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已读。内容为《西厢记》张生对崔莺莺所吟之诗：“月色溶溶夜，花容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对张生所和之诗为：“空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应怜长叹人。”我手头无《西厢记》，这还是幼小时脑里记下的，请你抽暇查对一下（王实甫西厢）。
印章上的刻文，字体是《汗简》。最近中华书局印行了《汗简·古文四声韵》。请你在该书中查对字形和边旁，以便放实。《汗简》文字，我曾替它恢复过名誉，但其中毕竟问题不少。作为工具书还须谨慎对待。
至于图章是什么时代的东西，仅仅从拓印片上看不出来。明清都有可能。从印章的刀法章法上看还是不错的。印文共二十个字，除了重文，您已释出十六个字，已经够好的了。即此祝愿全家安好。
时间是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
我问为何动了感情，张先生说想起了过去在一起整理盟书的事情，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又问为何破颜一笑，是不是看到自己信中一连写出《西厢记》里两首诗，你说过能背西厢全本，果然不假。张先生说，不是笑这个，是笑信里头对守中同志说话的口气，是该夸奖，但那口气像是长辈夸晚辈，实际上守中只比他小十五六岁，当时已四十岁，不该还把人家当孩子。好为人师的毛病总也改不了，要是搁到现在，就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了。我又指着一封信说，看你，在外地开会，还牵挂着守中着作出版的事。这封信的落款是“张颔于古杜邮（咸阳）”。信中一段是：
这个字编，我计划推荐单独发表，用您的正式名字发表。在《古文字研究》集刊发表（中华书局编）。不知您的意见如何？我已和中华书局初步取得同意。您考虑如果作为字编发表是否会对正式发掘报告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不影响），但又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就是说，您发表的，别人是否有意见？等等等等。（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
张守中研究中山王墓器物文字的一本专着，是张先生写的序，书还没出版，山西将召开中国古文字学会的年会，在给守中的信上说：“我意，赶明年年会上，将你的书印出给大家散发。大会预订二百份，我已给赵诚同志去信，您可在京催促。”信的末尾，说他在整理《古币文编》的稿子，“连个助手也没有，所以就常想到你，你如果在太原的话，我就能活下去了。无奈又得革命加拼命，拼一个时期”。看到这里，张先生又动了感情，或许是想起他一人在南什方院禅寺里抄《古币文编》的情形吧。“就能活下去了”，这话里有多少感情，多少感慨。
从给姚国瑾的信，到《甘公书简印本》，能看出张先生性格的另一面。较之平日说话，信中更见性情，也更见胆识。比如平日谈起《侯马盟书》，是那样的谦抑，而在给张守中的一封信中，说到那些对《盟书》挑剔的人，却是那样的不屑，说到《盟书》获得的赞誉，又是那样的自豪：
近几年内，日本人搞盟书有股风气，除过发表不少文章与小册子，今年三月又出了一本《东周晋国侯马盟书字体通览》，是在我们基础上炒的回锅菜。在其叙文中谈到我们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我也佩服他们的治学精神。
国内有的学者对我们的结论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不错，如对“宗”、“主”字的意见等，有的“寡气”，我当然还可以写一些驳议，但我没有写，让其自为生灭。总的来说尚动摇不了我们研究结果的基础。比如说“主”字的解释，不足以推翻“宗盟”，况且，一，“主”也是宗祏，假宗为主。“主”字不是本体。二，盟书“宗”、“主”在字形有别，是因为用处分别的原因……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前若干年有一位黄姓学者对我说：“我可以推翻你的整个论点！”我说：“非常欢迎。”后来他的文章发表了，时间过去也多少年了，我们的论点还是依然。在国内虽然也有的学者坚持唐兰先生的说法，认为盟书是战国的，而我们认为是春秋晚期，这一点海内外还是主流之说。当然我们不怕推翻，如果推翻而能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把学术研究推进一步的话，推翻更好。（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
看到这里，轮到我笑了。张先生警觉地问，你笑什么？说我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咏桃花的诗，“人间四月”什么，后面的想不起来了。张先生说：可是《大林寺桃花》？是这样的——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我说，正是。张先生说，笑什么，这会儿是秋天呀。我说，在我们访谈的这些日子里，我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强忍着不说，你可能会说，那就问呀。在没有确实证据之前不能问，以你的性格，问了也不会直说的。但我认为我的疑惑是有道理的，没想到刚才无意间得到了这个答案，就由不地笑了。
张先生没说什么，只是不解地瞅着我。我说，我有个观念，凡有大才智，有大本事的人，从本质上说，都是骄傲的。可笑世人，一说起这些人，若是革命的进步的，就说他怎样的谦虚谨慎，怎样的从善如流，若是反动的落后的，又说怎样的虚伪，怎样的示人以假象。我总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违常理。
张：新鲜。
韩：我是这么想的，凡有大才智，有大本事的，面对这么一个平凡庸俗的世界，不可能心平如镜，更不可能处处认同。既然这样，他怎么能一点不动气，一点也不骄傲呢？骄傲是不同凡俗的表现，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可是，我在访谈中，一说到你的成就，说到你的品德，你总是表现出一种谦抑的态度，弄得我无话可说。只有今天，就是刚才，在给张守中的信里，我看到了你的自信，你的张扬，你的骄傲。该有的东西一定会有，要不就不合人之常情。
张：这跟这首诗有什么关系？
韩：原来人间三月正芳菲的桃花，到四月看似尽了，哪里会尽呢？只是在人前不显露了，原来是逃避到与好朋友的书信里来了。给国瑾的信是一例证，给守中的信则是一个铁证。
张先生听了，嘿然而笑，说这本《甘公书简印本》就送给你吧。
时间还早，又闲聊起来，我忽然想起谢泳先生的一番话。谢泳原在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去年去厦门大学当了教授，不久前回来一趟，在一起聊天时说起张先生。或许是对大学教书有了新的体会，谢泳说，张先生若早年就在大学里，现在那可了不得。几十年下来，多少学生，学生又有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教育科研单位，该是什么光景。我当时也是认同谢泳的话的，觉得张先生这么大的学问，没在大学里教书是个遗憾。反正是闲聊，不怕见怪，我就说了这个看法。
像是早就有人说过这个话题，张先生当下接着说，他这样的学历怎能去大学教书。沉吟片刻，又说，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即便真的去了大学教书，对他来说也未必是好事，一是不能静静地读书，再就是主持不了侯马盟书的研究，就是古钱币的研究，也没有这么便利的条件。没了《侯马盟书》，没了《古币文编》，光当个教授有什么意思？
可能做别的研究嘛。
研究得再好，也不过是个“关内侯”吧。
我说，事实上你还是有学生的，只是不是那种注册上课的学生，这些年我看有几个人，跟上你学习，也跟学生差不了多少，比如高智，国喜，还有海涛，不叫学生该叫入室弟子吧。
张先生说，他们视我为业师，我只视他们为年轻的学问上的朋友。他们从我这里学下什么东西没有，我不知道，我跟他们的交往中，受到他们活力的感染，智慧的启发，是确确实实能感受到的。比如高智这孩子，这些年一直跟着我学古文字，有悟性，肯动脑子。说着取出一册《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的，二〇〇七年第九期。翻到《西伯既勘黎——西周黎侯铜器的出土与黎国墓地的确认》，作者高智、张崇宁。接着说下去：
这个墓地的发掘，是崇宁主持的，回来常跟我说说。高智和崇宁这篇论文，别看不长，解决的问题也不大，但论证严密，让人信服。古代分土封侯，除了中原的几个大国之外，还有许多小国，既奉周室为正朔，又依附于大的诸侯国，史书上说商汤之际，方国三千，到了周朝，没有三千也该有三百吧，我们现在知道的也不过几十个。过去人们研究历史，对这些方国很少注意。前两年山西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绛县一处墓室里发现了倗国的器物，等于确认了这么一个方国，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黎也是个方国，《尚书》上说“西伯既戡黎”，地域一直没有明确。现在智高和崇宁的这篇文章，等于弄清了黎这个方国的确切地址。
我说，你这用的是孔子带门徒的办法，其效应，跟在大学里教书没法比。不过，什么都是命，多了这个会少了那个，天旱雨涝不会那么均匀。
接下来张先生的一句话，很平实又耐人寻味，让我多少感到，自己还是太卑污，太势利了。他的话是：有多大的门面，操多大的心，世上没有白下的辛苦，也没有白得的好处。没有那么多的荣誉，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心静啊。
一面又觉得好笑，这样警策的话语，不正是他多年小伙计生涯，得出的悟道箴言吗？直到走在回家的路上，仍在思索，道这个东西，真像庄子说的那样，什么地方都有，下功夫去悟就是了；还是端看什么人在悟，像《红楼梦》里说的，“世事洞明”了，看着哪儿都是学问。质言之便是，先有可悟之道，还是先有悟道之人。原先我相信前者，总以为有个道在那儿放着，纵使像我这样的蠢人，只要孜孜以求，离道也会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拿到手里。这一刻竟疑心起来，怕还是先有悟道之人，才有可悟之道。若谁也能悟出，这天下的道也太多了。一个是主体的修持，一个是方法的寻觅，轻重不用掂量也该知道。
真是这样吗？直到临睡前，还是疑疑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