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故事集，集合了古今大小、正邪人物智慧的闪光。其实，我们很多熟悉的故事都来自这里：小到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大到孔子教学，公卿政斗，帝王制霸……
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等。
他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这时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在这一批文人中，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中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出身名门世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他亲历了女真的蹂躏而郁郁去世。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也正因为如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他在《智囊叙》中说：
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总结“古今成败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谓不深远。
《智囊》初编成于明天启六年（1625年），这年冯梦龙已届天命之年，以后此书又经冯梦龙增补，重刊时改名《智囊补》，其他刊本也称《智囊全集》、《增智囊补》、《增广智囊补》等，内容上均同《智囊补》。全书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慧故事1238则，依内容分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历代政治故事表达了冯氏的政治见解和明察勤政的为官态度；《胆智》、《术智》、《捷智》编选的是各种治理政务手段的故事；《语智》收辩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闺智》专辑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杂智》收各种黠狡小技以至于种种骗术。冯梦龙在《杂智部总叙》中说：“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点明了这些杂智故事的认识价值。全书既有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大谋略，也有士卒、漂妇、仆奴、僧道、农夫、画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机智。
以下从书中摘录几段，仅供玩味：
张飞
先主刘备优待马超，马超阔略无上下礼，直呼先主字，关羽怒，欲杀，先主与飞止之，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警之。”次日大会诸将，羽、飞并挟刀立直。超入顾坐席，不见羽、飞座；见其直也，乃大惊。自后乃尊事先主。
韩愈
韩愈为吏部侍郎，旧常关锁，人不能见，高官众人惧之，今韩愈纵之，听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如可见，则人不畏之矣。”
吕夷简
宋仁宗久病废朝，某日病重，想见执政官员，吕公缓行而至，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恐人惊动。”仁宗认为做得很得体。
张辽
张辽驻兵，夜间起火，军中有谋反者，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非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曰：“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即得首谋者，杀之。
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病重，李可灼进献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死去。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矣。
细品文化
感悟千年智慧
明神宗朱翊钧临死前，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及司礼监太监要齐心协力辅佐皇太子朱常洛，实际上已经着手帝位的交接，一切显得那么有条不紊，然而平静中却潜伏着凶险的风波。这一个月间，宫廷内部的斗争充满了阴谋与血腥，集中体现为“红丸案”。
“槌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历来被人们称为晚明三案，其实这三案都有一个固定的主线，都是围绕朱常洛展开，其中又以“红丸案”最为典型。那么这小小的“红丸”背后究竟有哪些故事呢？
万历生前最宠爱郑贵妃，郑贵妃则不愿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宝座，但经过“妖书案”之后，面对既成事实，郑贵妃看到太子的地位已经无法撼动，另一方面，万历皇帝身体越来越差，为了将来考虑，她只得改变策略，一边向朱常洛进奉绝色美女，继而指使亲信太监向身体亏损的朱常洛进奉泻药，致使其病危，然后又有李可灼进奉红色丸药，终于使朱常洛在登上帝位仅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郑贵妃原先一直希望由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登上皇帝宝座，没有成功；这次又想乘朱常洛之死再一次为朱常洵谋求机会，依然没有成功——朱常洛把他的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
朱常洛的一生都活在郑贵妃的阴影之中，直到万历驾崩，自己已经登极，仍然难以摆脱这个阴影。父皇驾崩之前曾留下一道圣旨，要他把郑贵妃进封为皇后。她勾结朱常洛最为宠信的李选侍（郑贵妃送给朱常洛的美女之一），为她请封皇后。李选侍则企图通过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这使朱常洛感到左右为难。后来还是内阁首辅方从哲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把进封郑贵妃为皇后的圣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对于郑贵妃而言，这不啻是一个信号。她一向要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的地位，处处排挤打击朱常洛，如今朱常洛已经成了当朝皇帝，而先帝进封她为皇后的圣旨又遭廷臣扣押，形势对她极为不利，迫使她不得不改变策略，便力图使朱常洛捐弃前嫌，又要不失时机地控制住朱常洛。
李选侍
这一时期有两个李选侍，即明光宗的李康妃和李庄妃。与郑贵妃狼狈为奸的李选侍是指李康妃，史称“西李”。光宗之后因魏忠贤执政受优待，明朝灭亡后，由清廷给资供养。康熙十三年（1674年）薨逝，寿八十余岁。宫廷妇人之手朱常洛虽然吃了很多苦，却没有成为有为青年，而是在富贵之后，日渐沉迷于女色，以求解脱。郑贵妃投其所好，一次就送给他八名绝色美女。小时候朝不保夕的苦孩子，一下子富贵起来，朱常洛很快就忘了自己是谁了，整天和美女厮混，逍遥快活。文秉《先拨志始》所说：
“光庙（按：指光宗朱常洛）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
就在即位的第十天，他终于病倒了。次日还坚持处理朝政，大臣们见到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三天后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促使他病情加剧的事件。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朱常洛患病后，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通利药大黄。大黄是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对身体虚弱的人来说，这味药是虎狼之药。果然朱常洛服了崔文升送来的药，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脱水极为严重，趋于衰竭状态，根本无法起床，更遑论处理朝政了。大臣们急忙赶到宫门问安。朱常洛要太监传话：一连几夜无法入眠，一天吃不下一小碗粥，头眩目晕，身体疲软，不能行动。
皇上服用郑贵妃亲信太监崔文升进奉的药，病情加剧的消息很快传到外廷，一时间舆论汹涌，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加害皇上。由此暴露出郑贵妃从送美女到进药，都是预先策划的阴谋。
左光斗
（1575～1625年），桐城人。性情清正刚毅，精通文史，关注民生，有报国凌云之志。东林党领袖之一，也是史可法的老师。因对抗大宦官魏忠贤，下狱后受酷刑而死。
鸿胪寺
官署名。鸿胪，本为大声传赞，引导仪节之意。主官为鸿胪寺卿，主要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如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外吏朝觐，诸蕃入贡等，觐见或辞别，都由鸿胪引奏。
方从哲
（？～1628年），字中涵。明永乐时任锦衣卫指挥使。成祖迁都北京，他随驾从南京迁来。因文笔突出讲学东宫，曾多次上书神宗，维护太子（后之光宗）的地位。在万历末期曾独相七年，对当时的政局有过重大影响，但无力回天。当时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与李选侍一起“照管”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朱常洛的外戚王、郭二家发觉郑、李有异谋，向朝中大臣哭诉：“崔文升进药是故意，并非失误。皇长子（朱由校）常常私下里哭泣：‘父皇身体健康，何以一下子病成这样？’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大臣们莫不忧心忡忡，担心一旦皇上驾崩，郑、李控制皇长子（朱由校），实现垂帘听政阴谋。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向大臣们倡议：郑贵妃应当离开乾清宫。
杨涟还上了一道奏折，分析皇上“圣躬违和”的原因，指责崔文升违反药理，故意用“相伐之剂”，致使皇上“圣躬转剧”，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并且建议皇帝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郑贵妃迫于外廷强大的压力，不得不离开乾清宫，搬往她自己的住所慈宁宫。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命李可灼离去。
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他进宫向太监送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皇上病情加剧，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内阁官员断然阻止，告诉太监：他自称仙丹，就不敢信他。
正在这时，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个小太监，对皇长子耳语一番，皇长子摇头不答应。忽然，一个穿红衣的妇人把皇长子从皇上的御榻前拉走。少顷，皇长子被人从屏风后面推了出来，面色大变，愤愤然向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尚书孙如游机警地察觉到，这是在传达李选侍的意思，既不便拒绝，也不便完全答应，于是来个折中——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对皇上说：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立即起草册封仪注（按：册封仪式的日程表）。朱常洛也无意封李选侍为皇后，便漫声应答：起草仪注来。
片刻沉寂后，朱常洛突然提到从太监那里得到的消息，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是仙丹，臣等不敢相信。”朱常洛不甘心等死，对“仙丹”抱有一线希望，直接命太监召见李可灼进宫诊视。
方从哲像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说了病源及治法。朱常洛听了很高兴，命他从速进药。方从哲有点不放心，要李可灼与宫内医官商量后再定。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了红色的丸药，送到皇上的御榻前。朱常洛命群臣一起进来，看着他服用李可灼的红丸，高兴地对李可灼说：“忠臣，忠臣。”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躯，结果只能是一命呜呼。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药方来治朱常洛的疾病。对此，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的奏疏分析得很清楚：“先帝（朱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泰昌通宝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宫，来到内阁，对方从哲说：“皇上恐怕药力衰竭，要求再服用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都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再让皇上服用一丸。
大臣们关切地询问服用后情形如何，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情况似乎朝着好转的方向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初一日凌晨，形势急转直下。朱常洛服用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五更时分病情突然恶化，与世长辞。大臣们听到太监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皇上已经“龙驭上殡”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结果。
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感到惊愕，联想到皇上登基一个月来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舆论顿时哗然。皇上虽然身体羸弱，但并非病入膏肓，假如没有郑贵妃的八名绝色美女，假如没有崔文升进奉的大黄，假如没有李可灼进奉的红丸，断然不至于短短一个月就一命呜呼。
一切的怀疑都集中到了郑贵妃身上。郑贵妃的嫌疑由于后来的“移宫案”而愈发明朗化。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明神宗疼爱长孙，命李选侍抚养。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明光宗驾崩，册封企图落空。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由这两个女人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传话：“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为此，郑贵妃与李选侍合谋，把朱由校控制住，目的就是垂帘听政。正如《先拨志始》所说，郑、李二人“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杨涟等大臣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她们垂帘听政的阴谋。
其实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为安排的三步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体亏损；第二步用大黄药使他身体虚脱；第三步用红丸加速死期到来。
朱常洛崔文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怀疑的眼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郑贵妃与方从哲身上。郑贵妃的嫌疑最大，自然难脱干系。郑贵妃进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中国古代官职之一，秦时，给事中是附加的衔称，任何官职如将军、列侯、九卿，加上给事中之头衔，可出入宫庭，常侍皇帝左右。给事中可直接面圣弹劾百官，是谓封驳。蛛丝马迹暴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人们只是猜疑而已。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缺乏直接证据，但是他作为内阁朝廷首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事中惠世扬就这样指责方从哲：“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朱常洛）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仪执争，（方）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方）从哲何心加曲庇”云云。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的境地。
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他无关，其实不然。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明神宗阴魂不散，郑贵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因为这种关系，朱常洛虽然登极当了皇帝，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对于他而言，当太子固然不易，当皇帝则更难。皇帝的宝座似乎与他无缘，没坐几天，就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病故，皇帝宝座就传给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