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钱重物轻”的阐释唐中期以后，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流通中货币量的短缺日益严重，即出现所谓“钱重物轻”的现象。思想家们围绕着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和争论。
1.“钱重物轻”的原因分析对于钱重的原因，刘秩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由于人口增加，他说：“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二是由于“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即把官铸钱销毁后改铸为恶钱。比起唐初来，当时的户口成倍增加。人口增加，对货币的需要量也增加，而政府并没有相应地增加钱币的铸造，这确是造成钱重的一个原因。从某种角度上说，刘秩的分析是正确的。
杨于陵对“钱重物轻”的解释比较全面，他认为：“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唅，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二》）反对两税法的人都认为钱重物轻是赋税征钱所致。诚然，两税征钱能使通货紧缩，但国家财政支出所征钱旋而复出，还为什么长期闹钱荒？可见两税法并非唯一原因。杨于陵的分析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将可能导致钱重物轻的原因都一一列举了。
白居易认为造成当时的“钱重”，一方面是当时的钱“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流通数量“日以减耗”（《白居易集策林息游堕》）继续发展下去，会使谷帛贱、农业伤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铜钱被销毁也是造成“钱重”的重要原因，因为“私家销钱为器，破一钱成数钱之利”，这就使“天下之钱日减而日重”。
（《白居易集策林平百货之价》）韩愈认为钱重物轻的情况是两税法实行所造成的后果。他说：“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韩昌黎集》卷三十七《钱重物轻状》）这种观点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从历史事实考察，在安史之乱时物价飞涨，事乱平定后物价即已开始回落，到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时，物价已回落了将近二十年，可见两税法推行后的物价跌落仅是继续以往的趋势，并非两税法所造成的后果。再者，两税征收货币，只可能在夏秋两季造成临时的货币短缺现象，不可能形成较长时期的通货紧缩，因为封建政府的货币收入，必须以财政支出形式使货币重新回到流通领域。
到了宋朝，“钱荒”现象也比较严重，李觏、张方平、沈括等也进行了原因分析，但大多因袭唐代思想家的观点，并无太多新意。
2.关于“钱重物轻”的解决办法刘秩的具体建议是增加铜钱的数量，禁止铜在民间使用，“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与贾谊的禁铜“七福”相对应，刘秩提出了禁铜“四美”，即“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杨于陵认为财政最大限度地改征实物才是改善钱重物轻的根本办法。
白居易针对“钱重物轻”的第一个原因，认为应该恢复租庸调制，免征现金；对第二个原因的消除，他建议禁止私家藏铜并禁止使用铜器。这些方法都没有触及解决问题的核心，要么是历史的倒退，要么治标不治本。
韩愈既然认为钱重物轻是实行两税法所导致的，自然会主张恢复实物税，显然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悖。他还建议控制币材，并堵塞货币流失的漏洞，“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磬者。蓄铜过若干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韩昌黎集》卷三十七《钱重物轻状》）。这一建议显然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此外，陆贽也曾针对如何增加货币数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建议“广即山殖货之功（铸钱），峻用铜为器之禁”。另外，国家还可以从盐、酒专卖中取得货币收入。他指出国家手中有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又以盐、酒专卖作为回笼货币的渠道，就能调节货币流通，做到“敛轻为重”或“散重为轻”（《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
（三）对宋后期“钱轻物重”的阐释南宋的纸币流通自宁宗庆元后，出现了与唐代截然相反的现象——“钱轻物重”，即流通中货币量过多、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经济危机，因而如何稳定币值、维持纸币流通，便成为当时思想家注意的问题。
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周行己对“钱轻物重”的现象及其反映出的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货币贬值对物价的影响，有较深的认识。他在《上皇帝书》（《浮沚集》卷一）中说：“夫钱本无用而物为之用，钱本无重轻而物为之重轻。”又说：
“故钱与物本无重轻。始以小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钱，则大钱轻而物重矣。
始以铜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铁钱，则铁钱轻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钱、铜钱为等，而大钱、铁钱轻于其所等故也。何则？小钱以一为一，而大钱以三为十故也……然而当十必至于当三，然后可平。”在以上这段文字中，周行己说“夫钱无用”，那是从货币的使用价值去讲的，正如以往对货币的传统看法“饥不可食，握之无补于暖”一样。周行己从货币与商品的关系中，认为钱与物本无轻重，始以小钱或铜钱“等”之，说明他已经初步发现了货币与商品的等一性。但是他不了解这个等一性的基础在于货币与商品本身的价值，因此得出“钱与物本无轻重”的结论，那么对于一开始它们怎么会“等”的，就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周行己指出：由于更以大钱或铁钱，破坏了最初在货币与商品间的“等”的关系，造成钱轻物重的后果。
他用“以三当十”的不足值的大钱为例，说明被破坏的“等”的关系终归会由于大钱的贬值趋向于等平。不仅如此，周行己还进一步指出，发行不足值的大钱必然产生许多恶果，例如：“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自十而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轻，则国用其能不屈（缺）乎？”他明确指出，由于货币贬值必然会引起物价更快上涨，使人民蒙受严重损失，而且商品出自民间，钱币发自官府，钱轻物重最终也会使国家自食其果。像这样全面论述“钱轻物重”产生的影响，在西方国家中只是到近代因滥发纸币造成物价波动才引起学者注意的。
三、纸币发行、流通思想北宋时已在商业流通中出现“盐钞”及四川地区的兑换纸币“交子”。南宋时几次发行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纸币“交子”、“关子”、“会子”等。元朝更是成为我国第一个发行不兑换纸币的王朝，也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时期。
货币领域内这些新因素的出现，使得宋元产生了与传统的货币理论不同而类似近代货币理论的货币思想。
（一）苏轼、许衡反对纸币流通思想苏轼是反对纸币流通的较早的思想家。他说：“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为金玉，奈何不使其民奔而效之也。”（《苏东坡集续集》卷九《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他这一观点是建立在金属论基础上的，苏轼一向主张使钱之值与金（即铜）之值相等，认为这样才可以消除私铸之币。
南宋的许衡也公开反对纸币流通。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宋元之际学者、哲学家。他目睹了金朝恶性通货膨胀以致彻底败亡的过程，了解南宋纸币流通的种种弊端，因此，对纸币流通持完全否定态度。他以古论今，结论是纸币绝不可行：“楮币之拆阅，断无可称提之理，直一切罢而不行已耳。”（《许文正公遗书》卷七《楮币札子》）同时，他还列举了纸币的许多弊病，认为纸币很容易成为朝廷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加上民间伪造盛行，严刑也不能杜绝，造成流通中纸币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二）周行己纸币兑现思想周行己主张纸币兑现，并已认识到国家发行的兑现纸币不会被全部拿来兑现。因为纸币流通“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虑，往来之积”。他认为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来兑现的纸币经常占有三分之一的数量。“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国家通过发行纸币“常有三一利”。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兑现纸币不需要十足准备的理论。（本段引文均见《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
（三）辛弃疾纸币币值稳定思想辛弃疾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来分析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必要性。他说如果平时“重会子使之贵于见钱”，使一贯会子值现钱一贯有余，那么“缓急之际，不过多印造会子以助支散，百万财赋可一朝而办”。又说稳定会子币值，可以逐步收兑民间现钱，“此所谓‘将固取之，必固予之’之术也”。“如此则无事之时，军民无会子之弊，缓急之际，朝廷无乏兴（征发）之忧，其利甚大。”（《辛稼轩诗文钞存论行用会子疏》）他要把发行纸币作为紧急关头获得大量财政收入的有效办法。为了这一目的，在平时就要谨慎对待，不能使人民丧失对会子的信任。这一主张虽然是为统治者的利益考虑，但稳定币值对人民也是有利的。
（四）叶适纸币驱逐钱币思想叶适认为钱币的流失主要是因为纸币的发行。他指出，“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叶适集财计中》）也就是说，纸币驱逐钱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金属货币和纸币并行的条件下，只有金属货币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这在纸币币值下跌时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叶适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正确的。
（五）称提说中包含的纸币发行思想称提说是南宋时关于可兑换纸币的理论。“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由此可见，“称提”的意思是指官府用金属货币买进贬值的纸币交子。又“嘉定二年，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无策，会十一界除已收换，尚有一千三百六十余贯……泉州守臣宋均，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责降有差”。（本段引文均见《宋史食货志下三》）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所谓称提之说，是力求保证纸币（北宋时为交子，南宋时为会子）按制度发行并利用保证金使其票面价值稳定，就如同提秤称物一样求其平衡。至于交子和会子的发行制度，《宋史》所载仁宗时分届印发官交子，“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又“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孝宗隆兴四年，以“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等。由此可见，两宋的纸币发行制度的要点大致为：规定发行期限和最高发行额，以新换旧，并且有一定的准备金和补救措施，但实际上均未认真执行。如就其有关规定而言，除分界发行外，规定最高发行额、准备金和补救措施等，都是近代发行纸币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因此，称提说中所包含的关于发行纸币的概念，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可兑换纸币理论。
（六）叶李的“钞币条画”钞币思想叶李（1242—1292年），杭州人，原是南宋太学生，曾作“钞币条画”，请以钞币代替会子，但未被采纳。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则在叶李的“钞币条画”基础上正式颁布“钞币条画”十四条加以推行，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而又最完备的不兑换纸币发行条例。
“钞币条画”明确规定了新发行的钞币与流通中的旧钞币之间的比价，如“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宝钞五贯”；规定新钞对金、银兑换的买价与卖价，和债务、契约课税按新钞折算或仍以旧钞支付的办法。如载：“今后卖引（盐引）许用至元宝钞二贯，中统宝钞十贯，愿纳至元宝钞四贯者听。”规定了在新钞发行后，对哄抬物价或伪造新钞者的处罚，如“有抬高物价者罪之”、“伪造通行宝钞者处死”（《新元史食货志上》），规定了定期检查准备金和有关工作人员不得收兑金银或倒换新旧钞的制度等。
由此可见，当时对发行不兑换纸币所应考虑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想到了。此外，还特别规定了定期检查现金准备的制度，每半个月检查平准库一次，说明重视准备金的作用。所有这些，从货币思想上看，已经以一种全新的货币思想代替了传统的轻重、子母相权、分界发行兑换纸币的概念。元代货币思想的突出成就也说明元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程度。
第七节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7世纪至14世纪（唐朝、宋朝、元朝）的经济思想。而唐朝租庸调制、两税法的特殊经济体制，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以及元朝对商品经济和货币的高度重视，让该时期成为封建社会的又一繁荣、活跃时期，从而使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理财思想方面，李觏、苏洵、叶适等对传统的“讳言财利”思想进行了批判。许多思想家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理财的基本原则。本时期涌现了很多重商和崇富的思想主张。刘晏的经济管理措施、苏轼对商品流通的议论、卢世荣的理财实践，都体现了对商业运营的高度重视；韩愈、李觏、司马光、叶适等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为“富人”进行了辩护；进一步地，叶适还提出了“保富”的主张和相关具体措施。本时期对土地兼并的现象特别重视，集中出现了关于摧抑兼并的思想主张，围绕着井田制，出现了推崇与批判并存的观点主张。财税思想方面，出现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财政原则的争论，旨在减轻百姓纳税负担的“均税负”、“薄税敛”思想，重视商税思想。货币思想在本时期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重要概念
崇富井田方案量出为入量入为出钱重物轻。
思考题
1.简述7世纪至14世纪的社会经济概况。
2.有哪些思想家对传统的“讳言财利”观点进行了批判？批判的角度有何不同？
3.如何理解刘晏的理财当以“养民为先”的原则？
4.本时期为“富人”辩护的思想主张有哪些？并阐述产生这些思想的时代背景。
5.陆贽和苏洵摧抑土地兼并的思想是否触及了封建社会土地问题的核心内容？请说明理由。
6.井田制思想在该时期受到重视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如何评价对待井田制的两种态度？
7.试比较“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财政原则中所体现的思想。
8.本时期对商税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9.简述本时期对货币起源、货币职能的议论。
10.两宋与元朝在纸币思想上存在哪些主要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