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上有这样一句话：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此话中肯精确。神宗十岁即位，改元万历，享国祚四十八年。在中国历史上诸多皇帝里头，在位时间之长，并不多见。然而长达半个世纪的万历一朝，却是乏善可陈。小人充斥朝野，党争渐演渐烈，辽东女真崛起，陕北饥民横行。内焦外困，纵然神宗长袖善舞，也无力回天。何况，神宗之懒之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身边又有一个无比宠爱的郑贵妃，人们常说夫唱妇随，在争国本问题上，他们却妇唱夫随，配合得天衣无缝。古代不乏以颜色见宠的嫔妃，但往往随着岁月增长，色衰爱弛。郑贵妃却创造了一个奇迹：神宗对她久宠不衰，至死热度不减。这对堕落鸳鸯虽然搞垮了朱元璋一手建立的大明帝国，却演绎了一段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爱在一起，有时候为善，有时候作恶。男女之间的私爱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如同人难用好坏区分一样。
争国本，妇唱夫随演闹剧
有人说，那一定是好色了？非也，神宗绝不是登徒子一类的人，他的女人问题乃是对一个女人的专宠到底，至死不渝。这种天长地久式的宠爱，从古至今，在皇帝级别的人物当中，极为罕见。
屈指算来，有几个皇帝不是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弃一个？女人因颜色见宠，一朝红颜老去，就得幽居深宫，寻常的小女人的幸福都得不到，可怜可悲。但神宗所宠爱的这个女人却免予这样的下场。
她十四岁进宫，成了比她大四岁的神宗的妃子，后来为神宗生下第三个儿子朱常洵，又因争国本事件把明朝闹了天翻地覆，但无论发生什么，都没有减却神宗对她的宠爱。
她不仅是神宗的老婆，还是神宗的知心人。尤其是神宗长于严母严师之手，严辞教谕犹如紧箍咒，神宗不胜其切，最需要另一种心灵深处的关怀。这种关怀，只有她能给得了。
这个女人就是郑贵妃，详细名字不可考，一个神宗一朝乃至明朝末季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厉害角色。
郑贵妃是京畿大兴县人。早于她之前，神宗已有了王皇后和王恭妃。王皇后是平民出身，神宗并不爱她。王恭妃却有点来历。她原是李太后的侍女，一次神宗向母亲问安，相中了她，临幸后有了身孕，生下皇长子朱常洵，因此被封为王恭妃。母以子贵，按理说王恭妃在宫中的地位应该仅次于皇后。但郑贵妃进宫后，这样的局面就被打破了。
郑氏进宫后，很快被神宗宠幸，万历十四年，封其为贵妃，位在王恭妃之前。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神宗的欢心，不在于她的艳丽的容貌，像她这样的女人宫里俯仰皆是，并不称奇，而在于她的聪明机警，喜欢读书，意志坚决，尤其是最后一个性格，最让神宗神往，也是神宗最缺乏最需要的精神要求。
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的一段时间，迷恋上了读书，郑贵妃也对读书有浓厚兴趣，不仅使神宗有了志同道合之感，在愁烦无聊的时候，还能向其倾诉解忧。这种兴趣爱好的协调一致，使郑贵妃成了神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女人。郑贵妃又是个有野心的女人，面对神宗对她的痴迷和依恋，她不遗余力地巩固自己受宠的地位，以实现自己狂野抱负。
神宗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生性柔弱，常人所需的同情和保护，对神宗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望。神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七情六欲，他渴望得到普通人的情感，而不是把他当作凛然难犯的君王，不能接近，不能亲昵。
郑贵妃深刻的认识到这种情况，当其他的嫔妃对神宗望而生畏，百依百顺的时候，她却反其道而行之，毫无顾忌的嘲笑和挑逗神宗，同时给予倾听和鼓励，让神宗有一种找到红颜知己的感觉。在神宗优柔寡断的时候，郑贵妃甚至会说：“皇上，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神宗不但不气，反而信心鼓舞。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热恋在神宗和郑贵妃之间展开，一直持续到神宗行将就木的那一刻。
郑贵妃万历十四年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为了能使自己的爱子当上储君，郑贵妃恃宠跟神宗妇唱夫随地上演了一出漫长的闹剧——争国本事件，从万历十五年始，到万历二十九年结束，前后长达十五年。
事情起因于大学士申时行等请求神宗建储。万历十五年前后，神宗已有三子，皇长子朱常洛，王恭妃所生，次子早夭，三子朱常洵，郑贵妃所生，王皇后无出。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申时行等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因担心神宗偏爱三子常洵，故举出前朝成宪——英宗襁褓中、武宗一岁就被立为太子。然而得到神宗的批示却是：长子常洛年幼孱弱，稍待两三年才举行册封。
申时行等看到批示，大为惊愕。神宗之意，竟以为长子常洛可能夭折。这有两点不妥的地方，一是暗示神宗对建储一事意有别属，最大的可能就是三子常洵；二是郑贵妃谋立己子，很可能预谋陷害常洛，以造成早夭的事实。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发生，给事中姜应麟上言：“贵妃虽贤，所生为次子（实为第三子），而王恭妃诞育元子，应该承祧建储，怎么可以退居其次？望乞皇上收回成命，首进恭妃，次及贵妃。”此举甚是高妙，表面上是抬举恭妃，实际却是为皇长子常洛成为太子铺平道路。神宗深知此中用意，大发雷霆，把姜应麟贬为典史。
事情被李太后知道，很不高兴，派人把神宗找到面前，询问建储事宜。神宗不知母亲正在气中，贸然回答：“长子常洛乃是宫女所生，不宜立为太子。”
谁知这话惹了大祸。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听了这话极为愤慨，疾言厉色地对神宗说：“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神宗不胜惶恐，长跪不起，乞母原谅。自此之后，神宗虽有立三子常洵之心，但顾忌李太后，迟迟不敢付诸行动，只一个字：拖！
万历十八年，皇长子常洛九岁。神宗召见申时行、王锡爵等阁臣，谈及建储之事。那时神宗已经很少临朝了，养病深宫。先是谈了处置言官雒于仁的事情，此君上了一道奏折，大肆批评神宗酒色财气，收受近侍张鲸贿赂，引起神宗震怒，欲严厉惩罚。后来话锋一转，巧妙地论到建储上来。
申时行等人说：“臣等久不能瞻睹天颜，今天幸蒙召见，心底有什么话，敢不一一倾吐？近来皇上朝讲稀疏，外廷日切悬望，皇上想要静养，臣等也不敢屡次烦扰，但一月之间，或三四次，上朝听政，也抚慰了臣等盼望瞻仰之情！”
神宗叹了口气说：“等朕的病好了，一切都可以恢复。祖宗祭祀大典，朕也要亲临。圣母万寿，朕也必当晨昏定省。只是现在腰疼腿软，行走不便。”
申时行等人：“册立东宫，宗社大计，望皇上早定！”
神宗说：“朕知道。朕没有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贵妃多次陈请，恐怕外廷早就疑云四起。长子常洛还很弱小，等到身体强壮了再册立不迟。”
申时行等人：“皇长子年已九岁，正是蒙养豫教的时候，应该让他出阁读书。”
神宗说：“人资性不同，有的生而知之，有的学而知之，有的困而知之。总归得生的聪明，岂能诸事都教训一遍？”
申时行等人：“禀赋是天然的，学问却在于后天，即使有睿哲之资，不受教育也不能成材，应该及时授教，才能早成德慧！”
神宗说：“知道了，你们退下吧！”申时行等不敢再打扰，叩辞鱼贯而出。刚出宫门几步，就被司礼监内臣追上。内臣说：“稍等，皇上已宣长哥来和先生们见面。”申时行等人复又回到宫内。
时间不大，皇长子常洛至，三子常洵也在保姆怀中一起而至。皇长子到御榻前行礼，神宗拉着他的手，向明正立。申时行等人看后激动不已，乃说：“皇长子龙姿凤目，岐嶷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仁，真是齐天之福！”
神宗听了这话，沉郁的脸色终于泛起了笑容：“这是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有什么功劳！”
申时行等注视长子常洛良久，再一次提出立储之请：“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希望皇上早定大计，国本永固！”
神宗说：“知道了。”不住地颔首，挥挥手让申时行等阁臣退去了。这段对话，史书称美，形容君臣之间“蔼然如家人父子，累朝以来所未有也”！然而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关于争国本事件的心平气和的谈话。此后不久，在郑贵妃作梗之下，神宗又改变了主意，再次欲立三子常洵，对群臣促立长子常洛的奏章，一概留中，一拖再拖。
这年十月，阁臣无奈，合起来上了一疏，以离职相威胁。申时行身为首辅，既不能促成立储之事，称疾辞官。神宗以为这是叫板，十分不悦，传于指责廷臣沽名钓誉，悖逆犯上。大学士王家屏从中斡旋，神宗勉强退让，但有前提条件：明年春夏之际，若是廷臣不再上奏骚扰圣听，就于冬季建储，否则要等到长子常洛十五岁成年的时候再说。
此时为万历十八年，神宗承诺在群臣不再“奏扰”的情况下，于万历十九年冬建储。此话刚撂下没多久，神宗主意又变，把建储的日子推到万历二十年春天。神宗这么做，也是负气所致。那些言官，不识大体，不能体谅申时行等人的一片苦心，一味地激切陈词请求早立国本，致使神宗把建储的日起又后拖一年，延至万历二十一年春天。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春天，大学士王锡爵密疏建言，劝神宗履行承诺。神宗也无法再拖，遂与郑贵妃商量对策。郑贵妃于是献上“待嫡”与“两王并封”之计。
所谓待嫡，就是等待嫡子降生。神宗有一道手诏，如此说来：“朕虽许下今春册立太子的诺言，但往昔熟谙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若是立长子常洛为太子，皇后正富青春，倘若降生嫡子，就会出现”二储“的局面。”所谓两王并封，神宗手诏中说：“今将二皇子（常洛与常洵）并封为王，数年后皇后果然无出，再行册立也不迟。”
明眼人俱都了然，这是变相的拖延建储，而且道理讲不通。首先待嫡之说不可靠，倘若皇后生子，按照立储以嫡的原则，现行册封的庶长子常洛自当避位，不存在“二储”之局面。况且皇后能否生子，取决于神宗。神宗专宠郑贵妃，皇后生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两王并封，实在是缓兵之计。皇后身体孱弱多病，神宗打算皇后一死，便要册立郑贵妃为皇后，三子常洵就可作为嫡子名正言顺地当上太子。
于是，二十一年春建储之诺又因延期而告无效。此后，王锡爵为建储一事前后六次上疏，只争得一个皇长子出阁讲学的结果。其他廷臣也交谏不断，不知凡几，但好比石沉大海，都被神宗搁置，一概不闻不问。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九年八月，建储一事发展到这般时候方有转机。大学士沈一贯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因为言语巧妙，神宗竟回心转意。
沈一贯的这道奏疏，并非言必称宗社大计，语必称兹事体大，也不是满篇激切文辞，咄咄称雄。而是从《诗经》谈起，好像跟神宗唠家常一样。他引用了《诗经》中的三句话：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厘尔女士，从以子孙。用以告诉神宗多子多孙才是人间至福。没想到剑走偏锋，竟致奇效。神宗果被其文辞打动，宣布即日就举行册立太子大典。
神宗做出如此决定，朝野上下欢声雷动，唯有郑贵妃一人怫然不悦。难免又在神宗面前聒噪一番，神宗心有不忍，以“典礼未备”为由，改期册立。结果沈一贯坚决反对，封还了神宗改期册立的手诏。神宗这才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争国本事件到此总算告一段落。
福王之国，神宗以天下肥爱子
神宗之弊，大致有二，一曰贪，二曰懒，两者都登峰造极。明之亡，实亡于党祸与流寇，而此二者都起于神宗时矿税，皆是神宗贪性所致。
太子初立，神宗总算了却一桩心事，接下来就开始疯狂敛财。万历三十年前后，正是神宗大肆搜刮，无尽无休的汹涌岁月。神宗原来没有这个心思，因奸民与太监勾结，以重利相诱惑，才一发不可收拾，时在万历二十四年。
从那一年起，神宗派往各地的矿监税吏不计其数，致使私库丰盈，内帑不可尽数，而老百姓却深受其害，苦不堪言。这些矿监都由太监充任，其凶横残暴，令人发指。其中有一个叫马堂的，他是郑贵妃的心腹太监，恶事做尽，引为矿税之恶的力证。
马堂是天津税监，兼管临清。到了矿区，此人倚仗郑贵妃为后台，无恶不作。平时身边豢养着数百个亡命之徒，都携带着手铐脚链，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大肆行抢劫掠，目无王法。又鼓励恶仆告状，抄主家所得财产，分三分之一赏与告状者，此恶一开，破产者不知凡几。结果引起民怨，老百姓举行罢工罢市，火烧了马堂的矿监衙门，杀死马堂党羽三十多人。马堂不但不知收敛，反而带领官兵大捕暴民，死伤甚多。有一个名曰王朝佐的人，挺身而出，承认自己就是首谋，结果遭惨打致死，老百姓为其立祠堂，以为纪念。
这只是万恶之一，其余罪孽，罄竹难书。马堂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背后有郑贵妃为其撑腰。据史料载，郑贵妃一年的胭脂钱就要十万两雪花银，其他的用度还不包含在内，如此巨额的消费，从何而来？要知当时明朝一年财政不过四百万两。不言自明，都是取自诸如马堂这些奉郑贵妃为“内主”的矿监税吏所搜刮的民脂民膏。
万历三十年，册立太子不满一年，神宗突然感到大限将至，不久于人间，于是召大学士沈一贯受顾命。其中有一条就是让沈一贯辅佐太子，罢免矿税。遗言犹在耳，到了第二天，神宗又没事了，遗言也就作罢。但废矿税的诏谕已经下发，神宗追悔，急令快马追回传旨太监。当时有近侍太监田义力劝不可，神宗大怒，恨不能亲手杀死田义。田义不为所动，沈一贯却至为惶恐，赶紧派人追还诏谕。田义看不起沈一贯，吐了他一脸唾沫。
这件事说明，一则神宗贪性天然，又有郑贵妃推波助澜，局势恶化也在情理之中；二则，并不是所有人都与郑贵妃沆瀣一气，田义就是例外，但怎奈神宗专宠郑贵妃，对别人的话听不入耳，久之必生恶果；三则，沈一贯不愧为崇祯皇帝所说的“亡国之臣”，他本可以借此机会纾民之难，却毫无心肝，为神宗颜色是瞻，令人不齿。
郑贵妃支持太监横行，意在为福王敛财。福王就是郑贵妃的所生之子常洵。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皇长子常洛被立为太子，三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四子常浩被封为瑞王，五子常润被封为惠王。不久，福王、瑞王行冠礼，大赦天下。
福王的封地在洛阳，光造殿宇就花了将近三十万两，其大部是从矿税中所来。房子造好以后，廷臣多次上疏，要求福王之国就藩，但神宗和郑贵妃非常偏爱，迟迟不肯放去。到了万历四十年，福王二十七岁，大学是叶向高上疏力争福王，神宗才答应第二年春天放行。谁知到了万历四十一年春天，神宗又变卦了。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礼部的官员奏请东宫开讲、福王之国，神宗不悦，留中不报。四月，兵部尚书王象乾复行奏请，神宗才给了答复：“亲王之国，祖制在春，现在已经逾期了，等明年春天再说吧。”此刻又搬出祖制，理由固然冠冕，但也到了不可再拖的地步。
郑贵妃白忙活了一场，并没有如愿以偿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心中已是不平。现在又要母子分别，于是请拨良田四万顷给福王，能延一刻是一刻。这一下内阁犯难了。明初的时候，亲王除了岁禄，偶尔也拨给土地，但不会太多。嘉靖四十年，世宗第四子景王就藩湖北德安，屡请拨给田庄，内阁都准了，因此开了恶例。郑贵妃也要援引前例，为福王谋个万年的财富。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景王的时候，国有的田庄尚能满足封赠，户部并不为难，一请就准了。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大学士叶向高拒绝给拨，理由是：“各省的田地，大郡不过四万亩，小郡也就一二万亩，祖宗以来，亲王不少，假使亲王俱都割一郡的田地，天下的田地就割没了，不但百姓无地可种，朝廷也没有了！”
叶向高窥出郑贵妃有以巨额良田推延福王就国之意，又说：“如果等田顷足额了，福王方可就国，那要等到哪一天？自古开国立家，循理安分才能持久。郑庄爱太叔段，为请大邑；窦太后爱梁王，封以大国，但结果怎么样呢，都是身败名裂，殷鉴不远，不可不戒。”这些话传到郑贵妃耳朵里，听着十分不舒服，就派了一个太监去质问叶向高。
太监传郑贵妃的话：“先生全力为东宫，希望少分些许惠顾福王。”
叶向高正言厉色地说：“这是说什么话，我这全为福王着想！试想，福王深得皇上宠爱，应该趁此眷宠之时之国，宫中珍宝如山，想要什么拿什么，何乐而不为？一旦时移势改，恐怕只能拿份内的了，份外的一分也带不走。况且近来就福王之国一事，议论纷纷。殊不知人言可畏，福王一旦之国，流言立刻冰消，还可得一贤名。老臣为福王计，何所不至！”
这就是叶向高的高明之处。他有一句话正说在郑贵妃的痛处，那就是将来的“时移势改”。这是暗示福王如果不知趣的话，将来皇太子常洛登基，事情就很难说了。郑贵妃虽然蛮横，但也深知其中利害，决定遣爱子就国，但仍提出苛刻条件。
一是良田减半，只要两万顷，中州沃土不足，取山东和胡广的凑齐；二是没收张居正的财产，尚存之于官的拨归福王；三是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王；四是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王；五是请淮盐一千三百引。这五条中，尤以第五条最害国计民生。明初定制，课盐收入充当军饷及救灾之用，福王得淮盐一千三百引，不但与民争利，而且严重导致边饷不足，于国极为不利。
这样筹措了半年，才勉强达到了福王的要求，福王之国已成定局。
万历四十二年，福王不得不辞行之国。临走前，神宗和郑贵妃依依难舍。郑贵妃还要以给李太后做寿的理由挽留福王，被李太后拒绝。神宗更是惜别爱子，送一程，哭一场，不知掉了多少眼泪。
神宗对福王的这份深爱，也正是宠爱郑贵妃的一种反应。相比之下，将来要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太子常洛却得不到父亲的爱怜，心中定然苦涩与失落。按理，亲王之国还要拜别太子，凡有四拜，太子只受了两拜，便起立辞谢，依依话别。其中不知多少无奈。
福王到了封地洛阳，日日醉酒笙歌，夜夜美姬陪伴，享了整整二十年的福。后来，陕北大旱，又起了蝗灾，人率相食。饥民纷纷传言，说神宗耗天下而肥爱子，洛阳富于宇内。派去征讨李自成的军队也扬言不满，凭什么福王府邸藏钱百万，却让士兵们枵腹送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听说后，大为惊恐，劝说福王出钱犒军，福王不听。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河南，兵临洛阳城下。洛阳守军临阵倒戈，洛阳失陷。福王是役遇害，死状极惨。他的血被用作“福禄酒”的原料，他的资财则做了李自成推倒大明江山的资本。
这一切都应了那句老话——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还有另外一句——积财以遗子孙，不如积德以遗子孙。福王之祸，神宗自种。明亡于神宗，也不是偏激之辞。
梃击案，郑贵妃阴谋害太子
相传，神宗曾与郑贵妃在大高元殿密誓，许诺要立福王为太子。但终究不能成功，也是形势使然，神宗爱莫能助。
阻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李太后和皇后王氏，她们支持立长子常洛，神宗奉母至孝，虽有立福王之心，却不敢贸然实施；二是群臣坚持立长，神宗打过骂过贬过，都不济事，久之心灰，又思及汉高祖宠爱戚姬和赵王如意故事，明白“羽翼已成”的道理，这才抽手。可叹，郑贵妃虽也读过不少书，但当事者迷，竟导演了一出震骇朝野的“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此时距福王就国仅一年有余。案情是这样的，太子居慈庆宫，忽然有一天，一个未知身份的男子，手提着枣木棍，径直闯入宫门，打伤守门太监李鉴，走到大殿前檐，又要行凶，被赶来的太监拿下，交付东华门守卫。第二天太子闻奏，骇然不已，命法司审问。经过审问得知，此混账人名曰张差，蓟州人，言语颠倒，形似疯狂，语无伦次，情境叵测，不可不详细审讯。
宫里出了这桩大事，举朝惊骇，都疑心郑贵妃与其弟郑国泰谋害太子。于是群情沸扬，请求神宗决不可姑息。神宗待太子甚薄，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也不能再采取睁一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此准奏交刑部严讯。
有一个刑部的主事，名曰王之寀，他亲自提审张差，内幕渐次显露。
王之寀对张差说：“如实招来，就与你饭吃，不然当饿死！”说罢，唤人将可口的饭菜摆上，张差已饿了几天了，一见饭食，眼放绿光，嗫嚅说：“不敢说。”王之寀摒去众人，只留两个役夫，直盯着张差：“这下你可以说了吧。”
张差稍感放心，乃说：“小人张差，小名张五儿，父亲张仪，病故。当日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给一位不知姓名的老公公做一件事，承诺事后给我几亩良田。老公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在燕角铺打尖，初四到的京城。”
王之寀审出宫中太监也参与了其事，知道事关重大，接着问：“何人收留的你？”
张差回说：“我被带到一个不知街名的大宅子，有一个公公给我饭吃，且交待我：‘你先冲一遭，撞见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了你。’于是给了我一柄枣木棍，带着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前，守门的太监阻止，我便打杀了他，一会儿公公们群聚而来，一齐将我绑了。太子爷命大！”
王之寀觉得此案蹊跷甚多，在给神宗的疏中说：臣看此犯，不癫不狂，非疯非傻，有心有胆，以残酷刑法吓他不招，以神明报应劝他不招，以饭食诱之，一会想说，一会又不想说，所说的也颇可疑，希望皇上能够将凶犯缚于文华殿前钦审，或交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真情立即大白于天下。
神宗犹豫不决。他知道此案郑贵妃必难逃干系，一心想着如何回护，因此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不知该如何裁示。
户部郎中陆大受上疏说：“张差棍击慈庆宫一案，非同儿戏，倘若不予追究，糊里糊涂的就算了，对大奸大恶之人就会形成一种鼓励，他们出入宫禁，奔走效死，永无宁日。况且张差所供，知有内臣却不详其姓名，知宿于何处却不知街道名称，岂不是另有重大隐情？皇上不可不详差！”
情理讲得已经很透彻了，可神宗依旧抱着袒护之心，对群臣的劝谏一概留中不报。这时有个名曰过庭训的御史给蓟州知州写了一封信，详细询问张差底细。
梃击案闹得沸沸扬扬，王之寀又审出不少震骇视听的内幕，因此幕后主使郑国泰非常恐慌。他也给蓟州知州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蓟州知州一口咬定张差是疯癫病患者。
蓟州知州平日巴结国舅还巴结不上呢，这次有了表现机会，敢不卖力演好这出双簧？于是他在回复过庭训的信中坚称，张差所患疯癫病已久，是为铁案。
由于神宗不发表任何意见，群臣犹如没头苍蝇，只知乱撞。而此时党争又起，朝中分为三党，按地域划分为齐党、楚党与浙党。结党者多是言官，诸如御史、给事中之流。三党互相攻讦，各怀鬼胎。梃击案中，随着案情的深入，幕后元凶若隐若现，三党也为各自不同的利益，有所倾向。其中，支持国舅郑国泰的多为浙党。
乱了几天，刑部决定不再等候神宗的裁示了，派出七位司官会审张差。分别是：胡士相、劳永嘉、赵全桢、陆梦龙、傅梅、王之寀、邹绍先。其中除了陆、王、傅三位外，余者都是替郑国泰说话的。
到了审讯的时候，陆士相等人存心作梗，张差提到了，谁也不开口审问，一个个大眼瞪小眼。陆梦龙看不下去，就向张差问口供。张差默然。陆梦龙动了怒，呼喊刑具，要吓唬张差，但喊了再三，因胡士相等人早有交待，无人应答。陆梦龙气不过，连连拍案，厉声呼喊，这才有人拿了刑具上来。
张差受审前也被人交代，心里有了底，因此挺胸抬头，言语傲慢，丝毫没有疯癫之状。陆梦龙叫人拿来纸笔，让张差画出他进宫行凶的路线。张差不肯，陆梦龙命酷刑伺候，才俯身画将起来。不一会儿就画好了。
傅梅手拈画纸，问道：“你怎么认识这路？”张差睥睨无状，乃说：“我是蓟州人，怎么会认识这路？当然是有人向导。”傅梅问：“向导是谁？”张差有恃无恐：“大公公姓庞，小公公姓刘，好吃好喝招待我三年，金壶银壶俱都赏了一把。”傅梅问：“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张差不假思索：“打小爷！”
小爷是底下人对太子的称呼。傅梅还要往下问，胡士相暗自担心张差口无遮拦，坏了事，于是出声制止：“不能再问了！”说罢，朝他的一伙人一递眼色，拂袖退去。审讯也因此而中止。
这样结果难以服人。庞、刘两位太监豢养张差三年，显然早有杀害太子阴谋，陆、傅二人要追问出庞、刘两太监的详细姓名，却遭到胡士相的阻止，可见其中背景复杂。刑部侍郎张问达不肯姑息养奸，于是又组织了一次十三司郎中会审。
这次会审，张差慑于阵势，所交待的供词更加具体：马三舅，名曰马三道；李外父，名曰李守才；不知姓名的老公公乃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不知街名的宅子位于朝外大街，乃是小公公刘成府上；还说，两位公公指使他打进宫门，打死小爷，吃喝不愁。
至此，梃击案的大致眉目已经昭然。但据王之寀在天启年间的一道奏折显示，此案大有隐情。呈给神宗看的，不过是胡士相竭力删改后的口供，其中仅保留了一小部分真实情况，即张差受了庞、刘指使，入慈庆宫行凶，而大部分事关幕后黑手郑国泰的口供，俱都被胡士相删减。
关于梃击案，背景确系十分复杂。庞、刘都是郑贵妃宫里太监，此案与郑贵妃关系莫大，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更为惊心的是，郑国泰不仅主谋杀害太子，还与邪教“红封教”相勾连。张差口供中马三道即为红封教人。
可以设想，红封教外面教徒无数，内有郑国泰、庞、刘作内应，一旦起事，后果不看设想。最终隐患虽被王之寀等有良知的官员消除，但不得不说，神宗专宠郑贵妃，真乃祸国不浅。
好事终，皇后梦落空
尽管胡士相等人对郑国泰多有曲护，但案情真相泄露后，朝野上下无不惊骇，严词批评俱都指向郑国泰。郑国泰大为恐惧，写了一道揭帖自辨清白。结果，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描越黑。
名曰何士晋的给事中上疏神宗，要求严厉惩罚郑国泰，他说：“张差的口供还未具结，刑部也没有堪合定罪，郑国泰急什么？让人生疑。力求皇上将庞、刘送法司严刑拷问，如果当真郑国泰主谋，乃是大逆之罪，按律该杀，不但宫中不能包庇，皇上也不能袒护。”这是将了神宗一军，“宫中”乃是含蓄的说法，其意指郑贵妃，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何士晋还委婉调停：“如果此案与郑国泰无关，以后皇太子、皇太孙的一切起居都交由其负责，稍有差错，便治其罪，这样人心帖服，也无话可说。”话说到这份上，不禁要赞一声：何士晋真是一个有心人！
何士晋要求神宗责成郑国泰保护太子，实际上是针对郑贵妃所发的。对待郑贵妃与郑国泰这对狠妹奸兄，不能手软，但也要顾虑神宗的感受，毕竟郑贵妃是其一生最宠，因此才有此一计：只要郑氏兄妹能够保障太子安全，此案不妨大事化小，只将张差与庞、刘治罪，其余一概不做深究。
神宗对何士晋的这道奏疏，照样留中不报，对郑贵妃犹存庇佑之心。此时的郑贵妃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朝野都在诘责，难以处之泰然。她为了救郑国泰，也为自救，在神宗面前悲啼不止。神宗对她一往情深，见她珠泪滚滚，一切责备之心全无了，一边替她拭泪，一边安慰她说：“事情已然发生，啼哭也是无用，况且我有没有责怪你。如今外面闹得沸沸扬扬，难分难解，我出面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对你不利。要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在你只能求助太子了。”
郑贵妃只顾啼哭，没听清是谁，因问：“是哪一个？”神宗爱惜地说：“太子，就是你要害的太子。”言语之间，仿佛外廷闹得热闹非凡，神宗却早就详知底里，竟无丝毫责备之情。郑贵妃一听就呆了，说：“这如何使得？”神宗连连哀叹：“有何使不得？以太子现在的处境，或许能帮你解围，你去求求他，低个头，也不算什么为难的事。”
郑贵妃万般无奈，只好如此。太子的情况正被神宗言中，可叹知子莫若父。现在郑贵妃来求情，太子一方面有受宠若惊之感——可见平时郑贵妃恃宠是多么的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另一方面，郑贵妃能来求情，必是神宗的主意，况且此案牵连甚广，案情复杂，目前不宜深究。因此无论出于孝道，还是息事宁人，太子都乐意把这一页揭过去。于是，太子让近侍太监王安拟了一道令旨，为梃击一案替郑贵妃辟谣。
此举神宗甚为满意，他觉得事情快要圆满，自己也该露面释疑收场了。这时候，神宗好像一个胸有成竹的导演，熟练地把握着剧本的矛盾冲突和影片的拍摄进度。他虽然是个懒皇帝，却不是傻皇帝，就像他的爷爷嘉靖，十数年不出深宫，不见廷臣，可照样能掌控局势，按照隔代遗传的规律，神宗也颇学得些皮毛。
这年五月二十八，神宗驾临慈宁宫，召见百官。这在万历末年，十分罕见。时候不大，辅臣方从哲、吴道南等文武大臣先后来到。神宗与群臣在内侍的带领下，先祭拜了李太后的神位，行一拜三叩头之礼。李太后在此前一年薨逝，倘若不是如此，郑贵妃也不敢有恃无恐的阴谋杀害太子。拜完了，文武群臣又在御前行礼如仪。
神宗对群臣说：“前来！”群臣方才膝行向前，抬头仰望，只见神宗居中，右边有皇太子常洛侍立，左边是三个皇孙雁形排站。
神宗一脸肃穆，俯视群臣，不缓不急地说：“朕自圣母升遐（死掉），无比哀痛。今春以来，足膝无力。但每每到了节次、朔望、忌辰，必亲临慈宁宫圣母灵前行礼，不敢懈怠。前几天，忽然有个叫张差的疯癫闯入东宫，打杀伤人，外廷议论纷纷，闲话不断。难道尔等没有父子？你们是不是想要离间朕父子？方才看到刑部郎中赵会桢所问的口供，只将上面有名有姓之人，诸如张差、庞保、刘成等三人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以免伤了天和，惊扰圣母神灵。”
说着，拉住太子的手，接说：“太子至孝，侍奉朕很尽心，朕十分爱惜。外廷的诸多议论，望风捕影，俱都谣传。太子从小到大，若朕有别心别意，当时何不另立太子？尔等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况且福王远在千里之外，倘没有宣召，难道他能忽然飞至？”说罢，一阵咳嗽，抿了口茶，环视群臣反应。
群臣中许多人从未见过神宗，第一次面圣，神情紧张，不敢多说话。其实，神宗这番近乎掩耳盗铃的陈述，无非是为对郑贵妃施以援手，要不然任由外廷法司刨根究底，结果必定难以收拾。倘若群臣真的较起真来，神宗实难包庇他的爱妃和那个幕后黑手的小舅子。
神宗见群臣嗫嚅，知道力度不够，又把三个皇孙叫到身边，让群臣好好熟视。一会儿接着说：“尔等看看，朕的诸孙俱已长大成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意思是说，我的孙子都快成人了，太子之位是稳固的，变更不了。转头回顾太子：“你有什么话，当着群臣的面悉数将来！”
太子此时亟待平息风波，早把拟好的一篇腹稿说将出来：“似张差这样疯癫之人，杀了便罢了，不必株连无辜。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的诸多流言蜚语，陷我于不孝之境地，也使尔等成为无君之臣！此案到此为止，都罢手吧！”
神宗满意的点点头，对群臣说：“尔等听到了吧？太子所言极是，尔等不可再狐疑！”说完，摆了摆手，群臣知道神宗乏了，叩辞出来。
此后三天，罪犯张差被凌迟处死。临死犹狂傲悖逆，叫喊：“死就死了，同谋做事，事败独死！”这是郑国泰豢养三年的死士，虽千刀万剐，也不堪怜。
张差死后，三法司提审庞、刘两个太监，因死无对证，俱都矢口否认与此案有涉，一时难有结果。正在这时，太子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派使者王安传谕：对庞、刘二人，从轻拟罪，不得牵连。后来，庞、刘二人在宫内被处死，当是郑贵妃担心太子即位后翻案，争得神宗允许，杀死灭口。
梃击一案，在神宗的出面释疑下，终于划上句号。但遗憾的是，幕后巨憝郑国泰仍逍遥法外，郑贵妃瞒哄过关，以至于不知收敛，神宗死后犹制造了“红丸”、“移宫”两案，导致明朝元气大伤，不久败亡。
神宗了结了这桩大案，已感到身心俱疲，再加上国运倾颓，流民四起，东北的女真族也渐渐不受约束，内焦外困，神宗虽焦头烂额，也难以支撑。
万历四十八年夏，王皇后崩逝。郑贵妃做梦都想得到的中宫之位近在咫尺，可意想不到的是，神宗幡然醒悟，竟没有让郑氏的梦想得以成真。神宗一生无善政可言，然这件事却做得有模有样，大有深意。
设想，一旦郑贵妃正位中宫，刚平息的国本之争势必又得重演。梃击案虽算不上是争国本，但郑氏阴谋害太子，说到底还是争国本的延伸，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福王常洵登上储君之位。神宗跟着郑氏演了这么多年的猴戏，替她打下手，替她扮角色，演砸了还要替她收拾残局，久而久之，累了乏了，不想再折腾下去，于是横下心来，硬是敲碎了爱妃的皇后梦想，怨恨且由她。
王皇后死后，神宗亦卧病不起，由此来看，他们还是有些感情的。到了夏天，七月流火。神宗病势沉重，郑贵妃从中阻隔，太子不得看视。大臣杨涟、左光斗等看出端倪，觉得郑氏居心叵测，请求首辅方从哲进宫探视，以窥究竟。
方从哲推诿：“皇上讳疾，即使进了宫，左右也不敢奏闻。”杨涟反驳说：“难道忘了宋朝文彦博问仁宗疾病的故事？你只管问，没必要与皇上见面，也没必要让皇帝知晓，只是告诫内臣——大臣在门，不可胡为！”方从哲点头称是。
七月十七，神宗自知大限将至，召集群臣，安排后事。太子仍不能进宫。七月二十一，神宗弥留之际，太子犹徘徊宫外，苦无良策。杨涟、左光斗等派人告诉太子近侍王安，声称皇帝病重，不召太子并非本意，必定有人从中作梗，太子应该自请入侍，以防发生宫变。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太子依言而行，果然避免了意外发生。神宗崩后，太子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即位后，遵神宗遗诏，尽罢万历弊政，并发内帑犒军。可惜的是，光宗只在帝位坐了月余，就在郑贵妃制造的“红丸案”中一命呜呼。如果假以时日，使得光宗能够久居大位，明朝或可挽救。
据研究人士见告，神宗之所以几十年不上朝，除却生性至懒以外，是因为患上了烟霞之癖。就是抽大烟上瘾了。现在看来，感觉十分有道理。古来昏君，一者淫，二者虐，不外乎此。但神宗算是比较特异的昏君。《神宗实录》中记载了神宗与申时行的一段对话。
神宗说：“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一评。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她有长子，朕着她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
虽然神宗说的不免偏颇，但却是真情袒露。郑贵妃的最初得宠，或许是凭借艳丽颜色，但聪明的女人都知道，容颜不足恃，攻心才是永久之道。郑贵妃显然深谙此论。她的言语态度及做事风格对神宗来讲，正是所缺乏的，堪称补救的，因此引为知己，一生宠爱不衰。
还有，神宗对郑氏一往情深，却不是糊涂的爱。在争国本事件中，郑贵妃倚宠谋立己子常洵，阴谋迭出，神宗也为其所动，几次想要改立，但最终还是没有违背原则，因此谈不上昏聩；临终之际，如果一念之差将郑氏正位中宫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但神宗没有这么做，忍心让郑氏空欢喜一场，真是糊涂半世，聪明一时。
历史从不淹没一个优秀的人，也不抬举一个乏善可陈的人。
神宗死后早有定论，最严厉的莫过于那句：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然而这么巨大的“历史功绩”，神宗一人实在做不来，郑贵妃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对堕落夫妻，折腾了几十年，一直热情不减，热恋不改，恩爱不衰，只此一点，也造就了帝王爱情的奇迹。
只不过，他们的爱情以江山为代价，似乎有些过头。杨贵妃不过舞破了中原，神宗与郑氏却在温存呢喃中，倾倒了大明的河山。
最后还得交待一句，郑氏一直活到崇祯三年。彼时，郑氏胡闹了一辈子，终于力不从心，停下手来。可悲的是，大明王朝正吞食着由这对堕落夫妻酿造的恶果——流寇蜂起，清兵叩关，大明财政捉襟见肘，辽东战场接连战败。崇祯皇帝刚愎自用，错杀了国之长城袁崇焕，敲响了明朝的丧钟。
这年七月，郑氏带着深重的罪孽，结束了龌龊的一生，死后葬在银泉山，未能与神宗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