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为促进“四化”服务，是要通过对于客观现实生活真实反映的途径达到的。而所谓真实，对要塑造典型形象的革命现实主义来说，照恩格斯的意思，则是要从现实生活的革命发展中去把握现实、反映现实，因而，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自当满怀热情地注意现实生活中已实际出现的先进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新人新事物。这是我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以来，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得到的一点体会。
延安时期，我在文工团工作，那时候，秧歌剧运动中曾出现过一个公式，这就是“从落后到转变”，其中也有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如《刘二起家》《大家喜欢》等等，但这样的东西太多就不行了，太多了就会显得现实生活是一片黑暗，显得广大群众愚昧消极，这也就离开了真实的现实生活。《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以及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我们正处在一个革命和创造新生活的历史时代，我们不仅要看到生活中消极落后的东西，更应当像毛主席说的那样，熟悉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而这一点，据说现在也成了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我们所说的新的人物，是那些代表历史发展趋向的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而不是从天而降的救世主，或离开现实土壤的被神化了的人。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关于现实主义的不可忽视的基本观点。在被大家经常引用的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那封论述现实主义的著名的信里，这一点是说得很明白的。恩格斯写道：“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如果这是对一八？？年或一八一？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一八八七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恩格斯接着讲到巴尔扎克，讲到人们常常喜欢谈论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具体说来，就是恩格斯赞扬了巴尔扎克严守现实主义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原则，战胜了自己政治上的贵族偏见，真实地描绘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一步步战胜了贵族阶级的历史画卷。恩格斯在这里同样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现实生活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现实生活的革命发展中把握现实，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描写现实。他说，巴尔扎克“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一八三？――一八三六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我的理解，革命现实主义，就是要以革命发展的观点，正确辨别生活中哪些是过时的正在没落衰亡的事物，哪些是新生的代表未来的前程远大的事物，真实正确地描写特定历史阶段那新兴的战胜落后的，或在革命进程中那落后的被改造为先进的。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中那些站在生活前列的人。
有人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英雄，而在和平建设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英雄。是不是这样呢？我以为实际情形并非这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先进人物、英雄模范是很多的，是随处可见的，像王铁人、吴吉昌这久已深为群众敬仰的人且不必说，即使像不久前报纸上所报道的吉林洮安县的刘绍亭，西安铁路局的茶炉工马同才等等，很多很多一心一意勤勤恳恳为社会主义忘我工作的老工人、集体农民、科学家，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职工、干部，他们不是当代英雄吗？近日报载蒙古族、哈萨克族的几个小英雄，武汉的为了在江水中救人而英勇献身的知识青年李江桥等等，他们一心为公，助人为乐，舍己救人，不是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了吗？虽然，经过十年浩劫，社会上这种共产主义的高尚情操，遭到了极大破坏，人们常常为此而怀念“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虽然，要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主义社会风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上述事例证明它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新的发扬。还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还存在很多的缺陷，但不管怎么说，从旧中国到现在，总还是前进了一大步吧，总还有很大的成就吧。这成就，是亿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且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取得的。建设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新生事物，在如此宏伟的事业中，没有成千成万先进分子作为骨干和带头人，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近六十年的革命斗争，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代又一代，成千成万的，死去的和活着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及他们同亿万群众一起创下的伟大业绩，“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要重视具有哪怕是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思想情操的新人，是由于我国曾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不大发达的小农经济国家，曾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经济贫困，文化落后，长期私有制留下的精神负担特别沉重，旧观念、旧意识特别顽强，即使是经过若干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旦有机会，这些旧的东西就会被从地层深处呼唤出来。十年浩劫后，社会风尚变得令人如此痛心，正说明旧东西是不肯轻易退走的。在这样的大地上，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在革命进程中，有人或多或少地摆脱旧的传统观念，在思想行动上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表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自觉地为革命有所贡献，我看这是非常可贵的。先哲鲁迅先生曾为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为反抗“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而进行的“剧烈努力”，表现了他们的忠贞不渝和英雄气概，鲁迅先生的后人们，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接班者们，应当为其在中国大地上的萌生、破土、传播而呐喊，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奋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我们尚不知那种社会的种种具体事物的样子，但我们知道，那种社会一要物质生产极其丰富，二要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很高很高。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要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的事物，使人们惊醒起来，与之斗争，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更要宣示现实生活中那些能够带领人们前进、足以使人仿效的活生生的榜样，让他们的精神品德像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人们的征途。
文学作品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少年。青少年的可塑性是很大的。实践证明，文学作品对青少年思想性格、精神品德的形成，其影响之大是明显的，它有时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我们这一辈人中不少的人走上革命的道路，文学作品的影响也是不可争辩的。苏联文学中的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丹娘，我们的现实生活以及文艺作品中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欧阳海、罗盛教、雷锋等一代新人，正在影响和将继续影响我国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前几天我曾去参加西安市六一儿童节的纪念活动大会，出队旗的仪式开始了，面对那进入会场的庄严的星星火炬的旗帜，望着那一队队朝气蓬勃的红领巾，望着那森林般举起的手，听着那“时刻准备着！”的庄严的誓言，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几乎落下泪来。我当时在想，这一代孩子，因“四人帮”的侵害而造成的内伤还少，应当保护他们，让他们的幼小心灵免遭污染，应当给他们以明朗健康的文学作品，辅导他们茁壮成长。我们反对“四人帮”实行的愚民政策，我们也要总结“文化大革命”前的经验教训，在文学作品中也要向孩子们揭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他们的头脑健全，视野开阔，明辨是非，识别真伪；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不加选择地把不论什么东西都塞进青少年的心灵里，使他们对现实生活失望、对未来失去信心，变得虚无，颓废，鼠目寸光。即使是对那些在十年浩劫中心灵被扭曲了的整整一代青年，健康的文学作品，对治疗他们心灵上的创伤，也会有一定的效应的，这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文学上所说的英雄人物，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文学作品中所写的英雄，不只是两军对垒时横刀立马的豪杰，也不只是改造自然时移山填海的好汉，他们可以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而更多的则是普普通通的人，是生活在一般群众中的一分子，只不过，在他们身上，私有制留下来的传统旧观念少一些，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多一些，对个人利益看得轻一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得重一些，同一般人比较起来，他们的精神境界、思想情操更高尚些。
我们的新社会是从旧中国脱胎出来的，它同它的缔造者们的身上，都还带着不少旧社会的痕迹，作为人类社会的新制度，它还不完备，有缺陷，现实主义的文学有责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揭露它的阴暗面，鞭挞一切妨碍社会主义新事物成长的旧事物。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毕竟不同于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旧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它的固有矛盾，是它自身无法克服的，最终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相反，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某些缺陷，某些尚不完善之处，是它自身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程中，不断克服，不断完善，自己可以解决的。只有“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才胡说什么党内有个资产阶级，需要来一个群众性夺权运动。“四人帮”曾经不可一世，终于被我们的党和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么多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改正，这也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彻底办到的，不能把党和社会主义撇开而另外求得什么解决。因此，即便是揭露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总结历史上经验教训的文学作品，也应该而且可以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使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信赖和充满信心。那种读后令人感到绝望、颓唐或离心离德的作品，是没有现实生活根据的。
198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