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七日星期三
午后三时，准时前往张府。要谈到侯马盟书了，心情格外激动。前面谈了多少，写了多少，最后都要归结到这上头。天黑了，走长路的行人，要么住店，要么回到家里，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侯马盟书，正是张颔先生坎坷大半生落脚的地方。
走在路上，由不得想起两个历史人物，该说是戏剧人物，一个是《打登州》里的秦琼，一个是《薛刚反唐》里的徐策。秦琼是以登州比武为契机，促成了瓦岗寨众弟兄的举义，徐策则是十八年后终于盼来薛刚率领的大军兵临长安城下，迫使皇上剪除了奸佞。只是这么想了一下，也许既不是秦琼，也不是徐策，只是一个历史戏剧中的人物，受尽磨难，历经艰辛，最后终于建树了不世的功业。有的人活了几十年，这不顺遂那不顺遂，到老才知道，原来是上苍做了精妙的安排，就是要让他历尽磨难之后来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命里注定，张先生此生要与侯马盟书碰头。
看看他这大半生的经历吧。高小毕业进入行余学社，学徒时期刻苦读书，抗战中历尽艰辛，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出任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所所长，“文革”中受尽屈辱，大半生磕磕绊绊地走下来，如果没有破释侯马盟书，只能说是个懂行的领导干部，而这样的干部，在当今的干部队伍中又何其多也。就算不多，像凤毛像麟角，又能怎么样？与纯粹的学者相比，不过是个二把刀。
今天我们就要谈谈这个落脚的地方，谈这个命里注定的碰头。为了作好这次访谈，我特意邀请了我的学长降大任先生同去张家。他家在另一个方向，家里有事，说迟一点会去的。说他是我的学长，一点也不掺假，一九六五年秋天我上山西大学历史系时，他已是同系四年级的学生了。
事先打过电话，张先生坐在书桌前静静地等着。书桌的一端，放着摊开的《侯马盟书》，山西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的增订本。
我也拿出了我带来的《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的初版本。这本书是一位叫谢泳的朋友，在太原南宫旧书市场上买下送我的。此前他曾买到一本，我告诉他，若再遇到务必买下，不久果然就遇到了。时间在两年前。当时我曾送到张先生这儿题签，张先生用毛笔抄了他那首着名的《有感》诗：
凋谢韶华岁月除，皇天生我欲何如？
惨经十年余幸在，待罪侯马读盟书。
今天的访谈，就由此诗谈起。我说，此诗与你《长甘诗存》上的句子有些不同，前两句完全相同，第三句《长甘诗存》是“惨经十年浩劫后”，此处是“十年浩劫余幸在”，第四句《长甘诗存》是“待罪侯马绎盟书”，此处是“待罪侯马读盟书”，此中有什么讲究，请说说。
张：《长甘诗存》是前些年写的，给你写的是近来修改的。“惨经十年浩劫后”，纯粹是叙事，改为“十年浩劫余幸在”，就有感情的成分在里面了。第四句里，“绎盟书”说的是事功，“读盟书”则有一份闲适，整个诗的怨怼之气少了，飘逸之气多了，格调就稍稍高了些。
韩：细细品味，还真是这么回事。
张：这话也只能与有心人道。
韩：记得你有一方闲章，常用的，印文是“皇天生我意何如”，我记得关汉卿的什么杂剧里有这话，查了一下，是《关大王单刀赴会》，不在现在整理的本子里，在明抄本的第一折，是鲁肃上场后的定场诗：
三尺龙泉万卷书，皇天生我意何如？
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
后两句只能说是鄙陋，前两句真个是豪气冲天。想来你的“欲何如”是从这儿的“意何如”来的。张先生没有遇到侯马盟书时，可以这样说，遇到侯马盟书之后，就不能这样说了，该说是：皇天生我欲何如，且去侯马绎盟书。此乃皇天有意安排，让你了却此生一大心愿。
张：你要这么看，我也无话可说，这都是历史的机遇啊。说到这个机遇，不能忘了一个人，就是国家文物局的局长王冶秋先生，他那时候不是这个职务，也相当于这个职务，后来就明确是这个职务了。以前谈发现盟书时说过他，我记得当年剪下报纸，没找见，不久前找见了。你看看报上这张照片。
我接过来。是一张一九七三年某日的《山西日报》，上面有一张照片，周恩来总理与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云冈石窟前的合影，旁边还有两个人，一个显然是翻译，另一个看装束像是陪同的领导干部。张先生指着此人说，他就是王冶秋同志。
张先生接下来说：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王冶秋同志陪周总理来到大同，主要是安排山西方面做好接待蓬皮杜总统游览云冈石窟事宜。完成接待任务后，王冶秋没随总理返回北京，而是南下太原，见了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具体布置重新启动侯马盟书研究的事。
我最近看了一份材料，是说王冶秋的，这个人很了不起，对新中国的文物事业有大功。安徽霍丘人，父亲是前清拔贡，民国初年在几个地方任过知县，在王冶秋少年时即去世。王冶秋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秘书、霍丘县委书记。三十年代初，参加左联，与鲁迅有过交往。还在冯玉祥身边，当过教员兼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一九八七年去世。王跟山西有很深的渊源，三十年代中期，曾在山西的大同省立三中、太原的进山中学、运城第二师范学校教过书，山西有许多党政领导干部是他的学生，比如赵宗复就是他的学生。“文革”前，我是山西考古所的所长，他是文物局的局长，那时我就跟他打过交道，他知道我这个人的本事如何。
韩：你怎样从牛棚里出来，以前都讲过了，只是我后来又发现个小小的疑问，就是王冶秋来山西后，让你整理盟书已成定局，可我在新版《侯马盟书》上，降大任先生写的《“侯马盟书”研究综述》里，看到这样的话：“幸有王冶秋先生来山西考察考古工作，经过疏通，才抽调他参与盟书材料的综合整理工作。”这儿既说疏通，该是你自己主动做了些什么事吧。
张：这是那个时期的怪事。王冶秋虽跟省革命委员会的王大任同志说了，可我毕竟还在审查之中，问题是大是小王冶秋并不清楚，他的话只能说是建议。当时在文工委里还有那么一些人，未必想自己参与盟书的整理，却是十分不愿意张颔参与此事。单位革委会负责人是部队派来的，不了解具体情况，只听信跟前几个人瞎嘀咕。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也很着急。别的事耽误了没什么，这事耽误了会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也要竭力争取，托人向革委会负责人说明情况。这就是大任文章中说的“疏通”吧。“文革”耽搁了那么几年，我已“马齿徒增五十四”，实在不敢让他徒增五十五、五十六了。
韩：还有一事我不太明白。你们整理盟书，明明就在文庙后面的文物仓库里，为什么你的诗里说“待罪侯马绎盟书”，给人的感觉是你在侯马待了很长时间，整理盟书是在侯马进行的。
张：哈哈！你真心细，还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对那一个时期的整体概括。我不是去侯马挨批挨整了一个多月吗？说待罪侯马该不是诳语。全句是说，以待罪之身绎读侯马盟书。诗里的句子，不可机械地理解。
韩：不是较真，是想弄清史实，还是说说整理盟书的事吧。
张：这是个枯燥的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我这儿有一本《盟书燃犀录》，是我当年整理盟书时的日记本，也可说是记事本，大大小小的事情，对每个字的辨识，都在上头写着，今天咱们先谈别的，这个你拿回去慢慢看。
说罢，又要去卫生间，又说了惯常说的那句笑话，“年来无有长进，唯善小便耳”。
趁此机会，我随意地翻看起《盟书燃犀录》，另有副题《侯马盟书观察及思考日记》，上下两册。上册扉页，题名下另有注释：“即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从牛棚中放出来，投入对盟书的综合整理）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止对盟书的观察及思考日记。其中有对盟书观察的方法与手段。”
正文中，对古文字的考证，不是我能理解的。一时的感觉，觉得所谓的考证，颇似一种高等级的猜谜游戏，又像是一种玄妙的造字工程。我这样说，将来张先生看到这里，一定不会同意，但是，不管多么庄重的学问，也架不住一个一窍不通者的胡思乱想。思绪的离奇，不光与熟知有关，或许与无知更有关。
公允地说（我能公允吗），张先生的记载，绝不仅仅是一种程序复杂的辨识，有时还是一种科学的试验。比如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就有这样的记载：
标本上有土花，摹本字不多，基于这个条件，似用硬水（在无蒸馏水的情况下）烫涤，其效应：
①土花入水，四出奔散，如奔星散索；如再将标本在水中摇涮，其结果土花尽无，只留酸钙质朱书，由暗转亮，较前清晰；
②在水中用吹管吸水喷射，字迹宛然无损；
③出水后二十分钟标本已干（无水花只有湿气），用放大镜观察。摹本中摹十六字，现在能看到二十三字，还有半个字者八个，不计在内。
现在放到盆内，明天看全干后的效果。
因为当时处于“文化革命”中，整理盟书只能算是业务工作，政治学习是谁也不能耽搁的。比如二十八日就有这样的记载：
1、上午看病。
2、下午学习（陶通知张学习《国家与革命》）
这里的陶当是陶正刚，张当指张守中或他自己。有时也记下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比如二十九日就有一句：“因守中未同意我的意见，摹本中笔道未顺，故后来我放弃此意（此段为后补）。”每天的所作所为，事无巨细，均有记载。比如二十九日这天还记有：
1、今天下午小陶买台灯。这时才有了台灯，用一百光灯泡。
2、小陶打开了两个箱子，准备揭取。
顺便还记下当天的国家大事：十大公布。
张先生从卫生间回来了。见我在看《燃犀录》，说你回去看吧，趁这会儿精神好，给你说说做学问的方法。特别强调，这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不是哪个书上写的。我推开《燃犀录》，取出笔记本。
张：我的办法是，不管做什么学问，先立个簿子再说。所谓立个簿子，不是简单地订个簿子记事，而是给个分类，给个系统。写人物，就是做年谱；写历史，就是做纪事本末；研究古字，就是做个字典或字谱。这个办法是我从字号里办事上悟出的。字号就是商店，字号里不管办什么事，都讲究立个簿子。有了簿子，再琐碎再麻缠的事，最后都是清清楚楚的，可说毫厘不爽。什么事情，清楚了，也就明白了。办事是这样，做学问又何尝不是这样？能清楚的，自然就明白，能明白的，自然就是通了。学问上的事，不管多少，关键是个通字。而通的关键，则是清楚。所以人们说“清楚明白”，没有人说“糊涂明白”的。立个簿子，就是要弄他个清楚。这本《盟书燃犀录》上下两册，就是我为绎读侯马盟书立的簿子。有人说盟书文字是他研究出来的，只要他能拿出这么个簿子，我什么话也不说了。
韩：张先生这个办法，真是个好办法。尤其是说，做学问跟办事一样，太精辟了。好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要么把做学问看得太简单，要么看得太复杂。看作办事，是既不简单也不复杂，可说是恰如其分。平日怎么办事，就怎么做学问。吾未见办事精细而做学问粗疏者也。反过来也可以印证，古代以科举取士而委以军国大任，往往胜任愉快，这是把做学问的本事用在办事上了。只是我不明白，过去已有沁阳盟书，而你最初发表的文章中，只说是“朱书文字”，怎么不确定是盟书呢？
张：郭老的材料全是我们提供的。当时我也想到盟书，还是学识不足，不敢做决断。在这上头，大家就是大家，郭老就是郭老，不佩服不行。
正说着，降大任先生来了。一进门双手抱拳拱了拱，说实在抱歉，来迟一步。我说，你老兄说到自己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今天你来迟可不是一步，至少也是两步。大任忙改口，来迟两步，来迟两步。
坐定后，大任说，说到哪儿了，你们接着说吧。我说，你来了，那就只能是你来说了。
凡聚谈有大任学长在场，我这样的角色，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在山西文化界，大任与张颔先生、林鹏先生三人，相交甚笃，相知也最深。三人中，数他年龄最小，数他学历最高，长期交往，耳濡目染，观察就是研究，聊天就是传授，几乎是天然地取得了对张林二公的诠释权。大任学长还有一样过人之处，善作旧体诗，这一点最对张先生的脾胃，彼此常有唱和。我最爱听的，还是大任在林先生府上的高谈阔论，在张先生这儿，要乖巧许多。想到平日落拓不羁的大任先生，还有这样的禁忌，不由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