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一个连向敌军左翼迂回，在急进到一片低洼滩地时，被增援上来的大队敌军居高临下，三面包围，相距不过50米。敌兵狂叫“啊嗬！缴枪吧”。我年轻的连长何全文高喊：“同志们，八路军缴过枪吗？”他左手高举指挥旗，右手挥舞着驳壳枪，挺着身子向正面的敌军冲了过去。弹雨从上而下，8个战士倒下了，子弹也穿过连长的胸膛。但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使他挣扎起来，举着拳头，喊出最后一句话：“八路军没有缴枪的，冲！”便栽倒在草地上。指导员的命令低声传了下去：“攻占对面高地！”战士们争先往上冲，敌人的火力组成了无数火绳，我指导员冲锋在前，敌兵的一个特等射手阴险地瞄准了弹烟迷尘中这个顽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高大身影-年轻指导员唐兴顺同志。他左臂中弹，右手又接过指挥旗直扑敌阵。第二颗子弹又穿过他的右臂，血染红了他的全身，他口衔着指挥旗前进。第三颗子又击中了他的颈部，他并没有摔倒，终于领着他的两个排，夺得高地，拔掉了太阳旗。我另一个排和团部的机枪班，又从敌人背后杀上来，前后夹击，打散了包围的敌军。第二天，记者在旅司令部到见了唐兴顺同志，他的头被裹在血水渗红的纱布里，用笔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我们虽然牺牲了连长和30个战士，但是，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包围，没有失掉一支枪！”他忍痛写着歪歪扭扭的字，看不见他的面部表情，却从纱布缝里透出一双明亮、无畏的眼睛，好像北国的晴空那么的清朗而高远。世界上只有纯洁无私、怀抱着崇高理想的人，才会有这样可爱的眼睛。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报社随军特派员林火、特约通讯员镜身，从前线发回《平汉线上邢（台）内（邱）段的突破击战》、《平汉线大破路》等消息，又报告给了读者另一个动人的战斗片段。
邢台是敌人在华北重要军事支点之一。邢（台）内（邱）段平汉线30公里间，2座县城、12个据点、3个车站，2座铁桥，平均每隔2公里一个碉堡、200米一个哨所，沿铁路西侧挖了2米多深的沟壑，守备这一线的敌伪军有1000多人。
8月20日下午，邢（台）东3000多老乡，拥挤在一个村子的场园上，兴奋地谈笑着，议论着，等待着。太阳落进西山时，来了个八路军同志，扯开嗓门喊道：“老乡们，今天要大家去破路，敢不敢？”“敢！”随着这声巨响，队伍出发了。午夜，到了离铁路5公里多的一个村庄，那里也挤满了老乡，还有不少八路军。原来他们是2000多敌占区的同胞，正等得心焦呢！八路军嘱咐着：“老乡，干吧，有我们在，不用怕。”大队分头向铁路前进，大家到达目的地立刻按事前的分工动手了。他们目中无人（敌），有的砍电杆，有的扳铁轨，有的挖深沟。铁锨声、拉锯声、“吭唷”声，这里“嘭嘭”，那里“当当”，各种声音交织起来，在15公里的铁路线上响成一片。刹那间，路基两旁横三竖四，满是铁轨、电杆，一卷卷、一团团的电线，一道道深沟，把路基砍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残骸。突然，一道火光划过夜空，接着，响起“咯咯”的机枪声，从南头蹿过来3辆汽车。我伏兵突起，当头一阵手榴弹，炸得汽车掉头就跑。枪声越来越密，破路人越干越欢，老乡们都不怕了。“轰轰”几声巨响过后，北头传来好消息，一座大铁桥被我军炸塌了。天色大亮，老乡们开始往回搬运，他们抬着铁轨，背着电线。整整劳动了一夜的老乡们精神十分饱满。枪声渐渐稀疏了，八路军赶上了大队，领队的宣布了战果：破坏铁路75公里，炸毁大铁桥1座，挖掘大沟20多条，电线多得数不清。
就在同一个夜里，八路军某部悄悄接近邢台车站，用20多把铡刀打开了铁丝网的缺口。敌人还在被窝里，我英勇的战士已经冲进了站台、票房，敌人吓得从地下室逃跑了。爆破手炸掉了水塔、机器房，油库烈焰冲天。打开了仓库，军用资材的大米、白面、香烟、罐头数不清也搬不完。敌人反扑过来，几次肉搏，遗尸30多具，败逃了。这时，车站外边早已响开了破路的响声。4000多参战的民众有组织地割裂着敌人的大血管。16个人一个班，由1名战士指导着，各有分工，他们有下螺丝的、拔道钉的、打枷板的、搬枕木的、抬铁轨的。内丘的破路队向邢台的老乡们发起挑战，掀起了竞赛热潮。这样，一面打仗，一面破路，邢台到内丘的铁路，不到几天就被剥光了。第四天，还军民设巧计，活捉了个火车头。
上面记载的仅仅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中大小战斗365次中的几次，表明了我军百团在华北广阔漫长的战线上发动大破袭，出敌不意，使敌人到处挨打、防不胜防。
“百团大战”的深远影响
延安《新中华报》1月9日发表社论，对“百团大战”作了高度的评价，社论说，“百团大战”是我们八路军主动发动的战役进攻，是抗战三年来的空前创举，写下抗战史上光荣的一页。就在世界战争史上和在游击战争史中，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战役也属前所未有的。
12月15日，我们的报纸发表社论《论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指出，“百团大战”不仅直接打击了日寇“囚笼政策”，而且吸引和牵制了敌寇准备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大量兵力，破坏了敌寇原订的作战计划，扭转了全国的战局和政局，坚定了全国上下的胜利信心，改变了国际上对我国抗战的观感。
“百团大战”胜利展开之际，正值敌人大举轰炸重庆进行迫降之日。“百团大战”初战大捷，朱彭总副司令曾驰电重庆同胞，电称：“连日来敌机数百架飞袭行都，尤以8月20日下午之暴行更烈，狂炸我重庆闹市，投大量燃烧弹，山城大火，精华一炬，无辜同胞血肉横飞。噩耗传来，全军愤慨。乃事有巧合，敝军于是日晚，为粉碎敌寇进攻计划，集中百团大军开始向正太、同蒲、平汉等铁路大举进击。三日来，平汉、同蒲交通已断，正太线之车站、桥梁、隧道、路轨、水塔、电厂、矿厂等均经我军彻底破坏。同晚，我克冀晋天险娘子关，守敌全部就歼。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新乡各地来援敌兵，均经我分头截击，正在各地展开激战。德等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向我重庆全市同胞致以深切慰问，并当激励所属奋发猛进，扩大战果，贡献于重庆被难同胞之前，以回答敌寇残暴罪行，为遇难同胞复仇雪恨。”“百团大战”捷报日夜传到大后方，人心大振。
本报重庆9月11日专电，报道了消息：“‘百团大战’捷报传来，欢动全国。重庆各报连日以显着之地位刊登胜利消息，一致着论，对十八集团军之忠勇精神尤为赞誉。”《大公报》9月5日社论说：“这对于敌人的谣言，说我们分裂内讧，我们一定要并肩作战，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新蜀报》社论说：“接到雪片飞来的捷报，我们兴奋感动得落泪。这次出击，已将敌人据守的点线牢不可破的观念根本粉碎。”
我们的报纸收到来自大后方一读者波远写来的一篇通讯，只是由于关山阻隔，寄到报社时已是1941年1月，这篇通讯在1月12日的报上刊出，题为《万千同胞是如何景仰“百团大战”的英雄呀！》摘录于下：
“我提起笔，心在欢快地跳跃，因为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代表大后方千千万万的同胞，向驰骋在华北敌后英勇作战的八路军弟兄吐诉衷心敬爱的言语。今年（1940年）8月，日寇连续疯狂轰炸我们战时的行都-重庆，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同胞呻吟在死亡的边沿、毁灭的痛苦下面，愤怒燃烧着每一个人的心。正在这时，朱彭总副司令从遥远的华北敌后飞电慰问，并发动‘百团大战’回答日寇的暴行，雪片飞来的捷报，感动得大家流出了热泪。大后方的同胞一向知道八路军是最忠于人民和国家的。在华北敌后同众多敌人作战，生活苦，装备不好。我在这里坦白地写出，当大家看到‘百团大战’辉煌胜利的消息流出眼泪时，这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用胜利的战斗打击了日寇的凶暴，而使得亲身遭受日寇过分的残暴而愤怒的同胞获得复仇的愉快。另一方面，大家都感觉到，像八路军这样生活异常困苦、装备不好的队伍，仍然一天比一天壮大，一天比一天坚强，那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光荣。我的笔形容不出大家的兴奋。在这一个时刻，大后方广大群众是如何关切在华北苦战的八路军兄弟啊！送慰劳品，写慰问信，成为一个澎湃发展着的热潮。有七八岁的小孩，将存在‘扑满’里的体己金钱全数送出来，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卖了她准备身后带的金耳环，作为她的慰劳金……”这是一封多么激动人心的信。“百团大战”的深远影响，不是任何统计数字所能表达的。其时，反共顽固派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正在大造反革命舆论，恶毒造谣，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是“游而不击”等，“百团大战”用事实给予最有力的驳斥。
不曾总结的经验
我们的报纸关于“百团大战”的宣传十分出色，其声势、其规模都是空前的，曾经有一种议论说，由于如此大规模宣传了“百团大战”的胜利，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力量而引起日寇的警惕。从此，日寇更加紧了回师华北对华北的“扫荡”；也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恐惧而加强了反共。这种议论，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百团大战”是我八路军在世界游击战争史上创造的一大奇迹，其战果、其影响可与日月同辉。“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直接破坏了敌人部署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其目的是打破相持的战局-武力解决“中国事变”，以策应德国法西斯全力南进。当时，英日勾结，切断我滇缅路国际交通线，敌机疯狂轰炸重庆，压迫国民党投降。全国政局险象环生，抗战大业风雨飘摇，大后方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百团大战”一扫阴霾，澄清玉宇，化险为夷，举国欢腾，制止了严重的投降妥协危机，也无比地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粉碎了种种反共谰言。以此来衡量报纸的宣传，有不及而无过之。
第二，从武汉、广州失陷以后，日寇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同时改变了战略方针，他们要“集中对共”。日寇大举回师华北，调集22个师团、60万人马，以持续一年多时间对华北敌后各战略区进行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或者至少也能赶走华北八路军，“确保占领区”。但是，敌人的大“扫荡”失败了，并总结了教训。从实战中认识到“共产党最富恶毒性”，“是皇军的大敌”，要“全力消灭之”，但“过去的一套不中用了”，“而其成否，决定于武力、经济、思想战中”。这些出自日寇高级军官之口的判断，不是在“百团大战”之后，而是在“百团大战”之前。就晋东南而言，“百团大战”之后，得到了将近一年的相对“和平”时期，得以实现统一晋冀鲁豫全区，开展各方面的建设。但这绝不等于说日寇放松了华北，而是在减少兵力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行“囚笼政策”，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加紧了渐进的“蚕食政策”，加紧了“总力战”。从1941年下半年以后，出现了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敌进我退”的危险趋势。正如“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中，敌寇对晋中区进行了疯狂“扫荡”，大烧大杀，当时就有一种议论，认为这是打了“百团大战”所引起的结果。刘伯承将军驳斥了这种议论并作出透彻分析。刘伯承将军说：“敌寇此次对晋中区的‘扫荡’，乃是根据它确实掌握占领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贯侵略政策，并不像少数日寇御用的汉奸、投降派所说‘是八路军在正太线打仗所引起的结果’。大家都很明白，我们在抗战前并未去打日本，何以日本远道而来打中国？这是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基本方针是几十年前就决定了的。同样的，日寇毒辣的烧杀政策，是它灭亡中国、摧毁抗日根据地的必然步骤。”
至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早从1938年底开始，特别是在1939年初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就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发布了一道接一道的“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共密令，调兵遣将，到处搞“摩擦”，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直接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这也都是在“百团大战”之前，而不是以后。那一年就晋冀豫而言，遭到了中央军、晋绥军近20个军从东西南北的进攻，也是在“百团大战”之前，而不是之后。这同样说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也是它的根本方针，事实正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怵于我党我军的强大，在抗战期间始终不敢投降日本也不敢发动全面内战。
值得惋惜的是，对于报纸关于“百团大战”的宣传，当日没有进行认真的系统的总结。
1941年1月3日，报纸刊出的《华北新华的第二年》，曾检讨了报纸对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宣传“显得迟缓和不够”。事后看来，这个检讨倒是值得重新探讨的。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确扩大了第一阶段的战果，但是由于“百团大战”是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主动战役进攻，持续20天，部队已十分疲劳，可是，休整不及半月又发动第二阶段的攻势，其战斗力和锐气当然不如第一阶段之盛。而第一阶段出敌不意，在全华北广大地域同时发动突然袭击，使敌猝不及防。纵然如此，在重点战役的各个地段，日寇还是迅速组织起猛烈的反扑。而第二阶段，日寇已是惊弓之鸟，处处加强了戒备，我军的攻势已非突袭。尤其是原计划中要拔除榆社、辽县、灵丘、涞源等4城。这样的攻坚战，实为我军当时技术装备之力所不及，在付出高昂代价攻克榆社以后，不得不停止攻坚，改变了原计划。当时报纸在宣传上的不够，远不如第一阶段，那是符合实战情况的，不能认为是宣传上的缺点，相反的，同样是在宣传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三、抗日战争的坚强堡垒
由于日寇“放松对国”和国民党放松对日，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已经移到华北敌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坚强的抗战堡垒，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报纸反复宣传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1940年6月29日，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在报上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的文章中，着重指出“八路军在敌后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在与我大后方完全隔绝的敌后想坚持抗战，没有根据地就是没有后方，想长期坚持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作为无后方作战情况下必须建立根据地，是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依托。
8月7日，报纸在社论中总结了敌后抗战的经验，概括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用有五点：
它是长期抗战，驱逐敌人，消灭敌人的依托；
它是生息与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的源泉；
它是发扬民主，进行有利于战争的各种建设和保证最后胜利的基础；
它是与敌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各种斗争的堡垒；
它是维系民心，提高人民自尊心、自信心的灯塔。
9月20日，延安《新中华报》社论指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三年抗敌战争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建立起民主的政权，动员了一切抗日人民坚持抗战，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这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于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战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华北敌后有着坚持抗战的堡垒，所以才有今天八路军、决死队的‘百团大战’，在敌后进行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