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261-303）字士衡，是西晋名士中相当特殊的一位。他出身江东名门，自东汉至三国一直是世家大族，尤其是其祖、父两代更是达到了人臣之极。但是东吴被晋武帝统一后，他就成了“亡国之余”，不仅原有地位荡然无存，相反成了西晋统治者要拉拢和防范的双重身份的人。他名利观念浓郁，一心想建功立业，并不竞谈浮躁，被认为是勤于事功的务实之士，与当时名士的主流风度相异。他才气超群，名满天下，似乎给他的仕途带来有利条件。但是强烈的功名观念驱使他在西晋晚期的政治旋涡中激荡，而特殊的身份和政治的短见注定了他投身失所，行为失当，最终导致兵败被杀，宗族夷灭的悲惨结局。仔细辨析他的人生经历，我们发现他的人格特征正是造就他个体生命历程的决定因素。
其一，积极进取与功名失机。陆机的家族自东汉初年起至其父祖绵绵十几代数百年一直是江左显族，可谓根深叶茂。这种背景促使他“服膺儒术”，积极进取，光宗耀祖的意念挥之难去。他在太康二年，被赦归家后与弟陆云在华亭苦读十年之久，终于名播远近。这实际上也是他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原打算著子书而达不朽之目的，可以看出其“立言”的宏愿。他通过描写景物来表达自己的非凡志向：“摅神景于八幽，合洪化乎烟煴。充宇宙以播象，协元气而齐勋。发愤灵石，擢性洪流，兴曜曾泉，升迹融丘。盈八弦以余愤，虽弥天其未泄。”（《白云赋》）那变化万千，充斥宇宙的白云岂非陆机的理想人格？他应诏赴洛途中说：“希世无高符，营道无烈心。靖端肃有命，假辑越江潭。”（《赴洛》二首）以整个世界没有节操高洁之士为自己亡国之余前往敌国谋求功业作解释，并且一想到可能的光辉前景相当自豪：“羁旅远游宦，托身承华侧。抚剑遵铜辇，振缨尽祗肃。”同时做好了不回家的长远打算：“惜无怀归志，辛苦谁为心！”（《赴洛》二首）顾荣等同乡劝他急流勇退，但是他不愿意，还告诉他：“与子隔萧蔷，萧蔷阻且深！”（《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表明自己与他们完全不是同道，隔阂很深，可见他坚持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即使在屡遭挫折后还是没有忘记功名之念：“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长歌行》）他的《百年歌》十首更是把自己的理想人生设计得超乎寻常的完美，功成名就，彪炳千古。他的《招隐》诗虽然写了隐居之处的风景可爱，但是毕竟是功名之人：“驾言寻飞遁，山路郁盘桓……寻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显示难以“寻找”的意思。
如果东吴没有灭亡且不失明主，而西晋照样演绎八王之乱等，陆机的功业或许可以达到。但是，他冠年东吴被灭，且两位兄长战亡，自己与弟陆云同作俘虏。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却了建功立业的最重要的条件了。因为他们的基础在东吴，进入洛阳就是毫无根基的人，况且作为败亡之国的贵族，尤其让人尴尬。若遇到不计前嫌的君主，可能还有希望，可惜司马炎恰好是小心提防之君，他们不可能受到信任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司马炎后来荒淫无耻，他们更不可能有所作为。司马炎死后，贾后乱政、八王之乱，明智之士唯恐避之不及，而陆机还想匡时济世，拯危救难，岂非痴人说梦？所以，陆机的悲剧首先缘于他积极进取，欲建不世之功，但是那个时代根本不是可以建功的时期，用前人的话说，就是“失机”之时，只能韬光养晦，保身全性，不可躁进求功。因此，他在不可进之时激进，应该退的时候不退，只能充当别人的政治工具，作无谓的牺牲。
其二，不平而盲鸣。像陆机这样的人心情很难平静，这是不难理解的。陆氏家族自东汉初年起，至陆机祖父陆逊以军功历任东吴右都督、大都督、丞相，父亲陆抗拜奋威将军、大司马、领荆州牧。从父陆凯为左丞相，从父陆喜官至吏部尚书。而几代人与孙吴儿女亲家，关系颇为复杂，几乎是祸福与共。这样显赫的世家本来极为鲜见，但是东吴被灭后，他们不仅原有的地位根基全失，而且自己成了阶下之囚。这种极大的落差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因此没有不平之气反而不正常了。陆机服膺儒术，在西晋诸名士中算是勤于事功的，对士林普遍的浮躁清谈之风不会首肯，而他们恰恰是社会名流，官场翘楚，他更不会心平如井。八王之乱前后，西晋朝廷活跃的不是谄媚之徒就是奸邪小人，他的不平之气将更加难以遏制。
因此，陆机不平是必然的。但是问题在于，那是一个混乱黑暗的时代，注定正直之士不是远遁，就是默然方可保全性命的时代。但是，陆机不平则鸣，而且作并不明智之鸣。他作有大量怀念祖德、歌颂先祖功业之作，如《吴大司马陆公啣》《祖德赋》《述先赋》《吴丞相陆逊铭》《父啣》等等，有人以为他始终存在着“父祖情结”，并且“无形中提高了对于本人建立功名的期望值”。其实，对于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文人来说，基本上都会有夸耀祖先，甚至过度至于美化的行为。如果说这就算是“父祖情结”，那不是一朝一代所特有，更不是陆机一人所独有。在陆机，经常回味祖上的辉煌，一则激励自己奋进，也有发泄自己内心不平之意。虽然他与左思身世不同，遭际也有别，但是心态却有相似之处，都是才高而难以施展。左思的《咏史诗》有“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之二）陆机有云：“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业，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势也。历观古今，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豪士赋并序》）虽可能指有特定对象而言，但是他的这种看法决非偶然。与左思不同的是，左思对世家豪族造成不平的主因不满，陆机对时势造成不平而不满。两个人都对现实抱有不平之气则同。更有与左思相当相似的诗句：“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又赴洛道中二首》之一）他还在《日重光行》感叹：“日重光，但惆怅才志。日重光，身殁之后无遗名。”这种感叹与前面的庸夫建立功业相联系，充分表现了他内心的不平。但是，在那时候，因身份的特殊和晋人的狭隘，被歧视是自然之事，不鸣或许还可以保持太平，鸣则无疑会增加危险，尤其是本来欲置他于死地的齐王，张溥说他“赋豪士而骄王丧魄”，并非夸张。他的《豪士赋》明显讥刺齐王，若齐王真的知道这一切，陆机的死期大概不远。
吴国作为被亡之国，洛阳旧人甚轻视之。陆机等初入洛就多次遭到讥刺。而陆机则因被讥而反之：“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晋书·张华传》）他之蔑视中原人士，与长期隐居家乡苦读不闻世事有关，也与学术风气、操守行为等士行有关，应该说与被西晋人轻视也很有关系。陆机是很刚烈的，被人轻视是他难以忍受的，所以他常常为此与人有口舌之战，在内心也升起蔑视中原人之气。他作有《吴趋行》等诗，专门歌颂东吴之人杰地灵。如：“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从繁华的市面到丰富的物产，尤其是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传统、杰出的人才：“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吴趋行》）实在说，到那时为止，名垂青史者应该中原人远远多于东吴的。这一点陆机不会不知，因此他的独夸家乡人才之盛，无非是气之使然。他在洛下这样鸣，以情势论，大概是不怎么合适的。
更有甚者，陆机在接受成都王司马颖任命的大都督，并得到其勉励后鸣曰：“昔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其意当无大错，而鸣之时间、对象、情势均有问题。他或许可谓“临危受命”，出征之前却说出成败责任在颖而不在己的话，而且是当着颖的面这样说，无论如何都不是恰当的，也是引发后来祸害的隐患之一。所以，当时“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颖默然。”陆机之言，当然是虑及自己率领与己关系并不接近的将卒，知道前事难料，因此说出这样希望能得到颖更大信任，或者专权独断的机会，但是颖听了会作如何想，实际效果如何等等，他都不去考虑了，更不用说考虑作为东吴旧人的身份是否有资格去讲这样的话。他的鸣立即被有仇的卢志利用来煽风点火，为以后的悲剧已经埋下了伏笔。
陆机有不平，但是他不明白当时自己实在已经不能鸣，却不时地鸣，而且鸣得很高很厉，造成不平者听了，会怎么样，这是小孩都会想到的。
其三，才高而识暗。陆机的才能突出这是历代人的公论。陆氏家族数百年间虽也文儒可夸，但是更重要的是以武将名世。不必说更远的汉代，就是其祖父两代都是东吴名将，他兄弟几人也有带兵之能。但是他在华亭苦读十年就能文章冠世，实属令人不得不惊奇其才。臧荣绪《晋书》说：“机誉流京华，声溢四表。”“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其别传云：“机天才绮练，文藻之美，独冠于时。”葛洪云：“吾见二陆之文百许卷，似未尽也。一手之中，不无利钝。方之他人，若江汉之与潢汙。及其精处，妙绝汉、魏之人也。”（《抱朴子·外篇》）《晋书》本传曰：“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刚入洛，张华一见而惊其才华，以己文坛所望为其延誉。至于东晋的文坛翘楚孙绰有“潘江陆海”之说，形容同时的潘岳与陆机之才。他之入洛，不推崇洛下之人，实在也因自己确实才气不俗。
才高本是好事，但是因此而低视他人则不仅有自负之嫌，而且也会因此意气导致见识短浅，招致仇怨，因福致祸，在所难免。陆机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自负才气，见识不足，导致行为失察而自堕灾祸。其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自负才望，藐视他人，自结仇怨。裴启《语林》：“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凰翔。’”（晁载之《续谈助》卷四）其才真令人钦佩。他家与潘岳家本有过节，不愿与之相聚，其情可悯，但是在公众面前如此给人难堪，则不免有失风度。潘岳之言刻薄，但仅涉陆机一人，而陆机之妙语则开罪的不止安仁一人，连在座的所有人都被他得罪了，而且那种自负超群的行为也与传统习惯相悖。入洛不久，即与中原望族卢志针锋相对，结成冤家（《世说新语·方正》）。他还作《豪士赋》讥刺齐王；与成都王的宠信孟玖结怨；写诗文讽刺后党干预朝政等等。其中虽不乏正直之言，但作为一个亡国之余，在新朝结下许多冤家，肯定不是明智之举，其中一些人就是直接导致他被杀的主因。另外，他还以出身高低来采取待人之策。吾彦也是南方入洛之人，因赴任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饷陆机兄弟，他们因吾彦“本微贱”，“答诏不善”，非但拒绝，而且“每毁之。”（《晋书·吾彦传》）遭到北来之人的非议。
二是以其史识论其政治见解，未为明达。陆机做过著作郎（史官），写过《晋纪》等史学著作，还写过一些史论。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可采之言，但是他的政治上的短视浅识也很明显。《辨亡论》是他的重要史论。其中对孙吴之兴与败亡的分析自然有不少精当之处。但是他说：“曹氏虽功济诸华，虑亦深矣；其民怨矣。刘公因险以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聪明睿达，懿度弘远矣。”且不说下文对孙吴过度的溢美之词，仅就前引的对三国君主的评价，作为满怀深情的文学作品则可，而作为史论则显失史家的风范矣。而其作意，或以为悼孙吴之亡，或以为扬祖勋之高，实际也有惜自己高才而没被委以重任以实现自己宏愿的不满隐秘。其实，当时情势正直之士已经不能有所作为，而他还在企望建功立业，真是昧于现实矣！再如其中论及蜀国与吴国的关系时他说：“夫蜀，盖藩援之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言蜀国主要是互援是对的，但对吴国来说实际上也可称得上存亡攸关，因为蜀亡则吴亡不远，蜀存则吴存无疑。再如《五等诸侯论》言秦亡于立郡县废封建，纯然汉以来的腐儒之论，封建之弊不仅见于周，犹见于汉。若作于八王之乱前，难免有奉承之嫌；若作于后，则更见荒谬。这种暗于分析史实的现象，实际表明了他对政治的短视偏见，持这样的政治才干去热心混乱政治，其危险就不难想象了。其实“八王”都是一些不肖之徒，略有理智者均远避隐遁，但是他居然“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晋书》本传）这样的政治见识，难怪要死于非命了。
三是因才自高，过于主观，多有偏激之论。这方面的例子也是不少的。例如左思作《三都赋》诚为大赋之极，且留“洛阳纸贵”美誉于世，但是他还没有看到，也没了解人就嘲笑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有成，当以覆酒瓮耳。”（《晋书·左思传》）显见陆机确因自己才能突出而主观臆断。再如他的《演连珠》其三十曰：“臣闻遁世之士，非受瓠瓜之性；幽居之女，非无怀春之情。是以名胜欲，故偶影之操矜；穷欲达，故凌霄之节厉。”此言人之性分，有合理之处，但是如他所言过于绝对，似乎隐居之人，幽居之女，必然抱有世俗之情怀。这样的言论只能说明他自己难以产生勇退之举的解释，不能作为历史上隐遁高士的真实写照。
四是言人之失昭昭，行自己之事昧昧。不能说陆机没有见识。他在分析别人的个案时常常相当睿智，但是他自己的行事乏善可陈。如《豪士赋》：“广树恩不足以敌怨，勤兴利不足以补害，故曰代大匠斫者，必伤其手。”“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盈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冠来籍，而大欲不乏于身，至乐无愆乎旧，节弥效而德弥广，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为，彼之必昧。”以上三段可谓金玉良言，奉之必给自己带来免灾招福之利。可惜，这是陆机针对齐王所言，不是对自己说的。对照他自己，可以说其悲剧正如这里所警戒的那样，不知何因看别人昭然若揭，行己事则暗昧不明。《丞相箴》说：“人不可以不审，任不可以不忠，舍贤昵谗，则丧尔邦。且偏见则昧，专听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岂不察，而帷墙隔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又说：“人咸知镜其貌，而莫能照其身。”显然，陆机对人生，对修养认识颇深刻，可惜只能言而不能行；只能用于人而不能用于己！他从华亭赴洛阳，不仅是因朝廷征召，而且也是十年苦读闭户，不明世间时势，可以理解。但是在洛阳徘徊多年，先被杨骏招至幕中，不久杨骏在宫廷政变中丧生；接着与贾谧交好，并成为“二十四友”之一，时间不长，贾谧也在已经开始的八王之乱中结束；后来参与赵王伦的事务，赵王不久因篡位被灭，作为伪臣难辞其罪，幸好被吴王与成都王所救，可是他还不醒悟，竟然成为成都王的大都督，冒险去率领不服他的二十万军队。不必多举，陆机处理自己的重大事务，显然多失误。其实，陆机所务，无善可称。西晋政坛上活跃的多魔鬼蛇神，杨氏后党、贾氏后党、八王，其中哪个有德可称？所以无论陆机是成是败，都无功德可言。
其实，重才而轻识是陆机思想意识中一个自身存在的问题。他的《文赋》就有突出才气而轻视识见的特点。他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明代徐祯卿批评道：“夫既知行之难，又安得云知之非难哉！”张少康先生说：“如果‘知’之不深，那么也很难真正做到‘能’。……这也是《文赋》的弱点所在。陆机在《文赋》中讲具体构思多，讲技巧多，而讲文章内容的深度，讲创作中对现实生活和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分析，都比较少。”显然，他负才而短见渊源有自，并非偶然。
对陆机的负才而暗识的性格特征，唐太宗李世民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晋书·陆机传》的《赞》中总结说：“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自以智足安时，才堪佐命，庶保名位，无忝前基。不知世属未通，运钟方否，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己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负高才而暗于识务，导致进退失据，行为盲目。
其四，刚烈而扭曲。陆机的性格相当刚烈。《世说新语·赏誉》篇曰：“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慷慨。”显然，兄弟二人性格悬殊。言陆云“文弱可爱”，可见其温和柔顺。虽然没直接说陆机刚烈可怕，但不仅对比中稍透微旨，从描述其身之高，其声之洪，其言之刚，他对陆机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极其鲜明地表达出来了。此处刘孝标作注时引《文士传》曰：“云性弘静，怡怡然为士友所宗。机清厉有风格，为乡党所惮。”看来兄弟俩性格确实形成鲜明对比。陆机让乡党害怕，可以想见其刚烈的程度。再如《世说新语·方正》篇说：“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以当时实际言，应该说陆机的判断或许比陆云更有道理，但是两人的性格之别显见。陆云作如是想，从心理角度看，可见其以善度人，也以善交人，宁亏不争。而陆机以恶意度人，虽判断准确，回应也速，只见其才，不见其智。后来卢志以其北方大族的力量报复陆机兄弟，显见其严重后果。他的刚烈在书法上也有所表现。现存可信的最古的名帖真迹就是陆机的《平复帖》，今人刘涛品曰：“笔锋已经分叉，但锋棱仍然可见，即使圆曲的笔画，也很有力感。”近人傅增湘评曰：“笔力坚劲倔强，如万岁枯藤”。那种锋棱突出，力度强劲之风，正是他性格的体现。
陆机“服膺儒术，非礼不动”（《晋书》本传），他的刚烈早期应该有儒家的正直品格。但是随着入洛之后的“旅程”发展，他的刚烈被现实所扭曲了。他在华亭苦读十年就文章冠世，名满天下，可以想见他在此期间专心于纸札的功夫，也可推知期间他可能与世悬隔，所以刚入洛难免不明世事，对西晋复杂险恶的政治形势估计不足。因此一得到张华等人的夸誉并受到后党杨俊的青睐，就委身于彼。但是杨氏败亡，他又马上交好杨氏的敌党贾谧，这就与他的正直品格不相谐了。虽然可能关系并不亲近，但是成为“二十四友”之一，毕竟不是所有想要交好贾谧者都可以的。尤其让人不太能理解的是，赵王伦除掉贾谧，陆机竟然是积极参与之人。这种前后行为相悖之事，明显已经失却正直之气。赵王伦篡位，他或许有疏离之心，但是赵王被杀之后，他又积极参与灭伦之党成都王的事务，并被委以重任。陆机在洛阳的行为，几经变化，在几个敌对的阵营里面转来变去，何正直忠烈可言？他的这种反复无常，当然有其复杂而微妙的缘由，但是刚烈的性格，正直的品格完全扭曲应当是其实际写照。
他的扭曲还表现在许多理性思考与实际行为不可思议的严重矛盾之中。例如《演连珠》说：“是以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似乎他很清楚应该虚怀待人接物，而事实上他常常负气傲物。他在《又赴洛道中》说：“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好像他对世事的复杂，自己旅程的艰难有所准备。但是到洛阳后的许多轻率举动，足以见其根本不顾实际的政治情势，一味竞躁冒进。
他还表现出宁可信己之错，不能从人之智的执拗。陆机生命旅程中，有几次可以挽回的机会，但是他都没有抓住。例如赵王伦败亡之后，他获罪被贬。遇赦时，江东好友顾荣等劝其回乡，若能听取，则可以从政治旋涡中脱身，但是他不接受；接受大都督时，乡人孙惠劝他把大都督让给王粹，他又不从；宦官孟玖弟孟超不听将令，且纵兵大掠，司马孙拯建议杀超以树威立纪，陆机不能用，不仅助长其威风，而且成为后来诬告的要犯。这些机会只要陆机能听取才能远“不如”自己者的意见，情势当大为不同。但是陆机自恃才能过人，又功名心念强烈，浓重的主观意识蒙蔽了他的理智，使他在生命攸关之处常常作出错误的判断，对别人的劝告置若罔闻，一任自己臆断行事。
陆机的悲剧，从大背景来说，自然主因是社会因素。但是，就其个别性说，他的个性也是重要原因，或曰是他的个性与当时社会特征的尖锐矛盾造成了他的人格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