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李峪这个地方的向往，可说为时已久，可以推到四十年代在太原办报的时候，总想有朝一日能亲临其境，亲眼看看。当了考古所长后，总想着什么时候，去李峪勘探一次，看我们有没有运气，再挖掘出新的铜器。一九六四年八月，趁去阳高县勘察战国货币出土地点之便，偕同考古所的郭勇同志，绕道浑源，从八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对李峪庙坡一带作了勘察和简单的铲探，并在浑源县城和麻庄作了访问与座谈。
到浑源的当天，据浑源县政协副主席程醴泉、文史馆员韩之鲁诸老先生谈，自从一九二三年浑源李峪出土铜器以后，经过一些旧官僚、古董商历年的搜求，现在浑源县已见不到这些东西了。第二天我们到县文化馆参观，文化馆的同志从库房柜顶上取下两件铜器。一件为长方形豆形器，一件为圆形盖豆形器（足残）。据文化馆的同志谈，这些铜器从来没有人注意，未列入展品，上面也没有贴标签。我们问起来源，文化馆的同志只知道是前几年农村群众送来的，既说不清村名，也记不得送来人的姓名。馆内有的人记得似乎是麻庄（李峪西北六公里）的一个农民送来的。经我们到麻庄访问，并无其事，而且麻庄从来没有发现过那样的铜器。但这两件铜器，既非传世品，送来的又是农民，而非古董商和收藏家，所以这两件铜器系当地产物无疑。特别是长方形豆形器，其形式具有浓厚的李峪铜器的特色。对这两件铜器的考证就不必说了。说说大小和纹饰，你就知道多么珍贵。
韩：书上有记载。长方形豆形器，高十五点九厘米，口径长十五厘米，宽十一点二厘米，足高五点二厘米。盖沿为曲线涡雷纹带饰，器身口沿处亦为涡雷纹带饰，圈足，耳为绹索纹。圆形盖豆器，残高十八厘米，口径长十七点三厘米，足残，露内范。盖顶为蟠虺纹，盖肩部和口沿部有虺纹带饰，豆身口沿部分亦环以虺纹带饰，两环耳为雷纹中夹贝纹。你们当时的记录可是够细致的。
张：对它们的来历，还要说两句。这两件铜器，因为没有充分的根据，不能断然判定为李峪出土者，但经检诸文献，复向当地关心文物的许多老者访问，都说除李峪曾发现过战国铜器外，浑源其他地方再未发现过类似的铜器。据程醴泉老先生说，当年李峪发现铜器后，周围许多村的人都到李峪庙坡挖过宝。再据浑源麻国华《浑源出土古物图说》中称，当时铜器“毁弃散失颇多”。书中又说：“当时发见古物甚多，人竞取之。”这也可以说明，李峪铜器当时流散到浑源其他村落者一定不少。再从这两件铜器的土花锈片看，绝非传世文物，又非最近一两年出土，因此我当时就断定这两件铜器乃李峪铜器的劫余之物，大概是近乎事实的。
我们在李峪村勘察访问期间，距李峪村约一公里的东湾村，有个叫张培荣的农民，送来一个残断的戈头，两个马衔，说是他十年前在李峪庙坡，距原来铜器出土地点不远处，割草时土中发现的。两个马衔，各长二十二厘米，和《战国式铜器之研究》图版中，法国人王涅克收藏的浑源出土的三个马衔形式完全相同。
李峪村农民高贵善也送来三件，一剑，一戈，一削刀的首部。高贵善即李峪铜器原来发现者高凤章的侄儿。据高贵善称：远在一九三三年左右，他的叔父高凤岐在距庙坡不到一公里的木瓜堰锄地时，还发现了铜鼎和铜镜。他的父亲高凤舞（与高凤岐均为高凤章的堂弟）知道后，也到木瓜堰挖掘，发现了铜剑、戈头等物。高凤岐的铜器，被当时土匪知道后，将高凤岐吊打逼索而去。高凤舞闻之，随即把铜剑、戈头等掩埋于院中，其时高贵善尚幼，只记得埋于院中，忘了埋在什么地点。直到现在高凤舞早已去世，高贵堂已四十岁左右，几十年前之事，本已隐约将忘，高贵善于七月间在院落挖兔窝时，忽将这几件铜器挖了出来。我们恰于八月间到达李峪，机遇不可谓不巧。
我们除了征集到以上许多铜器外，并到庙坡及其附近进行了勘察。勘察的时间较短，未能安排细密的钻探，只进行了一般的选点钻探。从地形上看，李峪村在浑源县城西南七公里的地方，一九二三年原来出土铜器的地点——庙坡在李峪村东南二公里处，一九三三年左右出铜器的地点——木瓜堰在庙坡东北，相距不到一公里。两个地点均在一个山坡上，都属李峪村管辖，后面是恒山。
我国古代往往选择这样的黄土高地作为墓地。从庙坡这个地点，不止一次地发现战国铜器，而且附近的木瓜堰也发现战国铜器的情况判断，原来庙坡所发现的铜器绝不是偶然的窖藏，也不是什么“用以祭祀北岳”者，更不是后代古物爱好者的墓葬。从许多迹象看，这一带可能是东周的一个墓葬区。同时我们在庙坡附近还采集到战国时代的陶鬲足，豆柄及盆的口沿。这块黄土高地，因水土流失坡度较大，在钻探中虽然未曾发现墓葬的痕迹，但从庙坡、木瓜堰以往历次发现铜器的情况看，这块黄土坡地土层中可能还会有没有露头的古代墓葬。
这些是我当年的考察，现在又过去几十年，并没有新的铜器发现，或许真的像当年有人推测的那样，是后魏名将某氏之墓冢，其生平雅好藏蓄古器物，后营墓于李峪堡，古器物尽殉焉。
韩：历史有时候是很吊诡的。有的人，从事某项研究一辈子，这个领域就没有大的进展，只能默默奉献，赍志以殁。有的人刚入某领域，恰逢这一领域突飞猛进发展，不经意间就会取得大成就。就说考古学界吧，一九二三年真是个祥瑞之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那么多的铜器，山西浑源李峪又出土了这么多的铜器，文物发现也跟做生意似的，扎起堆啦。这种事，谁遇上是谁的福气，没有道理可言。
张：哪个从事考古工作的人，不希望自己手里有大的考古发现！或许是多少年来，我们考古所没有发掘过成规模的大型器物，像河南虢国墓那样。这样一来，我只能在一些小的器物上作精细的考证，比如对庚儿鼎的考释，对陈喜壶的辨析。虽说也能看出考证功夫，总觉得憋屈些。
崇宁先生早就进来了，站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听到这儿，不知是没听清，还是听得太清，听出了话里的深意，对父亲的说法颇有些不以为然。正好这时张先生起身如厕，崇宁说：我爸这话欠考虑。一九八七年在太原一电厂扩建工程中，发现两座大型墓葬（其中一座的资料已发表），出土的青铜器上千件，其铜器纹饰与浑源李峪铜器几乎一致，而这两地出土的铜器纹饰，又与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纹饰完全一致。考古学界一致认为，浑源李峪和太原一电厂的青铜器，都是侯马制造的。断代上，应属于春秋晚期，与侯马盟书属于同时期的东西。这些我爸是知道的，可能年纪大了，对新出土的东西记忆不深。不管怎样，说“多少年来，我们考古所没有发掘过成规模的大型器物”，总是欠妥的。
前面说了些什么，一时间我脑子里还反应不过来，总觉得崇宁先生性子急了点。纵然言语上有表达不完善的地方，这一大把年纪，张先生也只会说自己如何，而不会轻易对山西考古界，进而对考古所的工作成绩作什么总体的评价。本其心性，随意臧否，他老人家从来就是不这样的人。真要这样，张先生就可爱多了。另一方面，麻烦也就多了，是非也就多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饭，也没有白得的优秀品质。
张先生回来了，又接着他方才的话，重复了一句：是做了些事，总觉得憋屈。
韩：侯马盟书在等着你呐。
张先生笑了，快九十岁的人了，脸上漾开略带羞怯的笑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