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残忍的攻击？别说高中阶段那位资本家出身的班主任一直谨小慎微，一直跟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保持距离，生怕别人说惺惺相惜，即使关心过，关爱过，也是班主任的本分，更何况那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公子”、“小姐”，早已在阶级斗争的锐剑下万劫不复，他们这些成功者有必要往那些可怜虫流血的心里再撒一把盐吗？
高中时期也有过欢快的记忆。县一中有所宽大阔气的大礼堂，能容纳上千人。礼堂地面铺着厚实的木地板，前方有挂着绛紫色幕布的宽阔的大舞台，国庆元旦，学校经常举办大型晚会，晚会开始前，初高中的学生都拿上自己上课时用的坐垫，往地板上一铺，席地而坐。那时学生尽管生活都很拮据，可每个人都有一个或新布或旧布做成的软乎乎的坐垫，上课垫在凳子上，开会或听报告时铺在地上。
那个时期，学习抓得不紧，各种娱乐活动比现在要多得多。学校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班级和班级之间也经常开联欢会。国庆元旦的大型晚会经常闹哄到大半夜。这些娱乐活动很适合十八九岁，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胃口。我有副同学们公认的好嗓子，每有这样的活动同学们必欢迎我来段独唱。这时我才真正放下家庭包袱，和大家一起尽情欢乐。多少年后我也当上了中学教师，见学校一门儿抓升学率，很少抓娱乐活动，对生活单一的学生是充满同情的。
高中时也谈过恋爱，对方比较优秀，是学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根正胎红。我对他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只觉得能被人注意，被人追求是件很不错的事。
那位学生部长的追求方式是冬天里见我打饭没戴手套，就偷偷地把手套放进我的课桌，晚上下自习我如果在最后走，他也就留在最后等着我，直把我送到女生宿舍门口。后来发展到他约我去看电影，只是不敢一起走，而是一前一后装着无意中在电影院门口相遇。可惜刚在电影院门口“相遇”，就碰到了本班两个女同学也来看电影，把好好的美事冲散了。
后来，我怕被人识破，在升学鉴定上加一条罪名，就跟他说等高考结束再说吧。他同意了，以后果然都装成没事人，只在暗中互相注意。高考结束，他考上大学，我回乡种地，从此音讯杳然。
高考结束后，高三班的学生去离校三十多里外的一个稻田区支农，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走向广阔天地向农民学习，二是帮当地农民拔稻田地里的草。
那天一早，我们就背着简单的行李，像部队行军一样步行去稻田区。高考结束，压在身上三年的担子终于卸下，大家都有点飘飘然，一路上兴高采烈地唱着歌，喊着口号，三十多里地走下来竟不觉得累。中午到达目的地，地方干部招待我们吃了午饭，然后给我们安排了住处，我和几个女同学被安排住到一个年轻的大嫂家里，大嫂的男人在外地当工人，女同学住在她家很方便。
下午没有干活，全体同学集中在生产队上阶级教育课，听一个当过长工的老农忆苦思甜，晚上又和地方群众搞了个小型联欢，不过是队干部致欢迎词，学生唱几个歌，但人人都很兴奋。虽说大家准备高考就像在搞地下工作，但也是咬牙拼搏了几个月，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地喘口气了，干什么都觉得高兴。
联欢会结束，我们披着朦胧的月光回到住处，到这时大伙才感到累，都不洗不涮就想睡觉。
我们几个人睡的是大嫂家厢房里的一铺土炕，土炕上面铺着一张净是窟窿的破炕席。土炕平时闲着不用，又凉又潮。但因为太累，谁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更不要说检查一下土炕周围的卫生情况，都忙忙地铺好简单的行李就躺下了，一躺下就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睡到半夜，我被身上的奇痒弄醒了，爬起来一看，其他人也都醒了，都在急不可耐地挠这挠那。一个同学爬起来点上放在窗台上的煤油灯，大家就一边忙不迭地挠着自己身上的各个部位，一边急急寻找原因，一个颇有经验的同学翻开了破炕席，大家立时惊呆了，尽管灯光昏暗，我们仍能看见破炕席下土炕的缝缝里，蠕动着一些扁扁圆圆的小家伙——臭虫，原来是它们捣鬼，闹得我们半夜起来向全身开战。
大家的气顿时不打一处来，纷纷向这些喝饱了我们血的家伙大开杀戒，抓住臭虫就摁死在泥炕上或土墙上。有的同学怕摁臭虫弄得满手血，抓住后干脆凑近煤油灯上处以火刑，于是屋子里又弥漫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同学虽然人人身上都奇痒无比，可烧臭虫又烧得嘻嘻哈哈，居然还你一句我一句模仿杜甫的《石壕吏》凑起了诗：暮宿无名村，有虫夜咬人。点灯抓臭虫，烧得味难闻。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进稻田区正式干活了……稻田区的劳动力跟大跃进时期一样，每天早战午战加夜战，格外还有数不清的大会战小会战，可活就是干不完。我们去时，见好多稻田草比苗还高，有的地块简直就是一片美丽的草原，看不见稻子，只看见齐刷刷的绿草和绿草中盛开着的各种颜色的野花，一些畦子还空着，连秧都没插上。
在稻田里拔草的活很不轻松，站在没过小腿深的污泥里，把自己变成一个锐角去对付那些乱蓬蓬的杂草，干不了一会儿就腰酸腿痛。有些水草像水稗子，长得根深蒂固，使出全身的力气一拔，结果稗子拔出来了，可溅得一身一脸都是污泥，用手一抹，不折不扣一个戏台上的包拯，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不管水田活计有多辛苦，但大家心情都空前地好，大家一边拔草一边唱歌，唱电影《英雄儿女》插曲：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做和声……唱《钢一连之歌》：巍巍井冈山，养育着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的身边，朱军长走在连队的前边……唱《战士歌唱东方红》：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伟大的领袖窗前坐，铺开祖国锦绣前程……
歌声此起彼伏，把本不轻松的劳动也变得轻松了。在附近干活的稻田区青年都向学生兵投来羡慕的眼光，学生兵就越发得意，说当农民其实也挺好，只要大家在一起，还像学生时代一样，干什么都行。一个家在农村的同学就说：这个想法城里的同学就能办到啊，人家可以集体插队，咱们乡下佬就望尘莫及，我如果能随集体去哪里插队，还能和同学们在一起，上不了大学也无所谓。于是有的人就设想：国家如果能把没考上大学的同学组织到一起，集体送到哪个边疆或者农场就好了，一起干活，一起娱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怕就怕大学没考上，一个人孤孤单单回了乡，再也见不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了……同学们立即响应说能集体到哪儿是最好的了，咱们能不能向国家提个建议？考不上大学能让咱这些农村学生也集体去哪插队？最好是边疆，把咱们放在最艰苦的地方……领队老师就笑我们是异想天开，说知识青年回农村同样大有作为，何必非集体去哪儿？大家就偷偷议论说都什么时候了，老师还唱高调，一点也不体谅咱们农村学生的心情。
三年后，大规模的学生上山下乡，奔赴边疆农场。当那些学生兵擦眼抹泪，怨声载道告别城市时，可能一点也没想到，他们走的路可是当年我们那些可怜的乡下佬梦寐以求的呀。后来有好多知青文学，把知识青年集体插队写成一场噩梦，下农村如同下了地狱。他们只知道为自己生不逢时贻误了大好前程而叫屈，为自己本可以作栋梁之材结果被肢解成木板做了箱子做了柜而耿耿于怀，没有想到还有一些自小就生活在“地狱”里且天分与他们不差上下，后来却只能作厨房案板的人。
干了二十天活回来，同窗三年的学友就各奔东西了。我回家后，就开始焦急地等待高考录取通知书。我自信成绩不错，除了作文这样不敢说十拿九稳的考题，其他科的试题都回答得得心应手。多少日子的地下准备工作没有白作。我想，等我上了大学，就可以摆脱数理化，就可以看我喜爱的书，学我喜欢的课程。从此再没有饥饿的威胁，没有忧心忡忡的升学压力，那时我要大喊几声：我冲出来了，我成功了，几度的饥寒交迫，几度的精神创伤，几度的艰难困苦，我没有白受。
估计录取通知书要来的那几天，我天天顶着毒日头跑十五里地到乡邮电局，我等不及邮递员来送，我要亲自去拿。想当年，三哥就是自己天天跑邮电局拿回北大录取通知书的，三哥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多高兴啊，他说他拿着通知书往回走时，两腿轻飘飘地如同腾云驾雾。如今，临到我天天跑邮电局拿录取通知书了，我当然不敢想北大，尽管我也报了北大，我如果能考上志愿中的任何一所学校，我都会腾云驾雾。
我焦急不安地跑啊，跑啊，最后跑来一纸客气的落榜通知。
大学梦的破灭使我的情绪一度降到零点，那时没有复读机会，像我这样出身的，上不了大学，就意味着要一辈子呆在农村了。姐姐自1962年回来，在生产队已干了三年活，和她同时回农村的同学，出身没问题的都得以安排，有的被安排在大队或公社，更多的是当了中小学的教师，当时，高中毕业生在农村毕竟还是少数。而姐姐就没有谁敢安排，只能呆在生产队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往漂亮的姐姐现在皮肤粗糙，头发干黄。刚回来，她挣生产队最低的工分，劳动力往上交义务工分时，贫下中农交两个半，她得照四类分子的标准交三十个。她的唯一出路是找个丈夫嫁了，离开家乡，这样才能摆脱家庭出身的阴影。我回来时，姐姐已有了男朋友。
姐姐的男朋友是四哥大学的同学，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还真是不假，姐夫完全随了梁家人刻苦上进的禀性，虽然毕业于一所大专院校，却由于个人的刻苦钻研，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年时间里，就由最初的农业技术员晋升为研究员，相当于大学里的正教授。姐夫事业有成，对姐姐又极好，姐姐一生有姐夫这么个伴侣，是姐姐的福气。
我回来不久，姐姐就结婚走了，姐姐一走，我越发孤独，越发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