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夏天，我到了延安，党组织分配我到西北文艺工作团，学习做文艺工作。这时正是文艺座谈会后两个多月，延安也正在整风，我的第一课便是参加整风学习；在文艺方面，第一课学的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那时起，我初次懂得了，也记住了一条真理：我们的文艺是革命文艺，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为革命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它必须“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要能做到：“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这真理，在那时，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共产党员来说，简单明了，毫无疑义，正像延安城的位置是在延水之滨一样，简单明了，不容怀疑。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事，参加了许多重大斗争，读了一些古今中外的书，见识了一些形形色色的现代世界文艺。走了不少路，到了中外一些地方，交结了一些中外同行，开了不少会，说了不少话，讨论了不少题目，也思索了不少问题。回顾这二十年来所经所见，使我更加坚信革命文艺要革命（包括革阶级敌人的命和革大自然的命）这一真理。所以每当人们问起我有什么个人体会的时候，这便是我首先会想到的问题之一。不久，我们便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在纪念前夕，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这也仍是首先想到的问题之一。这话说起来，似乎算不得什么个人体会，只不过是尽人皆知的大原则罢了，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实际上确是这样。但是真理越是简单，越是带有根本性，它便越是要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才能实现。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要经过长时间实践和学习，才能真正懂得它，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越要我们时刻记住。因为世界上许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一是一，二是二。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试看今日之世界，文艺领域依然充满了思想斗争的风雨，而每一重大斗争，不论其从什么具体问题引起，归根结底，每每都围绕着文艺要不要为革命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根本问题的。这个斗争还远不会结束。
此外，对于我们这些党的文艺战士来说，随着我们的事业一日千里的发展，我们的天地宽了，家业大了，事情多了，群众对文艺的要求也更高了。生活瞬息万变，头绪万千，细致多样而又惊心动魄。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文艺家，永远不满足已有的成绩，正是我们应有的革命家本色。面对我们所已经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我们很有不满，很有些欲望。即在梦寐之中，我们也惦念着怎样进一步充实自己，提高思想，深入生活，磨笔锋，获得技巧，以便不断提高我们的作品质量，使它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希望无愧于人民的抚育，党的教养，无愧于生活在这个时代，作为这伟大时代见证人的历史责任。因而，我们探求，我们研讨，我们争论，我们实验，我们研究风格问题、创作个性问题、典型问题、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传统问题、体裁问题、这种题材与那种题材问题、这种矛盾与那种矛盾问题，等等等等，十百千条问题。我们在深入群众生活中，在向民间文艺学习中，在向古典文艺宝库的借鉴中，在对现代世界文艺的观摩中，在朋友间的交谈中，在独坐深思和创作实践中，苦琢苦磨，寻求智慧。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觉悟还很低，因而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游泳，在现代文艺的花花世界里周游，听许多奇谈怪论，看许多奇花异草，有时候，就免不了失掉批判力，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为资产阶级文艺所影响，走一段旁门左道。二十年来的这种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为了我们的辛苦探索和追求真正有益于我们的事业，在这种时候，我们更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一方面深入生活和工农群众保持血肉相连的联系，一方面牢牢记住为革命斗争服务这一根本原则。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这种题材或那种题材，艺术上的这种问题或那种问题，考虑选择这种方案或那种方案以便进入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着眼点总要放在这种根本的考虑上：这样做，将会使人民“惊醒起来”还是糊涂起来？“感奋起来”还是疲塌下来？“团结起来”同心同德还是纠纷起来离心离德？是走向革命斗争还是走向退坡与消沉？总之，二十年的学习和实践，使我深信，我们的文艺其所以是革命文艺，就因为它无论何时，无论面对何种问题，它都应该向人民揭示生活的革命真理，加强人民的革命意志，提高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的风格。一句话，革命文艺就是要鼓动群众闹革命的。时刻记着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比较正确地和有成效地面对任何文艺问题和任何生活题材。
说起了题材，我们当代作家艺术家的题材是无限丰富无限广阔的。山川树木，花鸟虫鱼，名胜古迹，前朝后代，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文艺描写的对象。它可以美化我们的生活，洗涤我们身心的疲劳，陶冶我们的性情，开阔我们的胸襟，滋养我们的心灵，提高我们的风格，使我们的目光从琐屑的俗务中移向辽阔远大的世界，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苑中绝对不可少的。但是，我总是这样想：我们的文艺应该对现实生活的革命斗争题材，给予更多的注意。这不是别的，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这是革命现实对我们的最迫切最根本的要求。
我们生逢这个时代，是一种幸福。我们这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集体英雄主义时代。且看那，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示下，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怎样直起腰来，抬起头来，望望自己周围的世界，“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团结起来”，向旧世界冲了过去，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看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强敌，遇到了多么不可思议的困难，怎样一个一个地予以克服；看他们，在革命斗争的万里征途上，进攻，迂回，跌倒，站起，再进攻，直到最后胜利；看他们，怎样在旧世界的废墟上，赤着脚，光着背，吞一块粗饼，饮一捧清泉，乐观地、坚忍地用坚强自信的手，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重新建立人类最理想最丰裕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谁也没干过的新事业，这儿，等待着他们的，也会有成功，有困难，有挫折，要紧的是那一颗坚忍不拔的心，大无畏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达目的誓不休的革命干劲。人类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建设事业，只会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建设和斗争是分不开的。旧世界留下的旧意识是顽强的，旧的习惯势力是顽强的，简直像田野上的野草，除了又长，长了再除，一遇到合适气候，又钻出地皮来，而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生活习惯，却要经过长期反复斗争，才能生长、巩固和发展成全民的思想和习惯。且看英雄们，在建设新生活中，是怎样顽强地、韧性地、勇敢地、细致地向旧的思想冲击，和旧的习惯势力搏斗。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物，难道不应该作为我们文学艺术的最主要的描写对象？那种认为题材的价值是决定作品价值的惟一因素的理论，是片面的、错误的，对我们文艺的全面发展、全面繁荣是有害的，对文艺家本身素养的提高是有碍的，对文艺作品的精益求精、高度成熟、日臻完美是不利的，跟文艺更好地为革命服务这一要求是不相符合的，这也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悖谬的。但是，我仍相信，决不能由此而以为题材问题就不重要了，就无所谓了，以为现实革命生活和革命英雄人物，就不应该占据我们整个文艺画廊的中心地位了，决不会是这样。
从时代的要求看，我们的文艺对广阔的现实生活描写得不是太多，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不是太多，而是很不够。在我们的书籍中，舞台上，不是把生活描写得太真而是太缺乏浓郁的生活气息了。况且，从艺术本身来说，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社会冲突，新的性格，还要求作家、艺术家找出新的艺术方法和新的表现技巧。古典作家、艺术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遗产，我们要在毕生的工作中，学习、继承和借鉴，特别是学习他们那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量。但是，古典大师们所面对的世界，面对的社会现实生活和我们是有区别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生活，新人物，新冲突，古典大师们的经验，并不是可以原封不动地全部照搬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学所经历的时间和路程还短，这儿的天地还很广阔，还有事情可做，还需要实践总结和探讨，需要当代文艺评论家、美学家，对艺术方法和艺术表现技巧更加热心，对这样一个造福大家的问题，能够给予更多、更系统、更全面的关注。
总之，描写现实题材、革命英雄人物，仍然是我们文学艺术最中心最迫切最长久的任务。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胜利进军的背景也好，失败退却的背景也好，在正确、成功的顺境中也好，在失误、挫折的逆境中也好，要描写我们的人民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遭遇、纠葛中的那种富有个性特征的活生生的英雄本色，革命家的本色。这种精神状态、思想性格，对我们来说是无比宝贵的。以坚定的信念，无限的热情，全部的心血，毕生的精力来描写它，宣扬它，是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任务。一时做不好，可以慢慢来，但是这责任，要铭记在心，尽一切努力，学着去做。
1962年4月13日夜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