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不再傻傻讨论如何摆脱孤独或者焦虑的问题了。最近一段时间，我喜欢去公园里迎着阳光走一走。时间在午后。从商业中心出来，一路向东，穿过天桥，步行大概一刻钟就到了。周一至周五，公园里人迹稀少，所以能听到风吹过树梢的声音，还有鸟的叫声。我的时间只够逛公园的一半。有时候，我坐在河边的木椅上，茫然地看着水波荡漾，看着柳舞婆娑。我努力用第三只眼睛看自己，试图发现尚不为我所知的秘密。朋友不依不饶地给我发消息，她问我怎么摆脱孤独和焦虑情绪。我想告诉她：这世上没有人不孤独，也没有人可以对焦虑说再见，它们与生俱来，你能做的就是设法与它们和平共处。可是想这么说出来的时候，又觉得哪里不妥。我从天桥下走过，仰头看到西装革履、健步如飞、洋溢着一脸正能量的人士，真觉得颓丧是罪过。
有一阵子，我常常不能按时折返。坐在公园，听到自己的身体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反而平静下来。有几次，与一位腿有残疾的人擦肩而过，我的眼睛看向别处，害怕他因为我的关注而感到不自在。不久前，我喜欢的一位作家去世了，他说过：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他生前一直与自身残疾斗争。我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人，除了轻微近视之外，必定还有许多“不能”之处，要不然，我的脚步怎么比那位腿脚不便的人还要迟疑和沉重呢？
我恐怕做不到每天都兴高采烈，那得没心没肺到何种程度？不过，我也不想自己的脸上每天阴云密布，那无异于开诚布公地告诉别人：我是一名浅薄的假装人士。我也不认为愁眉紧锁、仰望天空的样子有美感。我坐在河边的木椅上，抚摸内心，就是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人心生忧虑？
我现在不能一下子就准确说出自己的年龄。那是一个令人感觉无比艰难的数字。到了这个岁数，我再也没有勇气轻飘飘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说这话是年轻人的特权，就像有钱人才有底气说：我其实没有脱贫。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穿越到十六岁，或者二十六岁也行，虽然我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据说，每一位中国学生都曾被要求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身为祖国的花朵，我理所当然地也在小小年纪奢谈理想，而且还不止一次。我小学阶段转过五次校，几乎每转一次都要重写一篇。如今，我早忘了当时的无稽之谈（大概不会跑出科学家、文学家、教师、飞行员等诸如此类的范畴吧）。后来，我带过一个班的大学生。有次在课上，不知何故，反正就是谈到了理想。我发现，天之骄子们侃侃而谈的，其实还是漫无边际、虚无缥缈的东西。当然，大部分人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站起身来，想了想，又想了想，没说话，我就让他们坐下了。
理想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也算我明白的一个道理。十年前，我生活在一个经常有火车穿过的小镇。当你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警报突然就拉响了，有人摇着小红旗示意人们停下。铁轨和马路交汇的地方被栏杆挡住了，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的人堵成了长龙。在人群中间，你能看到自行车把手上挂着菜篮子，篮子里装着青菜和水汪汪的猪心肺。水果贩子挑着两筐枇杷，不时地回头张望，好像很担心有人偷盗。他的军绿色球鞋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而且沾满了灰土。火车轰隆隆地飞驶而来，你就看不到铁轨对面的人了。地面隐约震颤起来。这个小镇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钢铁厂，它正处在鼎盛时期，每天频繁往返的火车就是为它服务的。镇上的老百姓抬头看灰蒙蒙的天，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又有某一位大领导莅临钢铁厂。我对人们热切讨论的事情心不在焉，却对火车驶近时地面的震颤着迷。每当火车拖着长长的白烟渐行渐远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被茫然无措填满了。
如今我过的生活，是那个在铁轨边心旌摇曳的少年始料未及的。当年，他想走，却无处去。他觉得未来充满希望却又暧昧不明。他只是被时间的洪流裹挟着往前走。弹指一挥，轻烟一抹，走过了十年，我发现自己依然没有写好那篇命题作文。现如今，没有人要求你写作文了，也不会有人打分、写评语。我的一个朋友，折腾了一大圈，决定创业。在喝茶的时候，我们聊起了创业的种种艰辛，他说：让我感到恐惧的，不是亏本的危险，而是身边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默默点头，心里嘀咕着：是啊，终究只能靠自己。
我忽略了时间的力量，却又急不可耐地要去实现短期目标，结果就是：做了很多事，却没有一件事值得安身立命。如果十年前的我完成了那篇作文，并且怀着至深的敬畏揣在兜里，甘愿为此默默忍受孤独时光，付出任何代价，那么，我坚信自己将成为拥抱光荣与梦想的那个人。史铁生说过：活着的问题在死之前是完不了的。我又想起沈从文先生的那句话，他说自己“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暗自思忖：生命中正当最好的时光，不会那么轻易那么早地降临，只有在行了很多路，走了很多地方的桥，喝了很多种类的酒，经历了很多的人与事之后，听到叮咚一声，金风玉露，因缘际会。这个城市的雨季就要来临，江南的暮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我隐约听到了雷声从遥远的天际渐行渐近。一年中正当最好的时节已经飞逝了大半，不过，接踵而来的雨季却是我最喜欢的时光。
因理想而生的孤独和焦虑，注定会纠结一生，幸好，我已经在路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