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以后,道教承宋元旧制,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派系,官方发给不同的度牒。明朝皇室因鉴于世居龙虎山张陵后裔在道教中的影响,一方面肯定了元代授正一道教主的地位,但又革除“天师”称号,改授为正一嗣教真人。在明代皇帝中,特别崇奉道教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他自号“玄都境万寿帝君”,躬亲礼斋,许多道事士被授予“少保”、“礼部尚书”等官衔,参与朝政。
明太祖认为禅宗与全真道“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习”,无助于伦理教化,故重视正一而贬抑全真。因此全真道在明代政治地位下降,教团发展受限制,其势力远不及金元时代。
全真道自元代以来,七真门下各自开派,形成7个支派。其中丘处机所开龙门派势力最强。该派传至明代,出现以戒律密传的“龙门律宗”。
太庙明代最为有名的道士是张三丰。其人生卒年代不详,曾在湖北武当山(一名太和山)修道,后离武当山隐居。太祖、成祖均曾谴使寻觅,不遇,乃营修武当宫观。道教从而有南派之武当道。
在明代,还可以值得一提的是明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修《道藏》。正统九年(1444年)英宗继承成祖之志,诏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道藏》,次年(1445年)编成《正统道藏》5305年卷,凡480函。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命续补《道藏》,凡32函,180卷,名《万历续道藏》。与《正统道藏》合计共5485卷,512函,即现存之明版《道藏》。成为道教史上现存最完备和最重要的经籍总集。
自“大礼议”事件以后,朝中重臣无一不是“一意媚上”的。严嵩以善于揣摹奉迎世宗而获得信任。于明世宗嘉靖年间掌理朝政二十余年,以子世蕃及赵文华等为爪牙,招权纳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侵吞军饷。凡内外官员与他意见不合的均遭杀害贬逐,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严嵩始终处于皇帝的监视之下,不管他怎样不可一世,也是明世宗专制统治下的一只玩偶,他个人的命运决定于世宗,飞扬跋扈和凄凉晚境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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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很可能是唐僧。文采好、写字漂亮的未必是好人!严嵩诗词、书法都是一流水准,但他却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贪官,聚敛的财富连和绅大人都要自愧弗如。严嵩发迹、擅权乃至败亡固然有其个人奋斗的因素,但时代环境也十分重要。他究竟是怎样一步步爬上去,又是怎样掉下来的呢?
严嵩像历史上的严大学士,风神相秀,玉树临风,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是标准的帅哥模样。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戌化十六年(1480年)生人。家境平平,“学而优则仕”,他通过科举正途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心。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中进士,二甲第二名,得入翰林院,时年二十六。正德三年(1508年),其祖父去世。转年,其母亲又因病去世。严嵩从当时的礼制和道义上必须回家守丧三年。福兮祸兮,隐退使得严嵩避免了正德一朝的政治斗争,也免遭政治迫害。
李梦阳
(1472~1530年),字献吉,号空同,庆阳府安化县(今甘肃省庆城县)人,迁居开封。明代中期文学家,工书法,得颜真卿笔法,精于古文词,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严嵩在老家诗酒自娱,并非真隐,一直敏锐地保持政治嗅觉,与朝野名流李梦阳、王守仁等人往来密切,诗文唱和。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明世宗嘉靖时代来临。很快,就是“大礼仪”而引致的纷争,杨廷和父子等旧臣纷纷被贬斥,朝臣面临全新洗牌的局面。经过数年争斗,嘉靖帝与张璁一派大获全胜。
经过“大礼仪”、杨一清主政、张璁执政,再至夏言入阁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牵涉无数人员的利害关系,时而制衡,时而联动,派系如山头林立。当一个朝代趋至鼎盛后,政治中心内部肯定会因权力分配滋生门户党争,量变、质变,最终侵蚀王朝的机体。
夏言当了实际的首辅,他又是江西人(贵溪),同为老乡的严嵩自然感到了机会来临。在中国,同乡情谊是所有官场关系中最易结攀的条目之一,低眉顺目加上老乡之间交谈中的亲切乡音,使夏言对严嵩印象超好,刻意对严嵩加以提拔。
由于欣赏严嵩对自己诚惶诚恐,恭顺有加,夏言便把这位老乡提拔为礼部尚书。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帝心血来潮,又想让自己生父兴献帝像正式皇帝一样称“宗”,把神位迁入太庙供奉,下礼部集议。严嵩想打马虎眼,上疏言事时模棱两可,与礼部官员议事时也推三阻四,想以“拖”字诀把事情搁置下来。嘉靖帝眼里不揉沙子,大恼之余,勤奋创作,亲写《明堂或问》一文,遍示群臣,气急败坏地书面质询大臣们“为何朕爹不能入太庙?”
脸谱——严嵩严嵩见此情形,立即表明自己支持皇帝生父入太庙的立场,并详细考订古制,撰写入庙礼仪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从优从崇,使得“入庙礼”盛大而隆重,终于博取了嘉靖帝的欢心。礼成后,严嵩获赐金币,深得皇帝眷宠。一不做,二不休,严嵩又上疏,建议“尊文皇帝称祖(朱棣),献皇帝(嘉靖生父)称宗”,皇帝采纳,朝廷下诏,尊太宗文皇帝朱棣为“成祖”,嘉靖生父献皇帝为“睿宗”。
此次以后,严嵩铁定一心要以皇帝为指南针,惟有皇帝的眷念和呵护才是脚跟立稳朝堂的不二法门。
嘉靖帝生父神主入太庙大礼后不久,严嵩上奏说天上出现“庆云”,认定是皇帝孝感上天。他奋笔疾书,呈上两篇马屁文章《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嘉靖览之甚悦,并加严嵩太子少保。不久,严嵩从幸做陪臣参加各种礼仪,获得的赏赐数目已经与几个阁臣一模一样。
这时,夏言见严嵩如此受宠,心中很不是滋味,开始对这位老乡疏忌起来。严嵩深知现在还不能与夏言闹翻,事之愈谨,夏言则仗着老资格处处给严嵩脸色看。严嵩恨得牙根痒痒,仍旧一脸诚敬,大事小事皆拿给夏言参决。
嘉靖皇帝对严嵩的眷宠,绝非仅仅是好印象或者严嵩能依顺己意办事麻利,最最关键之处在于:严嵩擅长撰写嘉靖帝醮祀时必用的“青词”!所谓青词,就是嘉靖帝在拜礼时表达自己敬崇的表章,一般用朱笔恭写于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皇帝本人恭读后,礼拜,然后把“青词”焚烧。虽然“青词”纯属诞妄不稽的东西,但撰写这玩艺要擅长撰写汉赋骈体长文,需要极高的艺术修养,不是一般只读经学文章的文人所能写出的。再者,嘉靖帝“青词”要求非常高,绝对是既要有华丽的词藻做形式,也要有深刻的实在语言。所以,对大臣们来说,撰写几万字的军国大事建议书,反而不如绞尽脑汁写千把字“青词”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嘉靖时入阁,多由“青词”引路。夏言得进,也正是因为他受任为“醮坛监礼使”,大写“青词”,给嘉靖帝留下深刻印象。
严嵩在一心一意讨好嘉靖帝的同时,时刻准备构陷夏言。夏言有所察觉,就嘱托自己当言官的党羽上章弹劾严嵩。但是,当时的严嵩深为嘉靖帝所信任,御史、言官们越弹劾他,皇帝反而愈信任他,认定老严正是因为不遗余力站在自己身边,这才惹来言官的攻击。
嘉靖帝常在宫内西苑斋居,入值官员进见,皆像道士一样乘马而入,惟独夏言每次皆让人抬肩舆把他抬入苑内。嘉靖帝不悦,隐忍未发。同时,嘉靖帝爱戴道士们所戴的香叶巾,就让尚衣局仿制五顶沉水香质地的小冠,赐给夏言和严嵩几位尊显近臣。夏言不识抬举,上密疏表示:“此冠非人臣法服,我不敢当”。这下可把嘉靖帝惹得怒火中烧。反观严嵩,每每于召对之日,头顶香叶冠,并在上面罩轻纱以示自己对皇帝赐冠的诚敬,使得皇帝龙心大悦。另一方面,夏言身居道辅之位,政事繁多,自然对皇帝交予的“青词”任务就难免有怠慢,不仅词采失色,有时竟然图省事把几年前写过的内容杂揉一下又献上去糊弄皇帝。
同时,严嵩百般拉拢皇帝身边老道陶仲文,陶老道常在皇帝面前说严嵩的长处以及夏言的短处。为了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二人同时入对时,严嵩常故意惹夏言不高兴,老夏每每勃然,当着嘉靖帝叱责老严。
结果,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以夏言把持言路,轻慢君上为由,诏令夏言“落职闲信”。夏言一去,严嵩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
严嵩入阁后,引起很大争议,给事中沈良才和御史童汉臣等人上章劾奏这位新相爷奸险贪污,不堪大任。严嵩以退为进,自己上章求去。嘉靖帝当然不允,手诏百余言慰留,并亲书“忠勤敏达”四个大字赐于严嵩,以示殊宠。为了安慰严嵩,嘉靖帝又把上章弹劾的童汉臣等人外贬。当时的名义首辅是翟銮,但嘉靖帝总是把严嵩当首辅对待,崔銮惟惟而已。翟銮虽是个木偶,严嵩仍不能容他,嘱心腹言以其二子有罪弹劾他,老崔竟被削籍而去。
严嵩当政三年多,同为阁臣的有礼部尚书张壁、吏部尚书许瓒,张壁病死,许瓒又被严嵩排挤,削籍而去。嘉靖帝也逐渐觉察到严嵩在朝内遍植党羽,行事蛮横,便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底重新起用夏言。夏言卷土重来,不仅尽复原官,又加太子少师,位在严嵩之上,重新成为首辅。经过一次大起大落,夏言根本不吸收教训,以为大权重掌,对严嵩的态度变本加厉。
朝上,凡是军国大事草章拟旨,根本不和身为次辅的严嵩商议。同时,他大兴报复,逐个搜捡严嵩安插在政府内的心腹,尽数逐去,且声言要追查深究。慑于夏言声威,严嵩不敢出面相救,内心衔恨而已。
夏首辅为人自视甚高,对宫中的太监态度十分傲慢,严嵩不同,每次有小公公到来,无论官阶高低,他都竭力巴结,时常给他们送几大锭黄金。这样一来,皇帝身边的太监们平日家长里短,没一个人讲夏言好话,但皆齐口赞颂严嵩“仁德”。
嘉靖时时遣小宦者们偷偷去看阁臣们在干什么。严嵩自然事先知悉,每每大半夜还正坐于值房,挥笔凝神,白头发丝乱动,为皇帝撰写“青词”。至于夏言,小宦者们便回报说,夏大人总是早早回家,与宾客饮酒欢宴。长久已往,嘉靖帝对夏言不满之情日甚。
过了两年多,严嵩看准时机,以“河套之议”的机会,终于扳倒夏言,并把他送入鬼门关。夏言被杀,其实当时还有不少人拍手称快,因为此人的个性过于张扬。身为官场老人儿,此种霸道张扬的为人处事之道,肯定会得罪许多人。官场是个大染缸,在极权制度的圈子里面,即便本性是正人君子,如侥幸不败,也只能浮沉取容。否则,轻的是贬官,重的则是脑袋搬家。
严嵩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八月八日坐上首辅的位子,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去位,二十多年来,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排除异己,虐杀忠良。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恨严嵩误国,突然草疏了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奸”,言辞激烈:
杨继盛
(1516~1555年),明代著名谏臣。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生于山西阳城。其母早亡,其父另娶,生活孤苦,白天放牛,晚间访师问友,深夜秉烛长读,终在嘉靖年间得中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第一,严嵩违背祖制,使天下知有(严)嵩,不知有陛下。是坏祖宗之成法。
第二,群臣感(严)嵩甚于感陛下,畏(严)嵩甚于畏陛下。是窃君上之大权。
第三,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严)嵩。是掩君上之治功。
第四,(严)嵩以臣而窃君之权,(严)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
第五,既藉私党以官其子孙,又因子孙以拔其私党。是冒朝廷之军功。
第六,冒领军功,欺瞒皇帝。
第七,贻误军机。
第八,独占黜陟大权。
第九,卖官鬻爵。
第十,败坏天下的风俗。
严嵩有这十条大罪,还有其他奸猾之处。
第一,买通皇帝身边的人,随时提供情报。第二,结纳通政司之主,奏疏先送严嵩处阅览,然后入御。第三,交结锦衣卫,以防其缉访。第四,把持科举考试和朝廷用人的大权。第五,一面收受贿赂,一面又用小恩小惠为自己结党。
百密一疏,见杨继盛奏文中援引两个王爷为人证,严嵩大喜,就在嘉靖帝前构称杨继盛无故把宗室牵引入纠纷之中。嘉靖帝果然大怒,立刻下令当廷杖打杨继盛一百,并命刑部定罪。刑部不敢得罪严嵩,断成死罪,收监入狱。嘉靖帝其实不想杀掉这个学问深厚并享有天下清名的直臣。也有人劝严嵩不要杀杨继盛,免得招众怨。无奈,其子严世藩及党羽非要置杨继盛于死地,天天劝说严嵩下手。在第四年秋决时,杨继盛终于被杀,时年四十。
严嵩晚年,思维迟滞,再也不像初时那样对一直在西苑“玄修”的皇帝所发诏旨能做出敏捷反应。这时候,只有严世藩能刻意揣摩,并达无不中。一方面是由于严世藩智商高,二方面他总拿大把银子贿赂皇帝左右宦官侍女。所以,嘉靖皇帝喜怒哀乐,宫内的耳目们纤悉驰报,他们每次均能从小严处得到大笔“情报费”,故而严世藩成竹在胸,想皇帝所想,急皇帝所急。
蓝道行
山东人,是当时有名的道士,同时相信当时王阳明学派,被内阁大学士徐阶推荐给嘉靖皇帝,在宫中主要的职责是预卜祸福,深得信任。后因在嘉靖皇帝面前攻击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被报复致死。此外,道士蓝道行以扶乩为名,用沙盘代替“神”言,极陈严氏父子弄权跋扈之状。嘉靖帝问:“如果此事为实,上天何不殛杀二人?”蓝道行答:“留待皇帝正法!”嘉靖帝默然心动。
老严还有另外得罪嘉靖帝的地方。嘉靖帝自居的西苑万寿宫因火灾而暂居狭窄的玉熙宫,他招问严嵩,老严劝皇上还大内居住。由于嘉靖二十一年皇帝本人在大内宫中差点被宫女们勒死,严嵩此议,正触霉头。不久,严嵩又请皇帝还居南内,那个地方又是从前明英宗被软禁的地方,此议让嘉靖帝更为恼火。
这时候,又一位关键人物粉墨登场。
徐阶,嘉靖初年进士出身,乃当科探花郎。史书上称他“短小白皙,善容止。性明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徐阶因一手漂亮的“青词”,哄得嘉靖帝对他大加青睐,须臾不可或离。
嘉靖帝想造新宫,问严嵩,没结果。他就召时为次辅的徐阶。徐阶一口应承,表示先前建殿,余留建筑材料很多,如果下令营建,几个月即可造成新的宫殿。嘉靖帝大悦,立即下诏任除阶儿子尚宝丞徐墦兼工部主事一职,主持建新宫。结果,仅仅三个月多一点,宏伟雄壮的新宫建成,嘉靖帝当天就迫不急待搬入“新家”,名之曰:“万寿宫”。经过此事,皇帝对徐阶另眼看待,深以为忠,进其为太子少师,兼支尚书俸禄,并超擢其子徐墦为“太常少卿”。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身为御史的邹应龙忽上奏章,弹劾严世藩贪污受贿等不法之事。但奏章经过徐阶授意修改,当时未敢即连严嵩,只讲他“植党蔽贤,溺爱恶子”。严世藩因此下狱。严嵩朝中独相十余年,党羽力量确实大。但是,如果不处理严世藩,又无法向皇帝交待,法司最后就“裁定”严世藩受贿八百两白银,上案于御前。廷议后,判决流放严世藩于雷州,其两个儿子及心腹罗龙文等人分戍边地。
道士炼丹嘉靖帝念严嵩旧情,特宥严世藩一个儿子为民,回老家伺候严嵩起居。
然而,严世藩却并未因此而蜇伏。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公事路过严嵩府宅,看见一千多工匠正大修府邸。严府仆人望见郭推官不起身见礼。郭谏臣大怒,上状于御史林润。这位巡察御史见此状大喜,立刻添油加醋,上奏严世藩在江西阴聚徒众,诽谤朝议,图谋不轨。
疏上,嘉靖帝大怒,命林润诏逮严世藩等人入京审讯。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撰写罪状辞中把严氏父子陷害杨、沈二位忠臣的事情写入,且大肆渲染。
待他们持状入见首辅徐阶,这位徐大人早已成竹在胸,随便看了诉状一眼,置于案上,问:“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呢,还是想杀严公子?”
众人愕然,齐声曰:“当然是要杀他!”
徐阶一笑,“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他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炼被逮,皆当今圣上亲下诏旨。你们在案中牵涉此事,正触圣上忌讳。”
几个人一听,如雷轰顶,均惊立当堂。良久,他们才讲:“看来要重新拟状了。”
徐阶怡然,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状疏,“立即按此抄一遍即可。如果你们回去反复集议,消息泄露,朝中严党必有所备,旁生枝节,事情就不好办了。”
徐阶所草罪状,重点在于描述严世藩与倭寇头子王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南北煽动,引诱北边蒙古人侵边,意在倾覆大明王朝。
果然,疏上,嘉靖帝拍案狂怒。他最恨倭寇和蒙古人,马上下令锦衣卫严讯严世藩等人。狱成,严世藩等人被斩于市,严氏家族被抄家。共抄得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珍奇异宝不计其数,多为皇宫内府所无。不久,严氏党徒在朝中的诸人,也皆为徐阶等人清洗出去。严家大树,连根被拔。
至于严嵩老爷子也从不可一世的阁老沦落到在田野间的坟间捡上坟的供品充腹活命。捱了一年多,老头子苍凉死去。嘉靖一朝,正因为无大奸太监,方显严嵩柄政的“罪恶”。其实,许多军国大事方面,嘉靖帝乾纲独断,最大的坏事都是皇帝亲自拍板,严嵩不过依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