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哈锐创办了天水炳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并开始正式生产“炳兴火柴”，开创了甘肃民营工业的先声；特别是它的质量压倒了陕西生产的火柴，占领了陇东、陇西市场。
“炳兴火柴”销路日旺，生产能力也不断加强。在很短的时间里，“炳兴火柴”就实现了年总产值15万元大洋以上，股东获利颇丰。
1926年前后，炳兴火柴公司还在企业附近创办了铁厂，专门生产铁锅、铁犁铧，另外又创办了炼磺厂，开办了杂货店，通过多种经营拓宽企业的赢利范围。
除却西北回族兴办的火柴厂之外，全国最为出名的火柴企业应当算是江苏回族商人金浩如在九江创办的裕生火柴厂。1920年后，为了抵制外国火柴在中国的倾售，金浩如积极与“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合作，双方形成销售共同体，统一了价格、数量、销售区域、销售方式等。在刘鸿生、金浩如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民国年间，中国的“民族火柴”在国内销售市场上占据着重要比重，他们一起成为中国火柴工业的先驱。
四、清真面粉工业的兴起与发展
抗战最艰辛的时刻，他为前线将士以及美国第十四航空部队，提供过重要的粮秣支持——面粉和特精粉。他叫杜秀升，民国时期回族中最为知名的爱国实业家之一。
1912年，河南第一家机器面粉厂——永丰公司宣告成立。到了1924年，这家面粉厂因为负债累累而宣布倒闭。这时，债权人委托河南商会总会长、回族人杜秀升出任该厂总经理，全权负责企业的生产与销售工作。
回族人杜秀升将面粉厂更名为益丰面粉厂，自此这位回族人一生都与面粉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当时的“面粉大亨”。
杜秀升出任总经理后，在生产和销售上下了很大工夫，在管理上也有所改进，企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一年之后，这家面粉厂实现赢利，随后又不断购置先进机器，扩大再生产，企业获利颇丰。
1935年，抗战的烽火逼近开封。身为河南商会总会长的杜秀升避居陕西，并在西安创办了华峰面粉公司，这是西北最早的现代化面粉厂。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相继沦陷，大后方的整个军需粮食主要依靠四川的大米和陕西的面粉。当时，已是陕西省面粉工业同业理事长的杜秀升，领导陕西各面粉厂，为前线生产并筹集粮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杜秀升领导下的西安华峰面粉厂、成丰面粉厂、福豫面粉厂、和合面粉厂，宝鸡的福新、大新以及汉中的蔡家坡等地面粉厂，都统一接受当时政府的军粮生产任务，义不容辞地接受起生产指标。在这些面粉厂中，杜秀升领导下的面粉厂所受指标最大。为了保障军需面粉，杜秀升带人日夜兼程搞生产。他将自己的面粉厂，由日生产4000袋提高到日生产6000袋，并且还研制出了少量珍贵的一等粉和麦精。这些特制面粉，全部提供给了前线抗战的广大官兵和来华参加抗日战争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
杜秀升在西安创办面粉厂的时候，其他地方的回族人也陆续兴办起一批面粉厂。比如，1927年，山东泰安回族实业家马伯声在泰安创办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机器生产企业——仁德面粉厂，1930年创办济南惠丰面粉厂，1937年创建青州永年面粉厂。
1935年，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就曾官商合营，开办了银川的普利机器面粉厂。这家面粉厂的主要职责是解决军需民用。到了抗战最关键的时刻，面粉厂曾经支援过绥西抗战。傅作义、马鸿宾两将军领导的绥西抗战，正是在宁夏面粉的支持下，保证了军队的必要给养。再比如，今天呼和浩特面包厂的前身，就是民国时期回族人孙文魁创办的争光面粉厂。
五、回族企业家投身纺织工业
辛亥革命后，在中国的纺织业中，最先引起人们关注的，应该是南京回族中的蒋氏家族。民国建元后，回族青年蒋家俭成为这个家族的领头羊，在他的努力下，蒋家人在苏州创办的近代大型企业，堪称与中国的现代工业之路比肩而行。
蒋家俭的曾祖父叫蒋翰臣。蒋翰臣年轻时是个小商贩，太平天国起义后，先以贩盐为业，后来又与人开设作坊，专门生产绸缎，行销中南与西南各省。之后，蒋翰臣又开设典当行、盐业公司。晚年时，蒋翰臣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甚至被人誉为“江南巨富”。
家业传到蒋家俭手中时，正值辛亥革命时期。蒋家俭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把家族的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并竭力投资中国近代工业。时间不长，他接连创办了苏州苏纶纱厂、苏州丝厂、南通大生纱厂和安徽芜湖裕中纱厂。
值得一提的是，蒋家俭创办的苏州苏纶纱厂，其设备与硬件设施都是国际一流的，拥有着瑞士BBC公司制造的2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和先进的技术与生产工艺。自民国20年（1931年）起，他们生产的产品开始经上海行销于海内外。
当时，有人在看到蒋家俭所办的纶纱企业时，不无赞叹地说：“中国纱业之先进，亦新工业之前导也。”有当代学者研究称赞他是回族民族工业的先驱。
1919年冬，回族商人鲁连城投资10万元，在河南武陟县木栾店独资创办成兴纱厂，日产量3800锭。采用千佛阁牧童人像为商标，是河南纺织工业中较早的纱厂之一。后来，河南回族商人杜秀升收购该厂，改变商标和名称后继续生产。
1920年，云南回民马汉波、马正和、马泽如、马千里四兄弟筹资从外地购置回织布机50台，在昆明创办了明德织布厂。
1929年，山东回族实业家马伯声筹建了仁丰纱厂，生产的“蜘蛛美人牌”十二磅原白布物美价廉，与日本大五幅布竞争于国际市场。
1932年，西安回民白楚珍、冯梦麟见到纺织业对于棉花的需求越来越大，索性创办了棉花机器打包厂。这个工厂拥有19个弹花车间和一个仓库，有回汉工人近千人。同时还拥有德国生产的打包机和俄国的技术指导。他们将打包好的棉花直接运送到东南沿海地区，时间久了，这家工厂在西北和东南沿海一带，享有很高的声誉。
六、涉足机械工业的回族人
1916年，回族穆成波在天津城里创办了盛立合桅灯厂，产品主要用于轮船前后桅杆处的装置，是信号灯的一种，也是航海船舶的必需品。
办厂初期，工人有600多人。几年后，德国商人看到其生意日益兴隆，便暗地里打起了小算盘，借口其商标与德国产品相似，威逼停产。穆成波在极为痛苦的心情下，坚定信念，激励工人改进生产，去掉原有商标，换成新商标，继续生产。
说起马福泽创办机械工业，还有一段历史渊源。
马福泽，河南洛阳人，1934年，为躲避日寇和战乱携全家人迁居西安。到西安后，马福泽先后在西安创办了制革厂、织布厂等。后来，他又带人在渭南经营棉花生意，创办了大中花行。马福泽交际甚广，与国民党上层白崇禧、于右任、马鸿逵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7年，他出任国民政府中央赈灾委员会委员，1938年秋，又出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分会理事长。
1938年11月23日，时逢穆斯林开斋节，西安回民坊各清真寺遭到日寇飞机轰炸，马福泽动员并组织起了一支回民青年救护队——“西安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通过民间力量和陕西省政府，对受灾群众进行抚恤、安慰。
此时的马福泽逐渐明白，躲避已不是办法，与其逃避，不如通过实业报国，与自己的祖国一起抗击日寇的入侵。
1939年，马福泽了解到抗战前线急需很多物资品种，于是，他找到了好友程正光、傅子和，提出创办机器厂，专门为前线生产抗战所急需的物资，并为工厂取名为建国机械厂。
数月后，几座现代化工厂在西安拔地而起。工厂开始生产电话机、汽车轴承，炼制汽车用油，研制生产远程炮弹。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这家涉足机械工业的民族企业，与祖国休戚与共，一起渡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七、回族在其他工业领域的建树
1915年春，武汉的江堤上暖风徐徐，为了抵制日本货和美国货，一个叫陈经畲的回族人马不停蹄地奔波在长江两岸，为筹集两万四千两白银而忙碌。
时年35岁的他不过是当时汉口一家百货店的业务经理，可他擅长游说，处事稳重，办事讲信誉，深得同业信赖。
不久，在经历一番艰苦的筹备后，他从上海购置了一套制造肥皂的设备，又派人从德国购置从肥皂废液中提炼甘油的设备，重金请来化学工程师从事研制和生产工作。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他在汉口开办了汉昌烛皂厂无限公司。
后来，陈经畲生产的肥皂，在国内风靡一时。1933年，他被推举为汉口总商会会长。
1938年，日寇逼近武汉，工厂被迫停止生产。9月，日寇占领武汉前夕，武汉工业大转运，陈经畲带领人员把能带走的机器设备都搬到了重庆。
抗战胜利后，陈经畲于1946年7月在武汉重新办厂。但随着内战深入，市场萧条，肥皂厂一直苦苦支撑到解放后。
除陈经畲创办化工厂外，天津回民马泽民还在1921年于张家口创办肥皂厂。该厂后来又在包头建立分厂，产品占据了北京市场和西北市场。
民国时期，河北定县回族白泽民在传统制药的基础上，改进了其明代先祖白敬宇的制药方法，采用西方近代技术将手工作坊改造为现代工厂，专制眼药，后又在北京、南京、汉口、长沙、郑州等地设立分厂，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眼药生产厂家。1915年，“白敬宇眼药”获得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赛会”金奖。民国年间，国内这种眼药水妇孺皆知。
抗战最艰难的时候，白敬宇制药厂被迫内迁重庆，在重庆期间，白泽民还出资邀请老舍创作《国家至上》的话剧剧本，这个剧本描述的就是回族抗战的故事。
八、回族商业活动领域进一步扩大
辛亥革命后，回族的商业经济发展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与生动局面。回族商人开始从比较多地从事清真饮食、牛羊肉屠宰等，向更多的商业领域扩大。
在北京，回族经营澡堂、烟铺等行业大为增多。
在天津，回族经营的有盐、丝绸、布匹、粮食、纸张、竹器、染坊、百货店、外贸等行业。外贸业务中尤以“长元德”最负声望，它是在“长元德喜寿花烛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893年起就开始经营进出口贸易。出口商品包括牛油、牛皮、牛骨，进口商品有煤油、洋蜡、石油蜡料等。
在上海，回族经营的有春源祥纱号，宝华、国际、中法西药房、福裕呢绒号、艺光照相馆以及房地产、洋货、化工原料、印刷、书店、礼品、进出口贸易等行业。马晋卿等于1913年合伙组织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协兴公司”，以东南亚地区为主要市场，香港为中转站，还设立科伦坡分公司，出口商品以中国丝绸、茶叶、瓷器为大宗，还兼营爆竹及中药材等。进口商品以水晶、燕窝、西洋参、红蓝宝石及中西药材为主，每年进口贸易金额达数万元。
江苏回族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十分明显。以扬州为例，这一时期回族商业新增的行业有材版、锅店、文具、柴篷、轮船、运输、煤炭、酒店、照相、金融等行业。南京回族商业面已拓宽到棉纱、纸张、金融、石油等方面。如经销棉纱的有杨子渊的仁和祥大商号；经营金融业的有李汉卿的长和钱庄、金宏义的大同钱庄，经营放贷、存款业务，金氏还被推举为南京商会常务理事。南京当时的回族总人口接近3万人，而从事饮食行业的就有近万人，约占三分之一。
在湖南邵阳地区，新中国成立前共有回族189家，其中从事饮食、屠宰、制革等行业的有142家。许多回族还利用当地特产和交通资源优势，在每年辣椒上市季节，为外地客商代办收购、加工、托运业务，营销范围除本省湘潭、长沙外，还远及广州、武汉等地，经营该项业务的以“海同兴”最为有名。在衡阳、湘潭等地的回族中，经营这些行业的几乎占半数以上。
江西南昌，据1920年的相关统计，回族所经营的商业可分为下列几类：五金火柴业、茶食糕饼业、古玩业、镶牙业、办馆业、刻字石印业、眼镜洋货业、瓷器业、宰卖牛肉业等。其中，五金火柴、刻字石印、瓷器、镶牙、眼镜洋货业等均为新拓宽的商业门类。
在四川成都，出现了几十家开绸缎店、电料行、药房以及煤油公司的回族人。其中资金千元以上者10余家，万元以上者也有几家。
在云南昆明，回族从事西药、五金、杂货、煤炭、建筑材料、钟表修理等行业。
西北地区回族的商业经济，主要是以经营牛羊肉、饮食小吃、皮毛、日用品等为主。
东北回族商贩主要经营瓜果、蔬菜等鲜货以及牛羊屠宰、皮革和饮食业。
辛亥革命后，回族中虽然没有出现多少商贾大家，但却形成了普遍性的民族商业行为，他们把各种商品带到了全国各地。这一时期，回族商业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和特点，再后来，也便有了人们所说的“天下回回生得怪，个个都会做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