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世画做的好，诗也写的好，最要紧的是，这小子敢说话。每次指摘朝政时，都毫不畏惧，被人称为“殿上虎”。刘老虎一直就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也发过威，但被更大的老虎王安石灭了威风。所以，刘安世总觉得空有武艺，却使不上劲。郑侠把计划一说，刘老虎心花怒放。立下誓言，一定要做出一副流芳百世的画卷。
画卷做好，郑侠做了第一个观众。这副画是写实主义的画作，上面所绘都是流民惨状，有的因寒冷而嚎叫，有的因饥饿而大哭，有的正在吃草根，有的在卖儿子卖女儿，有的身戴枷锁，旁边就是举着鞭子的禽兽官吏，把郑侠吓得直哆嗦。
哆嗦之后就是喜之如狂，并将其起名为《流民图》。郑侠是个思维超前的人，他知道平面传媒的文字永远不能与立体传媒的图画相提并论。如果这个证据真的到了宋神宗眼前，那王安石根本没脸再呆在朝廷。王安石一走，必然是人亡政息。
郑侠开始撰写奏折，对一个读书人来讲，奏折是小菜一碟。但郑侠要一击必中，所以在里面加入了新元素。这个新元素就是打赌模式。他说，把王安石干掉后，十日内不下雨，我老郑的人头给各位东京城的人当球踢。
万事俱备，只欠一投。郑侠只是个门卫，因为官职太低，他的检举信就如同皮球，扔到中央相关部门，马上弹回来。于是，郑侠改变策略，他把检举信伪称是紧急边报，既然是军事情报，按宋朝的法律，他的检举信很快就送到了宋神宗手中。
宋神宗先看了信，郑侠的信中这样说：“蝗灾大作，天下大旱，田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已经出离了愤怒。政府人员（王安石一干人等）居然还在这大火上扔火药，听说南征北伐的部队在前线取得大捷，朝中一片颂扬之声，料想没人将百姓典妻卖子，折房卖屋，流离失所的惨状上报给陛下。臣把近日看到的情景，画成一幅图，只要看一眼就会禁不住流泪。天下还有比这更惨的事情吗？”
最后就是发誓：如果陛下按臣所言，废除新法，十天之内不下雨，就将微臣推出宣德门外斩首，以追究臣的欺君之罪。
宋神宗对这样的发誓没有什么兴趣，倒是那副图画使他震惊不已。据说，宋神宗看完图画后，在椅子上要站，却站不起来。他反复观看，长吁短叹，并把图叠好放进袖子里。那晚，苍天为证：宋神宗一夜无眠。
第二天，宋神宗红着眼，召开全体高级官员会议。
他问王安石：“郑侠这人如何？”
王安石根本不知道这是一颗炸弹的按钮，按上了：“郑侠这人读书用功，人品也不错。”宋神宗从袖子里抽出《流民图》，扔给王安石，“你看看吧。这就是这位人品不错的人画的。”
王安石展开《流民图》，如雷轰顶。
宋神宗面对呆若木鸡的王安石，下令：废除新法中的《青苗法》、《免役法》等十八项内容，在开封城中设粥厂，倾尽官府存粮，赈济百姓。据说这一天，东京城中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如同东京城被解放了一样。
改革派如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王安石仿佛被雷击一样，根本不知该如何应对，失眠了几晚上以后，王安石拿出的还是老办法，就是辞职。宋神宗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批准，王安石是他尊敬的老师，不满归不满，朝廷上下要找出像王安石这样有才能的人还真不好找，所以，神宗还是想观望一下的。也许，还会有对新法有利的事情出现，自己的富国强兵之梦也不能中途夭折不是。
谁知，你越怎样想，老天越给你捣乱。颁布停止新法后的第三天，东京城大雨倾盆，满城人都在传说这是停了新法的结果。郑侠正要感谢脑袋保住时，改革派的中坚份子吕惠卿咬牙切齿，披挂上马，先把郑侠以“擅自动用驿站呈送奏件”的罪名囚禁。然后来找宋神宗，鼻涕与眼泪一起落下，说：“领导您数年废寝忘食，建立了美好的新法制度，可是一夜之间听信狂妄分子的议论，把它废除干净，岂不可惜！”
宋神宗一想，也是啊！这不是搬石头砸我自己的脚嘛！我真是太冲动了，那姓郑的小子是不是在胡说呢？几天后，宋神宗下令，恢复所有新法！
这就是领导的言行风格，所以说，领导靠得住，母猪能上树。
那位御史台的冯京在开始时异常兴奋，家人以为他得了人来疯。但几天后，又萎靡不振，如同得了抑郁症。很快，他就被变法派的人找到把柄，与郑侠勾结，驱逐出了朝廷。
《流民图》事件结束了，但还有续集《流民图2》，它讲述的是宋神宗与高太后的故事。
王安石早已经写好了辞职信，宋神宗认为王安石这是在要挟自己，但他知道王安石的脾气，所以没有放在心上，而是要求王安石休养几天。但是，当他和王安石的关系正要进入缓和期时，高太后挤了进来。
高太后一直主张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王安石主政这些年，高太后和儿子宋神宗的关系一直就不好。高太后特别担心王安石把国家搞成烂摊子，所以对国家政事偶尔注意一下。这就很好理解，《流民图》为什么很快就到了高太后手中。她立即派人请宋神宗。
宋神宗很快到来，并且看到了《流民图》和他弟弟歧王赵颢。赵颢这个人据说野心很大，总想着当皇帝。但这只是据说。不过，赵颢强烈反对新法却是有事实依据的。宋神宗一直和这个弟弟关系不错，放假时和弟弟玩游戏。宋神宗对弟弟说，你如果赢了，我就把我最喜欢的玉带给你。赵颢来了句：我不要你的玉带，如果我赢了，哥哥能否让王安石滚蛋？
宋神宗今天一来，看到赵颢，心里已如明镜。果然，三人闲谈几句，很快切入主题。高太后说：“仁宗皇帝在的时候，很注意民间疾苦，现在怎样？”
宋神宗只好壮着胆子说：“天下粗安。”高太后很不高兴：“我听说老百姓很为新法所苦，有没有此事？”这显然是废话，流民图就在那里放着呢。
宋神宗只得又壮着胆子回答：“新法是为了百姓好，您不要听外人胡说。”
高太后把主题抛出来：“王安石这人确实挺能干，学问也不错。可他得罪人太多了，时间长了非惹出祸来不可。如果你真是爱护他，就不如劝他暂时离开东京，避避风头。”
主题已经明朗，宋神宗自然也要升华主题：“如今的大臣中，只有王安石敢负责任，敢挑重担。他一走，变法大事谁能担当？”
宋神宗这话说的很硬，意思是，王安石不能走。高太后正在组织如何进攻。赵颢却侧击过来：“老娘的话是为国家利益着想，您就不能好好听听吗？”
宋神宗大怒，因为他不敢对老娘怒，居然有人找上门来当出气筒，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他看准了弟弟：“你的意思是我败坏了国家的大事、祖宗的基业？那我把皇帝让给你当好了！”
这简直就像是个耍脾气的小孩子，哪里还像皇帝。赵颢闻听此言，真如晴天霹雳。他赶紧跪下，向着老娘，哭泣：“我是这个意思吗？我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他真有这样的意思，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高太后斥责宋神宗不该把弟弟吓唬的屎尿齐流，宋神宗也觉得话说的太重。但他又不能跟臣子道歉，转了几圈，闪了。
王安石适时到来，宋神宗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次真的要走一段时间，不过新法，仍然要继续。等风声过了，我再叫你回来。”
有脚的都能上
无数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首先是新法内容有国家充当敛财机器，另外，很多人都看到，王安石重用的都是一群被君子们看不起的小人。或者说，王安石通过变法，让一群没有道德的小人登上了政治舞台。
当然，这怪不得王安石。前面我们说过，王安石得罪士大夫阶层一个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把科举制几乎给连窝端了。很多读书人读了半辈子书，你现在说，你的这些其实是课外阅读，任是谁，都必然要强烈反对。北宋时期，做官的都是从科举考试里来的。那些做大官的学生无数，亲戚无数，科举制一改，当官的当然不乐意。试想，你把人家饭碗给砸了，人家还会支持你变法？
所以，王安石根本招不到在朝廷中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只能从拥护变法的低级官员甚至“白丁”（没有官职的地主分子）中提拔大批改革成员，安排到中央政府的各个中央部门。这些人里头，有的是真能干，改革决心奇大；不过有的却是为升官。很多人从来没有进入过上流社会，突然一跃而成为高级官员，情不自禁的得意忘形。那些反对新法的人往往称这些人为政治暴发户，对于暴发户，自然没有人喜欢。
中国人一向贬人很含蓄，对王安石和手下的虾兵蟹将贬低起来，也是幽默、形象的多。据说有一次，宋神宗举行晚会，其中有个节目是小品。一个滑稽演员骑头道具毛驴，晃晃悠悠的在舞台上走向“大殿”，正要上台阶时，被一位武士拦住。武士说，你的驴不能上。这位演员故作傻笑，“莫怪，莫怪，我还以为有脚的都能上呢。”
当时在场的改革派，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和许多在从前无法进入中央的官场暴发户都在，大家都是聪明人，听得出里面的意思。
王安石的手下真都是官场暴发户，或者说，真的是正人君子们贬低的那样有脚的就能上？
把改革派的中坚分子吕惠卿和章惇、曾布等人放在一边，来看看王安石所使用的其他人的德行！
北宋后期最惹人注目，咬牙切齿的政治人物非蔡京莫属。蔡京是靠了弟弟蔡卞挤入官场，直到宋徽宗时期一步登天的。而蔡卞正是改革派的一员，还是王安石的女婿兼学生。蔡卞十三岁就考中进士，可谓春风得意，又因为在文学上与王安石颇多相同之处，所以很得王安石的欢心。
不过，蔡卞的智商和情商都极高。他知道王安石手下的牛人多得是，如果想要得到更好的位置，必须要出绝招。于是，他千方百计娶了王安石的小女儿做了老婆。据说这个王小姐脾气不太好，蔡卞那是俯首帖耳，毕恭毕敬。每次开会之前，蔡卞都要跟王氏商量，该说什么，该怎么说。有人就笑话蔡卞，蔡大人的话肯定是您夫人（王氏）的意思吧。有人还取笑蔡卞：“您有今天的官位，都是夫人裙带！”后来，就有人称蔡卞为“裙带官”。
这个名号当然很不好听，所以，蔡卞的治世才华和高尚的道德就被一笔抹杀，留给反对派的只有“裙带官”这个称呼。
曾写过《势胜学》的薛居正是东京土著，作为首都人民，天生就有优越感。但老薛可不是靠长安土著这样优越感过活的，他是个极会算账的经理人。王安石新法初期，薛居正就从地方上跑回东京城，尽心尽力为王安石鞍前马后。老薛后来被那些道德持有者抨击为“最以敛财为能事”。
王广渊，在前面我们提到过。正是他让王安石坚决的开始推行青苗法。所以，很多反变法人士恨不得这人立即升天。吕嘉问，更不用说，因为被当时最大的家族吕氏家族掌门人吕公弼称为“家贼”，名声肯定好不到哪去。
唐炯当年列王安石十大罪状时，提到“张商英是王安石的狗”。这个张商英在道德君子那里，名声更是差。张商英是四川人，日诵千言，过目不忘。王安石新法开始不久，章惇把张商英推荐给了王安石。据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张商英为了升官，真是丢人现眼到一定的境地了。
有一次，章惇对那些改革派的人训话：“如今的读书人，刚读了几年书，就想当大官，就好比刚出道的小妓女，人人都想马上当‘行首’（上等妓女）。”张商英赶紧说：“那像我这样的，虽然不能当行首，但不至于当个卖肉货，应该能当个艺妓吧。”一句话逗得章惇乐不可支。很快，张商英就被升了官。
实际上，张商英真正的官场发迹是在王安石罢相之后。张商英在王安石主政时并没有受到重用。道德持有者们臭骂张商英，全是因为后来张商英当宰相后，总为变法派的人翻案。
变法派的另一位中坚分子叫邓绾，四川成都人，才华横溢，理想远大。但官运很不亨通，四十多岁还在宁州（甘肃宁县）做县长。王安石变法的消息传到甘肃时，邓绾知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明白先下手为强的道理，他给自己放了一个月的假，专门给宋神宗写奏书，每一篇都赞扬新法如何如何好，颂扬宋神宗如何如何神明，神明到尧舜得到了伊尹，千载难逢，古今无二。
邓绾这招叫烧冷灶，当时责骂新法的人特别多。邓绾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也可看作是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结果他赌赢了。宋神宗和王安石发现真有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才，赶紧叫他进京。神宗和王安石和邓绾这么一聊，结果发现这小老头子的确有想法，有干才。
领导召见完毕，按照领导喜欢装猪的习惯，宋神宗和王安石让邓绾回到旅馆等消息。邓绾非常得意，胸有成竹。可几天后，有小道消息传来，邓绾被任命为宁州州长。他的同乡都来祝贺，老邓却很不高兴，说，“老子进了东京，就没打算回去。”同乡们说：“你小子还不知足，当州长已经是连升几级了，你还不知足，到底想要什么！”
邓绾说：“至少也得让我留在朝廷的机要部门吧。”
同乡们都嘲笑起来，谁知第二天，任命宣布下来，果然叫邓绾担任皇帝秘书。同乡们真是羡慕嫉妒恨，又笑又骂。
邓绾很潇洒的一挥手，“笑骂随便你们，反正好官我是当上了。”
像邓绾这样借着改革的势头而官运亨通的人并不在少数。当时很多下层官员都敏锐的意识到，只要傍上改革这棵大树，荣华富贵指日可待。苏州有个叫余中的进士，口口声声支持新法，并且声称为了新法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可进入教育部当官后，很快就贪污起来。搞得反变法派又多了一次攻击变法派的借口。
众所周知，权势人物的周围总会有溜须拍马的人，无论权势人物是忠是奸。因为权势人物就像是一坨屎，总能吸引苍蝇过来。王安石当然也不例外。
当时的朝廷形势，王安石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下面的人呼吸即祸福。所以，拍王安石的人如过江之鲫。
熙宁六年（1073年）的进士范镗知道王安石喜欢别人夸奖他的儿子王雱。于是就写了一首诗献给王安石，诗里说，王氏父子的文章能与孔圣人相匹敌，他们的政治功绩胜过了周公。王安石这下被拍到点子上，很受用。就给范镗加官。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程师孟在地方上多有政绩，王安石变法后，程师孟因为谄媚新法有术，被召入东京，担任京官。
当很多人都在不留余地，没有底线的谄媚王安石时，程师孟曲径通幽的把王安石谄媚个新欢怒放。有一次，程师孟对王安石说：“先生的文章天下第一，我有幸能与先生同时活在世上，想请先生替我写篇墓志铭，也好让我的名字借先生的光永垂不朽。”王安石看到程师孟渴望的眼神，就很关心的问：“你老爹都有哪些经历啊？”王安石以为程师孟是给他老爹写墓志铭。
可程师孟的回答却是：“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是为父亲，我是怕自己死后得不到先生的亲笔杰作而到地下都悔恨啊。”王安石毕竟还算头脑清醒，没有答应这一可笑的要求。不过，很为程师孟这一谄媚妙招而感到欣慰。这件事还有下文。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死后，有个叫张安国的披麻戴孝，在王雱的灵柩前哭的死去活来，口吐鲜血，对王安石说：“您没有儿子，我愿意死后投生到您家，以为您的后代。”当时，京城把这件事当作是百年难遇的笑话。并且和程师孟的事合在一起编成歌谣：“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