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社会生产中的关系体现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经济结构”，是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意识形式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1995：32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便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首要因素。原始氏族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秩序由氏族成员按习俗进行调整。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相应地形成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具有强制手段的政治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为另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所代替的根本质变，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社会关系与社会合作属于上层建筑，其历史生成、发展过程和作用程度均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二）社会关系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发展，上层建筑则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政治、法、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马克思，1995：732 ）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每一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自己的需要而建立的。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定的历史继承性。
社会关系与社会合作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积极地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合作性的社会关系一经产生，便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促进自己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同时向阻碍、威胁自己经济基础发展的其他落后于时代的经济关系、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进行斗争。这时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社会内生力量开始强大，并通过一系列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引导人们的行为。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中，从根源和派生的关系上看，经济基础是原因，社会关系是结果。但从具体历史过程的复杂因果链条看，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是原因，还有上层建筑的其他各种因素。社会关系和社会合作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关系和合作，社会关系和合作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要求社会关系和合作同自己相适合，以利于自己的发展；社会关系和合作必须符合经济基础及其发展的需要，否则就不能长期存在下去。这就是社会关系和合作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唯物史观既反对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又反对否定社会关系和合作反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两种观点都违背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三、经济模式维度的社会合作
经济模式指的是各种经济成分的构成形式和调节经济运行机制的一定式样。从实证研究范畴来看，它是撇开经济活动中的次要因素和细节，对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框架和原则所作的抽象。从规范研究范畴来看，它也可以是对国民经济基本运行规制、增长类型以及主要经济政策在理论上的一种设计和构造。经济模式反映一定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的规范和准则，是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依据和理论概括。经济模式表示的是经济主体运行中带有总体性的本质性的特征，因此，它通常具有概括性，高度概括经济中的基本性质；它还具有整体性，描述的对象是某个整体，而非其局部；它也具有联系性，表示内容之间是有机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
（一）经济模式是社会合作的前提条件
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形成于一定时空之中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形成鲜明特点的经济发展方式，常常称之为发展模式。有的外国文献也把它视作经济发展道路的同义语，以反映一国发展的轨迹。因此，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指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发展基本特点，表征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模式也注重探索市场运作方式和手段，研究政府与企业及市场的关系。社会合作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模式为基础，不同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合作的具体方式和实现形式。马克思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就是寻求最优生产方式以实现最优合作的进程。
封建社会以维持特权等级秩序为其主要特征，而资本主义社会以利己主义为其基本特征。这充分体现了社会合作含义的历史性。尽管资产阶级在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方面要优于封建社会，但它仍是一种狭隘的合作观，因为它以私有制为其正义标准。这种正义标准强化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而为资产者的阶级统治辩护，因而其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它仍需要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类的合作异化为协作，而且这种社会协作不合理，生产性共同活动中缺乏有效协调。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新型的经济模式，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才能实现物质富裕和分配公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经济模式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谐的人际关系、功能健全的组织体系又进一步推进社会合作水平的跃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社会合作是建立在一定经济模式基础之上的，而且经济模式的变化影响着合作的发展趋向，模式的选择不能以增长为唯一目标，必须多方位考虑科学发展与低碳发展、和谐发展与统筹发展。
（二）社会合作程度促进经济模式的优化选择
合作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具有历史性的生成视野，有着一个从互助到协作再到高级形态的合作这样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农业社会的相互依存与互助作为合作的初级形态或者说自然形态，是在生产力水平落后条件下人类为了应付自然界的威胁而形成的社会生产和交往关系，具有感性的特征，它是不能够满足合作的要求的。工业社会的协作是合作的工具理性形态，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通过社会分工的竞争关系形成，是在普遍化的历史条件下竞争行为趋向理性化的表现，出于利益实现的要求而结成的工具性协作是矛盾和冲突的渊薮。健康发展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合理建构，预示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发展阶段和表现形式在不同生产力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实现方式，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要求人类去思考建构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些原则性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中尚存在着一个需要政治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就一般而论，开放的社会是一个由“多元因素”构成的合作体系，社会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在它们之间确立合作关系，需要“多中心”的互动合作。在走向合作社会的进程中，不同经济模式决定了社会个体、社会组织与团体、企业、政府在社会合作中的角色与作用。罗尔斯（ John Rawls）曾说：“即使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为了社会合作的稳定性，政府的强制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需的。”（罗尔斯，1988：230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从农业社会到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政府的力量和作用一直存在，只是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从而使得它在促进、引导合作职能的表现形式时显时隐。以政府为中心而接纳其他社会因素的参与是多元化水平较低时期的合作模式，当生产力水平、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自治的提高等社会合作需要的条件日臻成熟，政府的主导力量将消退而服务功能将增加，通过有利于合作的理性安排就会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为人们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为夯实客观社会基础。
（三）社会合作实现形式的历史性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合作是人类群体活动的高级形态，实现合作是人类的至高追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决定了生物有机体的行为理性，但合作的普遍存在反映了利他行为的合理性与适应性。西方传统社会合作观以一种“应然性”思维预设来建构“实然性”现实，未深入考虑一定生产力基础上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及其行为互动机制，单凭个人的主观偏好构建理念世界的政治蓝图根本不具有付诸实践的基础。马克思在总体性的视角中来认识社会和重新审视历史，对于社会合作的理解始终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出不存在超历史的永恒合作关系或模式。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1995：294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观点。这种历史性也不能不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思想理论的进程中。马克思基于西方传统思想资源和自己的价值理想与理论直觉，以一种充满感性的、情感的，同时也是自觉自由的生命意识，展开了对于人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社会历史的论述。马克思的社会合作思想，主要是根据欧洲的社会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而提出的，它提供的是人们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出发点和方法，既不是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也不是为变革社会提供的具体蓝图。任何机械的公式化的理解和态度，都是和它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的社会合作思想并不否定资产阶级的协作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其积极成果的一种历史继承。在《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的柏林作家兼律师克鲁格女士，在解读当前西方“马克思热”的缘由时说：“有那么多的思想家，为什么要对马克思感兴趣？ 是因为他的著作。2008 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潮。其原因也许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符合现实的。”（黄发红，2013 ）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1995：742-743 ）马克思对于社会合作的理解始终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出不存在超历史的永恒社会合作形式，社会合作具有历史性。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两次提到《共产党宣言》“一般原理”的完全正确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同，采用的方法、手段和形式可以不同，并且，只有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适时地改变方法、手段和形式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合作的不断完善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显而易见，一般的本质理解并不能代替具体分析，现实的社会合作程度和模式还必须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获得定位。
注释
[1]. “物质变换”（还有译为“新陈代谢”或“物质代谢”）是德语Stoffwechsel的中文翻译，由德国生理学家希格瓦特于1815年首次提出，到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广泛流行于生理学、化学、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其主要含义是指动植物为维持生命所进行的物质代谢和生命循环。即使在现代，这一概念也主要是指生命体内物质的分解与合成等化学变化以及生物维持生命活动的代谢行为。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时，由于“物质变换”的外延更宽泛，可以运用到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所以使用较广。无疑，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是汲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内核，使之具有生理学、生态学的科学含义。参见张进蒙.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运思理路[J].东岳论丛，20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