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接连外出,今天总算消停下来。下午去了,送给张先生一叠韩国的宣纸与信笺。闲聊了一阵子,归入正题。好久没谈了,问谈什么,我说就谈《古币文编》的事吧。
韩:昨天晚上做准备时,看到两则关于《古币文编》的资料,一是给张守中的信,收入《甘公书简印本》,一是你写的一首诗,收入你的《长甘诗存》。先看《甘公书简印本》上这封信:
前天考古会闭幕,昨天来到咸阳,我和代尊德二人同行也。来咸阳目的是拓印秦国出土货币,主要是半两钱的各种字形,两三天后即离陕返并……我这次在陕西,和张政烺、于省吾、胡厚宣、商承祚(临时病未参加)同到扶风、岐山看了周原出土的铜器和铭文。中途经过马嵬坡(杨贵妃墓),墓园门上锁,掌钥人回家,没有看到碑刻,遗憾!
落款是:张颔于古杜邮(今咸阳),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从这封信中看出,你去咸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拓印秦国出土货币”,那肯定是为修订《古币文编》收集资料。《长甘诗存》里的这首诗,写你在山东搜集资料,叫《有感》。小序里说,一九七九年因蒐集古文字资料,途经济南,入曲阜,遂宿孔府观文物。诗为:
孔子未入晋,余今过鲁来。
衍府一栖止,阙里几徘徊。
桧柢知寒暑,杏坛感盛衰,
轻薄妄评说,大抵俱土灰。
乌鸟趋林集,空轩向暮开,
瞥眼中天近,营室复南回,
鬓斑三秋迫,体弱四凶摧。
登攀须黾勉,尽我尺木材。
也就是说,一九七九年一年间,你至少去了陕西、山东等地,搜集古钱币资料,订正你的《古币文编》。
我知道,你先是辑纂了个《中国古代货币文编稿》,是对自己多年积攒的资料的梳理,主要的还是为自己翻检方便,最初肯定没有想到出版。从这个稿本到《古币文编》,一搞就是二三十年,彰显了你的一种学术精神,也透露了一种做事上的聪明,可说早早就掌握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张: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做学问,方法很重要。有些人做了一辈子学问,方法上一窍不通,怎么会有成绩。别说大成绩,小成绩也不会有,只能是东抄抄西抄抄,敷衍成文。我不是这样,接触的学者多,看的学术着作多,早就知道方法的重要。方法就是学问,学问就是方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看过吧,真是一本好书,专讲做学问的方法。梁启超,那是一等一的脑袋,一等一的学问,也是一等一的方法。才气太大了,跟龙卷风似的,一刮过去就是一大片。有人说梁先生的学问不深,不对,他做的都是开创性的事情,但开风气只为师,不是不为师,深不深是你们后人的事。
韩:可惜这个人太不爱惜身体,写起文章来没黑没明,又受了庸医的误治,活了五十七八岁就死了。
张:《古币文编》的出版,可不像序里说得那么简单,书上只能大而化之地说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也老了,权当笑话给你说说。
搞考古的,主要是挖墓,不管挖出来的是铜器,还是钱币,只要上面有文字的,辨识文字是头一条。铜器的文字少些,最多的还是货币,每个货币上几乎都有字。山西出土的刀布很多,字形怪异,辨识更难。为了工作方便,我编了本《中国古代货币文编稿》,自己用的,没有想过出版。最初只是摘录各种书上的,慢慢加上自己采集到的,越来越多,用处也越来越大。凡有疑难字形,只要用这个本子比照核实,十有八九辨识得了。
八十年代初期,有次去北京开会,见着商承祚先生,让他看了,他说他也搜集到一部分古钱币资料,可以合编为一本书。我当时没在意,以为商先生这么大的学者,怎么屑于跟我合作呢。过了一段时间,商先生从广州来信,一是说他有部分钱币资料,二是说他已向学校申请下一笔钱,可作出版经费。我当时还是动了个心眼,心想,你看了我的,我没有看到你的,怎么能合编在一起?若答应了,你只能提供几条普通资料怎么办?出版社的朋友也劝我还是自己搞。只要书稿质量上乘,出版不是难事。
商先生这个人也不可小觑。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金石学的黄金时代,甲骨文热潮方兴未艾,安阳发掘不时传来新的考古成果。当时学术界有金石四少年之说,一是容庚先生,二是商先生,三是唐兰先生,四是柯昌济先生。这四个人,都大有来历。商先生的门第,很了不起,父亲商衍鎏是前清的探花。商先生是罗振玉的学生,在罗的指导下,早早就写了一部《殷墟文字类编》。这书可不是一般的印刷物,是他父亲把雕版工匠请到家里,精雕细刻,做成书版,印成线装书。此书一出,立马声名大振,就是此后一无所有,也够他享用一辈子的了。不管商先生多么大的名声,多么大的本事,我还是决定自己编自己的书稿,不假借他人。
对商先生的学风,还是有领教的。我的第一篇论文《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一九六二年,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来山西检查工作,看到山西文物考古工作有声有色,提议在《文物》上给山西出个专辑,我是考古所长,义不容辞,便写了这么一篇关于鸟书文字的论文。我的论文,跟山西的其他几篇文章,送到《文物》杂志社后,可能是编辑怕我的文章考证不准确吧,寄到广州让商先生看看,给个鉴定。为此山西专辑,推迟一个月刊出。就在这期间,商先生自己写了文章,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文物》的编辑对我说,商先生写了篇好文章,意思是我的文章还要不要发。我看了商先生的文章,心里不是个滋味,明明是送去让你校核的,你倒写了文章,但这话不能说出来。我跟编辑说,我的考证比商先生的严密,编辑经过比较,认可了我的说法,还是发表了。后来容庚先生看了我的文章,说比商先生的好,在他的《鸟书考》里,把我对“王子于用戈”的考证,作为吴器的第一例证,断代的标准器物。商先生的文章中,说“王子于”的“于”字,是“州于”二字的反切,我说不是,这是单称。商先生还是很大度的,给我来信,说同意我的看法。这一点上,我倒是很敬重商先生,大学者毕竟是大学者。
就在我整理文稿的时候,听说商先生出了本《先秦货币文编》,也给我寄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十六开本,硬皮精装,三百多页。署名为: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编。
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出自己的书?我有些犹豫,看了商先生的书之后,我的信心反而坚定了。这本书,显然是想与我合作不果之后,又与两位不甚出名的作者合作了。想来基本的稿本也是这两位合作者的。我边看边作批语,有些地方批语比他的正文还要多。中华书局的赵诚同志看了我的批语,说:张先生你该写篇文章呀。我说,那我就没德行了,人嘛,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出了这么多差错,真不像是商先生署名的书,商先生怎么就不把关呢?赵诚说:要是把关就不是商先生了。
怕我有别的理解,张先生特意说,商先生这人,大德无亏,只是名士习气重了些。说着,过到北边书房里,取来一本自制的精装书,很像过去那种带硬壳的“毛选”,只是要大许多。一边翻动着书页,一边说了开来。书脊上四个金字是“古币文编”。
张:顾虑没有了,我就自己做了起来。家里太乱,常有人来找,为了图清静,我躲在建设路上的南什方院禅寺里,从从容容地整理誊抄我的《古币文编》,一抄就是三个月。从目录,到页码,更别说正文了,全是用毛笔一笔一画抄录的。连目录,共四百多个页码,写在“八行笺”上。完稿之后,复印了一份,让南纸店的伙计,装订成这个精装本,配上这种硬纸书匣,留作纪念。
张先生说着将书推到我面前,接过看去,但见扉页上,用毛笔小楷写着《书前》一篇文字,简略叙述了送稿、审阅和出版的经过。其中一段说: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接责编赵诚同志来电,余与崇宁儿携稿赴京,六日内定稿即付影印制版。并商定下一步写《盟书汇考》以及余之《论文集》编写事宜。十二日返并。二十四日中华书局语言编辑室洪文涛、李聪慧二同志专程来并谈制版及封面设计事宜,四天返京,七月五日中华书局寄来专用稿纸及《汗简·古文四声韵》二册。七月二十三日以仅有复印本装订成此册,用以自存。
文中一语,令人惊异,乃“即付影印制版”数字。信手翻阅书稿,看那端庄凝重的墨笔小楷,让人通心里舒畅。这不光是一部学术着作,也可说是一部书法精品。记得看过一本刘墉的书法册页,清代的一位收藏者,在空页上批了几行字,说是:“能日临此帖,何患书法不能长进乎!”张先生此书,亦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看到这里,忽然想起,前些日子谈《侯马盟书》时,看过一叠信件,内中有一些学者收到《古币文编》后,给张先生的来信,涉及对此书的评价。问这批信件可在手边,说还在那儿放着,取来一看,果然记得不错。摘录数则,是对《古币文编》的评价,也可见出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对张先生的敬重。
承赐大作《古币文编》,已于日前奉到,曷胜感激。大着极精审,与《先秦货币文编》真有上下床之别,读后十分敬佩。(北京大学教授、着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
大着《古币文编》拜领,谢谢。大着面世,《先秦货币文编》即可汰出局也。(香港大学教授许礼平)
宏着《古币文编》敬领并拜读,得益匪浅。堪称币文专着之白眉,可敬可贺!(山东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朱活)
学者们多爱用典故,我问张先生,何为上下床之别,又何为白眉之誉。
张先生说:你看过《三国演义》,未必看过《三国志》。《魏书》里有篇《陈登传》,上面说,刘表、刘备、许汜在一起评论当时人物,许汜说陈登看不起他,相处时甚傲慢,自卧上床,让他卧下床。刘备说,你这个人号称国士,不能拯救天下,只是求田问舍,谋取私利,言无可采,恐怕连卧下床也不配。大意是这样。后世用此典,有优劣、高下明显区分的意思。
白眉的出典,在《三国志》的《马良传》里。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弟兄五个,都有才名,字里也都有个常字。马良眉毛里有白毛,乡里有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后世用来指优中之优。这两个典故的意思是这样,我只能看作朋友们的鼓励,真要这么说,可就愧煞老夫了。
说罢,又在桌边摸索了一阵,什么也不说,递给我一张复印纸,神色有些不太自然。时间久了,我已习惯了,每当他要给我看什么关于他的成绩的材料,总是这样。大概在他看来,给人说自己的成绩是件可羞的事,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相抵触。
看去,是一份儒学经典着作目录,名为《儒藏》,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组织国内外着名大学、研究所编纂的一部大型儒家思想文库,也是教育部二〇〇三年批准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的攻关项目。其内容既包括传世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献,可以说是目前收集儒家经典着作的集大成者。从《论语》到当代学术经典,共选书目二百种,全部编了序号。张先生一人就有两种,分别是第九十号《侯马盟书》,第一三七号《古币文编》。
我说,这是最高的评价,张先生面色和悦,不加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