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发行头几版时，人们还无法估计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世界上的反响。埋在土里的种子，必须等到夏季才能引人关注。
现在，收获已经显示出来。从托尔斯泰那儿出现了一棵系谱树。他的话语被付诸于行动。受到他这位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先驱者圣约翰”深刻影响的人，是印度的救世主：圣雄甘地。
人类历史中经常会出现令人赞叹的事，尽管思想的巨大努力表面上消失了，但其精髓却依然留存，相互间的回响与呼应似流水般奔涌向前，不断地壮大着，灌溉着大地。
1847年，十九岁的青年托尔斯泰因病住在喀山的医院里，他的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位喇嘛，面部被强盗严重砍伤。托尔斯泰从喇嘛那儿第一次获得了不抵抗主义的启迪，而在以后的三十年中一直奉行不谕。
六十二年以后，1909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垂危的托尔斯泰手中，接受了他以他的爱与苦培育的这束圣光。而且，甘地还把它变成火炬，照亮了印度：它的光芒照亮了全球的各个地方。
在叙述他俩的关系之前，我们想先概括地描述一下托尔斯泰同亚洲的关系。没有这一介绍，一部《托尔斯泰传》就不算完整，因为托尔斯泰对亚洲的行动在历史上也许比他对欧洲的行动更加地重要。他是从东到西，联系旧大陆的所有部分的第一条思想“通途”。现在，东西方的两条朝圣者人流，都在这条大道上穿梭往来。
现在，我们拥有一切了解主题的手段，因为托尔斯泰的虔诚门徒保尔。彼得什科夫把所有掌握的材料结集写成了《托尔斯泰与东方》。
托尔斯泰一直受着东方思想的吸引。早在喀山大学求学期间，他便首先选择了阿拉伯一土耳其东方语言系。在高加索的那些年，他长期接触了穆斯林文化。当托尔斯泰的宗教危机时刻到来时，他不满足于研究《圣经》，很快便研究起东方的宗教来。他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并萌发了要把自己读到的东西介绍给欧洲的念头。他把福音书、菩萨、老子、克里希纳的东西结成一集，命名为《圣贤思想集》。
托尔斯泰确信，人类的各种大的宗教都是基本统一的。
托尔斯泰尤其寻找同亚洲人民的直接关系。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里，亚斯纳亚与东方各国的通信往来十分频繁。在东方各国中，他与中国的思想最为接近。但是，他对中国思想介绍得却最少。自1884年起，他便研究起孔子和老子，在古代的圣贤中，他最偏爱老子。
但是，直到1905年，托尔斯泰才与老子的一位同胞通了第一次信，而且他好像只有两个中国通信者。当然，这两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一位学者名叫泰汉春，另一位是大文豪辜鸿铭。
在托尔斯泰写给这两位中国朋友的信中，特别是写给辜鸿铭的那封堪称一部宣言的长信（1906年10月）中，他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厚爱与钦佩。近年来，中国以极大的宽容忍受着欧洲各国的残酷暴行，更加深了托尔斯泰的这种情感。
托尔斯泰鼓励坚持这种心平气静的忍耐，并预言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中国把旅顺港割让给俄国，让俄国付出了惨痛代价（俄日战争），这个例子将适用于侵占胶州湾的德国和强占威海的英国。强盗们最终因分赃不均而大动干戈。
但是，托尔斯泰得知最近以来，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苏醒了，这使他深感不安，他要求中国人抵制这种思想。他认为，如果中国人传染上了这种思想，那将是一次空前的劫难。
托尔斯泰相信人类生活将会产生一种巨大变化，他坚信中国对此起着首要的作用，将成为东方各国之首。亚洲的任务就是要向世界其他各国指出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而托尔斯泰认为这条路就是“道”。他希望中国不要照搬西方的方案来进行改革，不要用立宪制来代替君主专制，不要建设一支国家军队和大工业！
托尔斯泰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人民那悲惨的景象：无产者生活在地狱之中，阶级斗争层出不穷，军备竞赛和战争连绵不断，殖民政策惨无人道。他认为，中国不能老这么遭受侵略，它面前只有一条道路：对于自己的政府以及各国政府的绝对不抵抗。只要它不为所动地始终坚持耕田犁地，服从神的惟一律令，欧洲将在中国人的英勇而平静的消极抵抗面前解除武装！人的全部智慧与幸福的秘诀，就存在于平静地在田间的劳作生活之中。他宣传以中国的三个宗教的原则为人处事：儒家，教人勿用武力；道教，宣扬“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忘我与博爱。
那位知识渊博的辜鸿铭并未从中受益多少，因为他用他那标新立异、但狭隘局限的传统精神，作为医治当代世界的大狂热的万能药，而对过去建立的秩序提出一种“忠诚的大宪章”。但是，绝不要以其表面的波涛来判断茫茫大海。
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的圣贤数千年的传统是相一致的，尽管时生时灭的党派之争与革命同托尔斯泰思想不沾边，但谁能说中国人民的思想不是与托尔斯泰的思想十分接近呢？
和中国人相反，日本人对世界上的一切新思想的如饥似渴的好奇心，成为与托尔斯泰联系最早的亚洲民族。托尔斯泰怀疑日本人的民族与好战的狂热，特别是对他们那种适应欧洲文明与立即加以滥用的神奇的灵活性。
托尔斯泰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在与日本人的频繁通信中不止一次地感到失望。例如《Didlaitschoo—lu报》主编，年轻的佐木，自称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但却把托尔斯泰的教导与爱国主义调和起来。在1904年日本同俄国的战争爆发时，佐木竟然公开指责托尔斯泰。
更让托尔斯泰失望的是田村。一开始，田村读了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俄日战争的文章，激动得涕泪交加，浑身颤抖，激奋地叫喊“托尔斯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惟一先知”。但是，几个星期之后，当日本人在对马岛摧毁了俄国舰队以后，田村被爱国主义的疯狂浪潮所席卷，发表了一本攻击托尔斯泰的恶劣的书……对托尔斯泰表现出更坚定更真诚的信仰的是那些英勇的反战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但他们的思想与托尔斯泰的真正的思想相去甚远。1904年9月，他们给托尔斯泰写了信。但是，托尔斯泰的思想还是深入到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1908年，为了庆贺托尔斯泰八十大寿，他的俄国友人们向全世界他所有的朋友写信征文，拟出一本纪念册。加藤寄来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表明了托尔斯泰对日本的巨大影响。托尔斯泰的宗教着作大部分都在日本翻译出版了。加藤说，大约在1902年到1903年间，托尔斯泰的作品引起了一场精神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是在日本的基督徒中间，而且也在佛教徒中间，由此也引发了佛教的一次革新。
在这次革命之前，宗教是一种既定秩序、一种外界的律令。这时候，它有了（或又有了）一种内在的特点。“宗教意识”随之成为一个时髦词汇。当然，这个“我”的觉醒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与牺牲精神和博爱精神不同，这种“我”的觉醒可能会导向——在许多情况下，它已经导向了，——自私的享乐、麻木不仁、绝望，甚至自杀，这个躁动的民族在情绪狂乱时往往把一切主义推到极致。
然而，托尔斯泰研究小组在京都附近成立了，他们既耕田犁地又宣扬着爱的纯洁真谛。一般来说，日本的精神生活部分受到了托尔斯泰的人格影响。现在，日本国内还有一个“托尔斯泰社”，还在发行月刊。
在托尔斯泰的这些日本信徒中，最可爱的典范是年轻的德富健次郎。1906年的头几个月里，德富健次郎从东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也立即回了他的信。
可是，德富健次郎等不及托尔斯泰的回信，便登上一艘船前去拜访他。德富健次郎一句俄语也不懂，英语也不灵。德富健次郎于七月份抵达亚斯纳亚，待了五天，受到了托尔斯泰慈父般的接待，然后直接返回日本。
在德富健次郎一生中，他都对这一个星期以及托尔斯泰那灿烂的“微笑”铭心难忘。他在1908年写的那篇动人的文章中提及此事，叙述时是用他那颗质朴与纯洁的心灵在说话的：
“穿过一万公里的距离，透过别后那七百三十天的雾气，我似乎仍然能看到他的微笑。
如今，我和爱妻与小狗住在一起。我种菜拔草……也许这是我的思想本质，也许是这不完美的时代使然。我感到非常地幸福……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么个机会中，我也只能写上几句话……”
德富健次郎用几句朴素的文字描绘了托尔斯泰智慧的、勤劳的幸福生活。
托尔斯泰因为具有俄罗斯人的身份，有许多的机会去了解穆斯林，因为俄罗斯帝国有两千万的穆斯林。他们的通信往来占有很大的位置。但是，1901年之前，他们的通信还不怎么出现。只是在同年的春天，他因复圣教会的信和被逐出教会才征服了他们。
像先知爱里升天时乘坐的火战车，托尔斯泰崇高而坚定的话语震撼着穆斯林世界。他们从中只记住了对一神论的肯定，其中回荡着他们先知的声音，他们天真地力图把自己的先知归人其中。
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人、印度的穆夫提、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给托尔斯泰写信说，读到他亲手写的公开指斥整个基督教的宣言，他们“快乐地哭了”，他们祝贺他终于摆脱了“对三位一体的黑暗信仰”。他们称他为“教友”，并竭力地要使他完全改变信仰。
印度的穆夫提带着一种滑稽的下意识，开心地告诉托尔斯泰，他们新的救世主，哈兹拉特。米尔扎。吉拉姆。穆罕默德，在克什米尔找到了耶稣的墓，从而打破了基督教关于耶稣复活的谎言。他还给托尔斯泰带来了耶稣墓的照片，以及他那位新救世主的肖像。
难以置信的是，托尔斯泰收到这些奇特的表示友谊的信件时，表现出那种几乎没有嘲讽（或悲哀）的、令人赞叹的平静。但凡未见过在这些论辩中的托尔斯泰的人，根本无法了解他那威严的性格所达到的那种端庄的温和态度。
托尔斯泰从不失去殷勤与内心的平静。反倒是那个与他通信的穆斯林，愤怒地斥责托尔斯泰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偏见的余孽”，或者因为托尔斯泰不肯相信什么新的穆斯林救世主，便用该圣人把接受真理的光辉的人分为三类的话威胁他托尔斯泰没有针锋相对地回复他的通信者。他的崇高的原则是，热爱真理的人们永远不应以宗教之不同及其欠缺为基准，而应当以团结各个宗教以及造就各宗教价值的东西为基准。
“我对各种宗教都很努力，”托尔斯泰说道，“特别是对待伊斯兰教。”——他只是回答那位愤怒的穆夫提说：“但凡具有一种真正宗教情感的人的责任就是以身作则，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托尔斯泰崇敬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某些话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穆罕默德像基督一样，也只是一个人。为了让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变成一种正当的宗教，必须使之放弃对一个人和一本书的盲目信仰，必须让它们只接受与所有人的良心和理智相一致的东西。
即使是在托尔斯泰包容其思想的那种有节制的形式之下，他也担心会损害了跟他对话的那个人的信仰：
“如果伤害了您我要请您原谅。只说一半的真理我做不到的，我要说出全部的真理，否则我就什么都不说。”
显然，他根本就不能说服他的对话者们。
但是，托尔斯泰遇见了其他的一些穆斯林，一些开明的、自由的穆斯林，他同他们完全谈得来：
首先是那位埃及着名的大穆夫提、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1904年4月8日，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从埃及写了一封崇高的信给托尔斯泰，祝贺他被开除教籍，因为考验是上帝对选民的神圣回报。他说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着并聚集着真理的寻求者，说他们的心一直期盼着他创作的一切作品。托尔斯泰热情诚挚地回了信。
托尔斯泰还接到波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901年海牙首次和平大会的代表米尔扎。里扎。卡恩亲王的致敬信。
受巴布主义运动的吸引，托尔斯泰经常同这派人物通信。他同某些巴布主义者保持私交，例如从埃及写信（1901年）给他的神秘人物加布里埃尔。塞西，据说他是阿拉伯人，改奉了基督教，后加入巴布主义运动。塞西向托尔斯泰陈述了自己的主张。
托尔斯泰回信（1901年8月10日）说，“我对巴布主义早就感兴趣了，而且读过能弄到的有关这一题材的书籍”，他对于它的神秘依据及其理论并不看重，但他相信它将来在东方的道德教育中很有前途：“巴布主义迟早将同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
托尔斯泰还给那个给他寄了一本有关巴布主义的书的俄罗斯人写信，说他坚信“现在正从各个不同教派——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中出现的理性宗教的全部教义必将取胜”。他看见这些教派全都在“向着惟一的普遍适于人类的一种宗教汇聚”。
托尔斯泰高兴地获悉巴布主义已深入俄罗斯，影响着喀山的鞑靼人，而且他还邀请鞑靼人的头领沃伊索夫到他家里，与他谈了很久，此事有记载可考。
1908，伊斯兰教派加尔各答的法学家作为代表，他名叫阿卜杜拉一阿勒一玛姆一苏赫拉瓦尔迪，他的文章把托尔斯泰称颂为一座伟大的丰碑。苏赫拉瓦尔迪称托尔斯泰为瑜珈僧，认为他的非暴力观点与穆罕默德的教诲并不矛盾，但是，“必须如同托尔斯泰读《圣经》一样，在真理的光辉之下而不是在迷信的浓雾中去读《可兰经》”。
苏赫拉瓦尔迪称颂托尔斯泰不是超人，而是所有人的兄弟；不是西方或东方的光辉，而是神的光辉，是照耀众人的光辉。
确实，托尔斯泰所宣传的那颇具影响的圣人人格在印度出现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处于完全觉醒的状态。除了一部分十分了解情况的学者精英之外（他们并不急于向广大群众传播他们的知识，只知躲在其语言学的小屋成一统），欧洲尚不了解这一点。自1830年起，这印度的天才便已见端倪，并在1900年前后蓬勃发展起来了。
这一次，印度思想的各个领域都绽放出鲜花。在艺术领域，在科学领域，在思想领域，全都如此。泰戈尔的大名脱离了其家庭的星座，几乎普照着全世界。吠檀多派被雅利安社的创始人，被称作“印度的路德”的达耶南陀。婆罗斯瓦蒂所改革（1875）；而凯沙布。申德尔。森则把梵社变成一种激烈的社会改革的工具和接近基督教思想和东方思想的基地。
在印度的宗教天穹上，闪耀着两颗特别耀眼的巨星，他们是突然出现的，——或者如印度人的说法，是几世纪之后又重新出现的，——这是思想界的两个奇迹。一个是拉玛克里希纳（1836～1886年），他是上帝的疯子，他把他的爱普施于神明的所有形式；另一个是他的门徒韦夫卡南达（1863～1902年），他比他的师父威力更大，他用滚滚而来的精力唤醒了疲惫不堪的民众的行动之神——毗湿奴神。
托尔斯泰涉猎很广，对他们非常了解。他读过达耶南陀的论文集，是《真理》杂志的主编拉玛。德瓦寄给他的。自1896年起，他便为韦夫卡南达发表的头几部着作而激动不已，并且很欣赏拉玛克里希纳的谈话录。但是，韦夫卡南达1900年的欧洲之行，没有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大遗憾。在万国博览会举行的那一年，这位伟大的印度先行者途经巴黎，他因脱不开身，未能去见托尔斯泰，欧洲和亚洲的这两位宗教天才终于未能联手。
托尔斯泰的思想像印度的先行者一样，深受“爱之主”克利希纳的思想影响。在印度，有一部分人也把托尔斯泰敬为“圣人”，称他为一位再生的古贤哲。《新改革》的主编戈帕尔。切蒂，在印度是托尔斯泰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在1908年的贺寿文中把托尔斯泰比作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并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在印度，就会被视为毗湿奴神，被视为宇宙心灵的化身，被视为斯里一克里希纳。
但是，历史的长河就像命定的流水，把托尔斯泰从苦修士对于神明的梦想带到了韦沃卡南达和甘地的伟大行动的跟前。
这是命运的奇异转变！第一个把托尔斯泰引导到这一方面去的、后来成为圣雄甘地的得力助手的那个人，名叫塔斯，他就像去大马士革之前的圣保罗一样，是托尔斯泰思想的激烈的反对者……能够想像是托尔斯泰的声音把他终于召回来完成其真正的使命的吗？——1908年底，塔斯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他常写信给托尔斯泰，毫不隐瞒自己的暴力信仰，他公开抨击托尔斯泰的不反抗理论，然而，他又请求托尔斯泰对他的报纸《自由印度斯坦报》作同情的表示。
托尔斯泰给塔斯回了一封长信，题名为《致一个印度人的信》（1908年12月14日），几乎像一篇论文，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在信中，他奋力地扞卫自己的不反抗与博爱的理论，甚至每一部分都引用克里希纳的话作为论据。
托尔斯泰大力抨击古老的宗教迷信，也毫不放松对科学的新迷信的痛斥。他强烈指斥印度人背离其古老的智慧而去迎合西方的错误做法。
他说：“在佛教与儒家的世界中，新的科学是带有偏见的，并没有立足之地，而且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明白了‘暴力是正确的’宗教谎言之后，将能孕育那适合人类的、为东方的大师们极力颂扬的爱的真谛。
“但是，代替了宗教迷信的科学迷信逐渐侵入东方人民的思想。它已经征服了日本，带来了最严重的灾难。它又在中国和印度，散布给了那些像您一样，自命为民众带头人的人。您在您的报纸上提出下面的思想作为指导印度活动的基本原则：
“……什么！你们，最虔诚的民族中的一员，竟然以一种轻松的、深信科学教育的心情，把那自远古以来就在民众中强烈呼唤的爱的真谛放弃！……而你们竟然对那些被暴力的拥护者、真理的敌人、先是理论的后为科学的奴隶——你们的欧洲老师们——所提供给你们的错误言论，鹦鹉学舌！
“英国人确实是征服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没有尽力吗？——可这正好相反！如果说英国人征服了印度人，那只是因为印度人曾经一直承认，而且现在仍然承认暴力是他们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他们以这种原则的名义屈从于他们的君主，他们以这种原则的名义，向各邦君主，向欧洲人，向美国人进行过斗争……印度人如果是被暴力征服了，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曾经也是很暴力的，而且现在仍是这样，并且还不懂得博爱。”
“如果一个人一味地追求他正拥有的东西，而他自己又不知道已经占有那东西，这个人是愚昧而值得怜悯的！是的，不了解自己周围的给予他的爱的人，是可怜的和愚昧的！”（克里希纳语）“人应当以爱为原则去生活，应当以适合自己心灵，并且以不反抗与不参与暴力的爱的原则生活。这样，不仅一百来人无法征服一百万人，而且，几百万人也无法征服一个人。
在克里希纳的一段话结束后（如同开头一样），托尔斯泰宣道：
“孩子们，睁开蒙蔽的双眼，往更高处看，你们面前将出现一个充满着欢乐与爱的新世界，那是一个理性的、被‘我的智慧’创造的世界，是惟一的真实世界。那么，你们就将会知道，爱使你们变成了什么样，给予你们什么了，要求你们怎么去做了。”
托尔斯泰的这封信机缘巧合地落到了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手里，他名叫甘地，当时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当律师。看到这封信，甘地被深深地震撼了。
1901年年底，甘地给托尔斯泰写信。他告诉托尔斯泰，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托尔斯泰的福音精神感召下，领导着牺牲运动。他请求托尔斯泰允许他把他写给塔斯的信译成印地文。
两个有着共同思想火花的人终于有了思想上的交流。托尔斯泰对甘地的“以温和抗强暴、以谦卑与爱抗傲慢与暴力之战斗”，表示了兄弟般的祝福。
“您所研究的‘消极反抗’的问题，具有着最高价值，不仅是对于印度，而且是对于全人类。”
托尔斯泰读了约瑟夫。J。多克撰写的《甘地传》，深有感触。尽管他当时有病在身，但还是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短信（1910年5月8日）。当他感觉已康复了之后，他于1910年9月7日，从科茨谢蒂，——他离家出走并客死他乡前的一个月——给甘地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
尽管这封信很长，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在本文后面几乎全文附录。在将来的人看来，它现在是，而且将来也仍将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的福音书和精神遗嘱。
1914年，这封信在南非的印度人的《印度评论》的黄金版上得以发表，该杂志是旨在宣传在南非的消极反抗运动的。这封信与消极反抗运动的事业的成功联系在了一起，同不反抗主义的第一次政治性胜利联系在了一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4年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人们相互厮杀，这种反差简直令人发指。
当暴风雨过去之后，当狂野的喧嚣趋于平息，人们在一片废墟上又听见了甘地那纯洁而坚定的声音，如同云雀在歌唱。这声音以一个更清亮更悦耳的音调，重新唱出托尔斯泰的那句伟大的话语，是一曲新的人类希望的颂歌。
罗曼。罗兰
1927年5月
第10章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约翰内斯堡的甘地先生：
我已收到您寄来的《印度评论》，读了它所说的绝对的不反抗主义的内容，我不胜欣慰，突然很想向您表述我读过之后的感想。
活得越长久，——特别是在我清晰地感到死之将至的此时此刻，——我就越需要表白最触动自己心灵的东西，表白那些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抵抗主义。它从根本上来说，是爱的原则的教导，尚未被骗人的解释所歪曲。
爱，也可以说是，心灵对人类沟通与互助的渴望，代表着人生最高的和惟一的原则……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感觉到（在儿童身上，这一点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只要不被世俗思想的种种谎言所蒙蔽，他就会知道这一点。
人类所有的圣贤——印度的、中国的、希伯来的、希腊的和罗马的——都宣扬过这条原则。特别是基督，最清楚地表述了它。基督用确切的语言说，这条原则包含着一切原则和一切先知先觉者。但是，基督预料到这条法则有被变形的可能，便专门地揭示了它会被物欲横流的那些人歪曲的危险。
这个危险就是，那些人自以为应以暴力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有权以牙还牙，有权以暴力来夺回被人以暴力夺去的一切，等等。基督知道（如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的那样），暴力的运用与人生的最高原则——爱——水火不相容。
基督知道，只要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接受了暴力，这原则就会被全盘摧毁。表面上看来，全部的基督教文明是极其灿烂辉煌的，但在往往有意无意间，会显示出这显而易见的、怪诞的误会与矛盾发展。
事实上，一旦接受了暴力反抗，爱的原则就失去了价值，而且再也不会有价值了。而如果爱的原则没有了价值，那么，除了强权而外，就再没有任何的原则了。十九个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就是如此。再说，在任何时候，人们都把武力看作是社会组织的主导原则。
基督教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便是，在基督教中，爱的法则被清楚而明确地提出来，跟在任何其他的宗教中不同。尽管基督徒把他们的生活建立于暴力之上，但他们仍然郑重地接受了爱的原则。
因而，基督教民众的生活是他们的信仰与他们的生活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应该成为行动的原则的爱，与在种种形式之下的暴力的矛盾。所谓暴力的种种形式是：政府、法庭和军队，被认为必需而受人拥护的机关。这个矛盾随着内心生活的发展而加剧，并最终达到顶峰。
今天，问题提出来了：是或不是？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我们否认任何的宗教道德教导，在我们的生活中任由强权摆布；要么就把一切苛捐杂税，一切司法和警察机关，特别是军队，统统取消。
今年春天，莫斯科某女子学校举行宗教测验，先是信教老师，然后是参加测试的主教提问学生。他提的问题是“十诫”，特别是“戒杀！”。
学生如果回答正确，主教还会问：“上帝的律令，是否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许杀戮？”那些女孩子们事先被老师们教过的，很多人都回答：不是永远不许。
但是，这帮可怜的女孩子中，有一个例外（是现场的一个目击者讲给我听的）。她听到那第一个例行问题—“杀人是否永远是一大罪恶？”——时，脸一红，激动而坚定地回答说：“永远都是！”
对于主教的所有诡辩，她都矢志不移地予以反驳，说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永远禁止杀戮，而且，《旧约》中早已这么写着：至于基督，他不仅禁止杀戮，而且禁止伤害邻人。尽管主教威然庄严，能言善辩，但还是被那个女孩儿驳得哑口无言。那个女孩儿赢得了胜利。
确实，我们尽可在我们的报纸上的连篇累牍的文章中，大谈什么飞行发展、外交纷繁、俱乐部、科学发现，所谓的艺术作品，而对这个女孩儿所说的充耳不闻！
但是，我们不能压抑其思想，因为一切基督徒都像她一样，或多或少地隐隐约约地能感觉到。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救世军、日益增加的犯罪率、失业、富人们日益疯狂的穷奢极侈，以及穷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杀事件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情况都在证明：内在的矛盾应该解决，而且必将解决。
承认爱的原则，谴责任何暴力的运用，可能使这一状况得到解决。因此，您在对我们说的远在天涯海角的德兰土瓦的活动，正处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之中。它是当今世界的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不仅是基督教的信仰者，世界人民都会参与其中。
同样的运动在俄国也在迅速发展，拒绝服兵役的人数逐年在增加，您听到这个情况一定很高兴。虽然在你们那里不抵抗主义者和在我们这里的拒绝服兵役者的人数都很少，但他们都可以说：“上帝将与我们同在。”
基督教的思想传播中，即使教给我们的是歪曲了的教义，即使承认为了战争可以实施大屠杀，仍存在着一种激烈的矛盾。迟早有一天，它将会赤裸裸地表露出来。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消灭基督教（可是，没有基督教，国家政权就无法维护）；要么取消军队，放弃对武力的使用（但武力对国家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各国政府都已感觉到了这一矛盾，你们的英国政府和我们的俄国政府也都感觉到了。
由于保守思想的存在，他们都在迫害揭露这一矛盾的人，其活动所花的力量超过对待任何其他敌视国家。我们在俄国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且，通过你们的报纸上发表的东西，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各国政府非常清楚地看到，威胁它们的最严重的危险是从何处来，它们警惕有加地维护的，不仅仅是它们的利益。它们知道，它们是在为生存或死亡而战斗。
列夫。托尔斯泰
1910年9月7日于科茨谢蒂
