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愿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给它的定性是两个字：灰暗。灰暗度高达百分之八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年都是转折年，很少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而这期间，我正在读中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逐步形成，尤其感觉到转折的苦痛。
苦痛的表征就是孤独。每天晚上，躺在大通铺上，旁边的同学鼾声四起，我微睁着眼睛，看窗外由明变暗，由暗变明。我不是经常失眠，只是睡不踏实，总觉得天快亮了天快亮了。黑暗、光明，光明、黑暗，缠绕着我，让我上升跌落，跌落上升。不知为什么，我那么期待天亮，那么害怕天黑。我自认为高人一等，却没出头之日（十三四岁时思考这样的问题，多少有点早熟）。天一黑下来，我就想到自己被埋没了。哲人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撬动地球。我想的是，给我一个机会，我会一飞冲天。当然，现在不这样想了，我明白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明白了自己的虚弱和无能为力。彼时的自信，皆因目光短浅，井底看天。同时，自己冒头儿很快，激发出了不属于自己的豪迈。我小学即发表作品，也算轰动一时。在学校里是知名人士。我写了诗，邮寄给《人民文学》，邮寄给《诗刊》《诗歌报》——自然，无一发表。谁理解我呢？周围的同学、老师，在我眼里都是平庸之辈，跟他们在一起，只能让我更平庸更堕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请原谅，那时我的确发自肺腑地这样认为。茫然四顾，心内凄惶，谁是我的知音？
一九八九年冬天，我和王世立创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我你他》，印好以后，我俩站在楼梯口散发。各年级的同学都奇怪地看我俩，有的接过去，有的则拒绝了。散发了有三十多份。谈不上成就感，有点满足而已。夕阳西下，我和世立围着操场边转圈边畅谈梦想。后来我们还发展了不少会员。因为我们的带动，好几个班级都有人操办文学社。我和世立把自己的小报邮寄给其他地方的文学社团，试图联络更多的同盟，结果不了了之。前两年回家，居然在抽屉里找到两份《我你他》，抚摸着泛黄的纸页，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王世立现居住在衡水，十多年后我们再见面时，他正全心把精力用在对女儿的教育上，他还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家庭教育的心得。他过得很充实。祝福他。毕竟，我们共同做了唯一一件值得回忆的事。
我读琼瑶的小说，三毛的散文，这类书读多了，真的以为可以找到知音似的。于是，青春激情萌动了。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单恋一个女孩儿，给人家写信，写了好几封，终于回了一次，提醒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高中时，跟一个女笔友通信谈文学，后来谈情说爱。连面都没见过，居然谈到了爱，不过是一种望梅止渴的方式，但好歹也可慰藉一下孤寂的心灵。我们甚至约定了见面时间和地点。在临门一脚时，却射偏了，没有见成。其实彼此心里对见面都没底，冥冥之中并不希望变成现实。就这么拖着，直到各自都没了情绪。在此期间，我还给另外两个女孩儿写过情书，一个给我回了信，一个没回。回想起来有点后怕，幸亏我没正式谈成恋爱。一些早恋的同学，如今都被锁定在家乡那片土地上了，再没机会出来。而且，因为爱情建立的基础太过薄弱，他们的婚姻多不幸福。
对文学的期待，对爱情的憧憬，是中学时代的两大主题，但都没什么着落。当时刻骨铭心，如今却觉非常模糊，连带着自己的记忆也模糊起来，仿佛那是别人的事，跟我关系不大。
或问，这也没看出什么灰暗来呀。是的，灰暗是一种心境——那些年，我总处于挫败感之中。家境不如人，未来不如人。我知道外面有一个很精彩的世界，因为遥远，还会把它想象得更精彩。而我深陷泥淖，难以自拔，看不到希望，一切很渺茫。在以分数决定未来的环境中，我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到写作上了，学习成绩不出色。那是真正靠分数改变命运的年代。自己的敲门砖不硬，每每在梦中惊醒。即使今天，我还常常梦到被拽回学校参加考试，而那些试题我都不会做。
如果重新活一次，我绝对不要那样的中学时代。我害怕。
王国华，笔名易水寒。一九七四年生人，河北人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深圳报业集团宝安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