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
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逐渐由近及远地与别国接触联系，进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员的往来，物产的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如政府使节、留学学生、宗教、商业与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战争与俘虏，也曾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对方影响深浅及产生的结果，也因国家与时代而异。但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与各国交光互影的漫长过程中，总的来看是中外双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文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汉朝国势强盛，张骞、班超先后活跃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远在更西的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国，大宛（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的名马得以引进，黎轩（当时属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杂技魔术在汉武帝刘彻（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贵族衣着所用的奢侈品，备受珍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称谓之一即来自丝字。中国的丝、纸和钢传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江苏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国历经盛衰，延续至今两千年。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汉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汉文化，奠定了以后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需要巩固与发展，海上及陆路交通条件也有改善，这四百年间与外国的文化交流远较秦汉时期发达，而佛教成为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法显到印度求得经律回国。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溶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又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在朝鲜、日本流行千余年的佛教，许多方面都有中国烙印。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遣使朱应、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南朝。北朝经陆路与经济文化繁荣的萨珊朝波斯相联系，波斯人东来经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内蒙古、新疆以及广东等地，都曾发现不少萨珊钱币。中国织锦采用了萨珊朝流行的联珠圈内对禽对兽图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传入中国，建立寺庙。据传波斯僧侣曾用空心竹杖把蚕卵偷运到东罗马，从此蚕丝业传入欧洲。朱应、康泰和法显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最早记录。
经过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后，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对境内诸少数族采取兼容并包政策，成为前代汉族帝王中所未有过的“天可汗”，而且对境外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极为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与相互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至于首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国青年来长安学习，他们回国后传播唐文化，推动了本国各方面的发展，如日本的南渊请安、吉备真备（693～775）等。有的学生长期留在中国，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晁衡（698～770）、新罗的崔致远等。留居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如印度人后代瞿昙氏一族供职于司天台，大食人李彦升进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珣以词人著称，作品被选入《花间集》，堪称文化交流的璀璨明珠。来自缅甸的骠国乐舞，来自中亚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长安表演。唐代僧人所制三十六字母，画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画，唐代兴起的新文学体裁变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看出印度的影响。印度医药著作和医术，在唐代也颇为流行。唐代中外贸易空前繁荣，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兴起。广州设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于广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东沿海一带则多新罗商人活跃其间。宗教上的交流广泛而深入，尤其体现唐代对外的开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义净到印度和南海诸国求法，翻译携回的经典，从事传播。他们的游方记录，成为研究这些国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传入密宗，一度颇为兴盛，其影响遗留在后来的西藏与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后，佛教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各种宗派，号称南朝时传入而实为中国本土形成的禅宗，也在这时繁荣起来。唐代在长安、洛阳等地有供波斯及中亚商人祈福的袄祠，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信仰，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唐的战俘把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以后经由大食传入欧洲，广泛流行，对鉴真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罗尼的作法，当亦源于中国。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又一贡献。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于唐代传入阿拉伯国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环，返国后留下了中国人最早关于伊斯兰教的记录。
北宋政权的北面有辽，西北有西夏；南宋则北方先后有金及蒙古，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交通不像唐代那样畅通无阻。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自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远及阿拉伯半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设市舶司，对进出口商船检查抽税，市舶所入在国库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对外贸易的兴旺过于北宋。11世纪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针罗盘，可能不久即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传入欧洲。以后日本制旱针盘，16世纪其法传进中国。有宋一代制瓷业发达，瓷器继丝织品之后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土过南宋瓷器残片，印度、波斯湾沿岸，远至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出土过宋瓷，11世纪埃及工匠还曾仿制中国瓷器。宋代印刷术已大为发达，印本书籍广泛行销于使用汉文的日本、朝鲜、越南。北宋时，中国毕昇发明木活字，受其启发影响，到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宋朝的铜钱，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流通。海外输入的货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宝等为主。日本的木材颇受欢迎。越南的占城稻耐旱易长，在宋代中国由南而北从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广。这时番商以大食人为多，他们之中有的久居中国，广州、泉州、扬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还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来华，但当时所译经典国内外影响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禅宗与理学，对外发生了重大影响。南宋僧人东流日本，传播了禅宗，以后在日本兴盛起来。程朱理学也于宋代传入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还在五代末接受中国科举制，以选拔官吏。
文峰塔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近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到了柬埔寨，汪大渊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东方日本、朝鲜，南方南亚、东南亚诸国，西方远达西欧国家，或官方，或民间，都有交往，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而他们的标记符号，都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朝鲜1446年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13、14世纪之交，越南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其造字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时，朝越两国仍用汉文修撰史书，汉文文学依旧为两国文人所喜爱。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明代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有的僧人充任使节团长。雪舟（1420～1506）入明学画，遨游山水，作品取得极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东渡，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水户学的形成。中日两国通过频繁贸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极为丰富多彩。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意外地为中朝日三国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明代都曾有国王率宫眷朝臣来华，而这些地区又移住了大量中国人，皆前代所未有。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欧洲耶稣会士东来，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同时带来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以及测绘、机械等技术。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从西欧各国募集的七千余部西文著作，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知识来源。利玛窦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向西方初步介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喻户晓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欧美，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先秦与秦汉外交
中国同古代西方诸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源远流长，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混沌时期。根据考古发掘，在我国辽宁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陶制妇女裸体小塑像，其造型与西方称作“早期的维纳斯”类型的塑像颇有相似之处。此外，从中国和西方青铜器时代遗存下来的器物，如兽角刀把头双刃剑、环型刀把头双刃剑等，也似乎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的痕迹。这些都提示我们：古代中国与西方诸文明的发展虽各有特色，但从来就不是绝对封闭或孤立的。
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也可以寻觅到中西联系的模糊踪迹。据《穆天子传》说，周穆王曾驾着八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西征昆仑，会见了西王母。在瑶池上，周穆王给西王母进酒，西王母作歌，穆王和之。《山海经》上说，西王母居住在玉山。她的模样像人，却长着豹尾和虎齿。周穆王的时代，距今已经近3000年了。而那位传说中半人半兽的西王母，则代表着极远的西方。对西王母的描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遥远而陌生的西方文明，怀着半是畏惧与好奇、半是欣羡与喜爱的兴趣。后世的人们从神话中推测，穆天子所到的地方，可能远及波斯，甚或印度。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给予比较科学的论断时间，目前大致最早推定在公元前6世纪，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原来，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苏美尔人肇建了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来自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中下游地区。此后，那里曾先后崛起著名的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到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帝国兴起。大流士一世在位时期（前521～前486），帝国的版图西起埃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东抵中亚乃至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在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修筑了设有驿站的大道。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将古代希腊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国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当时，欧亚草原上散居着许多游牧部落。波斯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塞人游牧诸部的地区接壤。在古代，希腊史家把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北方部落泛称作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他们为塞迦人，我国则把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到天山南北麓的那一部分称作塞人。正是塞人，在古代中国同西亚、南亚、北非，直至极西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早期交流的媒介。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我国精美丝织品和漆器、四山纹铜镜，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遗物，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希腊巴特侬神庙中的命运女神雕像身着薄得透明的长袍，雅典红花陶壶上的彩绘入物，也穿着这种细薄的衣衫。从上述情形推断，当时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的宠物。在我国，洛阳古墓中也发掘出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制目珠（作装饰品用）；同时，战国时期铁制铠甲与写实动物纹图案的出现，均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明显特征可循。无论是中亚、希腊发现的早期中国文物与文化影响，还是中国发现的早期西方文物与文化影响，都是经由中西交通历史上那条最古老的通道，即斯基泰贸易通道，或称“草原之路”而彼此进行交流的。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费尔瓦丁神颂辞中就开始把中国称作“支尼”。印度两大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将中国称作“支那”。“支尼”和“支那”，可能是“秦”字的对音。这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战国秦霸西戎的时期，距离西方较近的秦，很自然地作为中国的代表而声名远播西方。在古希腊的著作中，则把中国称作“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416～前398年间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提到“赛里斯”这个产丝之国的第一人。
到了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摧枯拉朽一般灭掉了波斯帝国，并直抵印度河，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的东征，直接把希腊文明带到中国西部边陲邻近的中亚地区，为此后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建立的帝国迅速瓦解。他的部将们彼此争战，各自为政，建立了几个独立的王国。其中，塞琉古王国（我国史书称为条支，其中心地区位于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成为联系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文明的桥梁。亚历山大另一名部将托勒密，割据在埃及和周边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为岁马人所灭。埃及又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正是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从事航海和贸易著称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来到埃及以后，把这里变成古代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地区。为了使商船可以从地中海直接进入红海，托勒密二世（前285～前246）修复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到托勒密王朝后期，每年从曼德海峡驶出红海的埃及船只已达20艘。公元初年，当罗马人掌握了印度洋信风的秘密之后，更进一步打破南阿拉伯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大大增强了古代东西方直接贸易的势头。每年从埃及驶往印度洋的商船总数更增长到120艘。在繁荣的东西方贸易的刺激下，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建立的亚历山大城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文化中心，成为古代的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这座遐迩闻名的城市时说：“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惟一海上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惟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埃及和亚历山大港的发展与繁荣，使它们作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代表，为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在西方的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了自己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亚历山大港建立前不久，战国七雄之一——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在此后一个世纪中，秦国国势日强，终于吞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帝国的威名远播宇内，成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最早称呼我国的名称。踵接其后的汉帝国，更加繁荣、强大。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高涨和国力的强盛，汉代对外交流的兴趣与要求也更加强烈。
秦汉帝国的强盛与繁荣，在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另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张骞凿空
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从中国方面看，这一局面的形成，首推张骞通西域之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其涵盖面则分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天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部分，乃至东欧、北非地区，是中国当时对西方的统称。
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西域风光缘的绿洲上。当时，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十分强盛，势力伸展东达现在的东北，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北抵漠北，南到河套，迫使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西迁伊犁河流域。月氏人的被迫西迁，又引起连锁反应，迫使原在天山南北放牧的塞人也西迁到克什米尔及阿姆河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带。
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在位时期，西汉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国力渐达巅峰状态。武帝听说匈奴击败月氏后，用月氏王的头颅作饮酒的器具，认定月氏人一定对匈奴恨之入骨，因而计划联络月氏，共击匈奴。执行这一重大使命的任务，就落在张骞身上。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武帝之命，从西汉首都长安出发，但刚到陇西，就被控制着河西走廊的匈奴人捉住，拘禁了10年。后来，他侥幸逃出，向西跋涉，越过葱岭，到达大宛（位于中亚的费尔干纳一带），由那里再经过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才终于找到了月氏。但此时的月氏，已经征服了大夏，在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安居乐业了。他们早无意东返再同匈奴较量。张骞在月氏逗留年余，毫无结果，只得踏上归程。归途中又在羌中（今青海）被匈奴扣押了一年多，直到单于（匈奴君主的称号）新死，匈奴内乱，张骞才乘机脱身，返回长安。出使时，张骞率领部属100余人。经过整整13年的艰辛磨难，归来时只剩下他和随从甘父二人了。张骞出使西域，即历史上有名的“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走向西方的道路。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联盟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却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有关西域地理、物产等信息，了解到匈奴一些内情，还听说了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奄蔡（在今咸海和里海之间）、安息（今伊朗）、犁靬（亚历山大港，一说在今叙利亚一带）、条支（在今伊拉克）和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在大夏逗留时，张骞看到那里有邛（穷，今西昌附近）竹杖和蜀布，听当地人介绍说这些货物乃得自身毒。故而他认为身毒距四川不远，于是回国后力劝武帝打通西南方向的道路。得到张骞带回的信息之后，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示意图广求西向通道的行动。公元前122年，武帝派遣使官四路并进，深入西南巴蜀地区，寻求通往身毒的道路，想要开辟一条经身毒到西域的路线，可惜没有成功。第二年，武帝派霍去病率军远征匈奴，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南下祁连山，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致使匈奴浑邪王率部4万余人降汉。由此，汉朝得到了河西走廊，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有了保障。公元前119年，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再击匈奴，大败匈奴单于，出塞2000余里，到达狼居胥山（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濒临瀚海才凯旋。遭受到重创的匈奴势力被迫向西北远徙，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也为西域道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于是，张骞建议武帝联络乌孙，劝说乌孙东迁，回到河西故地，“断匈奴右臂”。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第二次出使，率领将土300人，副使多人，并携带牛羊、金币和彩帛，沿途通道西域各国，加强联系。但是，他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乌孙害怕匈奴，不敢有什么举动。不过，此次出使仍有很大收获。张骞派出的副使们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家和地区。使团归国时，乌孙等国都派使者随张骞同到长安，从此同汉朝有了正式往来。此外，汉朝连年派出使官前往西域诸国，汉代文化也伴随这些活动流传到遥远的西方。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揭开了新的纪元。
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像汉明帝（58～75）时期，东汉国力恢复起来，派出四路大军出塞，大败北匈奴，再次打开了深入西域的大门。并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在对匈奴的激战中，身为假（代）司马的班超智勇双全，崭露头角。他率领一支偏师，出击伊吾（今哈密附近）、大战蒲类海（巴里坤湖），屡立战功。战后，他又奉命出使西域南道诸国，争取他们与匈奴决裂，通好东汉。
班超率36名随从，首先抵达鄯善。鄯善王对班超使团开始非常热情，不久却突然冷淡下来。原来是匈奴使者也到达鄯善活动，使鄯善王处于两强之间，莫知所从。班超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夜袭匈奴使团，一举而歼。这次果断的行动，促使鄯善王下决心断绝同匈奴的关系，重新和东汉交好。此后，班超一行西抵于阗。争取于阗王攻杀了匈奴派驻那里进行监督的使者。第二年，班超从小路疾进，到达疏勒，废黜了匈奴所立的疏勒王，重新扶立被匈奴杀掉的原疏勒王的儿子，因而大获疏勒民心。公元75年，朝廷召班超回朝。疏勒举国忧恐，一再挽留班超，当班超东归途中走到于阗，于阗王侯和民众遮道阻拦，甚至抱住班超的马腿哭泣，请求他留下。班超终于顺应民情，答应留下，并返回疏勒。此后，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班超依靠同汉朝交好的于阗、疏勒等国，及东汉朝廷派去的千余援兵，迫降了匈奴在南道上的属国莎车，击败了龟兹援军，使西域南道得以畅通。公元89～91年，汉将窦宪大败匈奴，西域形势好转。班超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朝的7万大军。西域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东汉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到公元94年，焉耆等国都恢复通好于东汉，西域北道也终于再次畅通。班超壮年出使，70岁才返回洛阳。他的儿子班勇继承父业，继续在西域服务。班超父子在西域的活动，保证了陆路丝道的畅通，为进一步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南道基本上同西汉时一样。北道的路线则有所变迁。出玉门关后，改经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东南），由此向西，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至疏勒，再向西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由高昌向北，通往车师后王国金满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东汉王朝在沿途设置驿亭，以方便商旅，并在鄯善北、伊吾、高昌、柳中（今吐鲁番南），以及车师后王国的侯城、龟兹、疏勒等地大规模屯田。
特别要提到的是：公元97年，班超打算直接同大秦（罗马帝国）建立联络，特地派遣自己的助手甘英前往那个闻名已久的西方大国。甘英取道条支，直到波斯湾头。正当他“临大海欲渡”（《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的时候，受到了安息西界海商的劝阻。他们告诉甘英说，大海无边，遇到顺风也要3个月才能渡过；若风不顺，则要走两年。因此渡海者需备3年口粮。此外，航行中死亡的事也时时发生。甘英终于望洋兴叹，止步不前。此时的安息，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正是居中转口的地位。为了维护自己中间商的特殊地位，安息商人才那样千方百计地阻挠甘英的西进。终两汉时期，中国向西开发的丝绸之路，其陆路直接伸延的极限，有文字记载的，就是甘英所到的波斯湾头。
红海回航记
西域城邦国家分布图当中国的张骞、班超和黄门译长们艰难跋涉在无边的沙漠，战风斗浪航行在无际的大洋，开拓着通往西方的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的时候，在遥远的西方地中海世界，人们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打通与“产丝之国”的交通线。
公元1世纪，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位操希腊语的商人（或船长），在他撰写的《红海回航记》中，记述了西方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及印度次大陆的东西两岸。《红海回航记》记载了中国，称之为“秦”国，指出到了秦国，大洋就止于此。还说，秦国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可能指长安），秦尼所产的丝线、绸缎经陆路而至大夏，或从恒河水路西运。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当时西方地中海世界企图在海上打开东通中国路线的努力。1945年以来，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城以南3公里的阿里卡梅杜，发现了一个古代国际贸易港。在这座商埠中，有许多可能直接由罗马人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腊式水罐和罗马帝国的钱币。据考证，阿里卡梅杜的这一带有浓厚罗马色彩的古商埠，其繁荣时期当在公元12世纪。这一情形，同《红海回航记》的记述颇为吻合。可见，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经能以印度东海岸为中转基地，从海上向中国伸出贸易交往的触角。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自然也希望从陆路同中国建立直接联系。而且，他们对陆路东通中国的路线并不陌生。公元2世纪，希腊学者托勒密（90～168）在他撰写的《地理志》一书中，叙述了自幼发拉底河口、经美索不达米亚、帕提亚（安息）、巴克特拉（大夏）、石塔（今疏勒西南塔什米力克），到达中国的路线。这是第一位记载陆路丝绸古道路线的西方学者。托勒密本人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资料是援引另一位2世纪初的希腊地理学家马林鲁斯的记载。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丝绸）贸易，经常派遣商队前往中国。他的商行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托勒密的记载，同我国史书上关于丝路南道的记载基本吻合。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述，甘英西行，直接交通大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出使后，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学者们考证说，蒙奇就是马其顿（今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兜勒则是色雷斯（今巴尔干半岛东南部）或阿克苏姆古国大港阿杜利斯（今厄里特里亚红海沿岸），兜勒即阿杜利斯的对音。这些所谓使节，可能就是上面所说希腊商人马埃斯这一类家族派到中国来的商务代理人。
不过，正如甘英西行受到安息商人百般阻挠一样，罗马帝国同中国的直接交往，同样受到安息的阻碍。当时从罗马帝国的东界到中国的陆路，无论是从亚历山大港越西奈半岛穿行美索不达米亚，还是从地中海经阿勒颇，再沿幼发拉底河东去，都要经过安息。而安息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经营丝绸中介贸易的巨大利益，一直不愿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直接交往。为了克服安息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早在甘英西行的前1个多世纪，即公元前53年和前36年，罗马帝国曾两次对安息用兵，企图打开通道，结果均遭失败。此后，罗马人又企图在安息以北开辟一条由地中海经黑海，再绕里海和咸海北岸直达中国的道路，也未获成功。中国方面大约怀着同样目的，力图开通天山以北直通黑海的北方草原之路，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公元2世纪，为了同安息争夺陆路丝道的控制权，罗马人多次用兵，并数度攻占波斯湾头的泰西封（安息冬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但均未奏效。
正是在陆路交通障碍难以克服的情况下，罗马人更加刻意经营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知道，早在古埃及时代，埃及人就开展了在印度洋的航海事业。距今近5000年前的埃及第五王朝时期，埃及法老萨赫雷已向南方红海沿岸的彭特国派出船队，获取那里的金银、乌木和没药等物品。1954年，在埃及大金字塔附近一个密封的石坑中发现了萨赫雷法老时期的太阳船。经过复原后的太阳船，船身长43.4米，宽5.9米，船首高6米。后来，十八王朝的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又派遣了一支由八艘船组成的船队，到彭特国进行交易。
希罗多德在他不朽的著作《历史》中，记述了法老尼科（公元前609～前593年在位）派遣船队环航非洲的故事。无论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在尼科时代，尼罗河三角洲和红海之间早有运河相通。到了托勒密王朝时代，埃及人更加积极开展红海贸易。他们不仅航行到瓜达富伊角，而且向印度的孔雀王朝派出使者。红海和印度洋航运与贸易对埃及经济的繁荣日益重要，以致托勒密王朝在底比斯总督之下开始设置印度洋和厄里特里海将军，以及专门管理印度洋贸易事务的、类似我国古代市舶使性质的官职。
罗马人统治埃及以后，这里对印度洋的贸易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阿拉伯南部与印度之间定期航线的开辟。以前，从南阿拉伯到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多半是由一些小船沿阿拉伯半岛和阿曼湾在近海作多次航行而完成的。而印度洋大洋之上风涛险恶，被海员视为畏途。其实，印度洋西部常年刮着季风。西南季风从3月刮至9月；此后则为东北季风期。这种季风的交替，正便于阿拉伯半岛与印度西海岸之间大洋上往返交通。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希腊船长希帕勒斯——从无数阿拉伯和印度前辈海员那里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秘密。这一发现，标志着罗马人掌握了季风航行技术。罗马人拥有更加坚固和规模更大的远洋帆船，储备了充足的给养，装载了大量的船货，延长了续航的距离，摆脱了近海航行的局限，免去了船货多次中转的烦劳，从也门直放印度西海岸诸港。罗马时期的著名著述家普林尼，将埃及到印度的航行分为四阶段航程。第一阶段由埃及港口出发，经红海到达亚丁；第二阶段从亚丁乘西风越过阿曼湾直航巴塔拉；第三阶段从亚丁开辟了直航孟买以南的席格勒斯；第四阶段则是在公元前后，来自埃及的船只从南阿拉伯港口直放南印度的莫席里（今克朗格诺尔）。这样，在罗马奥古斯都时代，从埃及港口驶出的船队，7月扬帆南下，30天后到达红海南端，再顺风直驶，经过40天，9月即可停泊在莫席里。当年11月，这些船只即可返航，翌年2月回到红海北部诸港，或直抵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一莫席里航线开通后，罗马人从海上前来中国，就成为很方便的事情了。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一位自称是大秦王安敦派来的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陆，到洛阳谒见中国皇帝，并献上象牙、犀角、玳瑁。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161～180年在位）。从大秦使者所献礼物看，全部是东北非索马里一带的特产，表明这些礼物可能是在埃及（当时正控制着红海贸易）置办的。再据《后汉书》记载，这位使者抵达洛阳的时间是在9月。看来使船抵达交州日南当在六七月间。因而使者很可能是乘3月开始的西南季风，从红海海口漂洋而来。显然，无论使团是官方所派、还是商人假冒，它都是从埃及或经由埃及来中国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西方同中国的首次直接接触。从此次通使以后，罗马人来华经商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大都步安敦使者的后尘，乘船从海路抵达扶南（今柬埔寨）、交阯（今越南北部）。公元226年（孙权黄武五年）有位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到达交阯，被辗转送去谒见孙权，并比较详细地回答了孙权提出的许多关于罗马帝国风土人情的问题。孙权对直接与罗马通好也有兴趣，所以特派刘咸送秦论回国。可惜，刘咸在途中病故。失去了中国历史上西访罗马帝国第一人的荣誉。
不过，还在刘咸之前很久，在罗马史籍中已经可以找到中国人到达罗马的记载。生活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罗马史家弗洛鲁斯在其著作《罗马史要》中记述说，当奥古斯都的太平盛世（前27年～公元14年），远方绝域如赛里斯人、印度人也都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大象等物，请求同罗马订友好之约。这里的赛里斯人，就是指中国人。然而这一记述即使不是史家的渲染，也大约说的是一些冒充中国使节的丝绸之路上的中间商人。
丝的西传
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海陆两途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高潮。
对于西方地中海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产丝之国；在一定意义上，汉文化也就是丝绸文化。沿着丝绸古道，大量中国丝货源源西运，流向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叙利亚东部沙漠之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就是中国丝织品西运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中途站。这里出土的汉字纹锦，是属于公元1世纪的丝织品。它的纹样和织人的汉字同本世纪初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都是汉代生产的绫锦、彩缯。中国丝货运到地中海地区后，大受欢迎，很快成为那里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普遍的追求。
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货，都先要经过埃及。因为当时的埃及，属于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省区。作为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的枢纽，罗马输往东方的货物大都从亚历山大运往东方各地；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货物也以这里为最大的集散地。
中国的丝货由中国商队直接运到叙利亚，或通过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队转运到那里，然后进入埃及。从公元初年起，中国的丝绸便在埃及流行起来。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装出席宴会。这位历史上的风流艳后身穿的华丽绸衣，就是经过特制的中国绫绮美服。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作家罗卡纳记述这位女王说：“她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衣料显得光耀夺目，这种衣料本由细丝精心织成，经罗马工匠用针拆开，重加编织而成”。这就是说，克列奥帕特拉所穿的华丽丝衣，是由中国运进的缯彩，在提尔、西顿重加编织而成的。恺撒大帝也曾穿着这种精美的丝袍，到剧场看戏，因而引起了惊羡与非议。
罗马征服埃及之后，中国丝织品自然畅销罗马境内的各个地区。当时，中国丝绸的精美举世无双。汉代丝织品统称“缯彩”。对于夏季干燥的地中海周边地区，用中国丝织品如绫、罗、绮、纱等裁制的衣服，最为相宜。特别是那些极为轻巧和透明的轻纱，色彩缤纷的暗花绸，更以其特有的轻软、华丽，独树一帜，在素以羊毛、亚麻和棉花为纺织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著名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23～79）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所产的丝，名驰宇内。这种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的夫人娇媛，将其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少女全靠这种透明的轻纱，显露她们体态的秀美”。
早在罗马的共和末期，丝绸之价竟贵比黄金。丝绸贸易已成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贸易。到公元2世纪时，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极西端的英伦海岛，丝绸的流行也不亚于中国的洛阳。为了获取丝货等物，每年从罗马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钱，不下一亿赛斯太斯（古罗马货币单位）。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绸缎了。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对美的追求的视野。
由于长期、大量中国丝货西流的影响，西方一些文明先进的民族和地区，不仅购求中国丝织品，而且刻意仿造中国丝货。例如，从公元四五世纪以后，埃及人开始用中国运去的生丝作为原料，在当地进行加工制造，或者将中国的丝织品拆成丝线另行重织。如埃及卡乌地方就发现用华丝织成的织物。随着埃及仿制丝货日渐增多，其中还有少量回流中国市场，被统称为“杂色绫”。不过，当时埃及和罗马的简单织机虽能织出透明的轻纱，却织不出中国的花纹。后者需要中国的提花机方能织出。大约在3至7世纪，中国的提花机传入埃及。此外，丝织机的踏蹑设备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而埃及原来一般使用的立机无法安装这种设备，后来引入了中国的平机，才采用了此种装置。
至于中国丝织技艺的西传欧洲，更有一个生动的传说，传说公元55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在东罗马创建缫丝业。当时，有两名曾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向这位东罗马皇帝述说他们在中国见到的养蚕和缫丝的过程。皇帝于是命令他们设法将中国的蚕茧带到东罗马。这两位波斯僧侣挖空心思，将蚕卵藏在空心竹杖里，跋山涉水，抵达东罗马，将蚕卵献给东罗马皇帝。从此，中国的丝织技艺便传入欧洲。
当中国的丝绸产品由海陆两路源源西进的时候，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物品与信息，也不断传入中国。
通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当时的中国人对遥远西方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尤指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埃及）物产已相当熟悉。公元3世纪初出使扶南国的康泰，就称罗马为宝国。鱼豢在《魏略》中，更对大秦物产津津乐道，分门别类加以论述。《魏略》所列举的大秦物产，有金、银、铜、铁等金属类；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火烷布等织品类；赤、白、黑、绿等10种流离（即琉璃）；玛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等宝石类；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特产，总计达65项。它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远涉重洋，输出到中国，受到中国人的赞赏和喜爱。
罗马运来中国的珠宝类船货，大多产自埃及和地中海、红海地区。以珊瑚为例，古代西方文献中记载，早在公元初年，珊瑚就成为罗马帝国运往印度的重要输出物。中国史籍上，这种记载更所在多有。如《太平御览》等书中就有“大秦珊瑚”“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等字样。红海因盛产珊瑚，更被称为“珊瑚之海”。在这些中国史书中，还对地中海、红海地区人民用铁网采珊瑚的办法，作了详细的描述。
在大量吸收中国丝货的同时，西方的罗马人也将自己各种优质的纺织品运往中国。亚历山大等地的织工，善于用金线织绣毛织品、丝织品，运到中国被称为金缕罽、金缕绣，华美瑰丽，列为上品。中国人长于丝织，西方罗马帝国人则长于棉、麻、毛织。《魏略》这部书中就列举了8种棉麻织品。如“发陆布”，就是一种优质棉布，得名于著名的亚历山大港灯塔所座落的法鲁斯岛。埃及人植棉，年代久远。据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记，早在古埃及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69～前525年）时期，埃及法老就曾赐给神庙棉布。普林尼更记述罗马时代埃及人种植树棉，埃及祭司所穿的法袍，就是用棉布制成的。古代埃及的上好棉布，以其洁细，得以畅销中国。毛纺业更是罗马帝国最为发达的手工业，其工艺之先进，足以傲视世界。毛织品，中国古籍上称为“氍毹”。《魏略》上就记载大秦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五色九色首下毾”。另一部中国古籍中更介绍埃及毛毯，上面织着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十分生动；那织着的鹦鹉，竟“远望轩轩若飞”。从埃及运来的罽褥，在中国各地都极受欢迎。
传入中国的物品，除上述珠宝、织物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外，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玻璃。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腓尼基人就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十八王朝法老阿门诺菲斯一世（前1557～前1530）时期，埃及制造的玻璃已经绚丽多彩。到了罗马时代，埃及玻璃制品更是享誉四方，特别是玻璃珠由于色彩缤纷、晶莹剔透，加之大批量生产，更在罗马输往东方船货中占据突出地位。汉代以来，中国人习惯将玻璃称为琉璃，埃及的十色琉璃，无论是器皿还是珠饰，在中国都大受欢迎。在我国河南省，就曾发现了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出产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的面部像。到了公元5世纪时，埃及制造琉璃的方法即传入中国，它们对推动中国古代美术工艺的发展都起了一定作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答摩·悉达多所创立。到公元前3世纪，开始广为传播。佛教传入我国，是通过西域古丝道东来的。西汉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汉朝，曾给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到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汉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请天竺沙门（即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携带佛经东来，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东汉都城洛阳，东汉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马寺。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遍及全国。从此印僧东来布道，汉僧西去求法成为为时数百年人数众多的活动，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文明产生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汇聚。
从东汉时期开始，由于佛教逐渐通过古丝道传入中国。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罗马题材的犍陀罗艺术也流传到我国新疆地区，给我国的绘画、工艺美术、雕刻和建筑带来了希腊、罗马的风韵。例如，罗布泊南汉代楼兰国都扜泥城的废址米兰，在本世纪初发现了罗马式壁画。壁画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侣，同埃及法雍的画风如出一辙。壁画的画题所表现的应是佛教故事，但构图、色调和绘画技巧则完全是罗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的马车，竟是一辆罗马式的驷马车。时代晚于米兰的库车、拜城千佛洞的绘画，亦多为希腊、罗马格调。见于各处的宴饮图中都附有古典希腊艺术中的海马和美人鱼等题材的插图，来源也不外乎是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在内地，河南唐河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已出现希腊、罗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十分生动，是属于东汉早期的遗物。这种犍陀罗艺术一直在我国新疆地区流传到8世纪。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许多佛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壁画就是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画法融会的结晶。
在造型艺术方面，埃及鹰头兽式样的雕塑艺术也早经过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国。希腊人、斯基泰人都热衷于采用这一图像，以之为神物。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匈奴人喜爱这一图案。内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匈奴墓中的金饰片和陕西神木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都是明证。甚至汉代输往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也有鹰头兽图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适应地中海东部文明各国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除了鹰头兽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国落户。山东嘉祥隋代官员徐敏行墓出土的镇墓陶兽，居然也是狮身人首，其人首部分为一老人，高38厘米，宽12厘米。说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在建筑艺术上，埃及的式样也流行于我国新疆。多里亚石柱原为古埃及通行的建筑支柱，后来被希腊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纪左右，传入新疆东部。到了6世纪，希腊式石柱传入中国内地，南京六朝时代梁朝诸帝墓前希腊式瓜棱形凹纹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罗马时代的埃及建筑式样，竟然也得在东海之滨的长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渐开通与发展和双方之间经济交流的扩大，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种了解，一直远及极西之地的罗马帝国。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当时中国所了解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恐怕主要还限于它的东部边区，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就知道了“黎轩”。此后我国的史籍中，更有“犛靬”“犁靬”“犁鞬”等记载。这个令中国人的兴趣经久不衰的绝远国度，就是亚历山大城。所谓“犛轩”“犁靬”“犁鞬”等名称，就是亚历山大的对音。公元3世纪初撰写的我国史籍，就明确指出“黎轩”在安息、条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边。又指出其国中有河，而该地西方又有大海。还记载说“西有流沙”。这些记述已相当清晰地标定了位于由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连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并指明了尼罗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边的利比亚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记载在叙述当地商业、货币、物产、交通等情况时，还述及那里的政治生活，如说“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鱼豢《魏略》）。这里记述的所谓“国无常主”“更立贤人以为主”等，同当时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保留了一些共和制的外衣有关，也是我国人初次接触古代西方世界时，对共和政治的一个介绍。它虽然讲得很含混，但对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我国古代人说来，却无疑留下了一块政治思想领域中驰骋想像力的余地。
安西四镇
唐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最称繁荣。据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宰相贾耽的考证，在汉代以来的南、北、中三道以外，又开辟了两条新的路线。一路由龟兹经姑墨、温宿、勃达岭（今别迭里山口）、热海（今伊塞克湖）南岸，到碎叶（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和怛逻斯（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另一路由庭州（今吉木萨尔北），经青海军（今沙湾东）、黑水守捉（今乌苏）、弓月城（今霍城），到碎叶和怛逻斯。两路汇聚怛逻斯以后，再向西行，可达西海；向南则经过石国（塔什干）、康国（撒马尔罕），可到波斯和大食（阿拉伯）等地区。庭州是当时天山北麓的交通枢纽。它东邻伊州（治今哈密）、南接西州（治高昌，在今吐鲁番东南），西与碎叶相通。唐王朝在公元702年于该地设置了北庭大都护府，成为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龟兹则是天山南路的交通锁钥。公元659年以后，唐朝安西大都护府就设置在此地，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帝国出于对外政治威望与经济交流的考虑，十分重视陆路丝道的经营。当时，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突厥建立的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联合拜占庭攻袭波斯，国势也因此大振。唐太宗初年，唐军击败了连年侵扰的东突厥。然而，活跃在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仍很强大。他们截断丝绸之路，并支持高昌劫掠来往商旅和使者。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决心收复西域，出兵高昌。次年在该地设都护府，后又迁至龟兹，统领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繁荣。
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商旅、使团络绎不绝。在这条丝路上出土的丝织物，已不再是单纯的中国风格，而是常常采用中亚、西亚流行的花纹，如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新疆吐鲁番附近古高昌城、木头沟、伯子伯里克等地发现的西域壁画，反映出罗马画风的影响，其中还有穿着希腊式衣服的妇女形象。从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式、芨多式、唐式、罗马式画风的互相渗透。敦煌艺术宝窟中的壁画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多种文化因素结合的杰作。在新疆出土的货币中，不仅有萨珊波斯的银币，也有拜占庭的金币。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条丝道当年是多么的繁忙，通过这条丝道，中西文化之间的撞击、融会的力量是多么的强烈。
在唐代，中西交通还出现了一条新的通道——中印藏道。这是由长安经青海入吐蕃、泥婆罗（今尼泊尔）到印度的一条新开辟的中印交通捷径。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青藏高原上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首领松赞干布做了赞普，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许多部落，定都逻些（今拉萨）。公元639年，泥婆罗赤贞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公元641年唐朝和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入藏，从此，中印藏道成为中印双方使节往还的主要途径。著名的唐朝使臣王玄策3次出使中印度，正是走的这条道路。643年王玄策与李仪表第一次使印时曾沿着赤贞公主进藏的道路，访问了加德满都，在印度王舍城东北灵鹫山凿石为铭，又在摩珂菩提寺立碑为记。647年第二次出使，正遇到中天竺戒日王死，国中大乱，王玄策机智逃脱，借得吐蕃精锐及泥婆罗骑兵，平息了战乱。第三次出使是在657年，是奉命去印送佛袈裟。他的三次出使对沟通中印藏道交通、中国与南亚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当阿拉伯人势力迅猛崛起；四处扩张的时候，西方的萨珊波斯和东罗马帝国深感威胁，故而竭力通好大唐帝国，企图引为对抗阿拉伯人的奥援。643年，拂菻（即拜占庭帝国）王波多力派遣使臣到长安谒见唐太宗，献上赤玻璃等礼物。唐太宗曾回书问候，并回赠绫罗等丝织品。其实，见于我国史书上的这次拂菻使节来华，并不是以拜占庭皇帝的名义派来的。所谓拂菻王波多力，是当时教皇狄奥多罗斯。这是因为拜占庭的国势已在阿拉伯人的压迫下日渐衰弱，故而想用罗马教皇的名义来中国通好，以求得中国皇帝的支援。此后，拜占庭出于同样目的多次遣使访华。唐朝始终待之以礼，却未曾答应予以援助。拜占庭终于向阿拉伯人乞和，偏安一隅，苟延下去。
中国是通过萨珊波斯得知阿拉伯的，所以随波斯的语音把阿拉伯人称为大食。651年，阿拉伯人灭萨珊波斯，将其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到唐朝求援。唐朝皇帝先后封卑路斯为都督，封卑路斯的儿子泥湟斯为左武卫将军，使他们在优裕的环境中客居长安，终老中国。但未发兵前往援助。
就在征灭波斯这一年，阿拉伯的使者也首次抵达长安。从那以后，唐王朝同阿拉伯帝国之间不断互通使节，双方保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唐朝把倭马亚王朝称作白衣大食，而把取代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称为黑衣大食。
海上丝绸之路
与陆路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同时，唐宋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大大繁荣起来。
大唐帝国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也吸引着东南亚广大地区各民族人民，乃至更遥远的印度洋诸国，这就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原来，定都于长安的唐帝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关心的是同中亚、西亚的陆路交往。主观上并未侧重海上交通与贸易事业。但是，伴随着大唐帝国国势的强盛、文化的昌明，自然吸引了海外的一些国家。广州承袭了秦汉以来的传统，继续发挥着国际海上贸易中心的作用。特别是由于隋代开凿了大运河，使洛阳与扬州在经济上的地位大为突出，成为唐代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扬州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在南海方面的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洛阳和扬州成了广州的新后援体。扬州不是唐帝国的都城，不在天子脚下而能发展成一个商业大埠，令诗人杜牧写出“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样传诵千古的佳句，说明它所经营的商业和市场，已不再局限于皇家需求，而且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市民的需求。这对于海上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
公元7世纪，南海海上交通与贸易大大活跃。它表现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诸国的纷纷来朝上。波斯商人抵达南海，再北上中国沿海诸港活动；再进一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渐渐成为南海贸易的居间商，他们的商船更逐渐成为南海、印度洋地区来华贸易的十分重要的工具。这种形势的发展，终于引起唐朝政府的足够重视。公元8世纪初，即714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唐朝设立了一个新的、专门负责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唐代中国逐渐重视海上贸易，并不是偶然的。与陆路交通状况相比，海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阿拉伯人征灭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以及此后唐帝国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使陆上交通受到影响；同时，唐代中国造船业更加发达，造出的“埤仓”巨舶，长50～60米，可载五六百人。此时的中国海船已完全具有远航能力，无须像汉代那样，“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了。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写下的《东来中国行记》中说，中国船经常停泊在波斯湾的西拉夫。阿拉伯大旅行家马苏迪在《黄金草原和宝石矿》这部历史名著（写成于947年，距唐亡后未久）中，则记述了中国船舶经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波拉和巴士拉”。
这一时期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质量、规模和航海技术等也均有长足的进步。它们当中的“昆仑船”、“锡兰船”等，都享誉中外。在唐中叶，据说锡兰船是外国船中最大者，其规模长20丈，载六七百人。至于阿拉伯与波斯人的船舶，也是“梯而上下数丈”，其规模可想而知。当时埃及的卡里米大商人集团，就有数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处航行。
集中外航海知识之大成，唐代的贾耽于公元800年前后记述了那条著名的南海大商道，当时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越过南中国海，横穿马六甲海峡，到达当时南海中的大国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古国）；经过马来半岛西岸，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印度。由印度再驶向阿曼湾，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最终可从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国首都报达（即巴格达）。华船从广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时间，大约共需要三个月左右。这条航线把中国、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连接起来，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国南方的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港口。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国家驶来的海船，帆樯云集；香料、珍宝等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唐代宗在位时，每年抵达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4000艘，可见当时海上丝道，真是盛况空前。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除了广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等港口与城市也发展起来。在广州和其他港口城市，还设有让外国人进行交易的市区，都归市舶司管理。
这样，从中国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汇集在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上常年吹拂着温润的海风，从海上沟通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和海岸线平行的陆路更是非洲北部的大动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大道”和“正路”。它东起苏伊士地峡，穿过锡尔提卡长达500公里的荒凉地带，沿着的黎波里海岸向西，一直伸展到大西洋。一路上经过巴尔卡、的黎波里、凯鲁万、塞蒂夫、提阿雷特，直达非斯。这条驿道从埃及到非斯，沿途共计146站。
地中海南岸的驿路又通过沿海港口，同南欧、西欧各国连接在一起。例如，在最西边的丹吉尔，从海上越过直布罗陀可以通伊比利亚半岛。公元756年，倭马亚王朝后裔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王朝，很快繁荣富强起来，成为吸收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另一条海上航路从突尼斯和贝贾亚通向西西里岛。公元9世纪穆斯林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军事行动。此后西西里一直是向意大利传播东方文明的重要跳板。
宗教内传
唐帝国对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在它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上。伴随着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除了从西汉末年以来传入的佛教外，又相继从西方流入了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和景教。
佛教在我国唐代达到了最盛期。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信奉佛教的国家来往密切。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原型就是唐代大法师玄奘。这位俗名陈祎的高僧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踏上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研佛经。他在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足迹遍及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为佛学大师。公元642年，戒日王曾特地为他在曲女城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辩论大会，会上作为论主的玄奘没有被任何人所难倒，获得了极高荣誉。阔别长安18年后，玄奘才从印度带着650多部佛教经典回到祖国。后来，他翻译了75部佛经，还根据旅途见闻，口授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它记载了印度等100多个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人口、山脉河流、生产状况等。这部著作被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宗教的学者视同瑰宝，已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名著了。当时，从印度到中国来的许多佛教僧侣，都客居长安译经。唐朝统治者虽然将老子奉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但佛教却始终遥遥领先，在中国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
袄教，又称火袄教、拜火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时创立的。它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洁净、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是恶端；善恶相争，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它崇尚光明，因为火有光亮，故而也崇拜火。隋唐时期，自波斯和中亚传入中国。唐代长安城西北部设有袄教寺院三座。在洛阳、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也建有袄教寺庙。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它吸收了袄教、基督教和太阳神教等思想，也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光明与黑暗两宗相斗，人们应奋起助明斗暗，等等。公元4至6世纪，该教流传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地。武则天当政时，波斯摩尼教经师拂多延等人携带该教经典《二宗经》来到中国。从此，摩尼教开始在中国流行，陆续在各地设立寺庙。长安的大云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对贫苦民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农民起义披着宗教外衣，就是用摩尼教明暗相斗的学说来动员群众。著名的宋代方腊起义，就是用该教号召民众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明教、白莲教等，都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的传入，给中国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提供了精神武器。
伊斯兰教，俗称回教。随着大批穆斯林从西亚、中亚各地前来中国，伊斯兰教在我国流行起来。唐代的长安、广州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都建起了清真寺。相传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携带《古兰经》到中国来传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在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景教，在唐代又称“大秦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聂斯脱利认为耶稣兼有人神二性，违反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因而被斥为异端，驱逐流放。公元5世纪末，聂斯脱利派在波斯形成了独立教派，建立总教会，向西亚和中亚传播。突厥人对景教的东传起了媒介作用，6世纪末，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王联合镇压叛乱，曾俘虏过额上刺有“十”字的突厥人。景教首先是在北方通过突厥人传入我国内地的。明朝末年，在陕西盩厔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西安碑林），碑文中叙述了景教流行到中国的情况：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携带该教经书到达长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龄到西郊将其迎入宫中，译经传道。随后又发布诏令，准许建立教堂，传播景教。到唐高宗时，景教曾广为流传，一时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阿罗本也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曾亲自为教堂题写匾额，德宗更为之立碑记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净撰写的。景教初传入中国时，教堂都称为波斯寺，后来改称大秦寺。除长安以外，洛阳、灵武、成都、广州、扬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景教徒伊斯还作过唐朝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手下的谋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左右两侧列有景教僧徒的名字，共70人。据考证他们大都是外来僧人，来自伊朗或叙利亚等地。这些早期来华的景教僧侣除了在中国传教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译经工作。仅在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的唐朝景教经典抄本就有《景教三威蒙度赞》等6种。其中提到当时译的景教经典多达35种。
唐武宗时，崇尚道教，禁止佛教，景教也在被废之列。从这次挫折以后，景教在我国内地传播的势头逐渐减弱。唐末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大批景教徒在城破后的混乱中被杀。此后，景教势力基本上退出内地，仅在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还有踪迹可寻。
陶瓷西传
海上交通的巨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由于宋代经济、文化继大唐一脉，并有长足的进步，在当时的世界上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吸引了西方各国人民的目光。穆斯林世界对中华文化甚为仰慕，评价是极高的。10至11世纪的穆斯林学者萨阿利比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他们在塑像方面有罕见的技巧，在雕琢形象和绘画方面有卓越的才能，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一位艺术家在画人物时笔下如此生动，欠缺的只是人物的灵魂。这位画家并不三彩骑马男俑因此而满足，他还要把人物画得呈现笑貌。而且他还不到此为止，他要把嘲弄的笑容和困惑的笑容区分开来，把莞尔而笑和惊异神态区分开来，把欢笑和冷笑区分开来。就这样，他做到了画中有画，画上添画。
这些评介，虽不乏溢美之处，却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吸收中华文明营养的渴求之情。
从中华文明向外传播方面看。如果说汉唐以来丝织品的输出和丝绸文化的外流，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占居主要地位，那么宋代以后，这种情况被陶瓷品的输出以及陶瓷文化的远播所逐渐取代。学者们常常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丝瓷之路。
宋代华瓷的产量之大、品种之多、花色之繁、质量之优，均独步世界，加以适合海上巨舶运输，因而远销西方。据《萍洲可谈》记载，12世纪时，陶瓷已成为远洋出航的商船的理想压舱物。“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此时，因中国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宋代南方各省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已逐渐超过北方，大大促进了海上经南海、印度洋的外销。南方各产地更因原料的优质，制造的瓷器细洁光泽，具有半透明度、观感白度和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南宋时杭州有官窑；景德镇有定窑、均窑的仿制；越州、龙泉过窑的青瓷；吉州窑的黑釉和釉下彩绘瓷；广州西村窑的青白彩，均各擅胜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尤其遐迩闻名，畅销海外。
中世纪的亚、非、欧广大地区的人民都十分喜爱中国瓷器。各国的统治者在宫廷中收藏精美的中国瓷器；普通百姓则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中国瓷器；诗人和作家们更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中国瓷器。萨阿利比（961～1038）还赞美中国瓷器说：“他们还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来烹饪的瓷器有时用来烧煮，有时用来烹炸，有时用来上菜。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泽杏黄莹润，其次是乳白色的同等器皿。”近代以来在阿拉伯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大量华瓷碎片属于宋代。例如，在伊拉克巴格达以北的古代宫殿等遗址，发现了许多晚唐到宋代的白瓷和青瓷片，在古城泰西封遗址则发现了南宋龙泉窑青瓷钵碎片；在叙利亚的哈玛遗址，发现了宋代德化窑白瓷片和南宋官窑生产的牡丹浮纹青瓷钵碎片；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发现了宋代龙泉窑莲花瓣花纹的青瓷碗碎片，等等。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还远销北非的埃及。华瓷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富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除埃及外的北非地中海沿岸诸国）。据本世纪初有关富斯塔特考古发掘的结果，在发掘出的数10万陶瓷残片中，已辨明的中国陶瓷有22000片。其中年代最早的属于唐代，有著名的唐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的窑瓷；从唐末到五代，有越州的窑瓷和黄褐釉瓷等，有的瓷钵内面带有漂亮的篦雕花纹，偶尔还有少量的镂花，上着雅致的橄榄绿色釉；至于宋瓷，更是所在多有，大部分属于龙泉窑出产。
丝绸古道上的各国人民不仅喜爱中国瓷器，而且有条件的还纷纷仿制华瓷。13世纪时，波斯人仿制宋瓷碗，上面画有凤凰图案。埃及的能工三彩陶马巧匠们仿制中国瓷器，从法蒂玛王朝就开始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造宋瓷成功，并教授了众多的徒弟。最初仿制青瓷，后来又仿制青花瓷。瓷器的形状、花纹都模仿中国，仅瓷胎使用埃及当地陶土。据11世纪中叶到过埃及的伊朗宣教师纳绥尔·胡斯罗说，当时，仿制品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们“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个人能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注重时尚的埃及工匠们，还随着舶来的华瓷品种的变异而不断更新自己的仿制品。当9至10世纪输入三彩陶瓷时，就模仿三彩陶瓷生产出多彩纹陶瓷；当输入白瓷时，便仿制了白釉陶瓷。到了11世纪以后，就逐渐仿制青瓷、青白瓷，还有青花瓷复制品。埃及瓷器制造数量极为巨大。在富斯塔特发现的数十万片陶瓷残片中，大部分是本地生产品，而这些当地产品当中，又有70%到80%是华瓷的仿制品。以埃及为基地，华瓷和陶瓷技术又向欧洲流传，一路经马格里布传入西班牙，另一路经西西里传入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各地。
指南针与印刷术的西传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几项伟大发明的西传。
首先，是指南针的西传。至晚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发现了磁石的吸铁功能。公元1世纪初，王充在《论衡》中指出了磁石的指极特性，发明了“司南”。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中，已记述了四种试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应用指南针。其中的水浮法，用磁针横贯灯芯草浮在水上，最早使用在航运业中。沈括的亲戚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追记了其父11、12世纪之交时在广州见到的中国海船：“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指南针应用在航海上的首次记录。公元1123年，徐兢奉使高丽，也见到使用指南针，“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诸蕃志》记载出入泉州的海舶，已有这样的评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公元9、10世纪以后，中国商船经常出没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上。最早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中国海员，在与自己的波斯、阿拉伯同行的交往中，将这一先进技术传播出去。有的中国海舶上甚至雇佣了阿拉伯等地的船长和水手，他们学习指南针技术就更直接、更便利。因而阿拉伯海员很快就掌握了航海罗盘导航的技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表示罗针方位的词：“Khann”，就是闽南话中罗针所示方向的“针”字。
《建康实录》航海罗盘的导航技术，在12世纪传入地中海，被意大利商船所采用。不久，英、法等水手也利用罗盘导航。英法等西欧民族，习于航海，对罗盘导航的兴趣极为浓厚。就现在所知，除中国以外，有关罗盘的记载，最早并非见于波斯和阿拉伯文献，而是英、法文献。1195年，英国的亚历山大·内卡姆在《论物质的本性》这部著作中，在欧洲首次论述了浮针导航技术。他提到的航海指南针最初也是用在阴沉的白天或黑暗的夜间，分辨航向。办法是用磁化的铁针或钢针，穿进麦管，浮在水面，用来指明北方。可见，最初传到欧洲的指南针，正是沈括所记述的水浮法的磁针。1205年左右，法国人乔奥·普罗旺斯提到罗盘。1219年，另一个法国人詹姆士·特维里，也提到东方的这种颇具实用价值的新发明。康丁普里的汤姆斯百科全书中也有一条浮针罗盘的记载。波斯人穆罕默德·奥菲编写的《故事大全》，讲述磁性的指南鱼，已是1230年左右的事。13世纪下半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记述说，当他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时，看见海员们借助磁针辨别方向，磁针一般是用木片或锡箔托浮在水面上。他还听海员们介绍说：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长们不用这种木片托浮的指南针，而是用中空的磁铁制作一种磁鱼。磁鱼被投入水中之后浮在水面，头尾分别指示北方和南方。显然，这也是中国指南针西传的早期记载之一。指南针的传入欧洲，为欧洲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
同指南针一样重要的，是印刷术的西传。大约在隋唐之际，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公元7世纪40年代，玄奘大师印制普贤像，每年印数在万张以上。从9世纪开始，我国民间印书的风气渐开。著名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集，都在扬州、越州刊印。现在最早的印本书籍，就是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中国的雕版印刷品，自然引起了来华的波斯、阿拉伯等地人士的注意。这种先进的技术遂迅速西传。1880年在埃及法雍地区出土的大量纸张等文物中，发现了50件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印刷品。经鉴定，这些印刷品的时间分属10世纪至14世纪。最早的一件，约在900年左右印制，内容是《古兰经》三十四章第一至第六节。所有上述印刷品都是伊斯兰教祈祷文或《古兰经》经文等。从外观上就可看出，这些印刷品同中国内地与新疆土鲁番出土的印刷品极为类似。上世纪50年代，在法雍又发现了30块镌刻阿拉伯文的木板。这些出土的木板，同中国的雕版完全相仿，连印刷的方法也同中国一样，在铺平的纸上使用刷帚蘸上油墨轻轻刷印，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个别的甚至用红墨印刷。
在印刷术的西传中，阿拉伯人只是起了某种重要的中介作用。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最早的雕版书籍。威尼斯在15世纪下半叶成了欧洲的印刷中心，除印刷纸牌、圣像等小件印刷品外，也出版了许多的书籍。第一部用雕版印刷的阿拉伯文书籍便是在威尼斯印制的。1485年到1499年在威尼斯从事印刷出版业的亚历山大·帕格尼尼神父，主持出版了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流传到穆斯林世界各地。这部阿拉伯文书籍，完全像中国书籍一样，每页只印一面，用的是烟炱和胶水溶成的一种棕黄色油墨。非洲的基督徒也到意大利去印刷他们的经典。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在罗马筹划出版《圣经》，并于1513年印制了《旧约》中的《诗篇》，1548年至1549年又印刷了《新约》。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完成了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飞跃，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欧洲，对于日后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等文化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
与陆上交通相比，明初的中西海路交通曾一度大放光彩。这就是1405～1433年的郑和下西洋活动。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所以被尊称为“哈只”。郑和从小就听父亲讲述漂洋过海去朝圣的故事，神秘的海洋早已成为他心目中憧憬的地方。明朝平定云南的时候，郑和才12岁，被俘到宫中作了太监，并被分给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作侍童。后来，朱棣在北平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郑和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从此得到了朱棣的特别赏识。朱棣即位后，擢升他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姓郑。
郑和第一次出航，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他率领的远洋船队共有大型宝船62艘，各种人员27000多人。这种大型宝船，每艘长44丈，宽18丈，配备有航海图和罗盘针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船上满载着丝绸、织锦、瓷器、金银、铜钱和铁器等货物。另外还有小型海船百余艘。这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启程，泛海到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由闽江口的五虎门扬帆出海。先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后遍历爪郑和像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满刺加（今马来半岛马六甲）、苏门答腊，接着向西驶向印度洋，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柯钦），最远到达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里当时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郑和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航海纪念碑。然后返航，利用季风在永乐五年（1407）秋天回到中国。
郑和第二次航行是在1407年至1409年。船队的航线和所到的地方大体与第一次相同。1911年，在斯里兰卡的加勒发现了一块郑和当年树立的航海纪念碑。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清楚地记述了郑和船队在斯里兰卡时的活动。
第三次航行在1409至1411年。这一次郑和的船队有船48艘，人员27000人。航行的路线及所到达的地方与前两次仍大致相同。在这次航行中，郑和在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满剌加建立了栅栏围墙，盖了仓库，作为明朝海上贸易的中间转运站。
第四次出航距上次归国也仅有一年的时间。船队于1413年冬出发。到达占城后，驶向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彭亨、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溜山（今马尔代夫）、柯枝、古里；最后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忽鲁谟斯是13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波斯湾口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同时，在苏门答腊，郑和派出了分遣船队。这支分遣船队向西航行，访问了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拉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城邦，又抵达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剌撒（今北也门萨那）、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再到忽鲁谟斯后返航。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第五次出航是在1417～1419年。这次郑和的主要使命是护送各国使节平安回国。所以上次航行所经各国必然是这次的所到之处。阿拉伯方面的历史资料里，记载了这次航行中郑和船队的分遣船队到达亚丁的消息。
第六次下西洋是在1421～1422年。这一次出航时间较短。航线和到达的国家和地区与前一次大致相同。分遣船队再一次访问了东非海岸，到达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今索马里朱巴地区）、麻林、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地区）等地。
郑和第六次出航回国不久，永乐皇帝死于亲征蒙古途中。郑和航海活动暂时停止下来。直到1430年，宣德皇帝才又派郑和率领船队出海。这次航海规模庞大，所到的地方有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葛兰（今印度奎龙）、柯枝、古里、忽鲁谟斯、天方（今麦加）、秩达（今沙特阿拉伯吉达）、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刺哇、溜山等地。返航途中，郑和在古里病逝。
郑和下西洋，担任了中国的友好使者。远航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铁器、金币等货物。每到一地，就以丝绸等物赠送给各国君主或地方首领，邀请各国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船队所到之处，受到友好接待。回国时，有大批使臣随同到中国来。随船带回各地的土特产品，如象牙、香料、宝石，等等。七次出航，遍访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架起了一座通商、友好的桥梁。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沟通了东西方海上交通。举世闻名的《郑和航海图》，记录了郑和经南海、印度洋，直到东非海岸的详细航线，是我国在15世纪初对世界海洋地理学的重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永乐时期，各国来中国的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永乐二十一年（1423）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郑和远航后，明代出国到海外移民的人数也开始明显增多。他们把中国文明带到各国，促进了那里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通过郑和远航，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与瓷器大量流播到亚非各国，成为亚非广大地区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当时从亚非各国运到中国的货物也琳琅满目，达180多种。
随同郑和出航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三部著作，是郑和下西洋历史事迹的真实记录，已被泽成多种文字，流传海外。郑和的丰功伟绩，受到亚非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纪念。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重要商埠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三保庙三宝垅，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城和三宝井、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塔，等等，都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航海家的永恒的怀念。
在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进行的前后，西方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对东方的交通与联络却再一次遇到了复杂的情况。当时，从西方前往东方和中国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小亚细亚由陆路沿黑海、里海到中亚地区；一条是从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由陆路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再改走海路到中国广州、泉州等地；第三条是由陆路过埃及，到达红海沿岸，然后改海路到中国。这时的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红海以东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而地中海一带则由意大利人垄断。在钦察汗国灭亡后，帖木儿帝国的短暂崛起一度阻断了从陆路到中国的交通。此后，15世纪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1453年灭亡了拜占庭，占领了西亚，吞并了埃及与北非，控制了红海、波斯湾和黑海通往地中海的交通线，向过境的各国商人大肆勒索。这种情况，使得中西交通与交流出现了某种梗阻现象。因此，当时的欧洲国家热切地希望开辟一条到达东方的新途径。马可·波罗笔下遍地是金银财宝的东方，吸引了西方君主、贵族、商人和航海家投身航海事业，期望从海上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郑和航海活动结束后半个世纪，葡萄牙人迪亚士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到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从里斯本启程，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北上，在一位阿拉伯海员的引导下，向东横越西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卡利库特港，终于成功地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此前不久，出身于意大利的航海家克利斯多夫·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也于1492年从西班牙南端的巴罗斯港出发，向西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19年，葡萄牙贵族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开始了为时两载的人类首次环球航行。
新航路的开辟，奏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序曲，也揭开了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西方传教士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6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4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絮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官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西什库天主教堂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欧洲传教士们不仅将西方的文化传到中国，他们也将中华文明传回西方。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常常游历四方，到处传教，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留下的关于中国的札记，内容包括了当时明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及耶稣会自沙勿略以来在华传教的过程。161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将这部札记带回欧洲，并将它由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的名字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把中国人称为“最勤劳的人民”，并且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直到利玛窦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仍是只鳞片甲，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正是利玛窦弄清了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在这部遗著中，利玛窦描述了中华帝国的情况，如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别是孔子的言行与儒家经典，等等。这部著作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开来。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读了这部书，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还在金尼阁编译出版利玛窦札记之前，1592年英国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在船上发现了一本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用拉丁文写的关于东方和中国的书。这本书包括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将这本书的摘译收进了他所编辑出版的《航海全书》之中。摘译部分叙述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以及保卫边疆的长城；书中介绍了中国男人种稻、女人养蚕，还记载了每年春季皇帝推犁、皇后采桑的典礼；书中还叙述了中国的小麦、稻谷等农作物，棉布、瓷器等手工业品，以及皇室分封、科举制度，等等。
对于欧洲人来说，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为了适应环境、便利活动，一般都努力学习汉语和文字。利玛窦在总结自己在中国活动时就指出，“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和“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他们的文献”，是他在华活动的一大优势。为了便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利玛窦等人首先编制了汉字注音书。在此基础上，传教士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徵、吕维祺等人帮助下，于1626年编成了《西儒耳目资》。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它可以根据汉语的发音来查字，也可以根据汉字来查它的发音。后来，法国传教士白晋编成了《中法小词典》，还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写了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础上，马若瑟在1728年写成了《中文概说》，分析了汉字的构造与性质。法国传教士也注意学习汉语之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如编成了《满法词典》和《五译合璧集要》（梵、藏、满、蒙、汉五种文字的字典），以及《法汉满蒙词典》，等等。18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魏继晋又编成了历史上第一部《汉德字典》，收入了汉语词汇22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