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二日星期一
心里惦记着字画的事，休息日刚过又去了。几句闲话说罢，问字画可看了，说上午刚看过，说着起身从一旁的书案上，取来摊在床上，一面指点一面评说。我侍立一旁，屏神息气，洗耳恭听。
张：郑孝胥这幅，真迹没问题。他的字，最明显的特征是拖笔，就是这个撇，决不像我们平常人写字那样，下面略微打个折儿，他就这么斜斜地拖了下来。在平常人是毛病，在名家就是特点。能把毛病写成特点，得到世人的认可，就是大名家了。只是这幅字，软塌塌的没精神，是郑字，但不能说是精品。
我点点头，心里有了底，又问傅增湘这副对联。
张：这是规规矩矩写的，笔笔都见功力。傅是正经科班出身，有功名，进过翰林院，是民国有名的大藏书家。这字是二王的底子，又有魏碑的笔意。清季差不多都是这个路子，苍劲中要见出妩媚，俊秀中要透着豪气，转折处最能见出楷书的功底。品相也没说的。
韩：你看落款这三个字，墨这么枯，笔画又这么拙，会不会是后人仿的。上款“哈同先生”几个小字最见笔意，那么好，跟这个落款显得不协调。
张：哈同是犹太人，当年在上海靠掏大粪起家，后来建起爱俪园，就是后来的哈同花园，家业大得不得了。开办学堂，校刊古籍，结交名公贵胄，收藏书画，不过是余事。王国维就在他手下做过事。傅增湘跟哈同有交往，当是傅晚年身居上海时的事。上了年纪的人，写正经句子，铆足精神写好了，临到落款时，往往泄了劲气，随意画几笔就行了。这也是大家风范，不能叫败笔，更不会是仿造。凡仿造的，在这些小地方，最是拘谨，不敢一丝怠慢。为什么？大的地方，他还想学学大家的潇洒风度，到了这些大家懈怠的地方，他就无所适从了。随意他随意不了，只有刻意的模仿，这个时候，最容易露底，一眼就看出来了。像傅先生这样的落款，假冒不得的。这是谁的句子，看着挺熟的，一时想不起来。
韩：是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的句子。原诗是：
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
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
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
闭户着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
原诗第四句，开头两字是“看竹”，傅先生写成了“看菊”，竹和菊声韵相同，不拗。为什么换了个字，一个可能是傅先生年纪大了，记错了，再就是即景生情，借古人的句子颂扬主人，比如当时正是秋天，写字的厅堂外正好栽着菊花，顺手将竹字改为菊，也不失为一种机智，一种风雅。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题凡鸟，“凡鸟”是繁体“凤”字的分写，好像还有个什么典故。
张：《世说新语》上的故事。说是三国时，魏国的嵇康和吕安是莫逆之交，一次吕安访嵇康未遇，康兄嵇喜出迎，吕安没有进去，待嵇喜回去之后，他在嵇家门上题了个“凤”字就走了。这是嘲讽嵇喜大异其弟，是个“凡鸟”。看竹是《晋书》王羲之传里的事。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听说吴中某家有好竹，坐上车，直奔这家人的院子观看人家的竹子，高谈阔论了一阵子。这首诗里，“何须问主人”是活用典故，表示即使没有遇见主人，看看他的幽雅居处，也会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情。
韩：傅先生联中，改看竹为看菊，用的还是“看竹”的本事。好像在说，哈同花园这样遍植黄菊的地方，高雅之士想来看就来看吧，主人是不在乎的。
张：王维的这首诗，最后两句“闭户着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也是名句。是说他和裴迪去访问的这位吕逸人，不愿碌碌于尘世，长期居住山中，闭户着书，是真隐士而不是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松皮成了龙鳞，标志这位隐士亲手种植的松树已经很老了。也可以理解为，这位隐士节操高尚，每种一松，都成老龙鳞的样子，只有年高德劭之人，才会栽出这样的松树。
韩：王国维说，诗以有境界者为上，境界高，自有高格，自有名句。王维是个有真境界的诗人，他的诗里，平平常常的话，到了后世，都成了名句。像这样一首七律里，有两组名句的，不是很多。
张：傅增湘是清末的进士，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可说是民国名人。他的藏书楼叫双鉴簃，也叫双鉴楼。藏了两部通鉴，一部是他家祖传的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一部是民国初年他收下的清末四川总督端方旧藏的一部《资治通鉴》，是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
韩：我在书上还看到，他后来对他的藏书楼有新的阐释。有一次，他在盛昱家中看到一本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桑皮玉版，字大如钱，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一部最完整的写本。宋《会要》载有抄录此书之事，是极其珍贵的善本。说来也巧，一九二八年，一个书商正好拿着此书出售，售价极高，他人皆望而却步，傅增湘毅然把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筐卖去，换钱购得此书。此后他即以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与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相配，合称“双鉴”。这新配对的“双鉴”更为珍贵，在藏书界名重一时。
张：伦哲如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咏傅增湘的两首，评价很高，第二首是：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藏园也是他的书斋名。他的书斋不像普通人家的书斋，院子里有一间小房子，就是书斋了。远远看得见山，就叫望山楼，一听还以为多大呢，不过是陋室一间。他的藏园，双鉴簃，就是一个大院子，里面的书房有好几个，各有各的名字。双鉴楼只是其中的一个。
韩：对傅增湘的事，怎么这么熟悉？
张：大约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二年，我去北京办事，去了一个院子，当时是文物局的一个单位在里面办公。就在东四北五条中间，大门进去，一个很大的院子。门道两边，堆着高高的雕版，有人说这就是傅增湘家留下的。我还见过傅先生的儿子，当时在文物局工作。
傅家的藏书还跟山西有点关系呢。傅增湘是个很有节操的人，临死前叮嘱家人，将家中藏书悉数捐给国家。他儿子基本上照办了。一宗是将“双鉴”和一批古籍共数万册，捐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受捐的第一批珍贵古籍。一宗是此后不久，将另一批古籍三万多册捐赠给四川，后来分藏在重庆图书馆与四川大学图书馆。捐给四川，是因为他祖籍是四川江安。江安傅氏，是当地的望族。人们都以为傅家的藏书捐得差不多了，实际上，家里还留下不少珍稀版本。
大约五几年的时候，他儿子想出手这批图书。这不能怪他儿子，也是一大家人，要吃要穿，开门就要花钱，只有卖家里的存书。要卖又不能卖给北京图书馆，早先是捐给人家的，现在要卖，人们会说闲话。最后还是卖给了山西省博物馆。北京经手这事的人，叫谢元璐，山西这边经手的是张德光。价格不菲，当然所谓的不菲，是指当时的价格，要是跟现在珍本古籍的卖价比起来，就等于白捡了。傅家还有几十件墓志铭拓片，很珍贵，也一并送给了山西省博物馆。想来觉得山西博物馆还大方，就送了人情。
这事刚办好，不知怎么就让王冶秋知道了。王当时是国家文物局的局长，大发了一通火，说，傅增湘的书，就是要出手，也不应当出了北京城嘛。意思是北京这么多文化单位，又不是没钱，怎么会卖给山西。生米煮成了熟饭，王局长也只是那么说说。后来张政烺先生来太原，还专门去博物馆看过这批书，他很惊奇，傅增湘当年收藏了多少书啊，给北京图书馆捐了那么多，给四川捐了那么多，山西买回来的，还有这么多，还这么好。我也看过这批书，不说书多么珍稀了，好些书后面都有傅先生的跋文，工整流畅，可说是文人字的典范。
伦哲如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说傅增湘的第一首诗，有两句是，“取之博者用以约，不滞于物斯至人”。从后来的事情看，他真是做到了“不滞于物”，这是藏书家的最高境界。
韩：能收，也能散，真是想得开。
张：一个人收藏书能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境界，这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很难有这样的人了。
韩：有句话也许不该问，是我觉得，古文字上你是下过硬功夫的，精通好理解，书法品鉴上似乎没有下过大功夫，何以说起来也这样头头是道呢？像方才说到郑孝胥的字，说特点常是毛病，能把毛病写成特点让人认可甚至仿习，就是大书法家了。这样的话，不是深谙此道的人是说不出来的。你是怎么练下这一手的？
张：这是杂学，不用专门学。世上的事，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契合性情，感到快乐，就离窥其堂奥不远了。有那么几年，我还是真下过些功夫，比如抗战胜利后在太原在北平那几年，解放后在省委统战部那几年，都留心过书画鉴赏。在北平住单身，星期天没事了，常去琉璃厂、隆福寺这些地方转悠。那时的店铺里，名人字画挂着的任你看不用说了，就是不挂出来的，只要掌柜看你是个懂行的，也会拿出来让你观赏。我这叫买不起看得起，间或有小件又不太贵的，也会买下一两幅。
韩：这就练下眼力了。
张：光看不行，还得看书，看书多了眼力才能上去。品鉴书法，画也一样，先得明白历史的大势，又要明白每一个时代的风气，这些前人都有总结。结合实物，就知道说的是什么了。“秦人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作书，曰隶字”，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大势。“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姿，清人尚变”，这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前四个时代都好理解，比如王羲之的字，法度森严又无处不透着韵律的灵动，就是晋人尚韵最好的说明，唐人、宋人、明人的特点，也都能落到一个个书法家身上，不好理解的是清人，怎么个尚变。有人说这个尚变“不知所云”，实际上这里说的，是由帖学到碑学的变化，这正是清人的时代风气。就具体书家而论，同一时代，风气相近，各人又有各人的特色与习气。就说宋四家，苏黄米蔡，都是尚意，又各有不同。米书俊朗刚健，苏书温润敦实，黄书秀挺苍劲，蔡书最近大王草法，可说是气韵生动。这是他们的好处，要论他们的毛病，说起来也是一大堆。你能说出来几样吗？
韩：我说不出来。不过我看这方面的书也不少。前段时间有个叫《藏画》的杂志上，登过沈从文先生的一篇小文章，叫《写字这事》。我想想，好像剪下来就夹在这个笔记本里，看，还真在。里面有一段就是说宋四家的毛病的。他说，米书可大可小，最不能中，去兰亭从容和婉可多远！苏书《罗池庙碑》、蔡书《荔子谱》，虽号能笔，却难称其名。评黄书最刻薄也最风趣，说黄书做作，力求奔放潇洒，不脱新安茶客情调，恰如副官与人对杯，终不令人想象曲水流觞情景也。沈从文在旧军队里待过，用副官与人对饮来比喻字法，最让人莞尔。这样说黄书，是不是过了？
张：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在于刻薄不刻薄，而在于你看出了症结没有。看出了刻薄些也无妨，看不出而刻薄，那不光是厚诬古人，也是自暴其丑，于古人没有损害，损害的反倒是自己。沈从文说黄山谷的这几句话，还是说在了症结上的。
韩：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前几年山西古籍社的张继红先生，送给我一套王铎书法影印件，其中一张我裱了，有个时期还挂在办公室里，就是品评宋人书法的。写的是：“黄书努震少含蓄，苏书有致体亦老，转折深藏之意不复存矣。因观米芾诸帖，合宋九青，与予所藏数十册，惟米脱尽习气，如驾云雾行空中，不易觏也。”副官与人对杯，要么忸怩作态，要么装腔作势，努震少含蓄正是装腔作势之一种。王铎这幅字，是他评米书的一段话，我见过两三种，可见他是公开这么说，常写了送人的。从这幅字里也可得另一结论，就是对古人的字，后人的看法也不一样的，像沈从文那样四家全看不上眼的不多，更多的是像王铎这样，几个人里总有一个喜欢。苏黄二位也不见得就不喜欢，只是指出毛病，极力推崇米芾。这也符合人之常情。若有宋代一个都不喜欢，怕也说不过去。
张：宋四家他未必一个都不喜欢，只是出语刻薄罢了。
韩：刚才我没说，这篇文章里还有对别的书家的评述，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宋徽宗的瘦金体，题跋前人名迹时来上三两行，笔墨秀挺自成一格，还给人一种潇洒印象，一写到二十行，就不免因结体少变化而见出俗气，难称佳制。名家的字，有他这一面的好处，往往会有那一面的不好处。颜字端庄沉稳，若作厅堂匾额，又不免傻气，柳字写在纸上秀朗脱俗，作匾额又显得贫气。这种时候，还是米字好，来上三两个制成匾额，怎么看怎么精神。
张：像傅增湘这样的字，挂在厅堂里，也是一样。
韩：你说傅增湘的字，在他同时代的书家中排什么位置。
张：那就看怎么比了，论名气还是论实力。他是那种不以书法名世，但功底深厚的书家，郑存胥是大名家不好比，康有为也以书法名世，却可有一比。名气在康之下，实力与品格，肯定在康之上。有人评康的字是八面用力，筋骨舒张，我怎么看却像是张牙舞爪，八面不着。
韩：前不久看过一本张宗祥的传记。这人是着名的版本学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浙江海宁徐志摩墓碑上的几个字，就是他写的。传记里说，梁启超印了个“自寿诗”册子送给张宗祥，大概册子上有康有为的题词，后来两人又遇见了，梁问张，他老师南海先生的字怎么样，张说，他有赞语，已写在册子前面了。可能就在张家吧，当下取来让梁看，写的是“合钟鼎篆隶行草为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梁笑了，说“太刻，太刻，然吾师眼高手疏之病，实所不免”。张说，康写字，一字之中，起笔为转笔，或变为隶篆，真是一盘杂碎，无法评论。
张：先前我还以为我的看法唐突前贤，叫你这么一说，也算与名家不谋而合了。你平常写字吗？
韩：有兴致也写写，从不敢以书法名世。自称三流书家，免得别人说三道四。敢问张先生，写字有什么要诀？
张：哪有什么要诀。要有，也就是灵气、勤勉、学富、品高，八字而已。灵气和勤勉是基础，学富是护持，品高是境界。灵气没法办，只能以勤补拙，能达到什么境界，那就全看各自的造化了。
韩：刚才谈到沈从文，我倒觉得，你跟此人有相似之处，都是出身寒苦，学历不高而终成大器。
张：他的小说《边城》，解放前就看过。人家是大作家，我哪能跟人家比。
韩：行业不同，达到的成就是一样的。人类任何事业，在智慧这个层面上是相通的，不过是把人类已有的智慧往前再推进一步。沈从文活着的时候也有不少非议，如今死了，越看越了不起。天妒英才，活着总要有可挑剔的地方，过世了才会把该给你的全给了你。
张：这话有道理。
不早了，该走了。我将字轴收起。张先生说，该买不该买，不能全听他的，要我自己拿主意。我知道，这是老辈人的谨慎，免得将来落下闲话。我说，你放心吧，对你的品鉴，我感谢还感谢不过来呢。临出门，张先生又叮嘱了一句，说卖画者既是朋友，不妨听听他的意见。
过了几天，是个星期六。太原南宫的文物市场，每逢周六周日开张。原晋先生的博古轩，在文物市场北边的一个楼上；他有本业，平日上班，周六周日准在。我去了将郑孝胥的那幅奉还，一面说了请张先生品鉴的事。原晋说，还是老先生眼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