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根据八路军总部决定，野战卫生部与一二九师卫生部合并，钱信忠任部长，孙仪之任政委。钱信忠部长和孙仪之政委召开了合编工作会议，决定以野战卫生材料厂为基础，与一二九师制药厂合并。在此基础上，将原来的几个生产组扩大编为分厂，分别成立制药厂、绷带材料厂（设在辽县）、食品厂、玻璃厂、酒精厂，总厂厂部不另设置，与制药厂混合。根据上述决定，1941年1月，野战卫生材料厂与一二九师制药厂在安乐庄村正式合编。合编后继续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张其榜，后有张劲夫接任，副厂长曹洪山，协理员温萱，特派员曹登益。职工人数已达100余人，并陆续成立各个分厂。其中制药分厂设在安乐庄，厂部住藉永昌家西房，总厂办公室及厂长张劲夫住藉永昌家东房，生产车间住藉炳堂家等。
1941年10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野战卫生材料厂下设的五个分厂改编为制药所、绷带材料所、制造所三个生产单位。12月份，又将绷带材料所与制造所合并，形成两个生产单位。制药所所址迁到烟里村，所长是韩刚；制造所设在温庄，所长是宣心愚，主要生产酒精、玻璃、绷带材料等。同时，将制药所分出一部分，搬迁到龙洞沟。这一时期，职工人数大发展，建立了生产管理制度，制定了劳动纪律，生产总值达13万元，成绩令人瞩目。
（第二十四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及制药所驻地——烟里村
1941年12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野战卫生材料厂下设的五个分厂改编为制药所、绷带材料所、制造所三个生产单位。为适应合并后的需要，卫生材料厂总厂及制药所迁至烟里村。1942年3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决定：卫生材料厂所生产的药品除供应部队外，尚应考虑解决地方缺少医药的燃眉之急。报请上级批准，撤销了制药所、制造所，由总厂直接领导，该厂对外称“利华制药厂”，由温萱任厂长，商钦、王永庆任协理员。接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厂部的各科、股一律撤销。
厂部设在韩步霄家，生产车间设在奶奶庙、村社房，玻璃组在戏台上，工人住在麻地圪老，工人住在村民史德全家，后来住不下，自己在旁边打了土窑洞。总厂厂部直接领导针剂、玻璃、酒精和卫生材料的生产；制药生产组由师劲夫负责，迁到东山上龙洞沟的焦龙庙，继续丸、片、膏、丹、散剂的生产。
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了大“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副参谋长不幸遇难。27日，彭德怀副总司令率总部机关重返砖壁村，彭德怀副总司令专程到烟里村看望了工人，他告诉大家左权副参谋长不幸遇难的消息，又说，我也可能牺牲，但中国革命必定胜利！他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为左权副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革命战友报仇，把反侵略战争进行到底。彭总讲话的声音不高，但信心百倍，字字如钢。他的讲话对全体到会的同志是一个极大的教育，使大家在恶劣的环境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增强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1943年6月，敌人侵占了太行腹心地区蟠龙镇，距烟里村只有八、九里的地方修筑了炮楼。厂部决定：在烟里村的厂部和针剂组、配剂组搬到龙洞沟。烧玻璃需用焦炭，而焦炭就在蟠龙镇附近，所以留下玻璃组继续在烟里村坚持生产，厂部派张有藻同志从龙洞沟下来，负责烟里村的生产。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生产，十分危险。玻璃组的同志们紧紧依靠老百姓，烟里村的民兵组织起来了，他们在村西头的高地上插了一个信号杆，放哨监视敌人。在村里生产的同志看到信号杆倒了，就立即停产赶快转移。一次，岗楼上的敌人出动了，枪声在距烟里村四里的地方响了起来，民兵把信号杆拉倒，厂里的职工立即停下活，有的扛风箱、有的拿工具，往村东北边的山沟里去了。日军到了烟里，看到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气得把烧玻璃的炉子给捣毁了，可敌人一走同志们又回到村里，很快砌好炉子，重新开始了生产。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同志们白天坚持生产，晚上带着工具和材料到苞谷地、高粱地里睡觉。遇到下雨天，就躲到群众在野外挖的土窑里过夜，几乎是一天换一个地方。遇到敌人扫荡，一天也吃不上一口饭。但大家十分乐观，坚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943年10月份，日军在大陌村西头的侯家垴高处盖了岗楼，距焦炭炉只有一里地，焦炭炉无法生产就转移到中村。中村距烟里远一些，焦炭供不应求。为了解决焦炭运输困难，11月份，玻璃组搬到距中村较近的韩登村。韩登村距敌人占领的蟠龙镇有20多里，工房就建在村西大庙里。1944年春节后，为了更安全地生产，玻璃组全部搬上了龙洞沟。
（第二十五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驻地——龙洞沟
1941年，战争仍处在敌我双方相持阶段，为了保存抗战的有生力量，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制药厂要转移到比较隐蔽的地方，以保证在长期的抗战中坚持敌后生产。这年秋天，野战卫生材料厂决定将制药分厂分出一部分来，搬迁到东部大山里的龙洞沟，这里林木茂密，荆棘丛生；泉水不断，清冽纯净，半山上有座焦龙庙，山下有焦龙洞，是个既隐蔽保险又有利于生产的好地方。分厂进山后，由于交通条件太差，困难接踵而来，衣、食、住、行摆在全体同志面前，山上虽然有中药材，但其他物资很难运输进来，困难不除，生产无望。为了解决问题，后勤部杨立三部长批示，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盖部分厂房；第二拨款2000元，解决资金问题；第三买8头骡马，解决运输工具之急。这样他们自己动手，盖房修路，才使生产顺利进行。1942年春，工人们又利用生产间隙，开荒种地，解决了部分粮食与全部蔬菜的供给。
1943年底，由于日军的“蚕食”政策和频繁“扫荡”，卫生材料厂又一次进行了机构缩编，人员精减，当时厂级领导只有厂长韩刚、指导员张有藻，下设针剂、包装、玻璃、安瓿、丸片五个生产小组。全厂仅剩32名职工，是建厂以来机构最小，人员最少的时期，除“利记”、“华记”两药房和烧焦炭的6名职工外，其余26人全部迁到龙洞沟坚持生产。厂部和研究室设在卧龙池；片剂、玻璃生产设在焦龙庙；蒸馏水工序设在龙洞口，材料库、成品库设在榆树圪道。由于该处人烟稀少，这些旧址除焦龙庙残破尚在，其他都已经倒坍破坏。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卫生材料厂配合正规部队进行有计划的转移。1945年初，卫生材料厂从龙洞沟下来，迁到了黎城县北委泉村，厂部设在关帝庙。
（第二十六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玻璃分厂、制造所驻地——温庄村
为了解决药品包装的配套问题，需要自己烧制玻璃安瓿，材料厂决定成立玻璃分厂。为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就将玻璃分厂设在太行工业学校驻地温庄村，以借用工业学校的技术力量，来协助解决玻璃炼制的技术难题。玻璃分厂住在村里的戏台上，工人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1940年底玻璃分厂正式成立，由张浩任厂长，共有职工9人。
他们自己动手，盘制火炉，安装风箱，用石英粉、碱面、石灰等原料用不同的比例配料，在800度以上的炉内进行烧制。前几次因原料配比不合适造成失败，但并没有灰心，经过反复试验，试制的第一炉玻璃终于成功了。玻璃烧出来了，要制成玻璃瓶、玻璃管又是一个难关，为此杨立三部长从抗大六分校调来会吹制玻璃的师傅常丹桂，攻克了一道道难关，没有耐火砖，就用土砖代替；没有坩埚，就用老百姓家腌菜的小菜缸；没有保温材料，就将黏土和炉灰面混在一起和成泥，抹到缸外面，作成溶化玻璃炉，使炉温达到1200～1500摄氏度。经过反复试验、练习，终于拉出了比较像样的安瓿。第一支安瓿生产出来了，这在卫生材料厂的历史上是一大创举。一次兵工厂急需四、五百斤水玻璃，技师张浩、常丹桂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改变原料配方，大胆试验，终于成功，解决了部队的特殊需要。
该厂生产的安瓿，改变了山沟里不能生产针制药物的历史。由于有了安瓿，这一年，制药分厂经过多次试制，成功发明了中药西制的第一支柴胡注射液，西药名为“暴泼利尔”，经临床试用，治疗疟疾及一般的发热疾病效果显着，且未发现有毒副作用。由于疗效较好，使用广泛，部队的需求量很大，因此，一个药厂每月要生产10万盒左右。
1941年10月，野战卫生材料厂将下设的5个分厂改编为制药所、绷带材料所、制造所3个生产单位。12月份，又将绷带材料所与制造所合并，制造所设在温庄，所长是宣心愚，主要生产酒精、玻璃、绷带材料等。1942年4月，为适应战争形势，撤销两个所的编制，制造所迁至烟里村并入总厂，各生产组有厂部直接领导。
（第二十七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奶牛场、食品厂驻地——枣窳坪、岭则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