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3月中旬,安东·巴甫洛维奇前往彼得堡,准备跟苏沃林一块儿到国外去。哥哥做出这个决定,使我感到有些惊奇。要知道,他的漫长的萨哈林岛之行,才刚刚过去三个月呀!在这期间,他到过彼得堡,还在那儿住了三个星期。实际上,他还没得到很好的休息,现在却又要出国……这点他自己也很清楚,并且写信给玛·弗·基谢廖娃开玩笑说:“圣经上说:他都没有来得及叫一声,狗熊就扑到他身上了。我也是这样:都没有来得及叫一声,一种奇妙的力量又把我引向了神秘的远方。”他总是这样渴望获得新的感受,所以每逢这种时候我便对他说:
“你真是个坐不住的人,安托沙!”
这是哥哥在西欧的第一次国外旅行。他路过维也纳,然后在意大利进行了长途旅行。他去过威尼斯,那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游历了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在归途中,他曾在尼斯和巴黎逗留。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意大利的秀丽风光,优美的古代建筑,不朽的绘画和雕塑作品,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赞赏意大利人民的音乐才能,称赞法国人是“非常优秀的人民”,可是他也怀着沉重的心情给我们写信谈到那“充满洋蓟、棕榈、酸橙香味的卑鄙龌龊的生活”,谈到“烤肉卷的奢华”,这种生活给他留下一种“豪华的厕所”的印象。哥哥回来后对我们讲,他是多么想吃俄国的普通菜汤和荞麦粥……应该说,经过国外旅行,安东·巴甫洛维奇更加热爱祖国和俄罗斯故乡的一切。比如,他从巴黎来信说,“俄国画家比法国画家严肃得多”。他也从意大利来信说:“国外的火车和铁路秩序比俄国的差。我们的火车比较舒适,人也和气些。”安东·巴甫洛维奇到国外旅行,从来不在异乡久留,怀念祖国的情思很快就会把他拉回俄国。
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在图拉省阿列克辛城附近租下了一所别墅。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还在萨哈林岛的时候,弟弟米哈伊尔在阿列克辛城找到工作,并且搬到那里去住。那是位于奥卡河畔的一个很小的城镇。河对岸,离火车站不远,有三四所不大的木头盖的别墅,连围墙都没有。房子离河较远,一般来说,住在那儿没有多大乐趣,特别是因为我们住过卢卡和巴勃基诺那样的别墅,就更觉得这地方没意思了。米哈伊尔受哥哥委托在阿列克辛郊区寻找别墅,可他找不到更好的,于是租下了一所这样的小房子。
安东·巴甫洛维奇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们全家马上就搬到别墅去了。这别墅最主要的一个缺点是狭窄。我们家人口不少,四个小房间都住满了,再说还难免有客人来呢!“里面够窄的,外边倒挺宽敞,”安东·巴甫洛维奇开玩笑说。
我们在这所别墅里住的时间不长。
丽卡和列维坦到阿列克辛城我们这里来玩,途中在轮船上认识了当地一个地主叶·德·贝利姆-科洛索夫斯基。这个人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得知,作家契诃夫住在离鲍基莫沃村他的庄园不远的别墅里。于是,有一天他忽然给我们派来两辆三套马车,邀请我们去访问他。我们坐马车去了。那是一座无人照管的大庄园,里面有一幢两层的大楼房,两间或者三间厢房,还有一个景色很美的古老花园,花园里有林荫路和池塘。贝利姆-科洛索夫斯基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这座庄园,就建议他放弃阿列克辛附近的小别墅,租用自己那幢大楼房。安东·巴甫洛维奇非常喜欢这座庄园,以及里面的花园和整个消夏的环境。尽管这两处的别墅租金都很贵(阿列克辛附近的别墅90卢布,新别墅160卢布),他还是决定搬到鲍基莫沃村去。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这所别墅富有诗意的环境颇为满意。他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多么自由自在呀!豪华的大楼里楼上整整一层都归我支配。房间很大;其中两间跟您的大厅一样宽敞,甚至还要大些;一间有圆柱;还有供乐师坐的环廊。安置家具的时候,我们由于不习惯在大房间里走动,搞得疲惫不堪。花园很美;有池塘、带磨坊的小河、小船,所有这些简直让人心醉神迷……这里的鲫鱼很爱上钩。昨天我把一切忧愁都抛到了脑后:我一会儿坐在池塘边钓鲫鱼,一会儿在废弃了的磨坊旁边钓鲈鱼……我盼着您来。您要快点来才行,不然夜莺就要停止歌唱,丁香花也快谢了。”
苏沃林接受安东·巴甫洛维奇的邀请,到我们这儿来过两次,可是每次都只住了几天。我的女友娜·米·林特瓦列娃也到鲍基莫沃村我们这里做过客。后来我也到苏梅她家去过,不过没住几天,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催我赶快回来。他写信给娜达丽雅·米哈伊洛芙娜,让她“用一根长杆子”把我赶回家来,“因为缺了玛莎不成”。他用开玩笑的方式给我写信说:“……你不在,我们紧张的家务完全失控了。没什么东西可吃,苍蝇多得讨厌极了……獴打碎了果酱罐,等等,等等。”
除我们一家人以外,在鲍基莫沃还有其他避暑的人。我们楼下,住着著名画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基谢廖夫一家人。他们有几个活泼的小孩,都是半大的小姑娘,我们管她们叫“小基谢廖娃”。孩子们素来喜欢安东·巴甫洛维奇,这些小姑娘同样也跟他很要好。她们跟他一块儿散步,有时也到我们家里来玩。她们最出众的一点是,常常自己把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短篇小说改编成戏,在家里演出。关于她们演戏的事我后面再讲。
在一间厢房里,还住着一位在莫斯科大学教课的年轻学者、动物学家弗·亚·瓦格涅尔,他后来成为教授。他的妻子和姑母跟他住在一起。他通常从早到晚坐在花园的树底下研究蜘蛛。哥哥常善意地开他的玩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小蜘蛛”,还开玩笑说,等他研究完蜘蛛,一定要去研究研究“在他姑母身上逮住的”跳蚤!安东·巴甫洛维奇经常晚上到瓦格涅尔那里坐坐,他们的谈话很严肃,甚至争论自然科学以及哲学方面的问题。在鲍基莫沃居住时期,安东·巴甫洛维奇写出了中篇小说《决斗》。哥哥在塑造小说中动物学家冯·柯连的形象时,为刻划柯连的性格,采用了他与弗·亚·瓦格涅尔争论中的许多思想和论点。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有关保护科学、反对招摇撞骗的重要文章,是跟弗·亚·瓦格涅尔分不开的。这篇文章与俄国伟大的革命学者、莫斯科大学教授克·阿·基米里亚泽夫的活动有直接关系。因为1891年克·阿·基米里亚泽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科学上的丑剧》。他在书中谴责以著名教授阿·彼·波格丹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动物园管理处,说他们在动物园里建立的“植物试验站”实际上是一种招摇撞骗的机构,跟科学毫不相干。他写道:“如果动物园管理处胆敢公开把自己的破烂玩意儿称为‘植物试验站’,那么内行的植物学家在道义上就有责任对公众说明:请你们不要相信,这是一场卑鄙的丑剧,这场可悲的丑剧只能证明他们对科学和公众极不尊重。”
弗·亚·瓦格涅尔跟安东·巴甫洛维奇讲过动物园里的丑闻,并且给他看了一些综合材料,揭露了这个动物园里的“大科学家们”的伪科学活动。安东·巴甫洛维奇就是以这个材料为基础,在鲍基莫沃村写出了文章《魔术家》。他把文章寄给苏沃林,以便在《新时报》上发表。哥哥在附言中写道:“问题在于,在我们莫斯科以及全俄国总有波格丹诺夫这样的动物学家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把一切都抓在自己手里,从动物学一直到俄国报刊。这种大人物可以不受制裁地为所欲为。于是基米里亚泽夫就得出师征讨了……
“……我寄上这篇短文,作为对他的小册子的补充。基米里亚泽夫在跟招摇撞骗的植物学作战,而我想说的是,动物学顶得住植物学。您得把文章读完;您不应当站在植物学家或者动物学家的立场上,为的是懂得我们由于无知而认为崇高的东西其实是何等低劣……
“……我在文章中只签上一个字母Ц,没有署上我的名,这样做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这篇短文不是我一个人写的,第二,作者应该隐姓埋名,因为波格丹诺夫知道,瓦格涅尔跟契诃夫住在一块儿,而瓦格涅尔还得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等等。否则由于我的罪过,他们会毫无理由地把瓦格涅尔的论文驳回。”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他的文章中指责动物园管理处,说它的全部活动和重新开张的植物试验站以及动物实验室,“是对科学和公众不尊重的可悲样板”。《魔术家》就像基米里亚泽夫的小册子一样,引起很大轰动。有趣的是,克·阿·基米里亚泽夫本人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魔术家》的作者是契诃夫。后来过了很久,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部遇见克·阿·基米里亚泽夫,他才知道,当时是谁跟他共同反对科学上的招摇撞骗行为。这件事是基米里亚泽夫写信告诉我的。1914年,安东·巴甫洛维奇逝世10周年前夕,莫斯科作家出版社(我是这个出版社的成员)出版关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回忆录和资料集《言论》。《魔术家》也收进这个集子里。1916年我把一本写有我的赠书题字的《言论》集子寄给克·阿·基米里亚泽夫,我收到了他这样一封有趣的回信:“敬爱的玛丽雅·巴甫洛芙娜!您给我寄来您那让人难以忘怀的哥哥写的、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文章,对此我向您深表谢意。多年来我总觉得这篇文章是个谜,直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部跟我见面时,才亲自把谜底揭开。但是,即使在他去世之后,我依然认为,自己无权把内情向任何人泄露,因为那次谈话没有第三者在场。现在报刊披露了此事,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它的详细情况在报刊上讲出来。另外,顺便说一下,波格丹诺夫教授的科学活动的最后成果是,把我赶出了彼得科学院,并且关闭了该科学院。
“这就是我们俄国教育秘史中小小的一页……”
我们在鲍基莫沃的生活颇为丰富多彩。安东·巴甫洛维奇跟往常一样,在文学创作之余,喜欢钓鱼,喜欢到树林里去散步和采蘑菇。与此同时,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接诊病人:人们有时把病人送到他这里来,有时叫他出诊。
我们的房东叶·德·贝利姆-科洛索夫斯基最初极力显得威严和“宗(聪)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玩笑话),可是事实证明,他既朴实又富同情心。他穿着俄罗斯式腰部带褶的外衣,持自由派观点,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家的人管他叫盖盖,我们在家里开玩笑时也这样称呼他。为了让所有在他家避暑的人彼此熟悉些,有一天他组织了野餐。可是这次野餐的结局可不太圆满。当时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和贝利姆-科洛索夫斯基坐四轮马车出去游逛。正走着,马突然不知怎么受惊了,狂奔乱跑起来,把他们全从车上摔下来。马车也撞坏了。哥哥鼻子撞到地上,只好鼻青脸肿地走回家。
基谢廖夫家的几个小女孩爱在花园里举行家庭演出,这对我们也是一种饶有兴味的娱乐。她们虽然都是八到十二岁的孩子,可是很有本事,能把安东·巴甫洛维奇短短的小说改编成戏演出来,扮演成年男女的角色,特别有趣。例如,有一次她们演出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短篇小说《萎靡不振的人》。克扣女家庭教师钱的老爷由十岁的索尼娅扮演,而她是个胆小、害羞的孩子,女家庭教师由八岁的娜佳扮演,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姑娘。结果,俩人的表情演得正相反:女家庭教师坐在那儿,丝毫没有萎靡不振的样子,而欺负她的主人却愁眉苦脸。
看这些戏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笑得那么开心。戏演完,通常还有更活跃的项目,有时甚至在花园里搞火炬游行。
仲夏的一个夜晚,她们开了一个大庆祝会。小路灯照耀着两旁的菩提林荫路,她们在路灯下演戏,然后又跳舞,做游戏。正在这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忽然不知去向,过了一会儿才回来,头上戴着一个大旧钟的套子。他在套子顶上搭一条毛毯,怪模怪样地在孩子们中间跑来跑去,发出唔呶唔呶的声音,“小基谢廖娃”们都高兴得欢蹦乱跳。哥哥一向乐观风趣,喜欢用出人意料的方法让她们又惊又喜。
有一次,“小基谢廖娃”们愉快地结束演出之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了一篇诙谐的评论。所有在鲍基莫沃村避暑的人看后,莫不捧腹大笑。时过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出版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信全集时,我把这篇评论编入了第3卷(莫斯科,1913年版),这篇文章才首次发表。现在我把安东·巴甫洛维奇这篇幽默的评论援引于下:
昨天舞台艺术爱好者在鲍基莫沃村演戏了。这一意义重大的事件正好发生在我们友好国家的强大海军在喀琅施塔德逗留之际,真是巧极了。因此,年轻的演员们无意中从精神上加强了两个友好亲善民族之间的同情和联合。Vive la France!Vive la Russie!
演出是为纪念德高望重的动物学家弗·亚·瓦格涅尔而举行。我们本来不该谈论动物学这门科学的意义。可是,各位读者知道,臭虫、跳蚤、蚊子、苍蝇历来是人类的祸害和文明的敌人,到目前为止,只能用古罗马厨房里使用的除虫粉等物来除灭,然而上述所有昆虫现在都烦闷得要死,这种烦闷常常起因于我们德高望重的动物学家们的著作。
舞台上的演出有几场可与《钦差大臣》媲美。此外,还有以下一些生动的场面:1.印度人穿着赫列斯塔科夫(《钦差大臣》剧中的骗子)的裤子;2.茨冈人跑到希腊王侯那里大吃大喝;3.希腊王侯在茨冈人的游牧群里钻来钻去;4.一位天才把澡堂里的树枝笤帚戴在果天托特人和西班牙女人的头上。表演出神入化,真挚而严谨,人人看了都觉得赏心悦目。基谢廖夫的体型非常标致,十分适于登台演戏(其实亚·亚·基谢廖夫是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男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显露出他具有喜剧演员的卓越才华。他是一个喜剧演员,这丝毫不容怀疑。可是,当他侧身对着观众的时候,又会使人感到,他的表演和服装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浓厚的悲剧意味。基谢廖娃第一女士一登台就博得全场观众的瞩目和赞叹,她从各个方面都显示出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演员。她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一是因为她有一套良好的歌唱技巧,毫无疑问,她能把这些技巧运用自如;二是因为她有表演才能,这才能来自艰苦磨练、广博的舞台知识和演出实践。她每演完一场戏,人们就向她热烈鼓掌,给她献上花环和花束,那些花环和花束都是观众从幕后演员先生们那里要来的,因为他们早就筹办好了庆祝会所必需的物品。基谢廖娃第二女士扮演米什卡这一艰巨的角色,在她的表演中,我们没有发现萨拉·别尔纳尔(法国女演员)和杜泽(意大利女演员)身上存在的那些我们非常讨厌的缺点;这位初登舞台的女演员戴着帽子走进房间,人家递给她一封信,她却不接,以那种近乎目空一切的情调和特色展示出她独特的才能,就连玛·尼·叶尔莫洛娃(俄国女演员)也望尘莫及。至于瓦格涅尔夫人的表演嘛,那可是博得了满堂喝彩;她对舞台规则有罕见的知识,所以,她那滑稽的表演充满夸张,令人感到轻松、愉快、优美、绝妙,而且吐字清晰悦耳,这简直是集一切才华之大成(弗·亚·瓦格涅尔的妻子玛丽雅·阿波罗诺芙娜是一个普通、娴静而又有点古怪的年轻女人,与基谢廖夫家的大女孩维拉很要好);她每次上场下场都要惹得观众大笑不止。在那些动人的场面中,首屈一指的演员要算是基谢廖娃第三女士(娜佳)了,她脸上总是兴高采烈,演员和观众都目不转睛地瞧着她,就像欣赏五颜六色的焰火一样。
非常遗憾的是,阿麦纳伊萨·埃拉斯托芙娜没有参加演出。
(“阿麦纳伊萨·埃拉斯托芙娜”是贝利姆-科洛索夫斯基庄园里的女管家,这个女人生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眼睛斜视,而且不学无术,还相当凶恶。其实她原名叫阿尼玛伊萨·奥列斯托芙娜,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总管她叫阿麦纳伊萨·埃拉斯托芙娜,或者,像他说的,“为了简便起见”,叫她谢米拉米达和缪尔-伊-麦里利萨,有时还叫她乌西里萨。他肯定地说,她对自己的主人怀有好感,而且很爱吃醋!安东·巴甫洛维奇住在鲍基莫沃村时所写的信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她。)
我整个夏天都在绘画,非常入迷,画得很多、很认真。我的房间里挂满了绘画草稿。有一次,亚·亚·基谢廖夫到我房间里来,看了我的作品后,夸奖一番,并且说:
“你若真有此志向,准能成为画家!”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我可以说,志向嘛,我也许是有的,可是我没能彻底献身于绘画。另外的道路和目标摆在我的面前,它们与哥哥的生活和工作紧密相连。
我们在鲍基莫沃村的别墅一直住到9月初,返回莫斯科以后,仍然住在小德米特罗夫卡街上菲尔甘格家的那套住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