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上午打了电话，下午四时到张府。保姆不在家，张先生开的门，说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我不辩解。过去说来，多是三点一过就来了，今天委实太迟了。
坐定后，张先生的神态像是等我提问，我不动声色，取出一页纸，说看到一篇好文章复印了，我读，你听。张先生往前凑凑，一手遮在右耳后边。我读得慢些，咬字重些，好让他听清楚：
我的年纪虽然不算大，但在世上也活了二十多年，我虽然没有见过世面，但在中国也曾去过五六个省份。我也参加过好多次的大会，也参加过好多次的群众游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像前天所见到那一列奇异的游行队伍。
纵队的前面是一锣一鼓的交响乐，那声音和娶媳妇嫁姑娘的音乐比较，没有那么愉快，和埋死人的音乐比较，又没有那么悲哀，枪毙罪犯也不用这样音乐，小偷戴上纸帽子游街，又不如这个滑稽。总之，姜子牙坐骑，无可比拟，非驴非马便叫做“四不像”吧。
后面跟着一队综合性的穷人大众，有的是皓首苍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有的是三寸金莲牙齿脱落的老太婆，有的是先缠后放改组派萝卜脚式的金大嫂，也有怀中吃奶的小娃娃，“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腊月二十九，什么人都有”。
最使人奇怪而可笑的，是他们穿的衣服，老汉们穿的是鲜红的毛裤；老太婆穿着栗壳色的西装，三寸金莲穿上高跟皮鞋，破棉袄又套上白衬衣，小孩子把晚礼服当成被子里；婆姨们把领带当成裤带扎，比当年“大辫子戴礼帽”的滑稽歌曲还要高出一个调门。
经我详细打听，原来是盟邦友国，对中国人实行善后救济，为了扩大印象，所以锣鼓喧天大街游行而且要制成影片搬上银幕，公诸世界。我想这是应该的，时代进步了，“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这些礼教用语早该推翻，“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应该改为“施惠莫忘，受恩更应莫忘”。中国的穷人们啊！天高地厚之恩，应当刻骨铭心，永久不要忘记！
我念完了，瞅着张先生，张先生茫然地眨眨眼，喃喃自语，这乱七八糟的，说些什么呀。我笑了，将那张纸（复印纸）收起，从包里取出一套旧杂志的合订本，翻开推到他面前，指着题目下的“谷雨”二字，说这不是你的笔名吗，这是你写的文章呀。
说着合上杂志，露出封面上的字：《工作与学习》。张先生显得又惊又喜。
韩：文章题为《一列奇异的游行纵队》，看样子像是写美国救济署战后给沦陷区穷人发放救济品。当时情况，不会这么不堪吧？
张：真的，就在现在的五一路上，那时候还叫新民街。西北电影队的人跟在旁边拍电影，不知道是拍新闻，还是就要拍这个。这杂志从哪儿弄下的？
韩：托人从省图书馆借出来的，费了很大事，还是借出来了。我已细细翻过，先说总的印象，再来订正哪些文章是你写的。
张先生又往前凑凑。
韩：先说总的情况。这个合订本，收入创刊号到第十六期共十三期，缺三期，分别是二、四、十四期。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差不多七个月的样子。半月刊，每逢十号、二十五号出版。普通十六开本。现在的十三期中，除三期为十二个页码，十一期为二十个页码外，均为十六个页码。起初没有稿费，创刊号的《稿约》上说：“来稿一经采用，即赠本刊为酬。”后来又有了，第十三期的《征稿条例》上说：“来稿采用后，除赠寄刊载该作品之本刊一期外，按甲（每字二元五角）乙（每字二元）丙（每字一元五角）三等，酌致薄酬。”
从刊物上显露出的信息看，编者想了许多办法，要把刊物办好，也确实有所发展，可是拗不过越来越疯狂的涨价风潮，到后来就办不下去了。比如第一期创刊号上，就有“本刊征求基本定户一千户”的启事。条件是在创刊初期（五月十一日到六月十日），一次订阅本刊半年者，按定价八折优待。再就是，“在订阅期间，如因物价跌落，本刊减价时，对基本订户，按差价数计算退还应减之款，如因物价高涨，本刊增价时，基本订户一律不增价”。
张：那时候物价不稳定，用这个办法吸引订户。
韩：说是物价跌落了退还应减之款，实际上这是句空话，那个时候只有涨不会有跌。从创刊到第六期每份均为法币一百元，过了三个月，到第七期已改为一百五十元。可能读者有意见吧，第八期特别刊出《启事》说：“近来纸价飞涨，本刊定价不得不随之提高，今后每期零售价为一百五十元，这已算是最克己的了。”此后有增无减，第十三期（十一月二十五日）增至三百元，第十五期（十二月二十五日）末尾的标价已是四百元。从创刊到此时，半年多的时间里，上涨了三倍，是原先的四倍。这样的刊物，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单靠刊物自身运作，是没法办下去的。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办是越办越好了。
张：所以就停了《工作与学习》，集中人力财力办《青年导报》。刊物后来的情况，全记不清了。怎么说越办越好了呢？
韩：依据有两条，一是创刊号上，没有封面，第一页除了刊头、目录外，还登了智力展的代创刊词《论工作与学习》。只是刊头几个字套了红，以示喜庆而已。从封面到封底，纸质一样。此后封面上就不刊文章，排版也讲究起来。到第十五、十六期，封面的纸质明显好了些。再就是销售渠道渐渐宽广。社址在按司街二十四号，想来就是同志会太原分会所在地，经售及代订处为红市街四十三号黄河书店。从第八期开始，有了代售处四家，到第十六期代售处达到六家了。这些刊物上都有记载，不是说明刊物越办越好了吗？至少也是努力往好里办。但还是停刊了。
张：我们这个编辑部，实际就是同志会太原分会的宣训部，就两三个人。我的正式身份是宣训特派员，回到部里他们叫我张主任。对刊物来说，我就是主编了，每期稿子都由我来审定。看稿子，基本上是刘文瑞的事，还有翟凤仙，主要是做校对。两个人有点恋情，刘文瑞出事后，翟凤仙就不跟他好了。翟凤仙这个人，能干，很有正义感。我在上面写的文章多吗？
韩：不少。创刊号上有论文《山西青年的文化思潮》，署名张颔，另有杂文《一列奇异的游行纵队》，署名谷雨；第三期有朗诵诗《屈原诗传》；第五期有《青年与迷信》；第八期有《太原青年与文化前途》，另有署名谷雨的童话《杜鹃》；第十三期有署名“长页”的杂文，叫《“人言为信，止戈为武”》，肯定是你写的，长是张字的半边，页是颔字的半边。第十六期有署名谷雨的杂文《屎罐头》，似乎越往后越少了。再就是，第三期上有《诗人节特辑》，除了你的《屈原诗传》外，还有一篇《诗人节座谈纪略》，其中有你的发言。
张：文章全记不得了，搞活动的事还记得。除了诗人节纪念屈原，我们还搞过纪念杜甫的活动。杜甫不是写过《兵车行》吗，我就把这首诗改写为白话朗诵诗，翟凤仙朗诵，田丁导演。杜诗头两句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我改成的句子是，“兵车隆隆地驶过，战马昂首嘶啸，士兵们扛着枪，腰间挂着子弹袋，看吧，又一批士兵就这样送到前线去了。”这是为了配合反内战作宣传。后来跟余振先生熟了，可能近期的一个日子是普希金的诞辰或是忌日，那时不叫普希金，叫普式庚，余振提议纪念，我同意了。我们看重的是普氏同情十二月党人，是反对沙皇统治的。我把这个意思跟智力展说了，没想到智力展不同意。我心想，你平常还说怎样喜欢普希金的诗歌，这会儿开个纪念会都不同意，那好吧，我就拿了张普希金的画像送到他家里，看墙上有个地方，给挂了上去。他倒是好脾气，也没说什么。
韩：有个问题我不明白，记得你说过，赵宗复办《学习》杂志时，你写过一篇文章《假如我当了皇帝》，用的是你的本名，发表时赵给改成仲韬。可是我看你编的《工作与学习》上，也有用仲韬署名的文章，都不像是你写的。你看这两篇，一篇是第五期、第七期分上下两篇连载的《晋西农村阶层问题》，一篇是第九期上的《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纪念”的情绪》，前者是篇农村阶层调查报告，后者是篇措辞犀利的政论文章，都不像是出自你的笔下。
张：想起来了。杜任之的一部分文稿，一直由我保存着的。这篇《晋西农村阶层问题》，极有可能是他当年在晋西时写下的，我看是篇完整的文章，就给发了。他还受阎锡山的监视，不好用他的本名，就用了赵宗复给我起的这个笔名。用这个笔名的好处是，真的有了问题我兜着，捅不到杜任之那里去。那篇《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纪念”的情绪》，想来是杜写下给了我，我给发的。这个时候，山西大学已回到太原了。智力展表面宽容，毕竟责任大，在用稿上我们还是有龃龉的。有的稿子我要上，他硬是不让，最后只能听他的。
韩：你不是主编吗？
张：他是同志会的主任，又是阎的高干，刊物付印前要送他看一下，他也不说是终审，只说是把把关，别犯什么忌讳。
韩：翻阅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么个问题，比如原定每期十六个页码，而第三期只有十二个页码，这都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封面目录上有篇《晋西乡村社会研究导论》，署名醴甘，内文却没有了。想来是嫌不合时宜，已印好要装订了，勒令撤去，内文可以不装订，封面已印好，只能将错就错了。毕竟你们的资金不是很富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