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先生不愧是当今中国文坛独具精神操守的大家、高手。
谈到广州、泉州、扬州三处伊斯兰教早期文化遗迹及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问题，在《石头的胜利》一文，破题之后，接着他便以严谨冷峻的文字这样叙述道：如同约定一般，巧合的是在广州有极其著名的相传建于唐代的中国第一清真寺——光塔寺和“苏哈白·宛葛斯”的圣贤墓。一墓一寺，巧为一组。泉州则有灵山的“先贤墓”。与那座墓互成一对的，正是我徘徊不舍的艾苏哈卜花岗岩寺。扬州的现象，与广州、泉州一样，与扬州仙鹤寺做伴的，恰恰有著名的普哈丁墓。只不过扬州的普哈丁没有被称为苏哈卜。大概是误植，在有关他的资料里“圣门弟子”被记载为圣裔——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代后裔。也就是说，广州、泉州、扬州三处都是墓寺合一，遥相呼应。在如此广袤的幅员之间如此类近的巧合，难道仅仅是可以忽略的巧合吗？
夜色如禅。张先生学术散文集《文明的入门》尚未合上，扬州古运河边三年前曾留下过自己匆匆脚步的普哈丁园便又一次山奔海立般逼显在了我的眼前。
普哈丁园内光绪三十四年《西域先贤普哈丁墓碑记》载，普哈丁是南宋咸淳年间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即张承志先生所认定的圣门弟子）。据传，他在扬州及其周边地区传播伊斯兰教近十年。其间，他弘扬伊斯兰教传统美德，扶弱济困，广交朋友，兴修仙鹤寺，深得当地百姓的厚爱和拥戴。德佑元年（1275年）七月他乘船由天津沿古运河南下，23日抵达扬州，当天清晨，随从呼唤他时，方知他已在船内归真了。归真后，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扬州的地方官员便将他安葬在了古运河东边的高岗上。
历经不同历史时期的扩建修葺，今天占地25亩的普哈丁园，由古清真寺、古墓园、古典园林三部分组成。
扬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普哈丁园古清真寺主任潘荣贵先生，是一位有民族责任感，且对扬州地方史和伊斯兰文化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式领导。在陵园北边的“好心情”清真餐馆吃完午饭，他亲自陪同我参观了这处令中外广大穆斯林向往的先贤圣地。
进了面临古运河，西向而开，上嵌“西域先贤普哈丁之墓”石额的拱形园门，右侧即是古清真寺。古清真寺坐西朝东，面阔五楹，里面可容近百人做礼拜。殿内抱厦后沿设有拱窑，拱窑内装饰刻写有阿拉伯文《古兰经》章节和典型伊斯兰风格图案。古清真寺虽然没有当地仙鹤寺那样声名显赫，壮观气派，但由于设计布局合理，与周围其他建筑空间处理得当和谐，置身其中，依然能使人顿生庄重肃穆之感。
出古清真寺折北前行，是一段垂直近60度的石阶甬道。历经岁月风雨冲刷，石阶甬道苍苔斑驳，古意横生。两边石质围栏上全为洋溢着中国本土文化的高浮雕图案，有狮子戏绣球，鲤鱼跳龙门，三阳开泰等。甬道尽头便是上嵌“天方矩矱”石额的墓园正门。
“潘主任，这‘天方矩矱’称谓里一定蕴含着什么特别的奥义吧？”
面对我发自内心的不解与提问，谈吐不凡的潘主任引用《明史·西域列传》中的话解释说，天方，即今天我们常提到的圣地麦加；矩矱，即典范、与众不同者。全句的含义为，阿拉伯来的典范人物。
穿过正门门厅便是墓园的中心院落。
紧挨门厅左侧的是一小型展室。里面陈列着与普哈丁园、仙鹤寺等伊斯兰文化遗迹有密切联系的各类碑文拓片，扬州出土上刻阿拉伯文的唐代瓷背壶图片，海湾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参观普哈丁园、仙鹤寺时的照片，不同版本伊斯兰教研究书籍等。尤其令我感到惊喜意外的是，在展室显眼位置，我同时还发现了印在某刊物封面的马启智主席的大幅照片、宁夏社科院主办的《回族研究》2003年第一期“郑和专号”。院落东头为讲经堂，院北侧有一门厅，壁上嵌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先贤历史记略》碑。经过此门厅，便进入了普哈丁墓所在的北墓区。
普哈丁墓建筑外观为一四面设有拱门的四角亭室。应我请求，潘主任破例打开了一向封锁着的亭室栅栏门，让我零距离仔细欣赏观察墓塔。以大块青石砌成的矩形层叠式墓塔共有五层，每层边沿除了浅雕有牡丹花纹、缠枝草纹和如意云纹外，还以极娴熟圆润的笔法阳刻着阿拉伯文《古兰经》的有关章节。亭室墓顶为穹隆式拱拜耳结构，上悬一面内容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钦差”的阿拉伯文方匾。匾的四周分别写着艾卜伯克、欧默尔、奥斯曼和阿里四位哈里法的名字。
没有哪一样东西比建筑更能传达折射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文化艺术领域的融合与影响。把普哈丁墓地面建筑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并非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词——墓亭向内收敛的凝聚力和穹隆顶墓室向外拓展的扩散力相互结合浑然一体，构成了内雄外秀的独特艺术风格，令人过目难忘。
虽然话题似乎扯得邈远了些，但我以为很有必要。的确，拱拜耳穹窿结构是典型中亚阿拉伯国家清真寺惯用的结构形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原型却是古希腊神庙和拜占庭教堂。是公元前五世纪的波希战争和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把它带到了阿拉伯，伊斯兰教东渐后又把它带到了中国，并以民族化的形式出现在了扬州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汉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融合，而且也反映了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大交流。
作为有近千年历史，处处洋溢着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艺术光芒的墓塔，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其珍贵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现实中有些事就是那样的令人不可思议——仔细端详，我发现墓塔第二、第三层底沿有几处新鲜的小豁口。走出亭室问及原委，潘主任满脸懊悔，气愤地告诉我说，那些小豁口是2003年10月15日被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来此参观的人敲掉的。为此，自己还受到了市文物主管部门的严厉批评。
追随、敬仰先贤圣哲，是全世界热爱正义、和平的穆斯林共有的传统美德和人生追求。出于对普哈丁特有的崇敬与向往，普哈丁园墓区内除了安葬有南宋景炎三年（1278年）归真的撒敢达，明成化元年（1465年）归真的马哈默德，成化五年（1469年）归真的展马路丁，弘治十一年（1498年）归真的法纳等西域先贤外，这里同时还安葬着明代昭勇将军张欣，清代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左宝贵等32位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穆斯林。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国家的骄傲，那个社会群体的骄傲，中国广大穆斯林的骄傲。
说到西域阿拉伯人与中国、与扬州的关系问题，不能不提及刻有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1925年出土于扬州南门挡军楼墙基，现保存于普哈丁园西北角“拱拜”式室亭的四通古墓碑。
艰难辨认释读发现，虽然四位墓主（达鲁花赤·涅古伯、赡思丁·拉希夫拉·巴拉吉、阿依莎·哈通、阿莱丁）在扬州定居时的身份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地位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世的时候，他们在不忘西域祖先，虔心恪守伊斯兰教规的同时，都能自觉把自己融入汉民族优秀的本土文化。
“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作为有2400多年历史文化名城有机组成部分的普哈丁园，在园林建筑艺术方面，虽然不像瘦西湖、何园、个园、徐园那样把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精髓表现张扬得那样酣畅淋漓，但与国内其他地方伊斯兰文化遗迹相比较，我依然能强烈感受到扬州穆斯林在自觉接受这一事物方面所表现出的包容性和主动性。
三年时间过去了，至今我还真切记得它画境一般的粉墙黛瓦，记得直对清真寺中轴线望月亭高挑的飞檐，记得北墓区小湖边玲珑峭瘦的太湖石，记得甬道两边遍布苍苔，石质栏杆上纤毫毕现的花草瑞兽，记得那棵被雷劈为两半，枝叶一派金黄，有800多年历史的“英雄”古银杏，记得距普哈丁园不远仙鹤寺廊檐下那排高悬的大红宫灯。
那个时时刻刻不忘为大唐帝国前程和老百姓击节放歌，在中国乃至世界诗坛声名远扬，名叫杜少陵的诗人，在一首叫做《解闷》的诗里道出了唐时古扬州的锦绣繁华，写尽了西域穆斯林对她无限的期待和向往。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你也想仿效古之贤达骚客在烟花三月光景，潇洒下一回扬州吗？告诉你，若有此举意，某一天真的去了，千万别忘了古运河东边高岗上，那处名叫普哈丁园的地方。
200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