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些人在谄媚学上只能算是初入门道。真正的谄媚大师从来不直接针对谄媚对象进行作业，而是针对谄媚对象最喜欢的事。王安石当时最喜欢的就是如何聚敛财富。有人就对王安石说，“梁山泊（山东梁山）有八百里方圆，如果把泊里的水都排干，那可是八百里良田啊！”
王安石鼓掌叫好，认为这是有人类以来绝好的主意，可是一转念，就觉得有问题。他问：“可是这八百里湖水放到哪儿去呢？”
出主意的人不知道。国子监老先生刘贡父恰好坐在旁边，应声给了谄媚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旁边再挖一个八百里方圆的梁山泊，水完全可以排到那里去！”
王安石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
李定来京
上面列举的这些变法分子，劣迹差不多都是在后面显现的，而在前期，在北宋中央引起轩然大波的，则是一个叫李定的人物。
李定是扬州人，王安石江宁讲学时，李定当过他的学生，成绩还可以。在考中进士后，李定又在地方上锻炼了几年。在地方上任期满后，宋朝中央考察提拔干部的孙觉在众多地方官中发现了李定，于是推荐李定来京城当官。
中央干部肯定比地方官更有前途，李定很高兴，包袱一裹就到京城来了，只等听候任命。讲关系、开后门的事情在哪个时候都很普遍，李定少不得也要走这一套，一来找找感觉，二来发展一下人脉，以后在官场上也好混一些。没有亲戚故旧，王安石一时也见不到人，想了想，李定先去拜见了谏官、本家李常。
见到李常，两位李大人吃了点小菜，喝了点小酒，聊了点窑子中的事后，开始转入正题。李常问李定：“你小子是南方来的吧。”李定连忙鸡啄米似地点了点头。
李常继续问：“那南边的人对青苗法是怎么看的。”
现在王安石如日中天，李定当然要说点好话：“百姓都觉得青苗法非常好，没有不举双手赞同的。”
李常一听，知道李定是想最后找王安石做靠山，警告李定说：“现在整个朝廷都在议论青苗法的问题，你最好别拿这件事说事。”李定心想王安石现在如日中天，又得神宗宠信，他还得仰仗这位恩师呢，因此没把李常的话当回事，一个耳朵听进去了，另一个耳朵也就出来了。
从李常家出来，正好得到王安石就在家中的消息，李定马上赶到了王安石府中，拜会王安石。又是吃饭喝酒，酒足饭饱之后，李定给王安石拍马屁：“青苗法确实不错，学生只是按照事情情况汇报，没想到京师却不许人说真话。”
王安石说：“别听你本家的胡谄，你见到皇上时，只管讲你的这些真话，有你好处。”
得到王安石的保证，李定心里有了底。
不久，王安石就带着李定见到了大宋王朝的最高公务员宋神宗。李定人长得还比较帅，神宗看着他也顺眼，因此不免多聊了几句。聊的内容前面李定已经跟别人聊过很多次了，就是青苗法在南方的具体情况。李定的说法从来不变，还是说南方的百姓都很感激朝廷实施这个青苗法。得到了不少实惠。
神宗正是想听变法好的当口，对于李定的说法非常喜欢，当时就把给李定任京官的事情说了出来。神宗对王安石说：“现在谏院不是有缺吗，就让李定去谏院工作吧。”
王安石正要点头，曾公亮却跳了出来，理由是宋朝自建国以来，宰相就没有介绍过熟人或关系密切的人当谏官的，这已经是一个潜规则了，我们不能破了这个规矩。神宗一听，曾公亮说得也有些道理，因此对李定说，谏官看来不好整了，你还是干点别的吧，去当监察官吧，位置是监察御史里行。里行二字，就是加给位卑者升入京官的人的称号。
神宗的命令下来了，就需要皇帝秘书（知制诰）宋敏求写委任状。可谁料对于皇帝的这份命令，宋秘书公然抗拒，理由是李定资历都不够，凭什么凭一句话就来当京官。神宗皇帝心里不爽，我下的命令难道还作不了准吗，你不写是吧，开除你，再找人来写。因为这事，神宗直接把宋敏求给踢了下去。
司马光听到这事后，就去找神宗，问他李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才能，让您这么重用他。神宗就说李定这家伙话讲得好听，说的也是真的，好几个人都说他是根葱。司马光愣了，一面之辞你也信。
想是这样想，但司马光却比宋敏求聪明多了，当面不顶撞神宗，而是换了一个话题：“宋敏求就因为不写委任状，您就把他开了？”神宗不想跟司马光扯这个，找个借口说开除宋敏求不是因为李定，这小子以前都犯过好多错误，这次是数罪并罚。司马光一听，耷拉个脸退了出来。
没有了宋秘书，还有吕大临吕秘书、苏颂苏秘书，神宗皇帝又让这二位起草委任状，神宗心里想，这下该没问题了吧。谁知，越是认为没问题的，就越有问题。吕大临、苏颂在这事上，跟宋敏求一样犟，照旧不写。两位秘书均表示，宁愿自己被撤职，也不做这种“违反组织程序”的事。宋神宗不甘心，直接召见苏颂，心想给他点好处，这事就这样过了，苏颂还是不动笔，死活不肯。
鉴于宋敏求的理由有点捺不住神宗，于是吕大临、苏颂从李定的简历中发现了另一件事，并重点描摹了这件事，呈献给宋神宗。事情是这样的，当初李定在泾县当主薄时，他母亲死了，李定没有回家服丧，只是谎称家里父亲老了，回家稍稍看望而已。母丧不奔，这在重孝道的封建王朝是绝对容不得的事，是大逆不道，禽兽不如，用孔子的话来说，就好比是一头畜牲。
所以，吕秘书、苏秘书把这事捅出来，事情就有点大了。神宗也觉得不太好收拾，于是命江、淮几路转运使实地调查。地方官接报后，马上进行了行之有效地取证工作，回馈给神宗，均说没发现有李定回家为母奔丧的事。
李定有点慌，如果这事让这些人一抹，那自己的京官之路就打住了。因此他马上跑到宋神宗面前说，他们说的那个臣的母亲仇氏，臣都不知道是不是她亲生的，仇氏什么时候死的，臣也不了解，为母奔丧有点无稽。宋神宗又派人下去调查，结果没人说得清仇氏是不是李定的生母，李定父亲李问也一口咬定李定不是仇氏所生。
现在来看看李定的身世和这仇氏，确实有点离奇。先说这仇氏，本身出生在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可能有点姿色，年轻时就嫁给了一个财主为妾，并为财主生下一个儿子，这儿子后来当了和尚，长大后经常跟苏轼一起花天酒地吟诗作赋，这和尚就是佛印。如果仇氏确为李定生母，那佛印就相当于是李定同母异父的哥哥。
后来，仇氏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转嫁给了李定的父亲李问作小老婆，为李问生了一个儿子，至于是不是李定，谁都说不清楚。生下这个儿子后，仇氏又不安分了，再次改嫁，跟了一个姓郜的。
仇氏改嫁的时候，李定年纪尚小，李问也没跟他提起过这段伤心事，所以李定有点不知情。后来李定当官了，仇氏死的时候，也许听到点风，但因为前面的那一桩桩事情，李定又有点为难，不知道自己怎么弄，所以干脆以父老为由，回家表示一下了事。
这个事情，如果不是李定要当京官，根本就不会被人捅出来，现在反对派要攻击王安石，对他所任用的人必然会派出大批狗仔队摸索，以便找出污点，而像李定这样的人，也确实被他们把老陈醋的东西给翻了出来。不过这事嘛，反对派坚持认为仇氏是李定生母，不奔丧大逆不道，李定却说仇氏非其生母，就算不奔丧也没啥大不了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各执一词，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曾公亮又跳出来说，李定可以回家补个服孝，这样比较好封别人的口。对于这个提议，王安石是不同意的，假如李定并非仇氏所生，李定这一补，黑的会被描得更黑。再者，李定是说了青苗法在江南得到欢迎的话，才有了反对派攻击他过往的谣言，造谣的目的就是，对母亲都不能服孝的人，这嘴里说出的话能信吗？
由于这事扯不清，王安石又不甘心李定当不上京官，使自己失去一个助手，于是再降一级，推荐李定为崇政殿经史讲师（崇政殿说书）。然而，就是这样的任命反对派还是喋喋不休，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一起上书，说像李定这样不孝的人怎么配给皇帝劝讲呢，同时他们也没放过攻击王安石，总会在上书中指桑骂槐说一阵。
这会儿，神宗还是很依赖王安石的。攻击李定可以有，攻击王安石不可以有。一怒之下，撤了林旦、薛昌朝、范育三人的职。把王安石也牵扯进去了，李定也觉得不安，干脆请求解职得了，你们别闹了。
神宗皇帝不愿意李定就这样趴下了，最后再取折衷之法，任命李定为宰相办公厅的一个部门负责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这件事情也就这样定了下来。在时间冲淡一切之后，神宗才又将李定提了起来，这时候，反对派也多不在中央了。
顺便说一句，在攻击李定的人物中，也包括苏轼。因为跟佛印走得比较近，苏轼可能得到了一些小道消息，然后就在李定没回家服丧这事上大做文章，并使出朱寿昌的事例作对比。这朱寿昌小时，他老妈刘氏也是离家而走，五十年没得相见。朱寿昌长大后，寻访到老妈，极尽孝道。因为这事，李定一直对苏轼怀恨在心，若干年后在声讨苏轼的乌台诗案中，李定也因此为整苏轼作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并差一点要了苏轼的小命。
正是吕惠卿、曾布、邓绾、李定等等这些人组成的一个变法群体，导致了变法在行进过程中，往往给反变法派很多借口来攻击王安石。王安石自然也知道，改革派里鱼龙混杂，然而，他无法杜绝这种情况。因为改革是大事业，为了这项大事业，任何人，尤其是他王安石，不能因噎废食。
现在直观地来看一下由王安石变法而成的两大阵营，时间为熙宁四年。
变法派：
姓名，籍贯，年龄，主要官职（熙宁年间）
王安石，江西，51，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吕惠卿，福建，40，翰林学士、三司使
曾布，江西，36，翰林学士、三司使
王雱，江西，27，太子中允、天章阁侍制兼侍讲
李定，江苏，45，判太常寺、权御史中丞
吕嘉问，安徽，？，权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
邓绾，四川，44，侍御史知杂事、御史中丞
舒掸，浙江，31，判司农寺、御史中丞
韩绛，河南，60，参知政事、同中书下平章事
章惇，福建，37，编修三司条例官
王韶，江西，42，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枢密直学士
蒲宗孟，四川，44，知制诰、翰林学士
蔡确，福建，34，监察御史里行、御史中丞
反对派：
姓名，籍贯，年龄，主要官职（熙宁年间）
司马光，山西，63，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
文彦博，山西，66，枢密史、司空、判河阳
韩琦，河南，64，知汝州、权开封府
曾公亮，福建，73，尚书左仆射、判永兴军
富弼，河南，68，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吕诲，河南，58，权御史中丞、知邓州
范镇，四川，64，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
张方平，河南，65，参知政事、知陈州
苏轼，四川，45，杭州通判、知湖州
范纯仁，江苏，45，同知谏院、成都路转运使
吕公著，安徽，54，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
王安国，江西，44，著作佐郎、秘阁校理
宋敏求，福建，53，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
郑侠，福建，31，监安上门（后编管英州）
韩维，河南，55，知汝州、权开封府
从这个表中，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反对派都是声望已隆的人物，司马光、富弼之流早已在国内国外积取了大量的人气和粉丝，而相较于他们而言，变法派中却以新进干部居多，而且地位不著，王安石为了增加变法的人气，在用人上虽说不拘一格，却也招进了不少小人，这也是后世的史家在书写王安石时大肆攻击王安石的原因之一。
其次一点是，变法派在身世上要比反对派逊色得多，反对派中差不多都是贵族级别的人物，在朝野有着广泛的势力和影响力，而变法派却多资历平平之人，身世也不显赫，在朝野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也成为王安石变法在史书中诟病多于赞美的原因之一。
最强的武功
北宋自开国直到灭亡，就没有打过几场像样的仗。皇帝们都是深深庭院里的闺秀，遇到打劫，拿金银首饰了事，从来不想学点九阴白骨爪或是咏春拳，给强盗点教训。宋神宗初上台时，曾穿军装与一些老臣见面。那些老臣们一见领导这样打扮，像是白日见鬼一样，浑身颤栗，瞳孔放大。
胆小，其实是一种病。生病的原因可能是内脏移植。比如有人胆总是不工作，就把老鼠的胆子移植过来，让人惊异的是，北宋时的高级官员大都做了这种移植手术。胆小病发作时的临床症状很多，最基本的就是，以各种借口为自己的鼠胆辩护。辩护的思路是，横挑强邻，死路一条。
庆幸的是，还有未做胆移植的人，他就是王韶。
王韶和王安石是同乡，仁宗中期的进士。王韶虽然是文人，但特别喜欢军事。北宋时期，喜欢军事是痛苦的。因为军队总打败仗。王韶很早就认为，西夏很容易就可以被搞定。后来到建昌军（江西南城）做法官（军府司理），感觉实在是太没有意思，就自费跑到甘肃青海一带，有意识的收集、采访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