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先说一下，我确实没有很好准备。前一向，虽也开了会，研究座谈会怎么开。定下来我有一个发言，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讲。但是这个会又是今年头一个会，恐怕也是恢复“西安作协”前要开的会之一，大家的发言很热烈，我不发言也过不去。那么说啥呢？我就说一些感想，说一些创作中、阅读作品中、平常和同志们闲谈中感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不一定是什么要紧的问题，但是因为没有什么系统的东西可讲，就把这些感想作为我的发言，在这里谈一谈。
这几天会上，大家谈得较多的，是关于作品的时代精神问题，我也接着大家的发言来说。
我想说的是思想境界要高。大家讲到作品怎样才能体现时代精神，我还没有把大家的意思完全吃透，但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些想法，和一些同志闲谈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可能我所谈所想的和大家说的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但是我把它说出来：就是我们的作品要想写得更好些，更有时代精神，首先我们作者自己的思想境界要高，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做时代的先进战士，做革命的战士，我们要关心实际生活，参加实际斗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讲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物时，曾讲过这么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性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满和坚强。”这是恩格斯在热情赞扬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伟大人物时说过的话，说明了这些人和当时时代生活的关系。毛主席在讲五四以后我国文化新军的形成和其功绩的一段热情洋溢的话，我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作为鲁迅先生的同时代人――我们的先辈，像郭老、茅盾、巴金等等，现在也还有不少人从事文学活动。解放后人数比较多的是从解放区来的一批人。
这些人有很多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有些从九一八前后，有些从一二？九前后或者双十二前后，七七事变前后，也有些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这批同志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参加革命时年纪都很小，都是十几岁时投身革命的。那时正是我们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那个时代，这些小青年积极寻找救国救亡的道路，投身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这些同志中不少人也许文化水平不高，知识不多，但对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确实是非常关心的、非常敏感的。不仅关心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也关心世界各地的战争形势，关心西班牙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那时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许多同志的窑洞和住房里，都挂着苏德战争形势图，红军每解放一个城市和居民点，大家就在那儿插一面小红旗。八年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又经历了抗美援朝，经历了这么多翻天覆地的大事。此外还有一些人长期在国统区从事艰苦复杂的地下斗争。所以解放后有这么一批从解放区和从国统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这么一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决不是偶然的。解放后出现的一批作者，青年作家，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志，也经历了许多事变。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斗争非常复杂、非常激动人心的。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直到粉碎“四人帮”。
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管年龄大的年龄小的，翻来覆去经历的事情实在多。在国际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经历这么复杂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它不能不在我们的思想上引起强烈的深刻的反响。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切对我们的思想境界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搞创作，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要忘了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或者只注意自己写个啥！把搞创作当做一种普通的职业看待。也不要把它当做个人的一种业余爱好，搞一点副业，当做一点余兴去搞它。那不行！就是说，我们的胸中时刻要有世界大势和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这样的胸怀，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作品写不高，有时偶然一篇写好了，但是不稳定。这说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子。搞文学创作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站在这样的高度。现实生活中的斗争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四人帮”这几年又把好多事情搞颠倒了，斗争也就更复杂。现在“四人帮”打倒了，但是斗争还是很复杂，这是大家都看到的。我们这十年动乱中也有点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有的站在这一方面，有的站在那一方面；有的人用笔和舌，有的人用拳头棍棒甚至也用刀剑枪炮进行斗争，当然更多的是用阴谋诡计。“四人帮”倒台后搞清查，清查运动中清查和反清查的斗争也很激烈。清查完了后是不是斗争就没有了？那不是的。在这样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首先政治上旗帜要鲜明，立场要坚定，一点不含糊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和“四人帮”及其帮派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思想状态不是这个样子，那还搞什么创作。有极个别的人，前几年搞林彪、“四人帮”的一套，中毒很深很深，“四人帮”垮台了，他所受的内伤一点也没医治，甚至讳疾忌医，灵魂深处还保留着“四人帮”的不少东西，但却还要搞创作，写小说，我很怀疑他的小说怎么写。
真要写，那可能是站在另一方面去写，那是另一回事。要不然，他就写假作品，虚伪的作品：表面上他也反对“四人帮”，暗地里却为“四人帮”或其帮派流眼泪，这怎么行？这样做终有一天要垮台。这种人当然是极个别的。另外还有些同志，对王张江姚及其死党是痛恨的，反对的，对粉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是打心眼里拥护的，但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受“四人帮”的毒害，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的煽动下，在其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下，受骗上当，做过一些错事，又由于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没有严肃认真地正视自己这一段人生，特别是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真正认识“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破坏，因而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有点儿彷徨，情绪有点儿灰。这些同志如果不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说创作搞不下去，就是搞一般工作也是搞不下去的。这些同志多半还很年轻，正是干工作的时候，到本世纪末，未来的二三十年正是这些同志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建立功勋的大好时光，希望这些同志放下包袱，振作起来，扫除一切消极灰暗情绪，投入新时期新长征的铁流中去，发挥自己的才干。总之，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些年来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真正从思想情绪上，站在人民一边，从党和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出发，站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满腔热情地拥护和实现党中央为我们制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作为一个革命者首先应该经常想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在这上面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先进的，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们还不够强大，我们还只是初步繁荣昌盛。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常来欺侮我们，我们常常气得肺都要炸了，我们如果很强大的话，那就没有人敢欺侮我们了。落后就要挨打。现在党中央制定出这样一个宏伟的规划，我们应该全心全意为其早日实现用自己的笔去战斗。我想，这对于我们要解决作品的时代精神问题，从而讲到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这几年也受“内伤”，精神上也有枷锁，思想上还不纯净，还有很多很多的杂质，我们在改造世界观这个任务面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只有尽快把这些东西改掉，才可能把工作搞好，文章才能写好。这是首要的。我们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
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另一条是学习。读书，读马列、毛主席著作。我前面讲到，从解放区来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和现在青年同志比，在深入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上，有些方面比不上，可有些方面也还有长处。长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在抗战前后在延安时期，这些同志年纪还很轻，没有什么框框，不懂就是不懂，抱着马列、毛主席著作一本一本往下读。这是有好处的，虽然也许只记了一些大原则，但读的东西还是不少。经过延安整风，根据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再去读，对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是有帮助的。我们现在搞业余创作也好，搞专业创作也好，马列主义的书读得还是不够的。有的同志学得好，学得多，比我学得好，我自己比较起来差得远了。但也有些同志和我差不离，读得不够，还要读。
除读马列、毛主席著作以外，我还建议同志们，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尽可能地再读一点别的东西，譬如读点世界史、中国史，读点哲学、政治经济学，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特别是基层搞专业创作的同志、搞业余创作的同志，在工厂、农村，劳动是很紧张的，没有那么多时间，还可以涉及得更广些，读书读得更广些，见识多一些。我们的老前辈像郭老、茅盾、巴金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的知识太狭窄。当然我们现在要像他们那样子，达不到，也许青年同志中有人能达到，我是说我个人不行。但我们要学他们那种精神，尽可能地多读点书，我是这个意思。现在“四人帮”打倒了，为我们努力读书提供了条件，不要光是读文艺作品，别的东西也要读一点。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应该首先响应。
也要提高我们文艺方面的修养。要选读古今中外一些名著，这在“四人帮”时是不准读的，现在可以读了。书那么多，实在是只能选读，其中有少量特别对自己创作有用的书要精读。要会读书，昨天听同志们的发言，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很善于读书，比方小孙讲到他读《红楼梦》某些章节的文字，我觉得他会读。读书要有心得，无论在内容方面、创作方面、文学技巧方面，不要多，读一本书或读一篇文章能得到一条启示也是好的。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有一天，我在文化沟中山图书馆的阅览室，读到郭老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至今三十五年了，我还能记得，题目大概是《一字之师》。文章说，在重庆排话剧《屈原》时，剧中有婵娟责备宋玉的一句话：“你是个没骨气的人！”演婵娟的演员建议郭老把“是”字改为“这”字，变成“你这个没骨气的人！”这样语气就变了，变得更肯定、更具有谴责的力量。郭老把这个演员称为他的“一字之师”。我多年记着这个故事，它对我在学习写作时认真地选词用字，掂量字义的斤两有很大的帮助。读一本书有一条启示，十本书有十条启示，一百本书有一百条启示，那就不得了。
就怕读了很多，什么心得也没有。要读就要精读，要钻，要做点心得笔记，在适当时候就可以提高自己写作方面的修养。这是指古今中外名著了，我还主张我们写小说的要读点诗，要向诗人学习。诗读得多了，写起小说来也有点诗味，不然老是干巴巴地枯燥无味。当然读诗要读好诗，要读真正有形象的诗，不是“四人帮”那种标语口号式的诗。那种诗有啥读头？读得愈多愈坏，读多了连你自己写起东西来也没味道了，那不行！特别要读点古典诗词，现在的自由诗好的也要读。好的戏也要看，好的剧本要读，不要认为搞小说创作就可以不看或少看剧本，比如，莎士比亚的剧本应该读，起码选读一些吧！我们还要边读边写，不要脱离实践，停止创作实践去读书，那样读书还有个危险，就是越读越眼高手低，最后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工农兵结合，改造世界观。所谓提高思想境界就是改造世界观，改造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思想境界，应该是当代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境界。这是我觉得要使作品有时代精神首先就要从我们自己做起。这是一层意思。
我们要用阶级的时代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前面讲的我们自己的思想境界高了，我们的胸中时时刻刻包藏着整个世界，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无论在农村工厂，我们都要有一副时代的眼光，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要用时代的历史的眼光透视现实生活中一切人、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细微的生活细节，不要就事论事。我在《漫谈构思》里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好的作品都有个特点，譬如《人民文学》最近发表的《班主任》，就是用时代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即在“四人帮”长期破坏捣乱的历史背景下，教育战线――其实不仅是教育战线而是我们的青少年这一代人中产生的问题。又譬如拿老杜的一些作品来说，他是把人物放在工人阶级在解放以后当家做主，是社会的主人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上，看待人物的精神状态、一举一动。要把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人和生活现象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上来衡量、来分析、来认识和概括。要把你所写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都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上来描写它。作品的时代精神首先是建立在作品所写的事件和矛盾冲突是否具有客观的真实的基础。虚假的冲突，或者缺乏典型概括意义的冲突，或者脱离生活，从概念出发“设置”矛盾冲突的作品，都不会有什么时代精神。“四人帮”的阴谋文学，用颠倒敌我、伪造冲突的手段造出来的作品已经进了垃圾堆，不去说它。我们有时在创作中，不是认真深入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认识和概括出有典型意义的矛盾冲突，而是离开生活，从概念出发，任意设置作品的矛盾冲突，任意设置对立面，或者选取一些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没有什么典型意义的事件来写作，这是不会写出什么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的。
人物活动的背景要有时代特色。一个是社会背景，就是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人和人的关系要有时代特色。《班主任》的人物就是这样。《班主任》这个作品在表现“四人帮”对青少年的毒害，表现被“四人帮”毒化了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是很有特色的。它写了那么个纯真可爱的女孩子，受了“四人帮”的毒害，把《牛虻》当做黄色书籍。这是作者经过了认真选择，经过很多思考的，他抓特点抓得很好，确实很有代表性，很典型。再一个就是自然环境、自然面貌的变化也要体现时代特征。我们有些同志的作品不大注意描写背景。当然，有一种风格，也算是一个流派吧！他们不主张作风景描写，一开场就是张三李四王麻子的故事。他们说注重风景描写是西洋小说的习惯。其实我们民族写小说的传统也还是写景的，不是完全不写。在《西游记》里，作者把孙猴子的故乡花果山描绘得那么美，别说是猴子老孙了，就是让我们到那里去玩玩，也会流连忘返的。我们有些作品把人物放在二道幕前说话动作，不要身后的背景，这对表现一定时代，表现真实的生活气息是有损害的。我主张还是要适当地写点景：可以展开写，特别是写长篇东西，浓墨重彩地去绘出一幅幅人物在其中活动的广阔的大自然景色，战斗场景，大建设场面，显示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宏伟图景来。也可以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中，忙中偷暇，随便点几笔，把周围景色的时代特点写出来，写短篇小说，不妨用这种手法。咱们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大自然面貌的变化是生活变化的重要方面，更何况写景是写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手段之一。
这几年我们开了不少创作会、改稿会，我看了不少稿子，有些同志不是景写多了，而是跟我差不多，功夫不够，不会写景。有时也写山啊，水啊，日出，日落等，但写了半天也构不成一幅画景，还不过关。
要想作品具有时代精神，生活气息要浓。这本是文学作品的起码要求，但这些年却遭到“四人帮”搞阴谋文艺的严重破坏。为什么“四人帮”那些东西没人看，因为它里面没有生活气息，没有生活，看了半天也没意思。有人问，文学创作有没有诀窍？甚至可以说有没有秘诀？我说：有。这就是真实可信。真实感，浓厚的生活气息。就是要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算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可信到什么程度呢？可信到要使读者在读作品时真正是身临其境、流连忘返。“四人帮”文化专制时期，那些公式概念的作品，它没有“境”，因此你也不能身临。你读半天既没有真实环境，也没有真实人物在活动，那些人物都是这个和那个一个样，没有生活真实感，谁看？我们参加改稿会看到有些稿子文字上很流畅，但是你却觉得不行。为什么不行？就是它没有形象，没有生活气息。有些稿子你看它芜杂，可你觉得它有基础，可以修改。为什么？就是作品有形象有人物，有生活气息。
当然，我们说作品要达到使读者如身临其境、流连忘返，这讲的是艺术真实，所以它就包括童话和神话的艺术真实在内。我们在写作中有时改来改去，改什么？就是要看真实感怎么样。什么地方真实感差，生活气息不行，那个地方就不能要；或者把它删掉，或者重写。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这一条做不到，文学创作就搞不成。所以，当你把主题思想、矛盾冲突、情节结构都搞好了，动手要写的时候，你一定要追求浓厚的生活气息。怎样才能够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主要还是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你不熟悉生活，作品里生活气息就不可能浓。在生活里去熟悉什么？熟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所有下农村蹲点的干部都要熟悉的。对我们搞文学创作的来说，还要熟悉人和事，特别要熟悉人。
要熟悉人和事的哪些方面？一是要透彻地认识他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思想性。对任何一个人物，性格，生活中的事件，要研究它包含着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意义，也就是它的思想性。《班主任》的作者不但从一个小流氓身上而且还从一个受毒害的好孩子身上思考它所包含的社会的内容，他还看到一个本质上是品行端正的孩子，但思想上受到“四人帮”的毒害，同那个小流氓一样，把《牛虻》当做黄色书籍等等。这个现象引起他思考：这里包含着什么样的思想意义？说明了什么问题？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在生活里熟悉生活、研究生活时要反复思考的。你不思考它，你就常常觉得生活中没啥可写的。
有的人到生活中去了以后，觉得有东西可以写，写了一篇又一篇。有的人在生活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没啥可写，提炼不出东西，那就是因为对生活中许多事件没有认真分析、研究、思考！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观察生活，在生活斗争中产生你对生活的思想，没有在生活事件中提炼出主题，因此就觉得没有什么话可以对人说，没有什么生活故事值得对人讲。提炼主题是构思一个作品的灵魂，没有这个东西创作是没有办法搞的。二是要熟悉生活里每个具体事物的形象、个性特征。在生活里看不见生活，从眼前过去就过去了，只记个大概，没有记下任何具体的东西，那不行！这个问题说是常这样说的，但我感觉到有些同志并没有真正做到。熟悉人要熟悉到什么程度？要熟悉到完全有把握知道，哪一种人在哪一种场合中对待和他有某种特定关系的人是什么态度，是如何对待、如何相处的。譬如说，在当代，在一个特定的家庭里，儿子对他父亲会是什么态度？儿媳妇对公婆会是什么态度？她们互相间会怎样对待？怎么说话？怎么动作？怎样的心理？怎样的神情？从一般社会风习来说是怎样？具有各种不同性格或者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之间又是怎样？旧时代咋样？现时代又是咋样？有些什么变化？现在和过去的不同就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生活里有许多东西是很微妙很动人的，你要把这些都记住。要熟悉这些东西不容易，你蹲一年也未见得都能了解，要长期。譬如你是个男同志，你要熟悉青年妇女就有困难。你在开会场合、工作场合可以熟悉她，那么她在家庭中的生活你要了解就得费一点劲。生活是非常丰富的，要观察它、熟悉它。
不熟悉就没法写。《人民文学》最近一期发的《眼镜》，作者写工厂的一个姑娘写得很妙，他对工人和技术员的观察是很仔细很熟悉的。咱们孙树淦（莫伸）同志写的《窗口》一文中对那个售票员也写得很妙，他也是很熟悉的，写那些服务员受“四人帮”影响，服务态度不好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是很妙的：顾客说，“你这是啥态度？”她回答你说：“态度不好，向你学习。”真气得人哭笑不得。我们有些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不熟悉。不熟悉就要下工夫观察，要熟，写的时候一定要准确、要严格。你规定了这个人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说那就要严格，不能有主观随意性，愿意咋写就咋写，性格前后不统一，那就不好！一定要做到准确、鲜明、生动，对各种人的各种思想、说话、动作、心理、音容笑貌都要熟悉。
这个熟悉，一般情况下用不着做什么笔记，做笔记没有用，你要在脑子里熟记下来。三是对于你在生活中遇到的、使你深为感动的、你想要描写的先进人物，要熟悉他的过去、现在的一切，而且你还要经常在脑子里想到他。有时候熟悉一个先进人物，要写的时候写不出来，这多半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一个主题，或者是你还没有把你的英雄的许多动人事迹，结构出一个恰当的动人的故事。这你不要泄气，只要你真正熟悉他，当你一旦获得了一个主题，或者理出一个恰当的故事的时候，这个人物立刻就活灵活现地出场了。所以，要经常熟悉各种人，特别是先进人物，要善于发现和认识我们这时代的英雄。
除了熟悉人物以外，如果你写长篇还要作些社会调查。一部长篇除了有使读者感奋起来的作用以外，对读者还有个认识社会、认识生活的作用。因而要作社会调查。有了调查，你对那个事情认识就比较深刻，从它的历史，从各个方面来认识它，因此就容易站得高开掘得深。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在这个中心图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不动产和私有财产之重新分配），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毛主席说：《红楼梦》是一部形象的历史。都深刻阐明了文学作品的社会认识意义。
自从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信之后，文学界在热烈讨论形象思维问题。这对肃清“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所造成的恶果，搞好创作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想对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就是要在深入生活、熟悉生活的基础上，始终保持活跃的想像力。什么是形象思维？照我看，形象思维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想像力。一是一，二是二，从一联想不到二，发展不到二，我看搞不成文学创作。想像力照我看就是对客观现实生活印象、生活事实、生活情景的记忆和创造性的联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浮想联翩”，它是以我们对客观世界十分熟悉为基础，而又创造出一个从来未有过的艺术的世界。脑子里想象的东西都是来源于客观现实生活，但当我在脑子里展开想象的时候，却是在创造一个生活里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种种人物和事件，种种生活细节，有些是我从客观现实生活中直接地原封不动地采来的，有些是我根据客观事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运用我的想像力加以改造和补充使之达到完美的。即便是那些从客观生活中直接搬来的人物和事件，也是靠着我的丰富活跃的想像力来保持它的形象性，保持它那形象的鲜明和生动。离开想像力，即便是一分钟以前我刚经过的事，我也无法把它的形象复映出来。
想像力是可以培养、可以锻炼的。高尔基说过，想像力从孩子时候起是可以教育、训练出来的。对我们来说，想像力来自革命生活经验、实际斗争经验，来源于对生活的激情。你没有生活基础就无法想象。一个人如果对革命生活没有激情，不热爱革命生活，对生活采取冷漠态度，他的想像力就会陷于十分贫乏。
想像力还有赖于勤奋，在创作上勤奋思考，头脑经常处于一种创作状态。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疲疲塌塌，那这个人的想像力就可能完全枯萎。所以我们要高度热爱我们的现实生活，对新时期总任务热情满腔，工作勤奋。要训练自己的想像力，搞创作的人不要害怕自己东想西想，有事没事，脑子里经常都要演电影：回想很多人，很多事。搞创作的人恐怕都有这种体会：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写不下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生活不足，那就要到生活中去。有的是原来的人物形象、场景模糊了，不清晰了，那不行！在创作进行中，维持自己丰富活跃的想像力是很要紧的，在自己脑海里各个出场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的场景要清晰，自然景色要清晰，光线色彩、音响节奏都要清晰，还要有一定的氛围气。我们有些作品没有氛围气，人物活动的场景，没有空气在流动，所写的场景光线的明暗、色彩有的时候也很模糊，没音响，节奏乱。只有当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展开了想像力，才有可能用语言文字把这一切写出来。当然，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又是一关，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时，想像力倒是很丰富，很活跃，很清晰，就是没有办法摆到纸上，写不出来，这就要有精于运用语言的高超纯熟的写作技巧。
（1978年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