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
前些日子，一个年轻的朋友问我，为啥现在提到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一些古人？为啥现代出不了多少有独立观点、有代表意义、能达到老庄那种成就的思想家？或者说，现代中国，有多少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问得很好。不管对教育界、学界，还是文学界来说，这个问题都很尖锐。
每一所高校，都不妨反思一下，看看自己的教师队伍中，有多少知识分子和大师。如果只靠一些知道分子、“书橱”和背书机器，高校就很难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只能培养出更多的知道分子、“书橱”和背书机器——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下，这种情况，或许是极为常见的。
什么叫知道分子、“书橱”和背书机器呢？就是那些缺乏独立意识，只懂人云亦云，为了扮出高深的样子，不断从国外搬来先进理论，没有创新，没有发展，既经不起推敲，也经不起诘问的所谓文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往往跟鲜活的人生毫无关系，一旦脱离自己的领域，他们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连自己都改变不了，更无法让别人受益。
有时，社会上，大学里，也会冒出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们不屑于谄笑献媚，容易得罪领导，因此，往往被孤立、曲解、排挤，难以发挥应有的价值，甚至遭到埋没。久而久之，在社会和大学里，装腔作势的貌似大师者，就越来越多。这些人不断重复着已故大师的话，始终扮演鹦鹉或传声机的角色，自己永远都成不了真正的大师。但是，他们往往被一些不辨真假的大众，推为大师，被盲目崇拜，盲目效仿，于是，貌似大师者便越来越多。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未来，有可能打破这种怪圈的力量，很可能出现在民间，比如民办大学、民办团体等等。因为，目前的公办教育机构已经异化了、僵化了，谁要是没有文凭和职称，就没资格进入其中。即使里面冒出一些有文凭、有职称的有识之士，也无力打破这种强大的僵局，无法从本质上扭转这种局面和程式。因为，在很多高校中，占据资源和话语权的，都是一些知道分子和书橱。他们掌握了评价体系的主导权、决定权，垄断和控制着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知识分子、大师、大家的成长，除了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土壤。这些人的诞生，是一种必然与偶然的结晶。它不仅涉及政治气候和环境问题，还有一个民族人文性格的构建问题。中国的社会结构，历来就是“士农工商”，中国的文人中，“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者居多，当官便被摆在了第一位。文人们即使当不了官，也会将个人的悲喜荣辱，甚至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当权者、当官者的身上。次一等的文人，则追求“颜如玉”和“黄金屋”。总之，其追求，都是非常功利的。因此，知识分子真正的内质，就被异化了。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大量知道分子，少了真正的知识分子。
知道分子出不来高质量的成果，不仅跟独立思考不够有关，也跟他们的心智模式、思维模式、实践途径、世界观、方法论等综合问题有关。如果没有修证、实践上的突破，他们的思考，就会停留在理论、概念的层面，无法被运用到生活中去。因此，既无法被补充、被完善，也无法被诠释——当然，他们在乎的可能是某种功利目的能否达成，而不是真理的实证性。
什么叫实证性？就是在生活中检验真理，看看它是否是真理，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有效，实践的难度在哪里，等等。这就像科学家做实验一样，是个严谨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思想家就会变成空想家，其世界观也罢、价值观也罢，都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他们本身也很难在这种思考中进步、升华，更谈不上站在高处看待人生与世界。那么，他们就会和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只能在某个特定领域里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无法影响世界、创造价值。
追求功利的人，不可能去实证真理。因为，实证真理，近乎让一个人脱胎换骨。你首先要拒绝一切诱惑，达到高度的宁静和专注，不受任何事物的干扰，才能让心灵焕发光明，照亮世界，照亮人生，消除所有迷惑。这时，你才是终极意义上的大师、智者。如果你的心被外界的某种东西——比如知识、学问、思想、体制等等——控制，你就只是个容器，不是个真正的生命体。因为，你得不到自由，无法超越，创造不出自己的东西。
现在，有很多人都只是容器，脑子里装满别人的东西——有的人缺乏选择，还装满了垃圾——我们不该让这些东西占据自己的心灵，要把它们化为营养，让自己的心灵成长，不要让它们变成工具和镣铐，让我们不能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创造。
不过，这可能是个悖论。因为，能明白这一点的人，往往懂得反思，能够自省，有完善自身的意识、要求与行为，有一定的智慧，他们一般不会变成单纯的容器。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往往不愿自省，不愿身体力行地改变自己，总是把这些观点，都变成对自己的批评、攻击与伤害，迫不及待地拒绝、回避、报复。因此，他们始终在外围寻求知识，始终不去实践，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师。
这就是中国目前缺少大师的原因。
2.如何分辨真假大师
有人问我，如何分辨真假大师？我教了他一个简单的方法：大师若童。
有童心者，未必是大师，但大师必定有童心。而且，他一定有着别人没有的平常心。他的行道，如春风化雨，跟他接触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自己。真大师的言语，不是吃了诸多食物后，消化不良吐出的秽物，一定是他从心底流出的，真善美的清泉，像大自然的泉水那样，自然，甘甜。
大师往往是集大成者，他的智慧必然是吸收所在土地、文化、行业、领域的精华，跨越时空、地域、语言及自身个性局限等障碍，以毕生心血哺育的经典和文化奇葩。仅仅从言行相貌来看，大师绝不是那些神异古怪的人，而是融入众生的普通人。他总是用最质朴的行为和言语，诠释自己证得的智慧与真理。
因此你会发现，时下流行的许多大师，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大师。他们是学院派教育的产物，读了大量的书，积累了大量知识，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种程序化的东西，进入某种固定模式。他们虽然没有主动、独立、创新的思想，却能达到“大书橱”们设定的标准，于是，就被封为“大师”。
表面看来，这些人掌握了话语权，但他们的话语权，都建立在对诸子百家的引用和诠释上。有时，他们还会剽窃别人的思想、成果，将其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观点，竟然也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些人的水平，远远没有超过儒释道的一些大师和诸子百家的层次。他们再怎么思考，都是在心外寻找能支撑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真正让自己立起来，创造自己独有的东西。这种思考，只是一种拼凑，一种量的堆砌，缺少“质”。
我强调的思考，是一种终极意义、本质意义上的思考。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止”，就是定力；另一方面是“观”，就是智慧。有了定力，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会觉醒，就能不受外界诱惑，形成非常独立的观点；有了智慧，我们就会非常仔细地体察世界，体察自我。这时，我们就能证得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别人无法替代。因此，我强调的思考，其实是一种修身、养性、调心。我们平时有些思考正好相反，是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情绪来了，就有了思考；情绪过了，就把想到的东西都忘掉。况且，有时在情绪的控制下，我们的思考充满偏见，显得偏激，不客观，也不全面。所以，它起不了太大作用，也没多大意义。
我与一些当代名人接触时，发现其中不乏混混，他们东游西逛，四处交友，整天做着一些自以为是、没多大意义的事情。他们的所有追求，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他们的所有心思，都用来考虑怎么出名。他们懒得花时间读书、思考、研究、实证，也缺乏主体性。因此，一些名人二十年前讲的就是那点东西，二十年后，讲的还是那点东西。他们的肚子里再没更多货色，更谈不上“好”，这就像一个人精通花拳绣腿，没练好内功一样。
当然，那些历史上的大师不是这样。那些死后仍被我们记得的大师，往往有值得被时代、历史记住的好东西。因为，他们的思想传承下来了，这说明他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师。他们的话语权不一定在当下，但那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话语权，那才是真东西。
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会严格地修炼灵魂、精神、心灵、人格，同时，汲取外部世界的营养，把一切都化为富有营养的淤泥，包括表面上阻碍、压抑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这片淤泥中，培育出自己的莲花。换句话说，他们能将世上一切为自己所用，训练出一颗独立清醒的心，唤醒一种超越的智慧，然后，从内心深处爆发出充满人类大爱的大智慧、大见识、大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创造的，不可超越、不可复制的好东西。
以前，我在好多地方，都会看到有人在街头等地方读书，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城市里，读书人已经很少了，学生们也只读一些实用类或消遣类的书。对心灵有指引，对灵魂有正面影响的书，乏人问津。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利于大师生长的文化土壤。
另外，许多媒体，也给文化教育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他们总是出版一些煽动欲望的东西，能为地球、人类带来正面影响者不多。久而久之，负面的东西，就充斥了整个市场，占领了人们本来纯真的心灵。
此时，如果一个人的心灵不够强大，没形成稳定的小环境，他就会被社会流行的概念同化，将这些概念当成理想和目标来追求。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买车、买房，谈论怎么才能多赚点钱，怎么泡到美丽的小妞。当我们谈论善，谈论信仰时，人们反而觉得很奇怪，把我们当成异类。这种极大的反差，真实地反映了大众的心灵走向。
以前，我到上海演讲时，一位教授曾说，雪漠，你发出的声音在上海是听不到的，所以，我把你当成我的兄弟。他那么博学多闻的人，都听不到这种声音，大众更听不到。因此，我常利用一切渠道，呼吁媒体重视大善文化的传播，并且提倡每个人——只要识字——用自己的笔，传播这种大善理念，让大善的思维波充满世界，让更多人受到磁化，引起大善的共振，共建和谐、善美的社会。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是链条的启动者。当你有了自省和向往时，你的身边，会有无数人成为链条的其中一环。这一环又一环，会发出不同的振动和光明，影响便会慢慢扩散出去。有一天，世界可能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一定要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如何成为知识分子和真大师
韩愈在《师说》中谈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传道排在第一位。可见，从古到今，传道的要求一直很高。
那么，什么是“道”？所谓“道”，就是真理。传道，就是传播真理。从世间法意义上看，那真理，便是为人之道；从出世间法意义上看，那真理，则是解脱之道。传播真理的老师，自己必须明白真理，实践真理，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否则，他就没法传播真理。他能传播的，只可能是道理、知识，甚至是一些貌似真理的谬论。现在，最普遍的现象是，好多不知道真理的人，都在自以为是地传播真理，反而淹没了那些正确的声音。结果，以讹传讹，以假乱真，知道真理、实践真理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一个人暂时做不到知行合一也不要紧，他至少该清楚正确的方向在哪里，并且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积极求道。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能引导学生探索真理。否则，他只会让人家跟着自己一块掉下悬崖。
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什么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观点，什么人都能利用无数个平台，将自己的声音轻易传播出去。因此，对于传道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年代，但假如运用得不好，真理的声音、优秀的思想，就会被搅天的信息淹没；对于求道者来说，这也是个很好的年代，但假如选择得不好，就会被大量的谬论、似是而非的道理，搅得心浮气躁，流于肤浅，南辕北辙。可见，网络这一现代科技，既能推动真理的传播，又能对其造成巨大伤害。如何能更好地运用它，是传道者和求道者都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业”？这个“业”，不同于佛教中“业报”的业，而是通过学习、思考、实践得到的智慧。换句话说，是一种不同于“道”的智慧。很多人将其简单理解为书本上的知识，其实，它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它跟知识的“识”一样，指的是见地、思想、境界等等，非常重要，但容易被人狭义地理解。
什么叫“惑”？所谓的“惑”，就是痛苦与迷惑，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烦恼之惑，由身体的欲望、贪婪、愚痴、仇恨等负面因素引起；另一种是知识之惑，由生存环境、所学知识、人生经历构成的认知障碍引起。解惑，就是破解、消除这两种痛苦与迷惑。然而，能为人解惑者，必须自己先做到无惑。如果老师本身仍未解惑，整天追求物欲，贪图享受，每天都被感官困扰，被物欲奴役，眼睛追求美色，耳朵追求美声，口中追求美食，六根不清净，就连最基本的烦恼和迷惑都没有破除，如何为学生解惑？又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呢？
好的老师，肯定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时代精英、民族精英，这种人不会太多。他不会像大部分混混那样，浑浑噩噩地活着，人云亦云。真正的精英，绝不是曲意逢迎的人，也不会对混混言论妥协。他们会在一片浑浊的声浪中，尽力呐喊，即使叫不醒一个时代、整个世界，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等人。
在他们的年代，每个人都难免被卷进各种风波，如果你坚持自己，就会面对可怕的专制和牢狱之灾。但即使在那样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下，为了追求人类真理、世界和平，陈寅恪等人仍然不惜与主流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始终都在说真话。大家想想看，他们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啊！有这样的胸怀、眼界、承担者，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是这种精神。
胡适也是这样。他即使被蒋介石尊为上宾，也不愿以政客的姿态出现，他始终都有文人的良心，对政治持批判的态度。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多。
真正的知识分子，至少该有承担的精神和承担的行为，但在欲望无限膨胀，良心渐渐缺席的今天，这种说法，包括这种精神，却沦为混混们的笑柄，在功利化的浪潮下，几乎听不到一点点回响。这也是当下有许多人陷入庸碌的原因。
所以，每一个有向往、有敬畏、有担当的人，都不要过多地考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要守住真诚、向往的心。然后，在利众精神的熏染下，在整个世界的滋养下，在超越智慧的启迪下，点亮心灵，让自己一天天强大起来，拥有得心应手的大力。将来，如果有好的机遇，他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传承者、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大师。假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世界就会增添许多光明。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即使有了这样的心和能力，也必须要有相应的行为。没有行为，所有的心和能力，都没有意义。比如，当下就要介入社会，当下就要发出独立的、传播真理的声音，而且要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明白、快乐、清凉。不要发愿了又不去做，也不要认为有人会这么做，不差你一个。如果你在该说话时不说话，在该做事时不做事，就会失去发言权，没人会认可你的大心，也没人会感受到你的大力。假如鲁迅当年不参与、不介入、不呐喊，他就没有话语权，更不会在死后，仍然拥有今天这样的话语权。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明哲保身的人，能拥有话语权，并影响世界。所以，我们要像印度的知识分子那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将文化命运与个人使命融为一体。
不过，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在融入世界，而是在跟世界平等对话。就是说，他不但要能融入自己的生存环境，还要能跳出来，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审视和思考。他不是这个世界的附庸，他自己就是一个独立、丰富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他应当用一种更高远的眼光，评价——甚至像康德那样批判这个世界。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整个时代文化的发展与前进，帮助世界看得更远、更广。
可惜，现在有很多文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中的好多人，往往是短视的。而且，在现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还存在着一种“文人相轻”的现象。他们之间缺乏了解、理解，常常有意无意地，对别人的领域、专业、工作等等，采取简单的拒绝、排斥、否定。
比如，很多高学历的教职员工，常常对企业家和管理者们很不服气。他们会说：“看那些民营企业家，像个土老帽、土八路，又没什么文化。他们到底哪里比我强？凭什么比我有钱，比我成功？”
又比如，那些拥有高职称、高学位的知道分子，对社会上的成功艺术家、成功商界人士，以及其他行业的成功者，往往抱有偏见和嫉妒。他们一味地贬低、排挤别人，不愿以更宽广的胸怀去理解、吸收、审视。他们总是活在一种思维定式下，不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只盯着别人的不足，经常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越比，越觉得别人差。所以，他们总是会高估自己，低看别人，自命清高，对自己没有客观、准确的评价。这正是制约他们走向更高境界，获得更大成功的致命弱点。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知道分子大多只能当师爷、副手、助理、参谋，当执行者、开创先河的头号人物，往往不是知道分子——至少看来不像知道分子。
不过，知道分子的清高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以为是、夜郎自大式的清高。这种现象很普遍，很多知道分子都是这样。他们缺乏宽广、包容的气度，没有真正成熟，也难以成熟。除非他忘记自己的文人、专家、教授身份，对别人，对不同的专业、学科、领域，都能同等尊重时，情况才会有所转变。
例如，对真正成熟的作家来说，写作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同渴而饮，饥而食。他不想靠写作换取什么，只想说出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他在乎发表，但不发表也没什么。他首先是为了完善生命、充实生活而写作的，不仅仅是为了稿费或名声。所以，他不会刻意追求名利，本质上只为自己的灵魂活着。
比如曹雪芹、卡夫卡、司汤达等人，他们宁可用生命创作伟大的作品，也不愿为了名利，制造文学垃圾。因此，他们虽然没等作品问世就死了，但他们的作品实现了永恒价值。托尔斯泰也是这样。与文学创作相比，他更热衷教育。他花了大量时间，编制识字课本，想改善农民的生活，甚至把自己的三大巨著都归入“坏艺术”之列，并终生为自己的贵族身份感到羞耻。这些东西，都体现了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身上，恰好体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清高。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内心深处与世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一种清醒、有益的自律行为，也是一种成熟智慧的表现。因为，人的生命、时间、精力有限，如果没有节制，不加区分，就可能会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不能抵达自己希望达到的高度。
所以一定要明白，就算一个人博览群书，能说出几句莫测高深的话，身前身后有很多人簇拥着，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大师、知识分子，或文化传承者。要成为真正的大师，就要不断成长，让心灵变得越来越独立、清醒、博大。离开这个基点，就没有真正的大师，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文化传承者。
4.只有大师才能培养出大师
前段时间，我听说，一所大学斥巨资建起一座先进、美丽的图书馆，里面却没什么可借的书——据说，该大学把钱都用在建馆上，反而没钱购书了。
这个行为固然滑稽可笑，像是个特例，但它体现的，却是这个时代常见的一种思维模式。
这个时代的人，大多注重外表、形式，忽视内在修养，总是根据别人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穿什么衣服、衣着举止是否优雅时尚，来评价一个人的水平和层次。这样的评价体系，导致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都出了问题。最可怕的是，本应引领思想潮流的群体中，也出现了大量混混。这些混混不但自己混日子，对活生生的生活、生命不闻不问，只说出几句令人费解的话，便把自己当成大师和思想家，还把身边的人也变成那样。他们不能为年轻人解惑，也培养不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对当下的社会来说，他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很多孩子，尤其是一些在高等学府里读研、读博的孩子，连善待别人、尊重别人都做不到，不但看不起别人，不懂为人着想，而且凡事计较，不断埋怨、算计，连亲人也不放过。这样的人，就算拿到了高等文凭，又能为社会作出多大贡献？
所以，对大学来说，最主要的，应该是培养真正的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品牌、大学价值，而不是打造豪华的外表，营造舒适、先进的环境，或争夺什么名利、奖项、项目。尤其重要的是，大学里必须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既能从老祖宗那里继承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前人的成果和经验，又要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能打破专业局限、学术圈子、文化流派等门户、门第之见，打通时空、地域、民族、国家等局限，打破形式、框框、工具的限制，跳到社会、人类的上空，观察自己为之服务的对象，又不能高高在上。这样的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我说“可能”，不说“能”呢？因为，这样的人，仅仅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和一种成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还没真正成为知识分子。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人，不但要具备这种高度、这种独到的眼光，还要以自己的存在，积极地干预环境、影响社会、推动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换句话说，他不但要有知识分子的“体”，还要有知识分子的“用”。
比如，庄子是个大智者，逍遥自在，但他如果不写《逍遥游》、《齐物论》等，不把快乐的方法告诉别人，他就称不上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必须用行为贡献社会，他绝不是那种躲起来空想，不理会这个世界的人。
所以我常常强调，大手印是大、手、印三者的融合，无论偏废哪一方，都不是真正的大手印。同样道理，只实现了“质”，却没有相应的“形”，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目前，一些有知有识者可能会放弃科班教育、机械训练与书橱式的背诵，把有限的生命投入生活与实践、探索、求证、创造中，去体验人生、调研社会、追求真理、历练心灵。他们总是在心内寻找真理，在生活中实践、求证真理，不愿人云亦云。因此，他们才能发现自己想发现的真理，证悟自己认为的真理，探索未知和未来的真理。这种人有着独到的智慧，有着独特且深刻的眼光，能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看待世界、应对世界。他们才是真正有见识的人。
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一定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因此，这个注重标签的世界不一定能发现他们，即使发现了，也不一定会认可他们。
其实，许多大师都没有高学历、高文凭。比如，南怀瑾先生就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是社会公认的大师，也确实给许多人送去了清凉和营养。他这样的人，远比一些学历很高，却没有利众行为的人更高尚、更有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先完善自己，让自己具有高远的眼光、博大的胸怀、过人的气魄、与时俱进的智慧，才可能创造出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引领整个时代的文化。如果我们的大学能借鉴最先进的教育模式，为旧模式注入“活水”和新生力量，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选拔一大批知识分子，担任领军人才，开拓进取，实行革新，就能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相反，假如我们被世俗观念、落后观念束缚，被诸多条条框框局限，就只能沦为容器，还会把很多人都变成容器，然后，整个社会都会停滞不前，甚至不断堕落。其后果，自然也会回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因此，我出资开办“雪漠禅坛”，不定期举办公益文化讲座，跟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分享我的知识、经验、感悟，也解答一些问题。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带着各地的优秀文化来到这里，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也给了我很多新的营养。所以，这种氛围不但有益于他们的成长，也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拥有更多创新的契机与可能性，避免了文化上的“近亲繁殖”。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大善文化的熏染、一种灵魂深处的清凉，因此，他们未来必然会发生质的改变。他们之中，可能会出现学者和大师，给自己所在的领域、地区，带来一些较大的影响，甚至改变那里的人文、观念及未来，并且为社会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师。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有些人也做着类似的事情，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法，为社会作出自认为的贡献。不过，我不一定认为自己在作贡献。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是一个案例，后来者参考我的经验，就可能比我走得更快、更顺利。我也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朋友，也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