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蔑称“小日本”的同时，却忽视了产生“东亚病夫”一词的根源。
清朝末年，吸鸦片者吞云吐雾，麻杆身体，面黄肌瘦，小脚女人弱不禁风，一步三晃。国民其心渐弛，其气渐柔，其骨渐软，其力渐弱。扭曲的外观，羸弱的体质，低下的精神，屈辱的心理，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窘境。而后来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输出国的日本却几乎无人吸食。
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后，思想家严复翻译《天演论》，用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理论剖析中国。他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这是中国第一次被当作“病夫”。他主张“鼓民力”，对症下药治疗。遗憾的是，连严复也因吸食鸦片患病而死。
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评价甲午战争一文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译发：“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此评论不可谓不深刻入骨。
清末，江苏人曾朴用“东亚病夫”笔名写小说《孽海花》，表明自己身体欠佳，为“病夫国之病夫”，并以此躲避政治迫害。由此，“东亚病夫”一词正式出现并穿越时空至今。
最初的“病夫”、“东亚病夫”，不仅指中国人体质弱、体育落后，还有麻木不仁、兵败国衰之意，是一针见血地剖析和确诊，并激励鞭策中华民族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如是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鲁迅、陈独秀等也多次称中国为“病国”、“病夫”。
据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一无所获，回国途经新加坡，当地报纸一幅漫画是：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蓄着长辫、身穿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画题为“东亚病夫”。但是目前没有史料证实这一说法。
功夫影视剧对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东亚病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精武门》故事背景是1908年的上海。李小龙扮演的陈真参加师父霍元甲的葬礼时，日本武士送来一块写有“东亚病夫”的牌匾，侮辱中国人；陈真又扛着“东亚病夫”牌匾威武地走进虹口道场的日本武馆，暴风骤雨般的拳脚与双节棍把铃木宽等20多个日本武士打得落花流水东倒西歪。陈真庄严地宣告：“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并将写有“东亚病夫”的纸塞入日本武士口中。后来的《霍元甲》等影视剧里，西洋大力士和日本武士也一再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武林高手都将他们打败，以此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无论情节如何生动，可惜都缺乏事实依据。而仅凭几个外国人的侮辱，也不应该视为整个西方世界和日本都是普遍如此。由于“东亚病夫”这个词形象地刻画了旧中国的形象，况且听起来似乎不雅，很多人就认为欧美人、日本人是始作俑者。
称呼中国最著名的带有歧视色彩的绰号是“支那”。古代瓷器代表中国，英语单词都是“china”，由瓷器产地江西昌南镇发音而来。北宋景德年间改昌南镇名为景德镇，china发音还是“昌南”，逐渐演变为“支那”。也有观点认为，“支那”发音与中国王朝“秦”和典型的传统饮料“茶”有关。不过，“支那”最初并无贬义。
有的分析认为，甲午战争后，日本称自己为“本”，中国为“支”，从心理上得到满足。当时日本人形容不雅的言行，鼻子一皱，鼻音拉长，以“支那式”取笑。游戏里壮孩子演日本人，弱孩子演“支那人”，每战“支那人”必败，更强化了中国人软弱可欺的印象。郁达夫的小说《沉沦》描写留学生被日本少女骂为“支那人”而哀叹：“中国呀，你为什么还不强大起来？！”
不过，孙中山、鲁迅、陈独秀等也称中国为“支那”，但是日本这样称呼，并带有歧视心态，显然难以被国人接受。1946 年，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命令”日本彻底禁绝“支那”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