次郎经营，资本15000元，使用日本人5名、华工20余人。后来上述两家工场合并，成立山东玻璃工业株式会社，拟投资30万元，从事玻璃瓶生产。此外，日商还于1916年5月在青岛开设福泰公司玻璃工厂，于1917年1月在济南开办山东玻璃制造所、怡昌洋行。日资企业生产的玻璃制品通常由日商销售。当时青岛、济南各有数家专门经销玻璃制品的商户，在青岛有日商高桥商会、神田商行、深尾硝子商店等，华商有福顺泰、德发成、义来兴、源裕兴等；在济南有日商玉井洋行、松隆洋行和大国洋行，华商则有育生大药房、启明等商号。
在日本人经营的中小工业中，有不少是以修理加工为主的铁工业、家具制造业和副食品加工业，从其设备、加工能力、生产规模上看，大都是些很小的企业，投资额往往只有几千元甚至几百元，有些企业只能算是家庭手工业或作坊，生产加工带有明显的分散性。具有这类企业特征的日资中小工业，最典型的莫过于铁工业。
当时青岛铁工厂主要利用废旧铁制造小型机械，或利用进口零配件组装机械机器以及修理各种机械与车辆等。迄1919年，青岛共有日资铁工厂20家（）。华商铁工业23家，资本总额只有53000银元（2家资本不详）。这20家铁工厂中既有丰盛、大信、鸟羽、庄司等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也有不少资本只有几千元甚至几百元的小修理作坊，只能从事简单的修理和外接加工业务。从经营性质上看，一部分铁工厂属于兼营性质，如孟津洋行、长谷川商店一直以商业贸易为主业，铁工厂只是其主业的延伸；另一部分为手工业者开设的作坊性质的机械修理加工厂，一般只能承接简单机器零部件的修理加工，没有批量生产能力，更不能生产整机。
5.日资工业的特点与影响
日本在山东工业的突出特征有如下几点。
（1）除纺织、缫丝、火柴等少数几个行业外，在一般工业领域投资较为分散，每家工厂的投资额一般比较少。纺织业的实缴资本最多，一般在200万元以上，火柴业、面粉业的资本大致在几十万元，其他中小企业资本大都在5万元以下。许多企业带有个人企业的性质，这些企业具有经营分散的特征。日资中小企业的投资，大多选择一些技术门槛低，不需大量投资，生产工艺易于掌握且有着比较稳定的市场需求的行业。
（2）企业形态，有的采取总公司设在日本而在中国设立分工厂的形式；有的采取在中国设立独立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的形式；更多的企业为个人投资经营企业形式；另有为数不多的企业采取中日合办的形式。适应对华商品输出形势变化的需要，部分日资企业采取了把本国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迁到山东来的方式。日本工业资本投资的纱厂、火柴厂、缫丝厂等大型企业，基本都是由日本国内著名企业在华设立的分厂。这些企业资本雄厚，具备成熟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动工兴建到投产运行，通常只需要很短的建设周期。由于这类企业与本国母公司在业务、资金财务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技术与管理人员由国内公司委派，财务与国内公司合并报表，经营资金由国内公司给予支持，因而在生产经营上与本国企业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可以看作是日本国内企业资本与业务经营在华的延伸。
（3）在地域分布上，绝大多数日资企业集中于青岛，只有少部分企业分散于济南、博山等城市。企业产品销售基本以所在城市和铁路沿线城镇为重点，其中有不少是以日本移民为销售对象。与这种地域分布格局相一致，日本工业资本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青岛、博山，而对济南民族资本工业的影响则不明显。
（4）与资本投资分散性相对应，日资企业分布几乎涉及各种工业部门，其中包括与贸易密切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如精制油、烟草、畜产加工等；与转移生产地、争夺市场相关的进口替代型加工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火柴业等；与日用消费品市场相关的加工业，如玻璃、面粉、肥皂、酿酒、印刷业等；与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的加工业，如机械修造业、窑业、木材加工业等，结果形成企业分布面广的特点。在这种对行业广泛涵盖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既独立于中国传统产业又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日资工业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与日商建立的商业贸易网络相联系，从资本到管理、从原料供应到产品销售，彼此密切相关，进一步构成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经济体系。
日资工业既是日本工商资本投资活动的产物，又是殖民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产业活动。作为一种经济变量，它势必会对所在地区的生产力要素市场、商品市场、民族工业乃至整个区域社会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在劳动力方面，日资企业对劳动力的招募使用，成为当时城市人口就业的重要渠道，也是城市新增人口产生的主要来源。日资企业所用中国工人的来源有市民、市郊农民以及内地农民。1922年，日资纺织业雇用中国工人1.3万人，占当时青岛工人总数的60%。由于纺织、缫丝、火柴等企业的生产分工细致，一般工人只需经简单培训即可上机操作，因而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当时工人来源有青岛市郊农民以及莱阳、蒲台、德州、益都等地农民。大量工厂工人的增加，改变了城市人口的职业结构，工人成为城市劳动者队伍中人数最多、最集中的群体。
日资企业不仅以农村劳动力作为其工人的主要来源，同时在生产上也与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发生关系。日资精制油工厂实际就是利用内地土法榨油生产的粗制花生油为原料，从事精制加工生产，真正的机器榨油并不多；而日资火柴厂则利用农村家庭劳动，将火柴盒的制作承包给农户，由农户为其糊制加工火柴盒，从而使农村家庭劳动成为工厂生产的一个环节。农村最主要的家庭手工业——手工织布业所受的影响更为深远。日本纱厂的兴办和相继投产，恰与20年代铁轮织布机的采用推广、手工织布业的再度兴盛同步。16～20支粗纱的大量生产与价格的降低，为农户采用铁轮机、机制纱生产“爱国布”提供了条件，可以说，这一时期潍县及其周边地区手工织布业的初兴，以及30年代的发展兴盛，与上述条件的影响不无关系。
在商品市场方面，日资工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扩张，导致了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纱厂、火柴厂、面粉厂等企业大量生产后，棉纱、火柴、机制面粉等若干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进口商品，进口量大幅度减少。1913年青岛棉纱进口接近34万担，到1921年减少至17.5万担，减少幅度近50%，而日本棉纱的进口由最高年份的22万担，减至1921年的7.5万担，减少了近70%。
第二，出口型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的开设，延长了产品加工链，结果一方面使日资企业获得比单纯出口原料品更大的附加值；另一方面，也导致半成品和制成品的出口比例提高，并促使整个出口增长。精制油生产的扩大，使花生油出口由德占末期（1913年）的14.7万担，增至日占时期的年平均35.2万担，出口量最高年份（1919年）达71万担。另外牛油和牛皮出口，1918年比1913年也分别有62%和15%以上的增长。
第三，日资企业的开办使纺织、火柴、榨油等生产机器设备以及相关机械零部件的进口大幅度增加；同时生产所需工业原料（如火柴材料、化工原料等）的进口也随之递增。
在日本占领青岛与胶济铁路的条件下，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投资设厂具有两方面的优势。相对于日本国内企业，在青岛的日资企业具有以下有利因素，即：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就近获取的廉价原料和市场销售，借助这些因素，日资企业节省了大量的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比在其国内生产后出口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中国民族资本工业，日资企业则享有殖民当局所给予的各项优惠条件和政策支持，开办时有土地、用水、运价等项优惠，开工后有专营、专利保护，在技术上普遍占有优势，以出口型企业而论，榨油业中东和公司所使用的水压式榨机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而地方传统榨油业使用的普遍是楔式或螺旋式榨机，日资蛋厂几乎全部采用机械化生产，而华商蛋厂除个别企业外，几乎都是手工操作。借助上述优势，日资企业在同中国民族工业企业竞争之时便占据了一定先机。
在青岛以至山东全省，日资工业无论企业户数、资本总额、技术管理，还是生产规模、利润水平等项指标，均优于中国民族工业。但是，在具体城市、地区和具体行业部门的比较层面，又存在一定差异。就地区而言，日商工业的优势集中青岛，而在济南则无优势可言；就行业而言，日资工业在纺织、精制油、火柴、蛋粉、煤炭、精盐等形成优势甚至垄断地位，而在一般加工业领域，其优势则不明显。
日资企业在青岛的大规模发展扩张，挤占了华商创业发展的空间，日资企业对优势部门的控制，使华商很难在这些领域争得发展机会。除属于官僚私人资本投资的华新纱厂外，在青岛地区，华商尚无足够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兴办能与日商相抗衡的大型企业。日资企业的优势抑制了华商的投资热情，也增加了这类投资的风险。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终日占时期，华商始终未能在火柴、面粉、蛋粉、机器榨油等部门有所作为。普通民间私人资本选择投资少、技术和市场约束竞争小的领域，投资方向局限于建筑材料、机械修理、棉织、酿造以及小型化工企业，兴办中小企业。而在日本统治结束后，华商工业才真正迎来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
迫于日资工业的压力，民族工业转向济南寻求发展。在济南，华商面临的外资竞争压力明显要弱于青岛，而华商工业立足济南，在发展策略和成效上都是成功的。1920年代初民族资本创办的面粉、火柴、纺织、榨油等工业在济南兴起，其中面粉工业的资本总额达400万元，年产面粉800万袋，成为国内机制面粉工业的中心之一。相对于华商工业的发展，日商在济南一直未能占得更多的扩展机会，日商开设的面粉、蛋粉等几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在原料供应和市场销售方面，受到华商直接或间接的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这几家工厂在经过一段惨淡经营后，最终不得不宣告停业。
上述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关于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影响，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判断，一种观点认为外国资本的阑入与存在阻碍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前者的存在对后者的发展影响不大。日本占领时期，日本工商资本在青岛所构建的日资工业体系，无疑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抑制作用；但同一时期，华商在济南则为自身工业的发展赢得了机会，并在与日资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这一事实说明，关于外国资本的作用和影响，在不同的历史空间和时间中有着不同的表现，需要结合当时历史实际加以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