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议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着手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关于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提议，在太平天国平定后就已经开始。时任道员的许道身和受了外国教育的容闳等首先提出方案，主张采用西方轮船业的经营模式，一方面运输漕粮，一方面承揽客运。时中国沿江沿海的航运市场都被外国的轮船公司侵占，传统航运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形势非常严峻。李鸿章十分重视此项提议，下令天津海关委员林立志联合众多不得不搭雇外洋船只的商人，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制订出兴办轮船企业的具体章程。商人们很快拟好轮船章程九条。李鸿章手中有了具体的方案，立刻告知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同时也传令下去，要求办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前福建台湾道吴大廷奉命筹议轮船招商局租赁事宜，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吴大廷在分递南北洋大臣的咨文中，提出办理轮船招商局有“五难”，分别是招商难、设埠难、保险难、揽载难和用人难。解决的具体办法一是允准商人兼运漕粮，二是收取廉价租金，三是批准转运煤铁，后附各项详细的优惠条件。吴大廷认为只有保证这些要求，才能把兴办轮船招商局之事落到实处。李鸿章接到此咨文详细批阅，分别对“五难”的实际困难作出批示。如对“招商难”的情形，他认为应该物色商人们深信不疑的官吏来筹办此事，使其成为领袖，给予他足够的权力，真正达到“官为之倡”，“而勿绳以官法”的目的。他在面见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时，还特意嘱咐他另行草拟一个章程，对轮船招商局之事作进一步的推敲斟酌。
在筹议过程中，李鸿章深感仅仅制订章程无济于事，必须将其落到实处，着手试办。如不趁热打铁，恐怕以后就没有创办之机了。当时主办漕粮海运的是以广东商人为主的沙船帮，办漕之余，还兼货运客运业务。开埠以后，洋人轮船公司对沙船帮造成直接的剧烈冲击，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局则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1872年7月，李鸿章乘验收海运漕粮之际，会见了沙船帮头面人物、经办浙江海运多年的候补知府朱其昂及其弟朱其诏等人。酒席之上群情激奋，当即制订了轮船招商章程二十条，拟借拨北洋军饷二十万两白银，由朱其昂在10月份回到上海后设立招商局。
曲折经营
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正式获准设立，朱其昂任总办，官督商办，经营江浙漕粮运输及各种客货生意，既办公又办私，既运货又载人。眼看着轮船招商局一步步走上了正轨，李鸿章心里又欣慰又担心，欣慰的是自己又一个杰作问世了，担心的是它会不会像其他洋务企业那样多灾多难。果然，开张不到半年，问题出现了。
问题出在总办朱其昂身上。朱其昂熟悉漕运业务，却对兜揽生意、运货载客一窍不通，加上他用人不当，滥用权力，商股没有招足，轮船招商局随时都有陷入困境的可能。李鸿章采纳孙士达、盛宣怀的建议，任用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宝顺洋行买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办理招商局事务。朱其昂代表官方主管漕运，唐廷枢和徐润代表商人负责招揽生意和商人入股事宜，谁也不代表的盛宣怀则既过问生意，又过问漕运，拉拢协调两边的关系，成了李鸿章的代言人。
唐廷枢和徐润不光是招商局资本的经营者，更是局内主要资本的所有者。二人倾尽全力，将在商界打拼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在社会各界的声望全用在了对轮船招商局的管理经营上。招商局的股金和业务蒸蒸日上，李鸿章又舒了一口气。
官督商办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李鸿章的专利，它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官有官的职责，商有商的任务，官商配合，公私都受益。可实际上官和商不但不大可能密切配合，而且矛盾重重，对立日趋尖锐。唐廷枢和徐润在加入轮船招商局之前就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局中有官难办事”，官权太重，弄得商人们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他们在建局的章程中就要求规定：所有管理人员应当尽量精简，不得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也请官府免派委员！李鸿章说：好！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做主，盈亏也和官方没有关系。所以有人向他推荐某人到轮船招商局管事的时候，他一口回绝，说：“招商局本没有委员，又没有薪水，你叫我把他安排在什么位置上？”李鸿章自己坚决执行章程，招商局内部却总是私自进人。招商局的大宗业务来自对官方漕粮的运输，赚了官家的钱，官方推荐一个人来，实是难以拒绝，管理漕务的官员推荐来的人，更不能抗拒，不但不能抗拒，还得安排又轻松又高薪的位子。这让招商局苦不堪言。而唐廷枢和徐润也有三四个要好的朋友，七八个姑姨叔舅，十来个乡里乡亲，求到头上，不能不给个面子。这样，招商局还是个扩大了的“亲友团”。
官和商有矛盾，李鸿章只是和稀泥。盛宣怀在招商局干得不得志，态度消极，后有人向朝廷投诉他有贪污嫌疑，他干脆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唐廷枢虽然有种种毛病，但工作能力强，又和商界人士打得火热，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有很大贡献。1887年李鸿章欲开发中国的矿业，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又让唐廷枢兼理开平矿务局的事务。轮船招商局已经走上了正轨，而开平煤矿刚开始筹备需要大量的精力去策划管理，唐廷枢不自觉地把大部分的精力转到了开平。就在唐廷枢兼理开平煤矿事务的第二年，轮船招商局元老、官方代表和精通漕运业务的会办朱其昂去世了。四驾马车只剩下了徐润一人，他开始琢磨为自己谋利。当时上海房地产正热，徐润将招商局的款项提出投了进去，他本以为很快就能赚到大钱，不但还上公款，还能捞上一大笔。可不久，上海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徐润宣告破产并亏欠轮船招商局白银十六万两千两。李鸿章只得将其革职。
朱其昂去世后，李鸿章命江苏候补道员叶廷眷接任。叶氏到任后，发现账目不清，随即行了详细核查。核查结果是轮船招商局明亏暗耗，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他立即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只有招商集股扩大资金。精明的商人早看出招商局内部的龌龊，没人愿意投资。商款招不到，或借官款？官款一向利息很重，招商局本来难以为继，哪里来的钱归还巨额利息。叶廷眷提出不如仿福州船政局，索性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变成国营企业。既是国营，官方出的钱就算投资，不能再要利息，此外，官方再出二百来万两帮招商局把债务还清，此后一切船栈码头都归官家所有。叶廷眷的建议使李鸿章老大不高兴，干了不到一年，就被撤了。
李鸿章再任郑观应负责招商局业务。郑观应原是太古洋行的买办，在李鸿章手下干了多年，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和上海电报局总办，洋务经验丰富。他在接受了李鸿章的任命后，鉴于前任的经验教训，正式脱离太古洋行，全身心地投入到轮船招商局的事务中。郑观应一上台就向李鸿章提出了十六条整顿方针，在他看来，轮船招商局想要向前发展必须从人才的使用、职责分工、赏罚分明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郑观应对招商局的最大贡献是他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商务的经验和人际关系，为招商局和太古、怡和等公司签订了齐价合同。所谓齐价合同就是几个公司一起商定船运的具体价格标准，并签订合同保证各公司都遵守这一价格，未经其他各公司同意，不得擅自更改船运价格。这样就避免了各公司之间互相竞价争取客户，避免因此给自己和其他公司带来损失。有了统一的价格，轮船招商局就不再担心外国公司联合起来排挤中国船运业，从而为招商局的顺利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平稳、宽松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