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长春般若寺后院地下挖出一颗头骨。最初，针对这个莫名头骨的来历，一时间众说纷纭：“很小，三掰形状的，是女人的头骨。”“那可能是溥仪妃子谭玉玲的，她的棺材在寺院曾放很久……”
但是经过鉴定，这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的颅骨。失踪半个多世纪，由此重见天日，这一重大发现顿时震惊了社会各界。可是，怎么有的说法认为是谭玉玲的头骨呢？一个是抗日英雄，一个是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妃子”，身份、性别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怎么都会在护国般若寺栖身多年呢？
1920年，谭玉龄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贵族家庭，属于他他拉氏，原名他他拉·玉龄，按音转关系改为汉姓“谭”。按照正常逻辑，谭玉龄很有可能在北京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嫁了出去，在这座古都终老一生。但是自古道，红颜薄命，谭玉龄也是如此。
清末民初，清朝灭亡，国家动荡。大而言之，满族逐渐衰落；小而言之，家族风华不再。谭玉玲的命运和家族，和满族的历史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弱女子，只能如一叶浮萍，任意飘摇，随之陨落在长春，最后成为一抔尘土回归北京。红颜历史上又多了一个凄婉的故事，让后代人嗟叹。
在北京并不算养尊处优的谭玉玲怎么到了遥远的长春？显然，这要从溥仪谈起。1906年，爱新觉罗·溥仪出生在北京，字浩然，取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意。英文名HenryPuYi，满族。醇亲王奕譞之孙、载沣长子。光绪死后继位，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十位皇帝，也是清朝的末代皇帝。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清朝灭亡，年仅五岁的溥仪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退位。继而在紫禁城里继续不知愁忧，享受优厚待遇，最后在天津被日本人带到东北当伪满皇帝。
谭玉龄原是一位清朝大臣的孙女，自幼失去双亲，由住在北京地安门外的婶娘抚养长大。这使她比较早熟、懂事而且善解人意。而遇上了满清废帝，也是末代皇帝，后来在长春当傀儡的溥仪，谭玉玲的命运就此改变，人生更不平静。
溥仪原本有两个皇妃文绣和婉容，婉容被赞誉为满洲第一美女，更看重“皇后”的身分，把文绣挤走了，导致溥仪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而溥仪天生缺陷，缺乏生理能力，婉容却有健康女人的正常需要。
溥仪回忆婉容：“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在封建礼教充斥、戒备森严的伪满皇宫，婉容何以如此大胆，红杏出墙？
原来，长春和伪皇宫最大的家长不是溥仪，而是日本侵略者，婉容和溥仪的侍卫以及一个日本军官私通，给溥仪带了绿帽子。1935年，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这无疑让溥仪十分愤怒。婉容生下的孩子呢？一个小生命，刚一出生，就被人为地扼杀，填进锅炉里烧掉！这一切，刚为人母的婉容都不知道，以为孩子在宫外被人抚养。由于各种打击接踵而来，婉容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溥仪猜测，也许婉容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
耐于“龙颜”尊贵和日本人的专横，溥仪有苦说不出，除了把与婉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婉容离婚，用当时的说法，是把婉容“废”掉。但由于担任伪满皇宫“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溥仪就不敢造次，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吃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溥仪在东北并非一手遮天，他的悲剧在于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伪满时期，吉冈安直中将参谋是在溥仪身边监视他一举一动的“帝室御用挂”，是日本殖民者的典型代表。
“帝室御用挂”为日语，是“内廷行走”或“皇室秘书”之意。吉冈安直为日本人，他身兼关东军高级参谋和“帝室御用挂”两职，是日本关东军派驻溥仪身边的高级特务。据说，溥仪行幸、巡狩、训示、举杯，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听从吉冈的指挥、安排。
吉冈安直瞪着眼睛站在“皇宫”的大门口上，除了“总理大臣”和“参议府议长”每周依例入宫报告毫无实质内容的“政情”外，谁都不让进门。于是，溥仪作为皇帝的公务，只剩下例行的“正式接见”，出席“特任式”或种种“典礼”。呈送到溥仪面前的政策、法令，都是在伪满总务厅长主持的“火曜会议”上议决并密呈关东军司令官批准后，再经伪满国务院和参议府付诸形式上的讨论和通过才形成的，溥仪只能画“可”，而不得反对。
日本殖民者为世世代代控制东北，打算给溥仪选日本女性为“妃”，最好能生下中日混血的“太子”，这样东北的未来就会完全按照日本人的心思发展。这种联姻的手段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到了近代，日本吞并韩国之后也旧伎重演，让韩国的皇帝娶了个日本妃子，生下了韩日混血的皇子。但是在这一点上，羸弱的溥仪早就看透了日本人的伎俩，坚决不从、没有屈服，他叫手下到北京满族贵族人家中“选妃”。没娶日本妃子，于民族而言，是个幸事；但是，对于被选中的谭玉玲来说，命运则发生了逆转。
1937年初，谭玉龄正在北京读中学，这年她17岁。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在北京多次挑选，贝勒毓朗的女儿立太太给溥仪送来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位满脸稚气的初中女学生站在花园中的月亮门前，梳着齐肩短发，穿着短袖旗袍，两手自然地抱在胸前，照片上的姑娘面容端正、眉清目秀。溥仪看了照片，问了情况，就喜欢了这个妙龄少女，当即表示同意，在照片上画了“可”字。
但是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还是不放心，觉得万一溥仪身边混进一个女共产党员天天吹枕边风，那还了得。
植田谦吉亲自拜会了溥仪：“关东军军部以为皇上选北京的中学生进宫是草率的。皇上也知道，在中学堂里，赤党的思想很流行，特别是北京的中学。所以，为皇上安全起见，为满洲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奉劝陛下改变这种选择。”
溥仪有些不快：“她是我们满人的后代，是个天真的中学生，是革命的对象，怎么能受赤党思想的影响？我的主意已定。”
“关东军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
“我的意志同样不可动摇——无论如何，我的妃子，由我自己决定！”
植田谦吉对溥仪的强硬感到诧异，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和他弄僵，何况，现在溥仪的弟弟溥杰已娶了日本女人，而溥仪基本上是位“废人”。
同时，醇亲王载沣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溥仪“纳妃”消息，以造舆论和声势，迫使关东军无法阻拦谭玉龄进宫。狡猾的植田谦吉于是特地派吉冈安直赴北京调查，初步认为谭玉龄“合格”。
谭玉龄来到长春后，被命令和植田见了一面后，植田经过简短交谈，认为是一个纯属幼稚的女孩子，毫无政治关系，遂不再干涉。
溥仪一见到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中学生就喜欢上了：她的身上，既有那时中学生的时髦、潇洒，又有贵族少女的矜持、端庄。谭玉龄看到溥仪是个温和、尊贵的“皇帝”，也一见钟情，就这样与32岁的溥仪结婚，4月6日在长春“帝宫”被册封为“祥贵人”。
溥仪在传记《我的前半生》中回忆：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
清末民初，自由民主思想进入中国，也进入了皇宫，溥仪作为末代皇帝和傀儡，再也不可能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和三千粉黛，他前后共有五个妻子。
婉容：1922年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由太后等皇室贵胄选出，可溥仪一直不喜欢，吸毒死掉；
文绣：溥仪比较喜欢，但最后她公开登报向皇帝提出离婚，轰动一时；
李玉琴：伪满时期日本人为他安排的女人，溥仪比较抗拒；
李淑贤：解放后，人民政府介绍的婚姻主角。
还有一个就是谭玉龄了，她是溥仪最爱的女人。
按祖制规定，清朝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8个等级。溥仪当的这个皇帝虽然是伪的，但是派头和规矩却沿袭祖制，谭玉龄进宫后被册封为“祥贵人”，就是第六等妻子，住在伪皇宫的辑熙楼。
让我们看一下伪满皇宫的格局：主体建筑是一组黄色琉璃瓦覆顶的二层小楼，包括勤民楼、辑熙楼和同德殿，风格独特，是中西式相结合。
皇宫叫“外廷”，是溥仪处理政务的场所，帝宫叫“内廷”，是溥仪及其家属日常生活的区域，其中辑熙楼是溥仪和皇后婉容、谭玉龄日常起居之处。溥仪住二楼，二楼还有个中药房，因为溥仪从小身体不好，久病成医，百药俱全，还时常自己开方子，改动医生的处方。
两个皇妃住一楼。谭玉龄初到伪内廷时，住在西花园的五间北房畅春轩，后来和溥仪居住在缉熙楼一楼西侧，东侧是婉容。
据说婉容在听到谭玉龄将要进宫的消息后就病倒了。下人们经常可以听到溥仪和谭玉龄在卧室内说说笑笑。西侧的笑影，东侧的泪人，鲜明地映照着辑熙楼这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世界。但是谭玉龄并非肆无忌惮地陶醉二人世界里，经常探望病中的婉容，体贴入微，婉容的感慨只能表达在声声的哀叹之中。
溥仪很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据说数千张照片中，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8张，而谭玉龄的却有33张之多，可见溥仪倾向何方。
事实证明，溥仪选择谭玉龄十分正确。谭玉龄不仅端庄美丽，而且身出名门，作为大家闺秀，还聪明能干、温顺贤惠、性情温柔，待人接物十分得体自如，对溥仪体贴入微。众所周知，溥仪活得很“憋屈”，有时受了日本主人的气后，回到寝宫心情烦闷而又暴躁，往往无缘无故地对谭玉龄大发脾气，有一次甚至把“祥贵人”身上穿的旗袍撕得粉碎。对此，谭玉龄不仅能够忍耐，而且还宽慰安抚，宛然解语之花，使这位处在日本关东军控制之下的“儿皇帝”心平气和下来。因此谭玉龄入宫后与溥仪的关系很好，深受宠爱。
谭玉玲一度被描述为爱国英雄，事实真的如此吗？
谭玉龄被溥仪选中时还在北京念书，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京被日本威胁，谭玉龄显然知道日本侵略者胡作非为，但是当时选择来到长春，可见她并不强烈排斥这个被日本殖民者统治的城市。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这位生长在北京的中学生，也在伪皇宫里说了不少北京学校里抗日活动的事情，只能表明她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适当感染着溥仪，如果将之赞扬为爱国英雄未免有些过誉。
溥仪和婉容、谭玉龄都没有生个一男半女。日本人为了进一步控制溥仪，得到更多掌控伪满洲国的权利，关东军强迫溥仪签字通过了《帝位继承法》，这条法令规定，如果皇帝没有儿子，那么，皇位将由其兄弟的儿子继承。
溥仪本来想给弟弟溥杰娶一位满洲女子，但是日本人把日本女人嵯峨浩介绍给溥杰。她是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与日本皇室是近亲。溥杰喜欢这个女人。如果嵯峨浩生了儿子，那么，日本人将会扶持这个拥有一半日本血统的侄子成为伪满国的皇帝。嵯峨浩生了个女儿，在得知这个消息的瞬间，溥仪如释重负，那个赶去探望嵯峨浩的日本将领在医院的走廊里把为“皇太子”精心准备的松鼠皮大衣，狠狠地摔在地上，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甜蜜的爱情，温馨的日子，只有在太平盛世才能延续。而在日本侵占的东北，尤其是身为傀儡妃子，谭玉龄亲身体验了日本关东军的政治审查和冷酷。政治上的高压，禁宫里的封闭，加上不习惯东北的严冬，谭玉龄病了，经过治疗没有好转，终告不治。
她的死，在当时就是一个谜。有说“伤寒”者，有说“膀胱炎”者，有说“感冒”者，还有的说是消极治疗所致，有说是错用药毒死的。就此，还生出关于“谋杀者”的动机等等传言。那么，究竟哪种原因导致了谭玉龄的死亡呢？
最广泛地说法是谭玉龄被日本人害死，显然这受到溥仪回忆著作《我的前半生》的影响。是否是日本人杀害了谭玉龄呢？
如果是日本人杀害了谭玉龄，那么凶手就是吉冈。原因或许很多，婉容精神失常以后，吉冈就向溥仪提议选一个日本女人入宫。溥仪推说已在北京选好，不久即将接来，这就是谭玉龄。吉冈当时虽然不满，但也不便过分干涉。在误以为谭玉龄怀孕后，又恰好有病，遂使出手段，下此毒手。
当时，为了拯救爱妃，溥仪动用一切力量，连平常最警惕的日本人都让他们治疗。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和两名护士被带进内廷，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诊断说是颗粒结核，给谭玉龄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令溥仪奇怪的是，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吉冈安直还把日本医生从辑熙楼找到候见室，谈了很长时间。
溥仪纳闷，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开始时是紧张、忙碌、热心，现在却不慌不忙，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吉冈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谭玉龄死后，吉冈代表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溥仪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溥仪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因此，溥仪始终认为谭玉龄是被日本人所害，以致于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大声控诉：谭玉龄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可是当叫他提出证据时，他却没辙了，凭想象当然是不行的。溥仪对日本殖民者这项指控并没有取得一致赞同。当然，反过来要是说谭玉龄不是被日本人所害，人们也很难找到证据，种种说法只能是猜测。由此看来，难以断言就是日本人谋杀了谭玉龄。
而据溥仪身边的人回忆，谭玉龄的治疗被溥仪耽误了，因病死亡已是必然。
爱新觉罗·毓赡14岁时被带入伪皇宫内，在溥仪办的私塾读书。毓赡认为，如果不找日本医生治病，十之八九也得死。“要是不到‘死马当活马医’的地步，溥仪也不敢去找日本医生。”一语道破玄机。“其实谭玉龄的死与溥仪有关。”“溥仪刚愎自用，主观性很强。他不信任西医，也不找西医看，只用中医。”最初谭玉龄得病时，溥仪连必要的臀部注射都不允许，身体的这些部位的检查也不行，皇帝的女人怎么能让别人看到肌体呢？
伪皇宫当时有宫廷御医。佟成海是北方人，他开的药方剂量大，有“佟一剂”之称；徐思允是南方人，他开的药方剂量特别小。溥仪也明白点中医医理，他的毛病是乱改药方，大夫给他看病，开了药方，他得改一改才能抓药。所以他把佟、徐二人给谭玉龄开的药方加以增减，然后根据他修改好的药方，送给谭玉龄服用。一般头疼脑热的还无所谓，像谭玉龄便血的病乱改药方就要误大事了。服药才好一点儿，刚不便血了，溥仪就给换个大夫。医生知道了也不敢说、不敢反对。就这样两个来回一耽误，谭玉龄就病人膏肓了。
中医不见效，溥仪就让西医治疗，把新京市立医院的一名日本内科医生找来诊治。也有说法认为，经吉冈推荐，满铁医院小野寺院长前来治疗，说要给谭导尿，征求溥仪的意见，未得允许。过后，大势已去，无法医治了。最后时刻的谭玉龄奄奄一息，已经不认得人了。
两名女佣人伺候不过来，溥仪把平时是绝对不能见到谭玉龄的几个宫内学生叫到谭玉龄寝室的外屋，准备出人参汤，备谭服用，还叫学生合掌默诵佛经中的“咒语”，祈祷保佑她转危为安。唯心主义的幻想，终究成不了现实。就在默诵着经咒的中途，卧在床上的谭玉龄，闭着眼睛，伸出手往下推盖在身上的黄色面红色里的被子。随后，只见谭玉龄从鼻孔中流出两行鼻涕。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来到溥仪的寝室禀报：“贵人殡天了！”
现在看来，谭玉玲之死是否是日本人杀害已是无法解开的历史悬案。
谭玉龄成为一颗流星，早早地滑过了天空，但她的美丽永驻世间。
谭玉龄死后，吉冈自以为机会来了，很快给溥仪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他选妃，被溥仪拒绝了。溥仪说谭玉龄刚死，自己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吉冈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悲痛，所以要早日办好这件大事。溥仪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溥仪怕吉冈看出自己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溥仪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谭玉龄死后，溥仪封她为明贤贵妃。因为谭玉龄在生前曾给溥仪下过跪为婉容求情，希望溥仪与婉容和好，这种胸襟和气度果然明理贤惠。谭玉龄重病输血阶段还关心溥仪的生活，问旁边的仆人：“给皇上做的菜弄好了没有？”
婉容、文绣和谭玉龄都是从血泪中走过来的，一个疯了，一个跑了，一个死了。她们的悲剧既是由封建社会道德观念酿成，也是外来侵略势力刺激、催化的结果，因此不能说这只是弱女子的个人悲剧，而是民族历史上一幕软弱怯懦、任人宰割的悲剧。
为怀念谭玉龄，溥仪将她房间的东西保持原貌，始终闲置未用，直到伪满垮台。客厅的沙发上，还塑有一尊谭玉龄的坐姿腊像，她正打着毛衣，表情专注而安祥。屋子里的好多物件都是她自己动手编织出来的，只可惜生不逢时，否则生活将编织得丰富多彩。
谭玉玲生前最喜爱伪满皇宫所独有的君子兰，死后灵柩的周围也摆放了君子兰。这种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花卉，在护国般若寺和尚们的精心培育下，显得更加美丽。1945年长春光复后，君子兰从宫廷流入民间栽培，成为长春市的市花。
谭玉龄的葬礼尽显皇家风范，极为隆重，整个长春市无人不晓。按清朝贵妃例治丧，停灵二十一天后“奉移”，把棺材运到长春的般若寺，“暂安所祭祀”，一直到日本投降、伪满垮台。
1946年，贫病交加的婉容死在通化。溥仪在逃亡、被俘中间，也没有忘记谭玉龄，嘱咐族人把遗体火化，骨灰带回北京。由此可见，2004年5月发现的头骨根本就不是谭玉玲的，而是赵尚志的。之所以被人们怀疑为谭玉玲的头骨，因为赵尚志个头小，只有1.62米，和谭玉玲很相似。
谭玉玲的骨灰带回北京后，存放在亲属家中。1959年溥仪受到特赦，回到了阔别35年的故乡北京，走上了工作岗位，任北京植物园一名辛勤的园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密关怀下，1962年，由周振强夫妇作媒，溥仪与护士李淑贤结为夫妻，这一年溥仪56岁，李淑贤37岁。但是这时溥仪的心里还在怀念谭玉龄。
溥仪让李淑贤看过谭玉龄的照片，却没告诉她还有骨灰的事。有一次，李淑贤在溥仪存放杂乱物品的小屋里看见一个木匣，就问溥仪是什么，溥仪告诉她是谭玉龄的骨灰。后来李淑贤经常做梦，有时竟吓出一身冷汗，连褥单也湿了。
有一次溥仪的亲属毓嵒去看望溥仪时，看溥仪露出为难的样子，就觉得很奇怪。溥仪不好意思地说：“谭玉龄的骨灰存放在我这里，你大婶娘李淑贤害怕，我看还是你拿回家去，替我好好保存吧！”毓嵒毫未迟疑，欣然答应了。溥仪当即从他住室旁的一间放东西的小屋里，取出骨灰盒，盒中还有一个瓦罐，放到书桌上，他说已把自己剪下的头发和指甲放到骨灰罐内了，意思是将来与谭玉龄合葬。毓嵒用自行车将骨灰运回家中。文化大革命中，毓嵒从北京转到山西长治，毓嵒的孩子把骨灰罐埋在住室旁边的地下，一下就是二十多年。由于有关单位和部门也有收藏谭玉龄骨灰的愿望。1994年，毓嵒先生乔迁新居，经过慎重考虑，将谭玉龄的骨灰存放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1967年，溥仪特赦后只活了8年，就被肾癌夺去了生命。他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深情地回忆，在我们共同生活的5年半里，我们有甜蜜的恋爱，幸福的婚姻和在病痛中互相照顾的温暖而体贴的生活。
末代皇帝溥仪去世后，骨灰一直放在八宝山。1995年，又迁到河北省易县清圣陵附近的华龙陵园，成为“孤家寡人”。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存放了11年的末代皇妃谭玉龄骨灰，由溥仪家族提出申请，2006年9月2日领回，与溥仪合葬。
1956年12月，也就是距离谭玉龄“殡天”14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还有两件谭玉玲的纪念品：一件是溥仪相亲时见到的那张少女谭玉龄站在花园中“月亮门”前的照片，背面溥仪亲笔题写的“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几个字；另一件即谭玉龄临死时前亲手剪下留给溥仪的一包手指甲。这些东西一直陪伴溥仪到1967年去世，由此可见溥仪对谭玉龄的钟情和不舍。
年轻美丽的她，如同一块美玉，却不幸生活在一个畸形的时代，误落尘世、浸染尘埃。在弹指一挥间，就玉碎宫倾、芳龄消殒，短暂的人生过程竟然契合她的名字——谭玉龄，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红颜薄命？人生成尘土，红颜变零落，可是关于谭玉龄的故事，我们还在诉说、还在破解。当我们来到伪皇宫里谭玉龄卧室的门口，徘徊在河北清西陵谭玉龄的墓前之时，都不禁驻足沉思，为一个年轻美丽生命的凋零惋惜和感叹，也在心中和那样畸形扭曲的时代彻底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