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莉[162]
1928年5月3日，日本为实施“东方会议”确定的侵华方针，趁南京国民政府北伐之际，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济案”或“五三惨案”）。对于此事件，学界已作过不少研究，主要侧重于事件本身真相的考辨及中日交涉，分析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影响；关于济案对于国民政府当局外交影响仅就其外交格局之变化进行了相当研究[163]，罗志田先生就济南事件对国民党当局外交格局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济南事件后，中国当局改变了以往重内争轻外交的外交策略与亲日的外交立场，开始营建“特殊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对日本侵略中国制造济南事件的直接反应，也是国民政府用以制衡日本在中国疯狂的侵略行径在外交上策略上的反射。而就此事件对于国民政府外交理论内核之影响的研究甚少，本文试从这一层面进行探讨以期增进对此事件历史影响之认识。
一、对日舆论与“革命的外交”
济南事件发生之后，对日兵暴行的抗议基本是时论的主流，而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对华态度则缺乏全面和理性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将日本民众、在野党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分别开来，将事件责任仅归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164]，认为日本民众“对于我华均怀亲善好意”。[165]因而认为日本民众应迫使其政府从山东撤兵；或者希望在野的社会民众党“合全日本民众的力量，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屈服于正义人道之下，而自动的放弃对华的一切野心”。[166]这样的区分论说不仅简单笼统，甚至可能误导国内社会对日本侵华本质的认识。
实际上，济南事件发生后不久，在《革命评论》上便有人发表文章严厉指出，济南事件并不是田中义一一个人的预计计划，而“是日本全民众的，——至少大多数是赞成的——共同趋向”。[167]这样的指陈可能不免情绪化，但仍然反映了一定事实。“日本上下之态度忽趋强硬，出兵反对说全然销声，第三次出兵计划成，第三师长安滿中将指挥下约五千人，已在编成准备中，各地军队均跃跃欲试，”[168]盖济南事件确为田中内阁的政策，但田中不过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代理人，在他后面是整个的封建和军阀势力。在日本政治生活中，日本人民是轻微的，在政治上所能产生的影响“简直微乎其微”。日本的军阀是侵略主义的火车头，把大多数车辆般的日本人民拖起往前跑，然而“不论他是车头与车辆，他向着侵略的路上走是同轨而进的”。也就是说，即使是日本人民的权力可以大到左右政治的程度，但在帝国主义的国家组织之下，也免不了要向中国进攻。因此所谓联合日本在野各党打倒田中对华侵略政策的话，无异于痴人说梦！[169]
《革命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刘侃元也观察到，日本方面的普遍反应是赞同和支持其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为一是日本政府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向中国出兵，二是日本临时会议对出兵费的协赞，三是日本全社会对中国感情的恶化，四是日本全国资本家态度的积极，五是侨居中国的日本人的得意满志。[170]这样的情况直到北伐军绕道过济南，击败奉军主力于保定，张作霖横死之后，即当田中内阁阻止北伐军过黄河与进逼京津的计划，一个失败一个成了泡影之后才有所变化。“大陆政策”受阻，田中义一也就不得不承认“济南事件现已入于外交时期”，日本各方面的对华态度亦有了变化和分野：一是积极的侵略派，根本希望占领山东半岛、永远驻兵，不可得则使济南成青岛第二，政治上经济上归其参加与掌握，深入内地为“大陆政策”之左翼，辅从东三省出发的右翼并行以囊括华北。二为稳健的侵略派，不欲失了中国全国感情，济案只要得到一些油水，在这环境恶劣的时候暂卷旗班师，深惧造次。三为非侵略派，带些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反对全世界军阀与资本主义的认识之下，不满于田中现在的反动且同情于中国国民革命的；三派的力量自然是第一派最大。[171]
高桥平对日本的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不管是代表保守地主阶级和政友会这一从官僚军阀转变为金融资本的政党，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政党，也逐渐发展成为与政友会一样的代表大金融资本的产物，它们都主张对华推行积极的满蒙政策，必要时可出兵占领。这两个大的政党，不管他们代表哪个阶级哪个党派，其在对华侵略的道路上始终是志同道合的，这也反应出日本军政府制造济南事件以及扩大对华侵略，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民意基础。[172]由五十三日至五月三十一日，输送兵二万人，马五三六○匹赴山东，如此在山东之军力约有二万八千人。[173]那些将日本民众与军阀政府分开对待，主张“唤醒日本民众的觉悟，起而抵抗军阀政治”等[174]，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然而，尽管这样的认识不免粗浅，但它却迎合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某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说，两者正好互为表里，对国民政府应对济南事件的步骤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75]而《革命评论》发表的相关文章则以考辨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和实质与日本方面对华舆论及态度为基础，在论评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步骤的同时，以“革命的外交”相号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济案外交策略的调整和改变。
济南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当局力图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蒋介石且命令前城外的军队离开济南商埠区。当晚，蒋介石与前敌总司令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对济案取“镇定和平态度”；北伐军则绕道渡黄河北上，留李延年一团步兵及苏中辙部约三千人留守济南，维持秩序，“勿得出城一步，还击一枪”。[176]蒋介石认为日本的目的是阻碍北伐军渡河北上，完成全国统一，“现在唯一目的，要在攻克北京，完成北伐，故只有忍辱负重，仍旧与他们设法缓和。”[177]日本方面并未因国民政府的“镇定和平”态度而停止挑衅，唯国民政府仍严厉约束士兵，“军事当局对此决持镇静态度，由黄（郛）外长严重交涉”。[178]国民政府当局确定的方针明显是北伐为先、对日隐忍、以外交途径解决济南事件。若在平时，此种外交方针或无可非议，但在北伐（国民革命）进行的特殊时势下，则不免被批评为妥协退让。这也可以说是当局一贯的重内争轻外交政策的直接体现。
萧淑宇对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的外交作了回顾，认为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对英沙基惨案的交涉中，依靠省港大罢工取得一定胜利；武汉时期的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的成绩最足鼓舞人心，特别是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稍微扬眉吐气过一下”。而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却“抬出一位北货老外交家来做外交部长”；这位老先生虽然比专办“卖国外交”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差上一筹，但“用的还是几年前替北京政府办外交的老方法，一味妥协、软化、屈从，不知道有所谓‘革命的外交’”，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逞凶以后，也就免不了“内失民众信仰，外失友邦同情”了。萧氏进而批评国民政府说：“中央的要人们平日随便过日子，有事了仓皇得无措所手足，这样一个政府那能算得是个革命政府？不客气地说，恐怕连‘贤人政治’、‘好人政府’还够不上呢？！”[179]在马濬看来，当时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军政斗争，特别是国民党党内严重的腐化和派系分化，使其失去了凝聚力从而无力领导民众，是导致外交疲软的内因。[180]许德珩进一步认为国民党内投机、腐化、官僚习气使国民党分崩离析，因而“没有中心的力量为集合革命的民众，领导革命的民众”。他呼吁革命的青年们团结起来赶走国民党内的投机分子、腐化分子、官僚和老朽分子，借以“改造这个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以完成中国革命”。[181]
从批评国民政府济案外交的软弱到质疑国民党的革命性，可知“革命评论派”自身已有意无意中参入了国民党内派系争斗的观念和立场。但就济案外交而言，这一具有政争意味的批评至少指出了国民政府只想通过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对内党同伐异，对外妥协退让的消极态度和部分事实。正如时人松子所说，“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外交和军事同等重要。”像日本出兵山东案件交涉的结果如何，“所关乎党国前途者实非浅鲜”。然而自国民革命军发展到长江以来，在外交方面，“除了在武汉成立了汉浔的英租界收回协定，发挥了革命外交的精神，提高了党政府对外威望以外，迩来党政府的外交活动及成绩，实无可观。”这种情况难免让人产生“军事前进，而外交落后”的感想。[182]
“军事前进，而外交落后”渐已成为公认的事实，这本就不能让人满意，而国民政府不思改良，反以“不知道有所谓‘革命的外交’”的黄郛为外交部长去担济案交涉之任，说明武汉时期“革命外交”的精神已经或正在退步。然而国民革命之对内打倒军阀正在高涨前进期，这预示着完成全国统一已经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故更激烈的外交主张的出现即属情理之中，此即《革命评论》撰稿人对“革命的外交”的引申阐述及其对国民政府的驱策。
原武汉国民政府以“革命外交”为号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之后，“革命的外交”便广为人知，而且舆论往往以此激励国民政府。至“革命的外交”的意旨，最早且较系统地论说当属周鲠生，他在《革命的外交》一文中说：“现今国民革命进行中，在对外关系上需要一种革命的外交；没有革命的外交，不能应付这个非常的情势，国民政府虽定有至善的对外方略，也无由执行。”周鲠生阐述的“革命的外交”有三个要义：一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二是利用民众势力；三是“革命的外交必是主动的、攻势的”。[183]随后周鲠生进一步说在国民革命进行的历史关头，更不可以无“革命的外交”，原因是外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不外两种可能的形式，即消极的阻害其进行与积极的赞助其成功。为了灭除前者而取得后者，便要依靠外交的作用，“于是国民革命乃需要一种革命的外交”，这种外交“不是使中国革命世界化，而是使世界势力为中国革命用，至少也要使世界势力不为中国革命的阻力”。[184]
济南事件发生后，黄汉瑞为《革命评论·山东事件专号》撰写了与周鲠生《革命的外交》同名的文章。[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