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对这具“无头尸”持有异议，曾国藩恨不得骂他们是一群蠢猪。
有关曾国华的尸身是不是真的，就成了一个谜。
但是，曾国华死了是无疑的，如果他活着，绝对难以瞒天过海。至于野史传说曾国华后来听从阿兄劝导，出家做了和尚，那不过是无稽之谈。
曾国华死后，曾国藩就只能用咸丰八年四月请刘昌储作法的那个“败”字以及“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来解释了。他安慰曾国华的妻子说：这是天命。
然后对在家的兄弟弟媳子侄一一作了安排：要纪坚、纪梁、纪鸿、纪渠、纪瑞等子侄轮流到老屋（曾国华家）去久住，好好陪着细娘，五十、大妹、二妹也要轮流常去，并且要请亦山先生（没有考证出是谁）常住白玉堂，安慰曾国华妻子的心。叮嘱家人要对国华老弟一家厚爱一等，让她们（都是女的，包括妻妾女儿）感受曾氏大家庭的温暖。
除了曾国藩的大义之外，李续宾父亲的举动，也体现了乡人的团结。李续宾与66位同村兄弟的死讯，隔了差不多一个月才传回老家。全族全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家家有死者，户户有冥魂。
一向战无不克的李续宾成了上里人们的骄傲，成了他们李氏族人的骄傲。
一时如大厦倾坠，方圆十里，亲朋戚友哀号不绝。
悲痛之中，他们尤其痛恨见死不救的赵克彰和李续焘。赵克彰还好说一点，离三河有六十公里，而李续宾的堂弟李续焘一家却在村里抬不起头。他家怀着巨大的愧疚，不得不天天面对同村同族人的指责。弄得李续焘全家一连十天，闭门不出。
得知李续宾战死后，胡林翼再也在家呆不住了，他穿着孝服回到武昌视事，第一个举动，就是处理赵克彰、李续焘两人。
听到这一消息，李续宾的父亲急了，向官文上书求情。他在信中写道：续宾已死，我不忍看赵李再死，我与同族合村谅解他们，当时敌众我寡，相救也是凶多于吉，所以要请您官大人刀下留人。然后请合族大小一一签名按上手印，派专人骑马送往湖北。
官文收到“求情书”，也许觉得自己有愧，与胡林翼商议。胡林翼感叹道：李父深明大义，读之令人泪下。
于是，赵克彰、李续焘得免死罪。
后来，赵克彰屡有战功，升至总兵。不过，三河之战，也是他一生的污点。李续焘也当到总兵，其后史实不详，估计就是胜利后，没有回乡。
三河之败后，湘军士气不振。这对湘军集团以安徽为基点、直取天京的战略，打了最闷的一棒。但信念坚定的曾国藩与胡林翼达成共识：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原计划决不改变。
作为一个战略家，曾国藩在那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佼佼者。1859年年初，他就定下了军事路线图：以安徽为重心，兼顾江西与福建。水陆并进。进攻皖南以分金陵之势；进攻皖北以分庐州之势。
二月份，他就把大营移到抚州，就近指挥。
风云突变！
石达开突然离开江西，窜入湖南。一时，湖南紧张起来。
曾国藩不得不打乱计划，分兵回湘，于是，萧启江、刘坤一、赵焕联、周世宽回湘，骆秉章除了组织湖南军队外，还向湖北借兵。胡林翼也不得不支持，湖北派萧翰庆水师至长沙，陈金鳌、舒保后继。
于是，进攻安徽的事，暂时泡汤。
一直推崇曾国藩的胡林翼看到一个机会：石达开显然只是路过湖南，他的目的地是四川那片天府之国。而四川正好缺总督。如果让曾国藩挺进四川，先把总督一职弄到手，以后办事就方便多了。对于湘军集团来说，多弄几个地方官，粮草军饷就多份保障。
但是，咸丰会不会给曾国藩这么一个实权呢？当然也不敢打包票，风险有，希望更大。
于是，胡林翼做官文的思想工作，让他上奏。旗人嘛，在皇帝面前说话分量重一点。
官文上了奏折。
咸丰说：行，让曾国藩入川吧。
不过没说给他个总督。
咸丰跟曾国藩较上劲了。自从让曾国藩第二次出山之后，他反正不说放权的事，从援浙到援闽到援川，他就让你曾国藩做一个包打石达开的“游击队长”。
好心办成坏事了。
上谕既下，不得不动身。胡林翼觉得满心愧疚，曾国藩则聪明多了，老一套，凡是不愿意的事，就软顶，磨磨蹭蹭，从江西动身到湖北，并不急着赶到四川去。
你没把我当成一盘菜，我也不把你的命令当回事。曾国藩确信，事情一定会有转机。
经过思考，曾国藩判定，咸丰只是利用他，但不得不利用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不再冲动，一切相机行事。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正如曾国藩所料，咸丰也是相机行事。他时冷时热，从这个层面讲，咸丰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好在湖南又帮了曾国藩的忙。
几万大军在宝庆把石达开围住，展开了一场有名的“宝庆之战”。
宝庆即现在的邵阳，它有多大的战略意义吗？
实在不大。石达开要攻长沙的话，那要占据湘潭，顺流而下，才有点意义。石达开要进四川，多条道路可进，不必从宝庆进。
它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为什么石达开要占宝庆呢？就是他打到了这附近，顺手牵羊把这座城市攻下来，抢点物质再走。
石达开没什么大意思。
湖南觉得这意思太大了。
宝庆离湘乡一百三十公里。而湘乡是湘军将领的老巢。万一石达开进犯湘乡，那湘军在外拼死拼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保卫湘乡跟保卫长沙一样重要。把湘军的老家抄了，那湘军就谁也没心思打什么鬼仗了。
一时，湘军精锐尽返湖南。而且骆秉章一声号令，社会各界一下就捐了十多万两银子。
石达开十五万人。湘军七万人，湘军两支大军，西路归刘长佑指挥，东路归正在家里休假的李续宜指挥。
石达开当然是选错了地方。选到湘军老巢附近来打一仗，不用说，湘军比在任何时候都卖命。反复斗了几个回合，石达开无法得手。
石达开气急之下，亲自跑上宝庆东门外的木楼上，把帅旗一挂，亲自擂鼓。
湘军一见石达开竟然亲自出来客串角色了，全体兴奋，在一位叫田兴恕的将领率领下，像蝗虫一样地涌向木楼，枪炮齐射。石达开的裨将护卫死了不少人。他只好退入城中。
把城门关上之后，石达开下令：立即埋锅造饭。吃了饭偷袭。
石部攻上来的时候，湘军还正在吃饭。人人把碗一丢，立即跟石军干上了。石达开仍然擂鼓。
在老家不打点威风出来行吗？湘军进行反攻，人人拼死向前。石达开又只好退入城中。
七月份，石达开终于撤退，往南方走，然后回到了他的老家广西去了。
石达开在广西见了他亲妹妹一家。他送了几尺绸缎给妹妹，很伤感地说：阿妹，若我今后发达，你自可来找我；若我们今后不再相见，这绸缎就是我的影子。
说得阿妹眼泪双流。
石达开退走广西，曾国藩的软顶又胜利了。四川那山高路远的地方，也就用不着去了。这时，曾国藩磨磨蹭蹭到了武昌。胡林翼从黄州赶来，与他面商，请官文据实奏请，曾国藩暂缓入川。
曾国藩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软顶是最有用的一招。你说东，我往东，你说西，我往西。形势一变，你就不得不依我的。
既然不要入川了，那么下一步呢？曾、胡两人就达成了一条共识：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再不分心，一心一意联手图皖。
胡林翼的力量也好，曾国藩的力量也好，都单薄了。合作一处，统一动手比较靠谱。
石达开也好，其他匪贼也好，都是枝叶，只有撬动天京这个支点，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既然是好计划，就应该立即实施，越快越好。
可就在此时，有人摊上大事，需要他俩联手营救！
左狂人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1812年生，比曾国藩年少一岁，与胡林翼是同年。此人四十岁以前，是个布衣。中过举，就是中不了进士。所以后来，他当了大官，凡是来见的客人，是举人出身的，先接见，是进士出身的，排到后面。
按他的说法：进士没什么用，都是书呆子。
1859年，他快五十岁了，仍然是个狂人，一点也不收敛。
不过，凡是真狂的人，总有底气。
比如这位狂人吧，青少年时就有文名。一介布衣，连林则徐这位在当时被朝野称为伟人的大人物，路过长沙时，也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专门接见了他。两人只谈了一次话，林则徐就到处给他打广告，说那个叫左宗棠的人不得了。
再怎么不得了，中不上进士，朝廷不用。朝廷当时“人才济济”。左狂人一气之下，就取了个“湘上农人”的名字，结庐在湘潭，读书兼种麻。
怎么结庐在湘潭呢？
他因家贫，做了上门女婿。
太平军一入湖南，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他出山，请了两次才出。后来骆秉章当巡抚，又请了两次。
所以，时人给他一个外号“今亮”——意即当代诸葛亮。
一个当代诸葛亮式的人物，给巡抚当幕僚，那就是大材小用了。所以，左狂人入了骆秉章的幕，中丞府中那点事，他一边喝酒，一边像巡抚一样地对身边的人布置就行了。
因为能力太强了，事事做对了，弄得骆秉章失业。久而久之，骆秉章就错位，好像自己是幕僚，左狂人是巡抚，事无巨细，都要来征求他的意见。
甚至有天夜里礼炮三响，骆秉章还在睡觉，一下被这礼炮声惊醒了，一问左右，是左三爷在“拜帖”（一种仪式，凡是下面送给皇帝的奏章，出发之前，要放礼炮）。也就是说：左三爷代他写给皇帝的奏章，他骆中丞看都没看，左三爷就发给皇帝了。骆中丞问清之后，躺下再睡。
可见，他对左三爷之放心。
湖南在左三爷的辅佐下，成了当时最有名的省：出了一支湘军，供应湘军这么多银子，军事经济两不误。所以，左三爷虽然是个幕僚，全省上下都知道他是个实权派，就是省城的官员见了他，也得恭恭敬敬。
左三爷能干事，却又偏偏是个“愤青”，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最看不惯没本事有架子的人。于是，下面这一位就让他逮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