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有明显政争意味者之外，黄汉瑞所论各“步骤”大致反映了那时对日外交的须知心理及趋向。进一步说，黄氏的“革命的外交”论可以说是对日外交尤其是济案交涉比较全面的外交主张，也是“革命评论派”对日（济案）外交主张的代表性论说。然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单纯从对日外交的角度看，由于国民政府既决定且事实上绕道继续北伐，则其“攘外必先安内”之意已甚明显，故黄氏的论说不免仅仅停留在论说的层面，然而，或许正是黄氏持论的政争意味无意中对国民政府的决策调整起了作用。下面以黄氏及“革命评论派”所论对日（革命的）外交必须“扩大”民众运动为例予以讨论。
二、“国民外交”及其效果
无论是对中国国民革命与列强的关系做出系统论述的周鲠生，还是以对日外交为具体对象的黄汉瑞，在论说“革命的外交”时，均认为国民政府应以民众势力（运动）作外交的后盾。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论说的前提较为宽泛，而后者则在前者所论大语境之下有具体的针对对象，并且在强调这一点时，不是如周鲠生所说国民政府应“利用”民众势力，而是论为“实行”国民外交和“扩大”民众运动。其原因在于，周鲠生作为知识分子（北大教授）的论说相对中立，而黄汉瑞（及“革命评论派”）则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他们本身或曾在直接从事国民革命的政治及军事阵营中，或曾直接间接地论说或从事过国民党早先提倡与组织进行过的“国民外交”和民众运动。
北伐之前，国民外交不仅为社会的一般共识，国民党亦极力作此主张和活动。当南方军事整合成功和南北攻守势易[186]，国民党自信且事实上有能力问鼎中枢之后，国民外交便逐渐为“革命外交”所取代，但两者的实质即中国外交应以民众（运动）为后盾基本未变。在国民党因“怕共产党捣乱（北伐）”而实行分共清党之前，民众运动对于国民党的作用在其自身的发展壮大及其对外交涉中均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说若无民众（运动）的支持（中共的作用不可忽视），国民党便不大可能在两三年时间里发展到左右中国政局的程度；另一方面自1925年沙基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对外直接交涉日多，而无论在北伐开始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的对外主张均以民众为中心词。
然而，国民党第四次执监全体会议，“对于北伐为避免共产党的捣乱后方起见，明令暂行停止民众运动”[187]。这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行动”所产生之影响显而易见：“帝国主义不似以前的畏怕中国的革命运动了，不肖军人了无忌惮了，贪官污吏为所欲为了，土豪劣绅图报复甚至摧残真实同志了。这都是分共后不可否认的事实！”对国民党来说，这一举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它使国民党的“党务、政治、军事都渐次离了民众的基础”，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因此而动摇了[188]：这是就“对内”而言。
在对外方面，民众运动的作用早经“五四”、“五卅”以及省港罢工运动证明，尤其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更是依靠民众运动取得胜利的典型例子。故当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残酷地屠杀中国民众，占据中国国土时，国民党本应照孙中山“遗嘱”所说“唤起民众”来做积极的斗争，但是政治当局却再三叫民众“镇静”、“静候中央解决”、不要“乱动”。“其实，现在的民众不但是‘镇静’到了万分，而且已经由‘镇静’到了‘睡眠’，甚至于‘死灭’了！”这使现在的反日运动之规模、猛烈均不及五卅运动。国民党不仅不恢复民众运动，反而叫民众“镇静”的理由是“怕共产党捣乱”；但这是不成立的，因为“革命者决没有怕民众的道理，只有反革命者才是惧怕民众的”。如果国民党站在民众一边，切实代表民众利益，民众就会跟着国民党走；如果国民党站在民众的对立面，一味压迫民众，那么“就是没有共产党或别的什么党，革命民众也会起来推翻”国民党。从根本上讲，如果国民党惧怕民众，那么“就有被革命的资格了”。因此在中国军事、经济力均不足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只有靠民众运动，即恢复和扩大民众运动，以民众的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求得反日运动的胜利。[189]
有舆论认为，由于北伐正在进行中，且事实上中国与日本作战的实力，因此可请国际联盟、或第三国际、或美国等出面调停；甚至有人存有一种幻想，即希望日本民政党出面，以使日本政府自动的改变对华政策，到那时济案便可自然解决。这一类主张虽然是少数，但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和政策似正符合：国民政府既将主要精力和力量用于对内的北伐，则对日外交自然希望或力图“大事化小”。对于后者，施存统分析认为，民政党也是帝国主义的政党，代表日本资产阶级的利益，本质上和政友会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最近已经公然赞助政友会政策（通过出兵山东特别预算，便是最大的证据），鼓吹举国一致对外了”。[190]蔡蕴之则明白指出，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均“以大陆政策为金科玉律，以侵略中国为天职本分，以张作霖为孝子贤孙，以国民党为洪水猛兽”，故若希望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正是与虎谋皮、愚不可及之幻想。[191]
其实不仅希望日本自动的改变对华政策是一种幻想，而且希望国际联盟或第三国际、美国等出面调停亦复如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需要国人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以及互相团结，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准许且实际从事恢复和扩大民众组织和运动的工作（这也是社会的强烈要求），才是对日外交最可靠的基础和后盾。[192]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有恢复和扩大民众运动的必要，如洗秋坪言：“须知国民党所代表的是民众利益的国民革命，非民众运动，无以铲除地方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无以消灭国内的军阀和继军阀而再起的军人；无以打破封建思想和个人及地方主义；更无以彻底的抵抗外来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略；有了民众运动，才可以不断地前仆后继和敌人奋斗，以得到最后的胜利。”[193]
济南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和政策如前所述，是为妥协退让的，更因“怕共产党捣乱”而明令停止民众运动。而国民政府的另一个理由则是避免给日本方面留下外交上的口实。如蒋介石电上海特别市党部称，“济案正在交涉，政府自有办法，切望民众持冷静态度，勿作暴动及游行等事，亦不可对日侨有虐待情事，免滋口实”云云。[194]不过，国民政府的类似指示所起的实效并不理想。
以上海为例。5月5日以后，上海学生、工人等各界不断举行集会、示威、宣传。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21个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一般称反日会），反日运动的组织基础得以形成。[195]上海各界反日活动的迅速进行，让“一个（国民）党员”心生感叹：“山东事件发生以后，市党部秉着中央接三接四电报的意旨，叫不要民众运动。然而学生联合会毕竟开了，工人自动的组织反日委员（会）了。我看这情形，实在民众领导了区党部，区党部领导了市党部，市党部也领导了中央党部。”该党员对这种情形感到“实在危惧”，故问：“（陈）公博先生，你有什么感想和指导我们呢？”陈的直接回答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党固然要领导群众，但群众的运动，也可领导党。”但他最后的表态似仍倾向于遵从国民党中央：“现在党部要群众镇静，而群众反直接要起来。……我们的同志，应该以促进革命的态度，来赞助中央，不可以反对中央的态度来进行革命。”[196]
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可以从上海特别市党部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的组织过程得见一斑。日本出兵山东，早已引起国内各界的抗议和反对。上海特别市党部成员李如璋、孙鸣岐、张达夫等在4月下旬上书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要求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以抵制日货[197]。不过，由于国民党中央有停止民众运动之令在先，因此这一活动迟到济南事件发生后方以继续。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面对迅速高涨的反日运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5月6日议决出台《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和《反日经济绝交办法大纲》，指示各地党部“指导各种民众团体，如商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及与日商有交易往来之各行商，联合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主持关于对日经济绝交之一切事宜”，并规定“抵制仇货委员会委员之人数，由各该会自行订定之。”[198]不过，由于这一举措与停止民众运动的命令互相矛盾，因此其作用并不立刻显现。因为直到一个多月之后，上海特别市党部黄惠平、陈德徵等才组织了“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199]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这一活动过程基本反应了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前拒后恭：当国民党致力于北伐而“怕共产党捣乱”时，对民众运动施以压制；当日本出兵侵略中国而阻碍北伐时，民众运动的正义性及其对国民党自身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则不得不应之以副其进行国民革命的“政治正确”立场。然而，在明令民众“镇静”和对日“忍耐”的方针之下，国民党“指导”民众运动的举措实际只落实在了口头上。如对陈公博及《革命评论》持敌意的谢持所观察到的：济南事件发生后，各地民气澎湃，“政府一方明令（民众）镇静，一方应有具体之方案指导民众，共同努力，然后外交可有后盾，或可以转机会。”然而，“但闻忍耐之声，而不见实际办法，此有外交以来所未见，使人有隙可乘，前途危险，不堪设想。”[200]
谢氏所说“但闻忍耐之声，而不见实际办法”，以致“使人有隙可乘”，在其谈话中已有明言，即“陈公博辈居然在上海公开侮辱政府，不曰政府应付失策，即曰改组国民党”。按谢氏之意，原在替国民政府说话（“忍耐之方针完全不误”），却在无意中道出了陈公博等对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批评的合理性：其中自然以国民政府明令停止民众运动为主。这在谢氏的谈话中便有明显体现，而且正如前述，“革命评论派”要求国民政府恢复和扩大民众运动，既有对日外交这一迫切问题在，又有为国民党政权之基础巩固立论的意图，尤其是他们往往以孙中山“遗嘱”或三民主义为立论的根据，因此虽然其批评带有明显的政争意味，而国民政府却“无法以处置”（谢持语）。
国民政府的对日“忍耐”并未换得济南事件的解决，一方面，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不愿放弃对中国的野心，使国民政府力图就地解决的愿望落空；另一方面，尽管国民党也曾放松对民众运动的禁止，甚至作过指导民众运动以为济案外交之用的努力，但在更为根本的“防共”政策之下，这一努力显然是相当有限的。“革命评论派”批评国民政府对日软弱的外交政策，而主张对日实行“革命的外交”，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济南事件，除了在国民革命的非常时期，中外关系之处理原不必遵照国际惯例进行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明令停止民众运动，于有意无意中破坏了武汉时期“革命外交”赖以成功的基础，甚至放弃了其曾经提倡及树立其合道形象的国民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