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袁世凯倒行逆施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在立宪派、旧官僚和帝国主义的配合与支持下，窃取了革命的果实。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很快颁发了《训勉军人令》，要求缩编军队。此时，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表示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本人的诚意，通令各地革命军裁军或解散。统一军权，这让袁世凯喜上眉梢，但他更想把临时政府改造成为自己的独裁工具。
内阁总理，在政治体制中原本是一个核心位置。当时临时政府的内阁总理唐绍仪虽是他多年的故友，但在袁看来：此人不可重用。
唐绍仪早年留学欧美，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倾向于革命，同盟会会员。唐绍仪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民主气氛浓郁，加之他比较坚持原则，对袁世凯并非事事顺从。为此，袁与唐，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争执甚至是矛盾。唐绍仪一气之下，向袁辞职，到上海过了一阵“不问政治”的生活。
袁世凯当政3个月，民国政府形同虚设。7月29日，袁世凯假意发表通令，劝告各政党：“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为掩人耳目，他发出电文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来北京举行会谈。
1913年初，民国国会选举，国民党以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参加竞选出任内阁总理，这成为袁世凯独揽大权的最大阻碍。袁曾派人给宋教仁送去一张50万元的银行支票，并表示如不够用还可以增加。宋教仁不为金钱所诱，南下竞选。
宋教仁25岁时，曾就“间岛问题”为中国领土的完整作出过杰出贡献。辛亥革命后，他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具有卓越的贡献。
1913年春，宋教仁到达上海，沿途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反对袁世凯专权，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由此，袁世凯收买宋教仁的阴谋破产，密令国务总理赵秉钧策划谋杀宋教仁。
3月20日晚，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前往北京，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前去相送。正当他准备登车时，突然遭到行凶者连击三枪。一旁的黄兴等人连忙将宋教仁扶上汽车，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医生手术中发现宋教仁体内的弹头有毒。次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年仅31岁的宋教仁因伤势过重去世。
不久，宋教仁遇刺案由回族人黄镇磐具体承办。袁世凯意欲收买黄镇磐，阻挠案件的进展。
身在日本的孙中山不断发来加急电报，要求“查清凶手”，“一定要彻查此案”。身在上海的黄兴、陈其美深感责任重大，时时催促黄镇磐等具体办案人。黄镇磐在办案过程中意外地发现，宋教仁案与袁世凯有关联。而在北京的袁世凯对宋教仁案佯装十分惊讶，还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人前往慰问宋教仁的亲属，并悬赏缉拿凶犯。
宋教仁案真相被揭穿后，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主张“非去袁不可”，于1913年7月兴师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但这次以孙中山为首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捍卫民主制度的斗争，很快就被势力强大的袁世凯派系镇压了下去。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袁世凯在立宪派、旧官僚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与配合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实事上，袁世凯野心勃勃欲恢复帝制，自1913年10月强迫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后，就觊觎皇帝宝座。1915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换取了帝国主义的支持。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浪潮。
二、浴血奋战回族人
革命派于1915、1917年先后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国会和临时约法的护国、护法运动。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回族志士积极奔走在捍卫民主共和的各条战线上，他们浴血奋战，屡立功勋。这些人中，有马秀廷、马聪、孙永安、马鑫培、沙云仙、王廷治、罗汉彩、马一等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回族儿女。
马秀廷（1853~1927年），字文仲，清末将领，曾在清末中法战争中建立卓越功勋，诰授建威将军。民国初期授予陆军少将。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起兵，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马秀廷追随蔡锷，反袁护国。广东军阀龙济光与广西军阀陆荣廷联合，以雄厚兵力进攻云南，欲由罗平直捣昆明。时任普洱防殖边统领的马秀廷驻军罗平三江口，占据滇、黔、桂三省要冲，“截隘堵险，扼其进路”，并在八达河打败敌军，迫使前来反扑的粤军改道。不久，个旧、弥勒、邱北相继失守。马秀廷又督师截击，攻克邱城，大败粤军。1918年，马秀廷晋升陆军中将。
马聪（1886~1961年），字伯安，云南昆明人，云南武备学堂毕业。唐继尧主持滇政时期，马聪任军政司司长；1929年龙云任省主席期间，任云南省务委员会委员，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云南军管区副司令员，功勋卓著授陆军中将。在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分会”会长期间，团结全省回族人民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内战，支持学生爱国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马聪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常委等。
孙永安，字竹卿，云南昆明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同盟会会员。1915年护国之役中，马聪与孙永安二人在起义前夕的12月22日，参加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召集的重要会议，与会39人歃血盟誓，共定义举，打响了讨袁第一枪。孙永安在护国之役中先后任炮兵团长、第一师第一旅中将旅长和军政司长，他慨然将其多年经营起来的炮兵精锐全部分调给护国军。马聪任护国军第三军第六梯团第十一支队长，参加作战，1916年以功升陆军中将，任第一混成旅旅长、自贡警备区卫戍司令。护国之役告捷后，返回云南。
马鑫培，云南昭通人，陆军上校，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营长；沙云仙，云南大理人，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营长。还有王廷治、陆锦先、马一等人也都积极参加了护国战争。
三、护国骁将赵钟奇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气焰嚣张，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13天后，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组织护国军，宣布云南独立，通电全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维持国会，出师川、桂、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
不久，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导致“中华帝国”迅速覆灭。
在这一运动中，有一批云南回族仁人志士、爱国将领加入了护国队伍，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行径。其中功绩卓著的有赵钟奇、孙永安、马聪、马鑫培、沙云仙、马秀廷等人。
赵钟奇（1878~1970年），字毓衡，曾用名钟琦，云南凤仪（今大理）人。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上海起义、云南护国运动诸役，为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曾任沪军先遣队、云南督军公署参谋长，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为云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回族文化教育的发展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赵钟奇13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他天资聪慧，苦心攻读，对于“经史子集”和伊斯兰教经典均有较深造诣。1904年，赵钟奇因学习优秀，被地方公费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实现了他投笔从戎、武力救国的夙愿。在此期间，他与蔡锷、唐继尧、熊克武等民国著名人士都有友好往来。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建“中国同盟会”后，27岁的赵钟奇等人成为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会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出于对自己民族和宗教信仰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同盟会成立次年，即1906年，赵钟奇和留日回族学生36人在东京成立了以提倡教育普及和宗教改革为宗旨的“留东清真教育会”，公推留学东京法政大学的云南籍回族学生保廷梁为会长，赵钟奇等为教育会的重要成员。他们创办了刊物《醒回篇》。《醒回篇》虽只出版了一期，但它集中反映了清末回族知识青年的爱国进步思想。赵钟奇在《醒回篇》发表了《中国回教之来历》，阐述了回族与祖国生死与共的关系，提出并重申了回族人民肩负的爱国责任。
1909年毕业回国后，赵钟奇受同盟会委派，到保定军官学校当教官，之后进入新军，任新军第七师步兵团团长，后回云南留任讲武堂教官。驻扎上海、江浙一带时，他参与同盟会活动，联络会党、创办报刊、宣传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辛亥革命上海起义中，赵钟奇任辛亥革命军沪军先遣队参谋长，参与起义。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赵钟奇因功被任命为旅长。7月，赵钟奇被云南都督蔡锷任命为督署代参谋长，兼任云南讲武堂第四期生徒队长、战术教官。云南讲武堂培养了诸如朱德、叶剑英、龙云、卢汉等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
每到革命危难时，赵钟奇总是挺身而出，对革命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忠诚。1913年蔡锷离滇，12月6日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8日大理发生兵变，形势危急。赵钟奇奉命率部出击，成功处置兵变，晋升为陆军少将。1915年8月，被任命为驻滇西卫戍司令，率军驻防滇西。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在云南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反袁称帝，拥护共和，开始了护国运动。赵钟奇与孙永安、刘祖武等人联名发出“铲除帝制重建共和”的通电，以声援蔡锷等人的讨袁义举。云南宣布反袁后，立即组织了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分任三军总司令的“云南护国军”。
1916年1月，粤军龙济光受袁世凯之命率领部队进攻云南，唐继尧派赵钟奇率部在滇东南配合挺进军杨杰等部阻击粤军，赵钟奇率军在广西黄草坝同龙觐光相遇，发生激战。由于指挥得当，赵钟奇一举击溃粤军，迫使粤军通电拥护共和。不久之后，川中逆军又兴。赵钟奇和顾品珍率军入川，艰苦作战，终于击溃叛军。随后，赵钟奇部进驻成都郊区的龙泉驿，扼守咽喉要道。此时，赵钟奇因功升督署参谋长。
护国运动成功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于1916年6月6日病逝。
1917年，北京政府特使王芝祥到达成都，为护国有功人员晋级授勋，以示羁縻。赵钟奇晋升陆军中将，授二等文虎章。
1918年4月，赵钟奇被任命为永宁中将道尹。1918年7月，赵钟奇任靖国联军第二师师长，左翼总司令。1921~1922年顾品珍入主云南军政，赵钟奇为云南盐运使司司长。1927年龙云主政云南，任命赵钟奇为滇西宣慰使，后又改委为腾越道尹。1931年国民革命蜕变为军阀混战后，赵钟奇见状毅然弃政归田，安居故里，他布衣回乡时，乡人列队郊迎30里。1931~1936年的几年间，赵钟奇一直安居故里。期间，他读书写字，墨迹常留乡间，深孚众望。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参加过护国运动的滇西名将，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特别接见。他居功不傲，颇受两位开国领袖的赏识。
四、英名长存尹神武
1915年11月10日上午10时许，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乘坐轿车前去礼查饭店，与在上海的日本人一起祝贺日本天皇加冕。当车子行驶到外白渡桥时，遭到了炸弹袭击，郑汝成本人头部中弹10枪，当场毙命。
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最为传奇、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就是孙中山革命阵营里的回族青年尹神武暗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
尹神武（1890~1918年），原名尹作栋，化名孙祥夫、沈国强，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一户回族商人家庭。父亲尹凤祥、伯父尹凤藻都是十分虔诚的回族穆斯林。其父在营口港附近开有一个叫“天顺吉”的货栈，在营口算得上是大户人家。
尹凤祥共有四子，尹神武在四兄弟中排行老大。他自幼聪明好学，性格文静，平常少语，很受父亲偏爱器重，希望他将来能光耀门楣。
1906年，尹神武从营口乙种商业学校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奉天（沈阳）甲种商业学校。在校学习期间，总爱探讨治国安邦之事。从营口到奉天，他目睹了外国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欺压民众，而清政府却软弱无能，听之任之的现状。对此，尹神武十分难受，暗下决心要以身报国。
1911年，因学业优异，尹神武被省教育司选送，留学日本。1912年冬，尹神武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法系学习。求学期间，他目睹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情景，立志教育救国，造福人民。在东京读书期间，他写信建议父亲和伯父修建营口的东清真寺，还在寺内开办了“海里凡”（念经的学生）学习班，同时为过往的贫苦回民提供食宿。这些善举深得人心。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集合部分国民党党员，成立了中华革命党，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行径，组织武力讨伐。年底尹神武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5年，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派驻各地亲信、党羽为虎作伥加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