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如何准确地把握和反映农村生活，只有经过深入观察体验和通过创作实践，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我还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只是觉得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正确看待建国几十年来的农村生活。建国后，我国农业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由于“左”的干扰，政策上的某些失误，特别是十年动乱的破坏，集体化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发展不快，农民生活还不富裕，有些地方甚至还很贫困；但总的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农业还是有了很大发展的。它为我国工业建设积累了资金和提供了原料，为我国现代化的国防建设提供部分费用和支持了几场援外的和保卫祖国边界的战争。就农业本身来说，水利、机械、电力、化肥、农药、社队工副业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农田改造，使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给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到一九七九年前后，我国粮食产量就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两倍；我们陕西省的粮食产量，到“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即一九六五年，就比解放那一年增加一倍多。我们还不应当忘记，解放前，我国五亿人口，还经常是饿殍遍野，现在，我国农业，在减少了相当于两个农业省的耕地面积的情况下，还养活着多于解放初期人口一倍的十亿人口哩。如果不是社会主义集体化了的农业，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那种把过去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生活描述得一团漆黑，把我国农民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三十年来的生活经历说成是什么苦难的历程，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是要全面看待农村基层干部。同社会上其他方面一样，目前，在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有些还相当严重，社员很有意见。有些群众对合作化本来很有感情，已经习惯了集体生活，只是由于对干部有意见，才要求大包干。文艺作品批评和帮助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干部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是必要的；但是，在概括评价农村基层干部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他们的功过是非时，都要十分慎重和公平。民主革命阶段且莫要说起，建国以后，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直至今日，党在农村的一切任务，都是通过他们带领群众去完成的。他们本是农民小生产者，“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对他们同对所有中国农村的小农一样，都是有很大的诱惑力的。他们也都是农村中诚实而又精明的人，又多半是生产能手，要讲过小日子，不会比别人差。但是，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艰苦奋斗，任劳任怨，一年到头辛苦地工作。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变得不那么好了，牟取私利，脱离群众。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他们也受了内伤，其中有些人，也把世事“看透了”，也利用职权为自己捞油水了。但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一部分作风有问题的，也还可以教育改造，能够重新回到正路上来。切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地，简单化地把他们一律当做反面角色看待；要把那些批判对象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不要让人们误认为这种人就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具有普遍性的代表，伤害了广大干部、积极分子、劳动模范的感情，挫伤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时刻，摈弃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是会造成严重的恶果的。既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又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既要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又要调动集体的积极性；而集体的积极性。又只有通过干部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
三要正确对待社员群众。集体农民，原本是从小农来的，他们仍然还留有两重性的某种特点。既有小生产者个人致富的一面，又有组织起来，共同富裕，拥护社会主义的一面。他们是自觉自愿地走上集体化道路的，虽然，在合作化运动后期，有一部分富裕农民是因为大势所趋，随大流参加进来的，但决不是靠一声政令强迫入社的。因此，我们不能否定农民的集体化的要求，完全抹杀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们在批判农村生活中的“左”的危害时，不要否定了集体化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的农业才能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因此，我们在塑造当代农民的形象时，不要忘记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面。我们要塑造那种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村新人，这种新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可以有种种不同程度的差别，但这种觉悟却是十分宝贵的。我们要善于发现它，真实地再现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文艺，我们的文艺要有助于在农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中一点一滴地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地体现了八亿中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道出了农民群众的心声。
四是注意避免公式化和概念化。一定要从生活出发，从写人出发；要求高一点说，要从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典型出发。目前已经出现了某些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苗头。虽然只是苗头，也不可不注意。产生概念化的根本原因是作者缺乏生活，有些作者根本没有那方面的生活，或者对那方面的生活知道得很少，只是从政治思想概念出发来编造人物和故事，用这样的故事来演绎自己的政治概念，不造成公式化概念化又怎么可能呢？
此外，也还有创作思想上的问题。我们写东西，要力求避免和别人雷同，甚至于避免近似，只要一旦发现自己的作品同别人的路子相同，就要毫不怜惜地舍弃它。即使是同样的题材，也要从新的角度去开掘、去处理，找不到新的角度就宁可不写。照别人的碑刻，拓出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意思呢！
1981年11月2日
（《文艺报》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