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四十岁，往往就不免回忆。回忆好不好？有人说一回忆，就表明人老了；也有人说回忆过去才能更好地展望将来……一笔糊涂账，永也算不清的。抛开这价值判断，说我自己的，如今，回忆切切实实地闯到生活中来了。好也罢，坏也罢，它才不管你！因此也只好接受现实。这次接到阿滢兄的约稿信，就更有充分的理由，尽情地回忆一下了。
但是说起我的中学时代，真是欲说还休：竟不知从何说起，甚而不知有何可说了。乏善可陈么？也不是。问题在什么是“善”也说不清，遑论“可陈”？在我的视界里，旧时岁月，直如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年代越久远，就越显出斑驳、沧桑的面貌来。当初觉得美的，经岁月的蚀染，如今重新审视，业已失去了原来的艳丽。何况那种艳丽，还笼罩着当时特殊的色彩！如今，时过境迁，不要说别人看来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是我自己，也已经不复是当年的我，昔日的流年碎影，在日渐消逝的时间河流里，也就全都改变了原初之色。但是，不管怎样，凡已然的，均不可改。即便是不堪回首的，也已经定格于历史的镜头中。至少，也还有些古董价值吧。语云，“敝帚自珍”，其此之谓欤？所以，思来想去，还是想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好在约稿信中有偏重“文化情趣养成”这个要求，也就可以删繁就简，多画郑板桥所谓“三秋树”了。
我幸或不幸，出生于一九六三年。幸，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已过，没有赶上挨饿的大饥馑。日前读杨绳祖先生的《墓碑》，真为自己长出了一口气。要是早生几年，还不知道现在能否在这里写这篇稿子呢！不幸，是我中学开始之际，正是一九七六年年初。那时候，天下依旧大乱，伟人预言的大治一直没有到来。尽管还是世事懵懂的孩子，也随着大人们一通乱：写大字报、批判稿，画“批判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墙报，唱《党中央两个决议威力大》歌曲……糊里糊涂地走进了中学阶段。一月八日******逝世，四月五号天安门广场闹事，批邓“反击****翻案风”，九月九日******逝世，都是印象较深的世事。那个时期的生活，除了潜意识的积淀，实在说不出有什么其他遗痕。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潜意识的积淀，对人的影响实在大矣哉——一个人在成长最重要的时期，环境的熏陶、影响，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判断力尚未养成的孩子这里，这种熏陶就更为突出。它使得你的骨子里都是那些你所接触到的东西，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甚至语汇、语风……都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让你在不经思考的状态下，自然流露出来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是今天回忆起来，让我最感痛心的。记得十几年前与张中行先生聊天，还说到这个话题。我说：“您是从森林被抓进笼子的老虎，知道森林里是什么样，那种认识是感性的，切身的，而我们是出生在笼子里的，只是靠耳朵的听，才知道森林里是什么样。可是骨子里充斥的，都是笼子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可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孟德斯鸠临终前，面对神甫的质问，也曾慨叹：“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如今，这段少年最初的经历，令我始终生活在一种苦痛之中：脑子里自然流露的，都是那样一种特定的“****”式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也是标准的“****”语体……唯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对遗存于身上的毒素，要时刻保持警惕！“终日乾乾，夕惕若”，靠读书来大剂量排毒，庶几能使自己尽最大量地摆脱——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真正开始让我的眼界开阔起来，接触具有一点文化色彩的东西，还是“****”结束之后。只说我所喜欢的京戏吧。从小，我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对京剧情有独钟。在那里，还懂得了一点修辞：“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沙家浜》）。“你的财宝车儿载，船儿装；千车也载不尽，万船也装不完”（《红灯记》）。“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智取威虎山》）。……尽管还不全懂那词曲的奥妙，但毕竟让我在那个荒漠化的年代，还多少了解了一点儿语言的魅力。然而可怜的是，除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现代戏之外，根本不知道还有古装戏。搜索枯肠，记忆里只在一位贯姓同学家看过劫余的一张贯大元的戏照。贯大元是我们同村乡党，曾听老人说过他的逸事。直到一九七八年初，寒假前，古装戏《杨门女将》首演，在村部的大院里，只有一个十二英寸黑白电视，大家挤着看。我也夹在人群中，踮着脚，好奇地看。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有这样的京戏——穿着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服装，说着那样一种怪声怪调却又很有味道的话，表演那么有趣却又奇怪。看完，听老人们闲话《十二寡妇西征》《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那故事遥远、神秘，深深吸引着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让我的心里惦记着这神奇的戏与故事。
终于有一天，电视台要重播这部戏。我的一位老师，是“****”前毕业的大学生，也喜欢京戏，知道我好奇，叫我一起看。记得是一个晚上，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刚刚买了没几天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前，我们早早地坐好，等着欣赏。第一场《寿堂改灵堂》，我被剧情深深地打动了。老师在一旁，一边听一边给我讲：寇准是老生，冯志孝扮演，马连良的高徒，除嗓音外，深得马派幽默、轻巧的真髓。还有那位王大人，演员名字忘记了，名丑，演得也好。杨秋玲饰的穆桂英，青衣兼刀马旦；《探谷》一场，曲牌叫高波子，很好听；尤其肖润增扮演的采药老人，言派老生，曲折婉转而又不乏苍凉……老师听得入神，跟着一起唱。我在一边，虽然不全领会，但电视里精彩的表演，老师那如醉如痴的神态，把我深深地感动了。原来京戏竟这么美！
“还有更好的哪！”老师对我说。从此，跟着他，我知道了京剧的行当：老生、小生、武生、青衣、花旦、刀马旦、花脸（架子花、铜锤），文丑、武丑……知道了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萧长华、金少山、裘盛戎、侯喜瑞、郝寿辰、马富禄、叶盛兰……知道了富连成科班、中华戏校、四大徽班进京……这些戏曲知识，都是在课外，由老师一点一滴地传授给我的。如果说我在戏曲上还有一些了解，那只是因为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所以，在我走上讲台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学生所学，跟老师的知识水平关系甚密。如今课程改革方兴未艾，其实说到底，也还是教师的问题。作为文化的传承者，教师自己对文化一无所知，或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传承什么？怎么传承？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文化的传承，要靠人，而不是别的东西。受之于前，施之于后，此之谓传承也。这对我后来的教书生涯，影响是较大的。
再说读书。几年前读止庵兄《插花地册子》，看到他在中学时代甚至更早，读了那么多书，而且得到他的父亲——诗人沙鸥先生和其他父执辈的指导，我真羡慕不已。那真是得天独厚！我福薄，父亲只念过几年私塾，认识几个字，母亲是“睁眼瞎”，家学是没有的。所幸者是卜居之地为孟母三迁之后的所在，比邻学校，算是跟“文化”有了一点亲近关系，沾染了昔日觉得可贵、今日觉得可怜的一点点文化味，让我在铁屋子里略微睁开了蒙眬的睡眼。想起来，既庆幸，又悲哀，只得长叹一声：命也夫！命也夫！
到后来，初中的后半段，加上高中三年，社会形势变了，科学文化知识成了最吃香的事物。“****”期间，流传的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一度改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确，从前招工进城，摆脱农门，移居城市，都是那些“长者”之后。后来考大学，全凭知识，不论出身，很多社会边缘人物的子弟，凭借自己的本事，走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真是扬眉吐气啊！语云“草上之风必偃”，这风气，改变了社会。我们开始努力学习了。徐迟写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更是鼓风吹火，让我们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地念书、解题，看谁做得多，得分高。高者自然可以进入好学校——重点中学。我有幸，因为遇到一位好老师，在初中后半段开始喜欢物理学科。读初中二年级时，就已经把初中的所有物理课自学完毕。记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还获得了全县首届中学生物理竞赛一等奖，得到了一支价值九元钱（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大数字）的上海产英雄金笔。后来，更有幸的是，于一九七九年进入北京市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中。但是今天回想起来，那哪里叫读书啊！早晨起来要晨练，然后每天就是上课、做题，晚自习一直到十点半。结果呢？解题能力有了，还考上了大学，然而说到人文素养，可惜，检点起来，却是微乎哉，不多也！
也不能说一无所获。在知识上开阔了眼界：摩尔根、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保里不相容原理……让我们了解了世界的奇妙；数学的严密，让我们体会到了上帝的严谨、和谐与一丝不苟……这些，大多还是后来进一步思考、追认的结果。如果说到人文，就实在惭愧了。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与艺术、人文是绝缘的。音乐、美术，因为与大的实现“四化”、小的高考无关，所以进不了课表。记得唯一的文化娱乐，是每天中午，大家买了饭，都端着，到学校东面的一堵墙边集中——墙外的一家有收音机，每天中午电台播放刘兰芳评书《岳飞传》，吸引着我们一大帮爱好文史的，在那里一边吃，一边享受。一大群人，挤在一处，成了彼时学校的一道风景。现在还记得刘兰芳女士那幽默铿锵的话语：“机灵鬼儿透亮奔儿，小金豆子不吃亏儿，拔根汗毛那都是空的！……”
不过，这样的学校教育，也是不得已。我们这个民族，和世界相比，落后得太多。“老子欠账儿子还！”真是一句经典名言。祖先欠的账，如今真要子孙来还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为民族发展付出的代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样说，有点文不对题，只好再加检点，所幸也还有一点可怜的遗存。其一，是前面所说听刘兰芳女士评书，清楚记得的，还有里面对书香门第的描述：窗明几净，摆放着图书，四壁挂的都是名家字画……那成了我当初最向往的“家”的境界。老师知我有此想往，推荐给我一副长联：“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山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广陵涛、匡庐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青莲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襄阳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现在，我的家里庶几如是。“靡不有初”，回思前尘，这大概是读书种子悄然植根的可怜的初始吧。其二，是在高中阶段，我因为身体原因（学习压力大，神经衰弱），休学一年。本来高中两年（改制为三年，是一九八五年之后的事），我度过了三年。正是利用这一年的时间，我读了几本书。当然也是无计划、无系统，不可能像止庵兄那样。可这在我，在我们那些同学中，已经算是颇可引以为豪的了。如今回忆起来，记得的有雨果的《海上劳工》《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莫里哀的《喜剧六种》，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选本），孙犁的《白洋淀记事》，茅盾的《散文速写集》，秦牧的《艺海拾贝》，杨朔的《杨朔散文选》，碧野的《碧野散文选》，等等。这种杂览，只是解决了一点儿眼界的“知”，很难建立系统判断的“识”。真是可怜得很，不过聊胜于无而已。此外就是见到了一位前清秀才，八十多岁了，是我父亲当年读私塾时的老师，他的曾孙与我同窗，送给我几本字帖，加上我父亲在“****”中保留下来的几本，计有颜鲁公的《家庙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赵孟 的《四时读书乐》，后来又自己购买了谢德萍编选的《中国现代书法选》，费新我的《怎样学书法》，又因为一位同学开始学习绘画，与他及他的老师、国画家郭笃民先生接触，了解了一些绘画方面的知识，算是给自己在书法、美术欣赏方面的爱好奠定了一点儿基础……可惜，这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歪打正着而已，算不上体制教育的成果。这也让我对体制教育有了另外的思考——现在，一个人所学到的对一生有用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是体制教育的成果？
我在文章中不止一次说过：谁的童年、青少年时代都是可贵的，因为今生仅此一次。投入情感，追求理想，可以说是人在青春阶段的生命支点——人的生命在每个阶段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支点来支撑起自己的历史和未来。可是在我，因为赶上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回忆起来，就不能内心坦然，理直气壮。正如当年的“红卫兵”一样，青春时代对理想疯狂、执着，如今回首，却是一场闹剧。而逝者如斯夫，生命之舟不能掉头，回首过去，也就始终摆脱不了尴尬的局面。所以，说起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不胜唏嘘。只能用一个词语：欲说还休。仅此而已。
刘德水，一九六三年生，一九八六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至今。北京市学科带头人，语文特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