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一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会稽外史、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人。因祖籍四川绵竹，故也自署“蜀人”或“古剑老人”。他生长在一个世代簪缨之家，也是一个洋溢着风雅气息的诗书之家。高祖张天复，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副使、太仆寺卿，着有《皇舆考》、《鸣玉堂稿》，纂修《湖广通志》、《山阴县志》。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侍经筵，着有《皇明大政记》、《读史肤评》、《槎间漫笔》、《不二斋文选》等，纂修《绍兴府志》、《会稽县志》。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着有《易经澹窝因指》、《四书荷珠录》、《郊居杂记》、《玠园文集》等，视学广西时，杨文骢、梅豸等俱出其门，“黔中谓三百年来无此提学”（《家传》）。父亲张耀芳，则久困场屋，年愈五十始授兖州鲁藩长史司右长史，但也“善歌诗，声出金石”（《家传》）。自张天复起，家中就累起园林，先后有十几座，其中天镜园，被祁彪佳《越中园亭记》推为越中诸园之冠，玠园则记入《陶庵梦忆》，寄园则记入《西湖梦寻》。自张汝霖起，家中蓄戏班数部，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平子茂苑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奚僮技艺亦愈出愈奇”（《陶庵梦忆·张氏声伎》）。家中收藏之富赡，也是少有的，藏书累积三万馀卷，字画珍玩更是无可计数。往来交游者，自然都一时名士，及至晚明，有徐渭、屠隆、汤显祖、范允临、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李流芳、陈洪绶、倪元璐、阮大铖、祁彪佳、邹迪功、卓人月、曾鲸、柳敬亭等，有的是张岱的父执，与张岱折辈相交，有的则是张岱自己的朋友。
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卒年则有多说，温睿临《南疆逸史》和徐鼐《小腆纪传补遗》说他八十八岁卒，即康熙二十三年；《山阴县志》和商盘《越风》则说他九十三岁卒，即康熙二十八年。他的一生也就可以甲申明亡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他在明亡前生活的四十八年，可说是豪华奢侈，纵情颓放。他在《自为墓志铭》里写道：“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骨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是他真实坦率的自白。《砚云甲编》本《陶庵梦忆序》也写道：“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诸生名。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集其庐。且遭时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正因为他过着这样的生活，也滋养了他的性情，成就了他的才华。《绍兴府志》称他“及长，文思岔涌，好结纳海内胜流，园林诗酒之社，必颉颃其间。岱累世通显，服食豪侈，畜梨园数部，日聚诸名士度曲徵歌，诙谐杂进。及间，以古事挑之，则自四部七略以至唐宋说家荟萃琐屑之书，靡不该悉”。他还远游辽宁、河北、山东、湖北、安徽、江西，也到过北京，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他最熟悉的还是江南，除故乡绍兴外，他长期盘桓于杭州、嘉兴、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南京等繁华城市，结识了社会上下的各色人等，有官吏，有名士，有僧侣，有匠作，有优伶，有妓女，使他既受到市民文化的熏陶，又让他在亮丽的生活里多了一点清冷和黯淡的色彩。
明亡以后，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张岱被授职方主事，但他明白南明小朝廷腐朽和脆弱，便托病辞职。顺治三年三月，绍兴沦陷，亲友中的不少人，或被刃，或自尽，或削发为僧。他怀着悲愤和恐惧避入嵊县西白山中，次年又徙居绍兴府西南三十里的项里山，直到时局缓和，方回到城里，借居于卧龙山下败屋残垣的韩氏快园，这已是顺治六年的九月。他在快园一住就是二十四年，一生的主要着作就在那里完成的。但由世族豪门骤然沦为寻常民户，他的生活非常艰难，郁郁不自聊，以至垂暮之年仍一贫如洗。《自为墓志铭》写道：“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自作《梦忆序》也写道：“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他的情怀是那样沉寂而苍凉。正像台静农先生说的那样：“一向生活于华贵的家庭，而又沉溺于声色狗马之好，一旦亡国，不乞求保全，如钱谦益、阮大铖一类人的行为；只将旧有的一切一切，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独守着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纪传，宁让人们将他比作毒药，当作猛兽，却没有什么怨悔。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什么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刘越石、文文山便是这等人，张宗子又何尝不是这等人？钱谦益、阮大铖享受的生活，张宗子享受过；而张宗子的情操，钱阮辈却没有。”（《陶庵梦忆序》）
由于受家庭影响，张岱从小就有对史学有浓厚兴趣。万历四十一年，他十七岁，就在绍兴天章寺侧寻访兰亭真址，作《古兰亭辨》。万历四十六年，他二十二岁，开始编纂《古今义烈传》，历时十年完成。崇祯元年，他又开始修撰纪传体明史巨着《石匮书》，此书上起洪武，下讫天启，共二百二十卷，于顺治十一年完成，经历了二十六个严寒酷暑。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记道：“丙戌后，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危壁，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至于废兴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顺治初，丰润谷应泰提学浙江，修《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其书，慨然曰：‘是固当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矣。’”谷应泰编修《明史纪事本末》，很大程度上凭藉了《石匮书》，故《皇朝文献通考》引邵廷采跋曰：“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这是张岱对中国史学作出的贡献。
同时，张岱对文学的贡献也是卓绝的，并且更为后人熟知。他的文章，沿袭公安、竟陵两派，然不被所囿，取长弃短，形成独具个性的风格。诚如王雨谦《嫏嬛文集序》所说“：盖其为文，不主一家，而别以成其家。故既能醇乎其醇，亦复出奇尽变。”祁豸佳《西湖梦寻序》也说：“余友张陶庵，笔具化工，其所纪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清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晚明的散文，出现了章法、句式、语态上的新变化，张岱也不例外，然而显得平实简静、自然清新，流露出自己的性情。比起其他文章家，他尤工于点染，即使如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一句两句，便辄尽情状，及穷事际，故黄裳先生称他是“绝代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代表作，主要集中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嫏嬛文集》里，叙梦把怀，追忆往昔繁华靡丽的生活，这既是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也是晚明社会生活的生动速写和记录，其中含有的意绪和情感，并不是一般遗民国破家亡的哀怨，生死两难的悲愤，抑或仗剑奔赴荒野的激情，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关于张岱的那些梦境般的散文，周作人先生说：“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总是有点迷惘似的，没有玩味的馀暇。所以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讲乌托邦的是在做着满愿的昼梦，老年人记起少时的生活也觉得愉快，不，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这并不一定由于什么保守，实在是因为这些过去才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就是加减一两笔也不要紧。遗民的感叹也即属于此类，不过它还要深切些，与白发宫人说天宝遗事还有点不同，或者好比是寡妇的追怀罢”（《陶庵梦忆序》）。在他的追怀里，确乎有着一种悲凉的意味，隽冷悠然，仿佛孤雁飞掠泠泠的秋水。
张岱一生着述宏富，《自为墓志铭》称自己“好着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嫏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奚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此外，还有《张子文秕》、《张子诗秕》、《石匮书后集》、《明於越三不朽图赞》、《奇字问》、《老饕集》、《陶庵肘后方》、《桃源历》、《茶史》、《诗韵确》、《历书眼》、《皇华考》、《夜航船》、《柱铭钞》、《陶庵对偶故事》、《琯朗乞巧录》、《嫏嬛山馆杂记》、《蜀碧舌血录》以及杂剧《乔坐衙》、传奇《冰山记》等，约三十多种，有的已经不传。其中《四书遇》、《嫏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快园道古》等都有新印标点本行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夏咸淳先生校点的《张岱诗文集》，除辑存《张子诗秕》外，并据《张子文秕》钞稿本，对校《嫏嬛文集》，作了补遗。
《西湖梦寻》五卷，康熙十年成书，时张岱七十五岁；康熙五十六年凤嬉堂初刻行世，距张岱去世已至少二十三年。纂修《四库全书》时，采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列入存目，《四库全书总目》记道：“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每景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列于其下。岱所自作尤多，亦附着焉。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此书在风土杂着中是别具一格的，诚如王雨谦序中所说：“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馀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变迁，无怪其惊惶骇怖，乃思梦中寻往也。”由于见识的卓绝，情致的隽永，写景的清逸，叙事的轻灵，这本《西湖梦寻》不但成为张岱的代表作品，也是晚明文学的精华之作，在中国散文史上有极大影响。同时，它又是西湖的重要文献，收入光绪年间刊印的《西湖集览》、《武林掌故丛编》等。
应杨良志先生之约，续编“典藏插图本”系列，将《西湖梦寻》列为第二种。需要说明的是，《西湖梦寻》徵引诗文，不少是张岱改拟的题目，如卷一引“白居易玉莲亭诗”两首，《白香山诗集》卷二十五作《春题湖上》、《钱唐湖春行》；又如卷五引“刘基咏大内诗”，《诚意伯文集》卷十五作《钱塘怀古得吴字》等，因这种做法为古人编书时常用，故一仍其旧，并加书引号，以方便阅读。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湖梦寻》，北京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