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重又相见的这一天，经过三十余年漫长期待之后，终于盼到了。我的老师从香港回到内地，来看望他始终想念的学生。当我们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师，报上自己姓名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的眼圈儿红了，他大声地重复着我们的名字，似乎要把眼前的情景，重新拉回到当年的校园。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老师三十八九岁，年轻且胸怀抱负，我们大都在十五六岁，懵懂之中初学做人。当时班里的课堂纪律混乱，老师奉命前来接班，可第一天上课，并没有出现以往的“哄堂”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这样有风度的老师，并且知道老师还是一位泰国归侨，可能就是缘于对老师爱国心的敬佩吧，初次相识，师生之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学生时代，使我难以忘怀的老师，当属这位中学时期的班主任韩良平。虽然从小学直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有七八位之多，但是像韩老师这样印象深刻的班主任却不多。实际上，在61中学，我和韩老师也只相处了两个学年，那段时光的零星记忆，不知为什么，竟然一直在心里埋藏了三十多年。
老师是否还有当年的印象？从那时到现在，岁月倏忽，弹指间三十余年过去了，而今，老师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他坐在我们中间，一边听我们说话，一边用眼睛细细地打量着我们，似在回想坐在他身边的这些学生，是否还有当年的影子？而我们也在端详老师，当年的老师高高的身材，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梳着整洁的背头，烟瘾很大，走起路来的步幅也很大……
老师在我们的回忆中，开怀地笑着，仿佛又使我们回到互为师生时的场景，只是当年的老师是不苟言笑的，作为师长，他需要有一种威慑，而我们认可这种威严，完全是出于对老师认真执教的服膺，老师在课堂上那带有南方口音的授课声，常常使得教室里鸦雀无声。作为学生，能够对老师怀有敬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水平和为人师表的品行。
在学生的心目中，老师总是有些神秘，有关老师的个人情况，我们是后来才断断续续地听说的，知道老师毕业于河北大学，对语文教学很有经验，这些已经在课堂上得到了证实。关于老师的身世和家庭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但非常关心，多少有些耳闻，尤其是像老师这样的华侨身份。在上学途中，我们就曾经结伴到当时位于黄家花园的一家土产杂品商店，去“偷看”老师的爱人，因为我们听说这位年轻的师母也是华侨，而且很漂亮。结果也是这样，师母是位售货员，长得白皙、丰满，和老师很般配。当时站在柜台后的师母肯定不会想到，这几个心怀想法的中学生，是来验证她的相貌的。老师有两个儿子，都很聪颖，尤其对小儿子，老师相当地疼爱。
老师们虽然很努力地教课，但当时畅行“读书无用”论，甚至连期末考试都被取消了，每到新学年，学生都是自动升级。中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已经没有任何教学课程，全班学生被“放逐”到天津罐头厂学工劳动，一干就是三个月，直到学年结束。这期间，老师一直跟着我们，在生产车间，经常会看到他身穿白色围裙来回穿梭的身影。中午休息时，老师根据学校的要求，组织我们集中政治学习，具体“作业”就是批判《神童诗》，让我和另外几个语文比较好的同学，将《神童诗》分成若干部分，每人分领一段儿进行分析、批判，然后再纂成一本小册子，由老师通过学校印刷装订，发放给同学们学习。对这本有着黄色封面的薄薄的小册子，我早已经忘记了名称，但在当时，它却是我们开门办学，走向社会大课堂所取得的所谓学习成果。
由于历史的原因，老师不能尽到传授知识的责任，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我始终认为，老师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极想在教书育人方面有所建树，可是不行，空有一腔热血，而终究不能有所为。我在离校之后的许多年，心中都抹不掉老师的影子，在听说老师于一九七九年定居香港后，我的心里不禁又多了一份失落与惆怅。
对老师的思念，让我拿起笔来，以老师为原型，写了一篇散文《校园生活回忆》和一首叙事诗《第二次归来——给一位班主任》，时间分别为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九三年。文章和诗歌都是以母校为背景，描写一位人民教师，在“**********”中所经历的坎坷与磨难。但又怕给老师找麻烦，我把它们放进抽屉里，一直“埋藏”着，就像我对老师的想念，始终是深藏在心里一样。
身为教师，老师是不愿看到学生荒废学业的，他便在做人上做出表率，尽心尽力地尽到班主任之责。老师喜欢语文好的学生，班里哪个学生的文笔好，他就表扬；老师善解人意，他说有的学生上课捣乱，那并不是坏，而是调皮；老师做家访时，说得最多的，是学生的本质，是长处……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学生们或多或少地都能回忆起，老师曾经给予过的教诲和帮助，哪怕只是一桩微小的、不起眼的，甚或有的连老师自己都早已忘记的小事，学生却是一生铭记。
那年夏季，我正在家里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老师忽然蹬着自行车到家里找我，通知我到学校面试，说有一家新闻单位特别适合我。这个消息令我振奋，从心里感激老师的惦记。后来得知，为争取到这个分配名额，老师极为尽心地做了推荐，他对负责分配工作的老师们说：“可以比一比嘛，我的这个学生有作品！”
这就是在学工劳动期间，每天下班回家，吃完晚饭我便埋头写作，不到两个月时间，竟然写出了几十首诗歌，并且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白纸上，自己装订成册。之后，我惴惴不安地将这本“诗集”呈送给老师，请他给予指点。就是这一情节，让老师记在了心里。
在老师的心中，诸如这样的情节很多，老师几乎记住了班里每个学生的爱好和特长，并且在关系到学生一生命运的毕业分配中，想尽办法地提供关照，想上学的去上学，想当兵的送去体检，想参加工作的尽可能选择一个好单位。现在想来，对于一个普通的班主任来说，他所能做的都做到了。
老师身在香港，一直惦念他工作过的学校和教过的学生，近几年，他常有回内地的计划，却又都因事情牵绊而搁浅。是的，老师仍然是忙碌而勤勉的，五年前，老师用泰文出版了一本介绍海南岛的专著（老师祖籍海南），这次回内地，老师又带来了新近完稿的三十万字的《美丽而神奇的泰国》一书。可见，老师在晚年的生活是充实而愉快的，虽然在香港的生活压力很大，老师作为一介书生，自然不会财运亨通，但老师没有放弃专业，仍在香港的大学里教授中文，师母也相跟着一起授课。老师说，他不给自己施加压力，能够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就很满足了。
翻阅着老师的书稿，我的心头不由得漾起一阵别样的情愫。这多年来，我在心中“囤积”的情感，该怎样向老师倾吐？我突然感到，语言在此时是多么无力，我像三十余年前一样，仍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向老师呈送上我的第一本诗集《迟献的素馨花》，但此情此景已不似当年。我能预感，这本凝聚着或曰记录了我的真情实感的诗集，老师一定会从中读出我的心声，我的向往，我在人生历程中的努力与跋涉。
师生重新相见的这一天，来得如此漫长，其间的世态炎凉、人情变化，会改变多少东西？我始终相信，师生情谊永远不会受到玷污，因为老师既给过你知识，也给过你思想，在施教与受益者之间，感恩是学生终生的情怀。
毕竟三十余年过去了，我默默地观察老师，发现老师虽然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但从背影望去，还是老了，他的体态和步幅已远不如当年，而我们也不再青春年少，在体验过懵懂、感奋和得失之后，这段师生缘已经被刻录在心底，在未来那依然漫长的岁月中，将时时发出生命之光。
宋曙光，一九五七年生，大学学历，现为天津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