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海岸线绵长，渔业发达。渔期集中在春秋两季。渔场有沙子口、水灵仙岛、千里岛、褡裢岛、大公岛、大麦岛、山东岭、大湾口、阴岛、浮山所等10余处。日本渔业侵入胶州湾始于1913年10月，当时日本汽船拖网株式会社经德国当局许可，以“浦岛丸”渔轮在胶州湾从事渔捞作业，成为日本侵入胶州湾渔业之嚆矢。1914年日德交战时，过去一向在辽东沿海经营嘉鲫鱼延绳钓渔业的日本渔船，转向胶州湾海域捕捞，以鲜鱼供应军需。日占青岛后，日本渔船在山东沿海从事捕鱼作业的渔船逐年增多，1915～1917年从业者已有四五百人之多，并与中国渔民屡屡发生冲突。日本在青岛附近渔场的渔业，最初限于胶州湾内的灵山岛、大公岛、小公岛、褡裢岛一带海域，后逐年扩大范围。1917年在海州冲水域发现嘉鲫鱼大渔场后，日本当局即对在渔场作业的日船给予补助奖励，使日船渔业范围进一步扩大。1919年，由日本政府出资补助，日人建造大型渔船7只，使日船渔业捕捞能力大为提高，而鲨鱼延绳渔船，亦同时出渔于山东半岛沿海海域。于是，自海州至山东石岛的广大海域，完全成为日本渔业的活动范围。这年6月，在青岛海域从事水产业的日本人增至707人，渔业收入达276421日元；而同期中国渔民总数为8622人，渔业收入为202952银元、55411日元，渔民人均收入远远低于日人。
1916年3月，日守备军当局为控制青岛渔业起见，颁布渔业取缔规则。取缔规则共11条，规定凡在青岛沿海经营渔业的中国渔民，必须向日本当局提出申请，在得到许可，领取渔业鉴札（执照）后方能从事渔业；凡不合规则要求者，“不得许可为渔业，如已经许可者，得限制、停止或取消之”；对违反规则者则处以罚款。此后，日本当局在青岛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日人渔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设立青岛水产组合。水产组合系日本人从事渔业者所发起。自水产组合成立后，凡中日之从事捕鱼与贩卖者，都必须加入其中，而青岛渔业遂为该团体所把持。
自日本在青岛设立军政署后，日本渔船便接踵而来。当时胶州湾中国渔民约有8000人，日军政署认为对于当地渔民可以征收大宗捐税，便以整理渔业为名，谋求将当地渔业和渔民纳入其控制之内，同时鼓励日本渔民来胶州湾沿海从事捕捞作业。
1916年3月8日，日军司令部以军令第11号颁布青岛水产组合规则，其内容共12条。名义上，组合是“以改良发达水产业、蕃殖保护水产生物暨矫正组合员营业上之弊害，增进共同利益为目的”；“不得为营利事业”，但实际是控制胶州湾渔业和当地渔民的工具。按照规则第4条规定，要求凡“在组合区域内与组合员经营同一业务者，须全部加入本组合”，如违犯规定，则处以百元以内的罚金。中国渔民加入组合并非自愿，而是带有强制性。按照规则的规定，组合的组长、副组长及半数的评议员都由日军政当局任免；组合的经费预算和议决事项，须呈报日军司令官认可；日军政当局有权对组合监督和发布命令，或令民政署检查组合业务状况及财务状况。这说明渔业组合完全受日军政当局控制。
水产组合设事务所于静冈町市民会楼上，下设捕取、制造、贩卖三部，由日本人任正副组长。1916年，组合员总数7897人，中国人7299人，日本人598人。1918年，组合员总数8606人，其中中国人8143人，日本人463人。后来中国渔民加入者有9200人。水产组合名为代谋渔民公共利益，实际是专为向当地渔民课捐而设。“凡缴款稍迟者，临以军警任意虐待，每年人有人税，网有网捐，全年所纳各款计达八九千金，负义务而无权利”。水产组合日常经费依赖成员捐款，但是，“华人纳税颇重，获利无多，不过附随于日人之后，为其驱使而已”。
水产组合对日本渔民的扶植有以下方面：凡日本渔民遇有死亡、疾病、失没渔船、渔船修理等情形，或组长认为必要时，均给予救济金；奖励日人水产业有劳绩者，或赞助该组合之进行者，中国渔民加入水产组合，“年纳捐款，为其办事经费，日本渔民则匪特可免捐纳，仰[抑]且屡受奖金”，其“每年所获各种奖励平均计达四五千余元”；为日本渔船保管物品，1917、1918年专门建筑仓库，保管存放日本渔民之船具、网具，概不收费，使之“便利多多矣”；仲裁纷议，代办储金、汇款及通信等项事务；为日人延绳钓渔业提供所需饵料，“实行非营利的转售于日本渔民”。
由日本人控制的渔业组织，实际上完全是日本殖民当局为本国渔业扩张服务的工具。对此当时就有调查指出：
日人出渔青岛者，每际初春渔期，均由日本渡海西来。迨晚秋渔期终了，凡渔船、渔具悉托水产组合保管之，相率东归，而居青不移者少。此等渔人，大都称贷于渔业组，而以渔获利益偿还之，粮米、薪炭以及临时用费，皆由告借而来，渔获物由债权者操代售之权，手续费在所获渔利之一成内外。而独立经营不假外资所谓单独渔业者，则为数甚少。
（2）设立鱼市场。日本占领青岛后，“即亟亟设立鱼市场，实行共同贩卖”。军政署设立仅三个月，就收到日人开设鱼市场的请愿书24件之多，但这些申请人“与水产有直接关系者甚少，要皆争权夺利耳”。随着日本渔船大批驶入胶州湾捕鱼和海产品上市量的增加，1915年6月，日商坂井庆治等6人合资组成鱼市场，开始营业。鱼市场注册资本4万元，实际投入1万元。第二年又追加投资3000元。但鱼市场甫经开业，在经营上便问题丛生，“经营者与仲卖人以及渔民时生冲突，且因金融不灵，信用坠地，几于不能继业”。同年5月，青岛水产组合遵照日本军政当局的训令，接办鱼市场业务，同时增加营业资本1万元（实际投资3250元），并对经营进行改组，指定14名鱼市场经纪人，由其担任市场中介代理，专门经营交易水产组合成员的水产品。经过改组后的鱼市场，实际“为水产组合之贩卖机关，资本16250元，所捕之鱼，专以供给仲买人为目的，再由仲买人供给于消费者”。
1916年，日本军政署公布鱼市场取缔规则。规定鱼市场是依竞卖方式经营水产委托贩卖的场所；设立鱼市场、充当鱼市场中间人，须由日本军政部门核定许可；鱼市场须将每月经手水产种类、数量、价格、集散状况、每年收支决算及业务成绩等，详报军政当局。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鱼市场完全在日本当局的控制之下，水产品的流通也完全在其监管之下。1916年鱼市场的年交易额为178687银元，其中日本人交易额约高出中国人交易额1倍。1917年，日人集资30万元，设立山东水产株式会社，接手鱼市场的经营，同时经营水产贸易、渔业资金借贷、渔业日用品、船具渔具及钓饵供给、水产制造等。当年鱼市场的上市交易额增至30.5万日元，1920年达66.2万元。鱼市场也为日本经营者带来可观的收入，“每年所获手数料（即值百抽十之佣金），平均计达五六万元”。
（3）实行滥捕政策。日本当局对胶州湾渔业所采取的渔业捕捞政策，依其在青岛统治形势的变化而前后有所不同。在未曾明确交还青岛之前，其政策“不外奖励彼国多数渔民，用适当新式渔船、渔具，采捕黄海之上层及中层鱼类，因志在永久占领海面，故对于下层水产物之蕃殖接息，尚筹相当保护，所用渔具亦无碍于生产”。但在明确青岛将交还中国后，日本当局的渔业政策也随之改变，放弃将胶州湾作长期渔业根据地的打算，开始采取竭泽而魚的方式，允许国内大队拖网轮船来黄海沿海作业，从使用潜水器捕捞海底海参、鲍鱼，到使用流网、打濑网、地曳网等各种网具，从鲷鱼延绳钓到鳕鱼延绳钓，对沿海渔业资源“痛行滥捕”。
青岛重要渔业一向以嘉鲫鱼捕捞为主，而产鱼区域以海州海域出产最丰。“日人既以青岛为渔船根据重地，又恃彼官厅奖励保护之力，所需饵料、冰块更得水产组合源源接济”，以致在海州海面捕捞嘉鲫鱼的日本渔船达300余艘，年捕捞量30万斤。1918年大连制冰株式会社在青岛设立制冰工厂，专门“供彼国渔民之用”，为日本渔船扩大行渔范围提供服务。此外，日人还将渔业经营扩展到海产制造养殖业。1915年日人在沙子口特设洋粉制造所。1917年，日人在女姑口附近从事海蛏养殖。1919年日本人又在青岛设立养贝会社，资本20万元，养殖面积达30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