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宣布废除《颛顼历》,改订礼制和历法。改用由司马迁、落下闳、唐都、邓平等人创制的新历——太初历。“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太初历》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并规定无中气(每月两个节气,月初为节气,后半月的为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太初历》还根据天象实测和多年来史官的记录,得出了135个月的日食周期,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从汉武帝太初元年问世以后,这部历法一共行用了189年。
尊经兴学,教化万民
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黜。儒学的复兴,始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武帝时代,其间有两大举措:
置“五经博士”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一项新的官职,总称为“五经博士”。
所谓“五经”,是经典儒学六艺中的《诗》、《书》、《礼》、《易》和《春秋》五种学术。博士,本是秦官的一种,为太常治下属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实际职责是在国事决策过程里充当顾问的角色。顾名思义,五经博士就是专门整理五经的博士官。这个官职的设立,历来被学者们看做儒学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经博士的设立应该与当时文化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经济的发达必然促进文化的昌明,这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
兴办太学,推广郡学由政府面向广大国民办教育,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30年,董仲舒建议改革太学的教学内容,专用儒经,“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非儒经不得立为博士。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公元前124年6月,汉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奏议,向天下郡国颁布《劝学兴礼诏》,为五经博士招收弟子,兴办了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
此事是导致公孙弘由太常封侯而跻身相位的直接原因。从此,西汉确立了从全国察选博士弟子的制度。最初,太学中选博士弟子员额共50名,五经每经平均有弟子10人。这样,博士弟子终于有了吃皇粮的编制定额,并且特许免其赋役。由天下郡国察选年龄在18岁以上,仪表端正者,送太常,得以从博士受业如弟子。补博士弟子者,从师读经一年后参加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补文学掌故之缺,其高第者,可以直接至郎中。如有“秀才异等”,才能超群者,上报。凡不能通过考试,无才能者,罢遣归乡。凡是才质优异的博士弟子者,按考试成绩的等次补官。
太学的设置首开了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到了西汉末年,博士弟子就已经达到一万人。
武帝还推广文翁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他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典教育官僚、地主子弟,同时,还命令各郡国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书。
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的,但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抑制豪强,稳定编户
汉武帝初期,土地兼并加剧,豪强地主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他们虽然不像诸侯王那样举兵反叛,但也严重地削弱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对此,武帝自然也不能容忍。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的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无论是对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对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为此,汉武帝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条件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以打击和抑制。
迁徙豪强,强干弱枝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300万以上者,通通迁徙茂陵。在迁徙豪族问题上,武帝与高祖不同:高祖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六国旧贵族;武帝则主要是以皇室之兼并对付豪强之兼并,从经济上打击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公元前139年,武帝开始为自己修建茂陵,翌年便有一批人徙居茂陵陵邑,武帝下令,赐他们每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这次仅是第一次的行动,此后又有两次颇具规模的行动。一次是在公元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地。“奸猾吏民”的概念很宽泛,像贪官污吏、巨富、游侠之类,都可以列入“奸猾”之列。
另一次是在公元前96年,又徙郡国“吏民豪杰”一万六千户于茂陵、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被徙者的田宅是带不走的,但是否可以变卖掉,还是像秦朝那样被充公,史书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对于这些迁入茂陵邑的,武帝还是会大施“天子之恩德”,每户赐钱二十万、田二顷,似是一种补偿,如此说来,他们原先的田宅也应被收归国有。
严刑峻法,任用酷吏汉武帝非常重视以刑法手段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对于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的豪强,汉武帝当然要拿出铁腕的手段,于是他选任了一些酷吏,对前者予以严厉镇压。这些酷吏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不畏强权、凶狠残暴着称。汉武帝时代的着名酷吏有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等。他们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打压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奸吏,沉重打击了这些人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但是酷吏们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甚至会出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
关都尉宁成是当时颇负盛名的酷吏之一,但他家境殷实富有,有粮田千余顷,尽数租佃给贫民,共有雇农数千家。他被罢官居家时,“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因此,宁成是一个本质上实属豪强的酷吏。即使这样,他也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而感到胆寒,当义纵出关赴任时,宁成极为惊恐,对义纵毕恭毕敬,亲迎亲送。义纵洞悉宁成用意,却不为所动,决心对他予以打击。义纵抵达南阳上任后,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不仅“破碎其家”,而且追根究底,将宁成治罪。南阳还有孔氏、暴氏等豪强,见义纵对宁成都不留情面,吓得举家逃匿他郡。南阳郡吏民皆畏服义纵。
那时汉朝已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而定襄郡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直接影响到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为保证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武帝特调义纵任定襄郡太守。义纵一到任,便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两百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两百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四百余人在同一天全部斩杀。全郡人闻讯莫不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
汉武帝变更币值,将铸币权由私人手中收归中央后,各地盗铸钱者甚多,京师地区,盗铸者尤其猖獗。为刹住盗铸之风,保护汉政府财政收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把义纵与另一个酷吏王温舒调回京师,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督察京畿地区。由于这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盗铸者成分复杂,尽管义纵到任后大加捕杀,却不能彻底遏止盗铸之风,盗铸之事仍时有发生。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由鼎湖至甘泉宫,见沿途驰道久未修整,有所损坏,开始对义纵不满。这年冬季,大臣杨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认为这会扰乱民生民心,未请示汉武帝,便派人把杨可的部下抓了一大批。此事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义纵,并遣大臣杜式严查,最终定义纵为破坏执行诏令之罪,将其诛杀。
义纵为官多年,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曾枉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但他卓有成效地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司马迁也充分肯定了他和郅都等“酷吏”的政绩,并誉他们为“虽惨酷,斯称其位”者。
调整政策,复兴经济
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呢?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
农业上,代田轮耕,兴修水利尚本重农是战国以来各国君主富国强兵的施政方针,但大都只是通过政策法令推行。而汉武帝刘彻更关注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他通过铁官把先进的冶铁、铸铁技术向全国推广,促使先进的铁制农具广泛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特别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注意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也非常注重畜牧业的发展。总之,汉武帝时代的综合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一,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质标志,它的发展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旧的工具被淘汰、新的工具诞生,实质上是古代生产力进步的具体表现。
在西汉前期,牛耕已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主要是用二牛抬杠的形式。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自汉文帝实行“马复令”以后,养马的人很多,马的数量迅速增加。到汉武帝即位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可见,以马耕田是一个普遍现象。
西汉时期,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生产是和铁农具连在一起的。《盐铁论·水旱》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到汉武帝时代,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及,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特别是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另外,汉武帝还特别注重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公元前89年,汉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主管农业生产,推行“代田法”,并进行农具革新,促进了当时旱作地区的农业生产。
第二,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基础。汉武帝对水利和农业都非常重视,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水患;二是兴修水利。他特别强调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蓄陂泽,所以备旱也。”意思就是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有水源灌溉才能保证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关中平原地区,名山河川很多,应当充分加以利用。老百姓没有充分认识其巨大效益,因此,就要组织他们开挖沟渠,修建陂塘蓄水,可以备水防旱。
汉武帝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水利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之一。水利建设对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在关中和西北地区,举办的水利工程也主要集中在这里。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位于黄河中游,泾、渭、洛诸水纵横其间。为发展农业生产和航运交通,汉武帝统治时期先后修建了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工程。
水利建设促进了关中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当时关中“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水利使这里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全国着名的基本经济区。
汉武帝还亲自指挥了一次工程艰巨的黄河堵口工程。公元前132年,黄河在南岸濮阳瓠子决口,河水汹涌南流,夺淮河、泗水入海,使梁、楚之地16个郡(今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受灾。汉武帝接到灾情报告之后,即命大臣汲黯和郑当时主持堵口。由于水势汹涌,势不可挡,决口刚刚堵好就被冲毁了。当时汉武帝的舅父田中分做丞相,他的封地在黄河北岸,黄河决口南流,使北岸避免了水患的威胁,因此他竭力反对堵口,主张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汉武帝不了解真情,并为迷信所惑,就此作罢,致使黄河泛滥长达20多年。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登泰山封禅,亲临黄河,见洪水滔滔,老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他幡然醒悟。于是,决定派汲仁、郭昌征发数万军民堵塞决口。汉武帝自己亲临堵口现场指挥,并“沉白马玉璧于河”,表示治河的决心。命令随行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参加施工劳动。经过艰苦奋战,二十余年的黄河大决口,终于被堵塞了。梁、楚之地被从水患中解脱出来。为纪念这次规模浩大的堵口行动,汉武帝命人在新修的黄河大堤上修建一座宣防宫,并亲自创作了着名的《瓠子歌》二首,记述这次堵口的经过,既发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的慨叹,又表达了“宣防塞兮万福来”的心愿,希望防范洪水,祈求幸福平安。一时间,这两首歌被广为传颂。司马迁曾亲身经历过瓠子堵口,并身背柴草参加堵口劳动。他“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深深地为瓠子堵口的壮观场面和汉武帝《瓠子歌》的悲壮诗句所感动,慨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感到水利和水害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于是把水利纳入他的不朽巨着《史记》之中,成为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
汉武帝对这次由他亲自指挥的堵口工程颇为得意,从此更加注重水利建设。这次堵口成功也给全国树立了兴水利、除水害的典范。生动的事实说明水利对于治国安邦的极端重要性。水利受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重视,因此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汉武帝大规模治水,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进步作用。汉武帝统治期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水利大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