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调查，单家集村民对外来人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单家集对非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同时为了维持集市的繁荣，他们希望外地客商来这里打工、搞经营，但又不希望他们的经营实力过于强大，因为这样会减少本村人占有村庄资源的份额。有这样一个事例，前几年有两个静宁人来单家集开诊所。据村民说，这两个静宁大夫很负责任，每次给病人只开三天的药，药价也便宜，所以很多村民都愿意到静宁大夫那里看病。后来，县卫生局派人到村里检查这两家诊所，说他们没有经营许可证，销售假药，欲责令他们离开单家集。在这种情况下，村上和清真寺里的老人出面把卫生局的人说了一顿，最终把两个大夫留了下来。后来才知道，卫生局之所以到单家集检查两个外地人的诊所，是因为该村有人向他们举报了这两家诊所，而举报者正是本村的大夫。实际上这两家外地人开的诊所并没有销售假药，本村大夫举报外地大夫的原因是外地大夫的到来引起了资源的重新分配。
四、变迁的动力
（一）社会变迁的相关理论
寻找社区变迁的动因，对于探索社区未来发展路径、制定科学的社区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戴维·波普诺把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社会变迁动因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引起社会变迁的7种主要原因：物质环境、人口、技术、非物质文化、文化进程、经济发展和促进变迁的有目的的努力。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国家共同体层次上研究社会变迁的动因时，提出了“内在性发展”和“传播性发展”两种变迁模式，所谓内在性发展是指发展变迁的动因自生于该社会系统内部，是内生因素所推动的发展；传播性发展则是通过外部文化传播所推动的社会发展。富永健一同时指出：一般而言，在现代化、产业化的先起国家，发展的动因在于内生因；在向现代化、产业化起跑迟了的国家，其发展变迁多依赖于外生因。
受富永健一两种变迁模式理论的启发，我国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等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内发型发展”的理论。“内发型发展”理论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把对社会变迁的讨论具体到了村庄社区的层面上。第二，按照富永健一的观点，中国作为现代化、产业化的后起国家应走“传播性发展”而不是“内发型发展”之路，陆学艺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的理想发展类型应该是“内发型发展”。李国庆博士在《中国百村调查试点村〈行仁庄卷〉导论》中引用了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对“内发型发展”概念所作的界定——内发型发展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和集团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有自律性地创造出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需要具备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具体到村落社区层面上说，内发型发展是一种自主、开放式的发展，它与地方市场乃至全国市场有着密切联系。被评价为内发发展的中国乡镇企业，在技术、设备、市场信息等方面，与城市工业的联系极为密切。内发发展的社会特征是充分发挥社会内部的主体力量，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能动地适应市场、引进外资，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除了上述变迁理论，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理论：一个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理论，另一个是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的“内卷化”命题。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赚钱的动机、效率意识、精于算计、勤奋敬业、讲究信用、节俭的生活方式等基督教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没有新教伦理的作用，西方就不会走上理性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其他宗教文化都无法孕育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他把儒教文化所熏陶出来的社会精神气质看做“强烈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黄宗智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黄宗智认为，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正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这些理论或命题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解释了社会变迁的动力问题，但运用这些理论不足以全面解释笔者在单家集所观察到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变迁理论给予重新审视和新的综合。
（二）改革开放、民族传统与社区变迁
这些变迁理论的一个共同局限性就是忽略了国家体制对社区变迁的影响力。参照评价“内发型发展”能力的若干指标可知，单家集属于“内发型”的村庄，但如果做这样一个追问：同样的物质环境、同样的人、同样的非物质文化，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的单家集处在停滞状态、无法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类似的追问还可以继续下去。按照黄宗智的观点，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农民不断地被卷入农业劳动之中，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以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单家集也经历过“内卷化”的问题，但这段经历出现在计划经济时期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单家集回族具有开展商业经营的才能，但这种才能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施展。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了宗教伦理对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影响，但他试图从儒教伦理中寻找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因素的努力失败了。《儒教与道教》一书几乎使马克斯·韦伯陷入学术困境，他后来不得不明智地承认：“一连串的理由我们业已知道。它们让我们明了资本主义之所以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其原因完全在于国家的结构。”黄宗智虽然提出了农村“内卷化”的命题，但他对中国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的解释并不彻底，比如他认为，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力。诚然，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事实，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则是国家体制变革与地方传统互动的结果，没有这样的互动，乡镇企业就不会发展起来，中国农村“内卷化”的问题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的逻辑还会继续运行下去。黄宗智把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视为农民不断被卷入农业劳动之中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个解释也忽视了国家体制因素，一般来说，当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增加时人们至少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断卷入农业劳动，另一种可能是离开土地，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经营，但是否能够离开土地从事农业以外的经营则取决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从“内发型发展”的角度看，国家体制状况也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农村社区的自我发展意识和能力取决于国家体制的变革。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所调查的江村缫丝业相当繁荣，可当他在20世纪50年代再访江村时，当地的缫丝业衰落了，江村失去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时隔50年，费老三访江村时，传统的缫丝业又复兴了，同时，其他非农产业也发展了起来。江村传统行业的兴衰历程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密切相关。
对单家集这个回族村庄的调查发现，农村社区的发展变迁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家体制与地方传统的互动是社区变迁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这一命题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互动变迁论以承认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在社区存在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前提。第二，在国家权力对农村社区实施有效控制的条件下，国家体制变迁是社区变迁的根本动力和必要条件，国家体制直接决定着农村社区的体制和选择，国家体制是计划经济，农村社区的经济生产模式也只能是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农村社区的经济生产模式也会转向市场经济。第三，国家体制对社区变迁推动作用的大小与社区内民族传统资源的丰富程度紧密相关。一个社区的传统资源如果很丰富，就可以在国家体制变革的激励下发扬出来，社区经济就会迅速发展；相反，如果一个社区的传统资源稀缺，即使国家体制已趋于优化，社区经济也未必能发展起来。单家集的非农产业和集市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迅速发展，是因为这个村庄的回族具有从事商业贸易和小手工业生产的传统。人民公社化时期，这个传统被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抑制，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传统在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下得到恢复和发扬。
附篇重访单家集
2007年深秋时节，我带着研究生重访单家集，对这个大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再一次的调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决策和部署。这些国家层面上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策略在一个微型社会里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和三年前相比，今天的单家集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我再次走进单家集。
一、主要见闻
每次到单家集，有两个人是我必须要登门造访的。一位是该村党总支书记许文杰同志，另一位是《固原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王文玉老师。许文杰书记今年65岁，是一位获得过许多荣誉（如全国劳动模范）的老党员，家里挂着好几张与中央领导的合影照。从1964年担任大队会计时算起，许担任村干部至今已有40余年，是单家集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重要组织者和亲历者，对这个村落的发展历程非常熟悉。王文玉是较早从单家集走出去的大学生之一，1968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是新闻战线上的一名老兵。这个从单家集走出来的秀才虽然长期在城里工作和生活，但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多年来，他通过查阅文献和走访老年人等途径，对单家集村的演进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写一部单家集村史。从新闻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王文玉大部分时间住在单家集。从交谈中不难发现，王文玉的脑海中已绘就了一幅关于家乡未来的美好图景，“文化人”开阔的视野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交织在一起，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扮演起了单家集未来发展的谋划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他曾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就单家集的发展问题向兴隆镇和县上的领导建言献策。
在单家集期间，我先后访问了许文杰书记、王文玉老师和单北、单南两个村的村干部，参观了单家集民族工业园、活畜交易市场、街道两边的店铺等，重访了我曾经走访过的富裕户和村子里相对贫困的家庭，目睹了这个村子里发生的一些新变化。
1.关于民族工业园。单家集民族工业园区是在西吉县委、县政府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始建于2003年5月。2004年我在该村调查时，民族工业园区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如园区道路建设、供（排）水设施配套等。三年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在园区内看到了一些外观设计新颖的厂房，如由本村牛羊屠宰大户米正清等投资建设的西开牧业清真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村支书单发俊和外地一家企业合资建立的单家集清真牛羊肉定点屠宰场等。我们在企业负责人的引导下参观了这两家企业的工作车间，看到了包括检疫、屠宰、分割、排酸、冷冻等主要工序在内的生产线，具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前几年，单家集的牛羊肉屠宰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式的，即使是一些屠宰大户，也多在自己的家里宰牛，加工水平也仅限于屠宰、剥皮、剔肉、销售等初级加工。可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规模较大企业内的现代设备不仅能够提升牛羊肉的加工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还有利于逐步改变当地分散屠宰、粗放经营等传统。据统计，单家集民族工业园区的入户企业已达到30余家，涵盖了牛羊肉屠宰加工、淀粉加工、皮革加工、牛骨收购与加工、面粉加工、建材贸易等诸多领域。民族工业园区另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筑就是单家集民族福利医院，据悉这家医院是由自治区爱心协会投资建设的，规模和设施不亚于当地的乡镇中心医院，这意味着单家集村的医疗卫生水平也已达到了许多村级社区暂时难以企及的较高水平。
2.村容村貌。和三年前相比，单家集的村容村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很多人都知道，单家集是一个“红色村落”。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北上抗日和西征途中曾三过单家集。更让单家集人感到自豪的是，毛泽东同志曾经在该村住宿过一夜，访问了该村的陕义堂清真大寺。为了表达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村里人自发集资修建了一座简朴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人民救星，伟大领袖”八个大字。2006年，为了庆祝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发展红色旅游，兴隆镇党委、政府筹集资金，对陕义堂清真大寺内的厢房（毛主席与阿訇会面、交谈之所）和清真寺门楼等进行了修缮，同时在大寺门前修建了一个占地7200平方米的民族团结广场。原来位于大寺门外东北侧的纪念碑被移到了广场中心，并修葺一新。现在，这个广场已成为村里人和外地游客缅怀先烈、休闲交流的好去处，也成为单家集村的一道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