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所建立的学术系统，涉及文学、哲学、史学、道德、教育、宗教、文化诸多领域，凡所建树，均有开拓或启蒙的重要意义。他在宗教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是佛教，而佛教之中，主要是禅宗。
禅宗作为一个佛教宗派，因主张以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或以用参究方法，彻见心性的本原为主旨，故又称佛心宗。相传创始者是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而分成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北宗主渐修，南宗主顿悟。中唐以后，南宗成为禅宗正统，以《六祖坛经》为最重要的经典，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不读经，不礼佛，不立文字，强调“以无念为宗”和“即性成佛”、“见性成佛”。慧能门下的青原行思、南岳怀让、南阳慧忠、荷泽神会成为禅宗的主流。后青原系下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南岳系下形成沩仰、临济两宗，其中以曹洞、临济两宗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绵延千馀年。《六祖坛经》有名言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在禅宗看来，由迷转悟是最根本的任务，一切经典文献都是为完成这个任务服务的，因此可以对经典文献作增删、改写，甚至伪托、杜撰也未尝不可。正由于如此，研究禅宗或禅宗史，自然不能完全相信流传下来的禅宗文献，必须进行考订梳理，辨别真伪。但在胡适之前，这方面很少有人关心。胡适所做的，就是运用“科学方法”，通过对禅宗文献的整理、考辨，澄清禅宗传入后层累叠积而成的纷繁芜杂状况，重建禅宗史的构架。
引起胡适对禅宗发生兴趣的原因，乃是他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对禅宗史料的怀疑。但一九二六年前写的《禅宗的白话散文》、《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等，尚未涉及禅宗文献的真伪问题。一九二六年夏秋之际，他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先后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检读敦煌卷子，发现不少禅宗文献，特别是神会的语录和《显宗记》，使他大为兴奋。一九二七年初，他在从英国前往美国的船上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引言里说：“我在巴黎读了五十卷子，在伦敦读了一百卷子。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关于禅宗史的唐代原料。在这一点上，我的成绩可算是很满意的。”同年又作《菩提达摩考》，对达摩来华的年代、传教活动及教义作了考证。一九二八年，他写了《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和《禅学古史考》，后者考证印度古代佛教自迦叶、阿难至佛陀跋陀罗间的历史，以及印度禅法如何逐渐传入中国。同年还与汤用彤通信，讨论禅宗史的纲领，扼要提出大纲十三条。一九三〇年，作《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称作者“采取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同年《神会和尚遗集》（附《荷泽大师神会传》）出版，他在序中说：“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多字，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胡适对神会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宣传南宗的“见佛成性”，“须臾发菩提心便成正觉”，摒弃了烦琐的经义和复杂的形式，使佛教教义大为简化而易于普及。这种简化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使顿悟的禅宗成为中国的佛教，进而逐渐侵入儒、道的思想体系，为宋明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一九三二年，他完成了《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原拟写十四章，仅写了十二章，后五章即关于佛教及禅宗。一九三四年作《坛经考之二》（《跋日本东京都堀川兴圣兴寺藏北宋惠昕本坛经影印本》），称此书“与敦煌本最接近，是未经契嵩妄改的古本”。同年岁末，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中国禅学的发展》，共四讲。一九三五年，写了《楞伽宗考》，追述了楞伽宗的历史，称神会用《金刚经》来代替《楞伽经》，不但楞伽宗的法统被推翻，它的“心要”也掉换了，故“慧能、神会的革命，不是南宗革了北宗的命，其实是一个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一九五三年在台北举行的蔡元培八十四岁诞辰纪念会上，他作了题为《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的演讲，说禅宗的兴起是中国佛教极盛时期的革命运动，“经过革命后，把佛教中国化、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一九五八年，他写了《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着两种》、《〈宋高僧传〉里的〈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一九五九年，写了《记日本入唐求法诸僧的目录里的南宗资料》、《北宋惟白和尚关于西天祖师偈颂来历及〈宝林传〉〈圣胄集〉等书的记载》，后者以改写《祖偈因缘》的惟白为例，证明禅宗杜撰的历史。就在他逝世前的一九六一年，还写了《〈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佛法金汤编〉记朱熹与开善道谦的关系》、《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七修类稿〉里的“六祖”》等。由此可见，胡适对禅宗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精力，前后持续四十馀年，乃是他整个学术贡献不可或阙的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胡适对于佛教禅宗的研究，并非是教义的阐述或禅法的解析，而重在揭示它的历史真实。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中就说：“这回到巴黎、伦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据款结案的证据，可以把达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给打出来。据款结案，就是打鬼。打出原形，就是捉妖。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和功用，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晚年甚至称自己的这件工作是“耙粪”（muckraking），将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胡适在方法论层面上，将杜威实验主义方法论和中国传统考据学相结合，同时又具有相当的精严性和弹性，对佛教禅宗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当然敦煌禅宗文献的发现，推动了这一研究的深化。
本书既是胡适宗教论着的选本，一方面要突出他的主要成绩，即关于禅宗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要有比较全面的学术观照。故除重要的禅学论着外，收入《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它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古思想的宗教化，包括黄老之学，汉以后的儒教、道教、佛教等；《佛教的翻译文学》则是《白话文学史》中的一章，乃是从文学史角度对佛教文学的考察。凡选文均以安徽教育出版社刊印的《胡适文集》为底本，并参校了部分初刊本和其他选本。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于苏州）
（《胡适论宗教》，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